论当代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建构与市民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当代论文,资本论文,市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社会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交往与信任，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加强，人们互相关爱并对公共或社群利益抱有共同的志趣，生活在社会中的公民除了关照自我的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有着清晰的集体主义理想目标。然而，现代社会的进步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使得传统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以及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如果我们今天越来越感到个体生存的压力、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和社区精神的衰退，那么这样的情形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呢？造成这一局面的可能原因是什么？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是否可以避免这种结局呢？从1995年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D.Putnam) 发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衰落的社会资本》一文后，有关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以及其它专业领域研究者热烈讨论的话题，这篇文章既引来了高度地赞誉，同时也招致了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批评。2000年，普特南在其早年发表文章的基础上，撰写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以下简称《独自打保龄球》)一书，此书在全球的影响十分广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公民，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政治家，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主义分子，都对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注：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随着社会团体和非营利组织的涌现及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2005年是我国政府以“建设和谐社会”为主要发展目标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认真反思过去多年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资本下降和社区内公共意识淡漠、人际关系疏离等诸多问题。
本文通过对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主要论点和结论的回应和批评，重点讨论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建构的策略这一具体问题，并在相关理论概念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进一步阐述在社会转型时期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的社会资本积聚和公民参与对培育市民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二、市民社会的衰退与繁荣：对市民社会发展状况的两种判定
1、社会资本的下降
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针对美国当今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资本的发展状况举例指出，美国社会正在面临显著的社会变迁，其中最明显的是公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年轻人不再像长辈那样热衷于关心和参与政治生活，同20世纪60年代相比，90年代为数众多的社团和协会的会员数量急剧下降。因此，普特南在书中试图解释的中心内容就是90年代美国公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他采用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也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家所热烈讨论的一个术语。普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一样，也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他说，“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观念是社会网络具有价值”，同时，“社会联系会影响个人和群体的生产力( Productivity) ”（注：Putnam,R.D.,2000,Bou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nunity.New York：Simon se sduster.）。接下来，普特南进一步说明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他说，“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联系——即社会网络和从人们中产生出来的互惠与信任规范”（注：Putnam,R.D.,2000,Bou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nunity.New York：Simon se sduster.）。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不仅讨论了社会资本的积极后果，如互助、合作、信任与制度的有效性，同时也说明了其消极一面，比如，以社会联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可能导致部门主义、种族主义和腐败。在区分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时，普特南指出，有两类重要社会资本，一是搭桥性质的( Bridging) ，另一类是聚类性质的( Bonding) ，前者是包容的，而后者是排他的。
普特南通过多方面的证据来说明美国社会普遍出现的公民参与社会资本衰退的趋势，当然，他也强调，衰退并非是唯一的趋势，美国社会也同样可以出现社会资本繁荣的景象，而这正是需要努力建设的事情。为证明美国社会公民参与社会资本下降的趋势这一问题，普特南首先说明公民政治参与下降这一事实，他用美国总统选举中公民投票的经验统计资料来说明这一问题，因为投票行为是体现公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形式。他指出，根据罗帕( ROPER) 抽样调查组织的统计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公民选举总统的投票比例下降了近四分之一。同样，统计资料也表明，美国公民在90年代对其他的政治活动，如情愿签名、参加政治集会、在地方组织中参加某个委员会、担任政治团体的工作人员等，也出现下降的趋势。美国是一个具有广泛结社传统与自由的国度，在这一国家存在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协会或社团，包括需要会员登记的正式组织(如工会)和松散的草根组织(如社区内的委员会)，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到来90年代，美国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数目呈现上升的趋势，这被一些学者称作为“社团的革命”。然而，这并不能说明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另外一面，即公众的社会生活参与不如从前积极。
在市民参与方面，普特南列举了美国著名的“家长教师协会”( PTA) 这一组织，长期的资料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组织的成员数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普特南还提出，虽然在过去几十年内，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数量是呈增长趋势，但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参与社会或政治活动的情况。一方面，很多全国性的社团或组织在地方缺乏分支机构，其成员难以参加到社团或协会的活动中去。另一方面，在地方很多公民参加社区内的活动并非必须以会员资格的形式去参加，很可能是因为便利或基于兴趣。同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美国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已大大提高，但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却是，人们参与有组织的社区活动的热情却下降了。由于宗教和工作在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因此，考察公民在宗教参与和工作场所中的社会联系对深入理解美国当今的社会趋势十分必要。普特南对这两方面内容做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他的主要结论是：对美国人的社区生活和健康而言，宗教仍占十分核心的位置，虽然近二、三十年美国人的宗教参与在减少，但人们在繁忙的世俗生活中对信仰的需要仍比较强烈。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的发展趋势增强了美国人在社区生活中的社会联系。工作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人的社会生活与工作也密切相关。然而，就人们在工作场所中的社会联系而言，普特南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工作场所中的社会交往呈上升趋势，人们主要的社会联系并不是在办公室里形成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性质与方式的变化，对人们的社会联系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除此以外，普特南还考察了美国社会中公民的非正式社会联系、利他主义、志愿主义和慈善活动的情况，进而深入说明社会资本的发展趋势。普特南指出，同那些以正式的方式参与社区活动相比，存在于公民之间的那些非正式的社会联系方式，比如和朋友喝咖啡、同朋友一起打牌等都是社会资本的微小投资。资料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美国人的非正式社会联系处于衰退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美国人花在体育运动的时间却增加了，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以参加某个协会或群体为由。尽管打保龄球在美国仍是一项很时髦的运动，但是参加保龄球协会的会员却在减少。由于消费主义的兴起，人们更多是在消费“文化”而不是在“做”某件事情。很明显，人们同朋友和邻居的联系在减少，花在社区活动的时间也在下降，而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却在增加。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象征，利他主义通过有道德感的个人和群体奉献时间(当义工)或金钱(捐赠)帮助他人来得以体现。普特南通过统计资料发现，虽然总体上看美国的志愿主义呈上升趋势，慈善组织以及活动不断增加，虽然人们的收入在提高，但对慈善的捐赠却不如从前慷慨。同时人们参与社区项目的集体努力在减少，即人们在社区内一起合作共同做事情比过去减少了，这无疑对社会资本的积聚是件负面的事情。
西方社会以我为重，很多时候强调自我利益。但是，在人们维护自我利益的同时也不忘记互惠、信任与合作的重要性。在普特南看来，这些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人们能按照传统的规则，以互惠和信任为基础进行社会交往与事业往来，那样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商业活动的交易成本都会下降。人们由于在社区内一起从事共同的活动或事业、相互合作，这种社会联系容易产生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这正好促成了社会资本的生成。普特南用资料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美国的社会信任指数在下降，它表现在，人们不像过去那样认为自己的公民更具信任感和道德感、公民的互惠行为减少了、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诚实(闯红灯就是一个最普遍的例子)。犯罪率的上升、律师数量的增加以及法院诉讼案的上升，都反映了社会资本的衰退，一个社会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正好说明社会信任关系的衰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倾向于用正式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约定的习俗和规范去控制人们的行为(比如信守承诺)，那么就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惠关系在退化。总之，普特南试图通过各种经验资料来说明，同过去相比，在当今美国社会里，人们越来越缺乏相互的社会联系。同时，个体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联系也在逐步减少，而这正是社会资本下降的重要原因。
然而，普特南在书中提出的社会资本下降的观点，也有不少学者和研究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市民社会并未明显衰退，社会资本也并未出现下降甚至反而以其他新的形式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这些学者指出，一方面，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交往模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人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帮助也打破了传统上依赖面对面的方式，网络有效地促进了人们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而且对一些弱势人群(比如肢体残疾人)来说，互联网更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从这些方面来看，社会资本不是下降了反而是在增加。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指出，“独自打保龄球”并不能说明市民社会的衰退和社会资本的下降，因为人们可能在减少共同打保龄球的同时，有可能会增加其他集体游戏和群体活动(如在酒吧一起喝酒，在郊外一起旅游等)的经验，从而使社会资本得以增加。很多时候，社会资本被视为人类群体行为的副产品。因此，从既有的人类经验发展来看，人们尚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人们的群体行为比过去有了明显地减少，从而也无法推断出社会资本比过去显著地下降了。而积极的出发点应该是，人类社会应该鼓励有利于社会资本增加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群体行为(活动)，为人们的交往和群体活动创造条件，尤其是要积极倡导利于社群福祉增加的公共活动和计划。
2、为什么会出现社会资本下降的趋势？其后果是什么？
就美国公民社区参与和社会联系减少从而导致社会资本下降这一问题，普特南认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与金钱的压力；第二、流动性与升迁；第三、技术与大众传媒；第四、代际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解释上述原因时，普特南在书中特别阐释了电视(节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指出，美国人和家庭花在看电视节目上的时间比过去更多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中间更是如此。资料还表明，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主义活动同电视节目的消费成反比。在某种程度上，沉浸于电视节目无疑也就减少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普特南还指出，同过去的几十年相比，美国当今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地变化，家庭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是影响社区参与和信任关系衰退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普特南还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影响美国社区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司或商业组织的国际化(非地方化)可能使商业领袖减少对地方社区的关注，但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进一步探索。在阐述这些原因时，普特南同时也说明，他只是给出解释原因的可能方向，但是要肯定某个原因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更深入的解释，人们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发现去做进一步的工作，他本人的研究结果并不是结论性和一般化的论证。
社会资本对个体的生活至关重要，而增加社会联系会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提高。因此，婚姻、家庭聚会、参加社区和俱乐部活动等，都有益于增加社会资本。在讨论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后果时，普特南指出，人们减少社会联系和参与社区活动等，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在教育中的表现，它还会对儿童福利、社区安全、经济繁荣以及民主产生诸多不利地影响。
3、如何重建繁荣的市民社会？
面对社会资本下降这一问题，出路在哪里？这是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阐述的最重要的内容，他指出，人们应该从美国以往的历史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普特南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美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诸多社会问题和相应地政治改革使美国社区运动与市民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协会和社区组织广泛得以建立，这些组织和协会一直生存至今并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社团和协会等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才使得美国人广泛地参与社区生活中去。普特南认为，人们可以从这一段社群主义和社会资本迅速发展的历史中获得启发。为在21世纪重建繁荣的市民社会和推动公民参与，普特南在书中提出，应该通过积极的改革来强化公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参与。鼓励青年人关心和参与公共生活，积极投身到课外活动中去，年轻人应该从上一代人和老年人那里学习到有益的经验。普特南指出，为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人们应该积极通过各种有益的艺术活动鼓励公民投身其中，从而强化社会资本的建立。同时，普特南还提出，为繁荣美国市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还应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变革，这种变革不单单是政府在制度层面上的革新，也是公民个体的积极创新和努力。人们应该停止那些无效的争论，将社会资本的创建划分为非此即彼的责任。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是个体和制度变迁相互促进的结果，也是政府和市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发展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人们一直在关心与讨论的话题，既社区重建和社会信任的提升。普特南的观察虽然是以美国社会为基础，但是他的论述却对我们理解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有一定价值。同过去相比，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与美国社会相同的有关社会资本下降的问题，比如公民对一些政府部门和他人的信任度下降；邻里关系同过去相比显得疏远，个人参与社区活动减少；电视和传媒使个体越来越脱离社区生活；拜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满足于自我利益，较少关心他人和社区利益；公民信任感和社区安全下降，法律诉讼案和犯罪率上升。但是，中国的历史背景、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同美国有着显著的差别，因此，市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资本的建构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特殊方式。
按照普特南的看法，虽然在一些领域中国出现了市民参与和社会联系减少，可能导致社会资本下降的现象。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出现了市民社会不断发展的新局面。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或协会)数目大幅度上升，城市志愿主义活动不断增加，大学的社团活动也很频繁，而居民自发组织的一些社区活动也很活跃。宗教在中国城乡得到复苏和发展，教徒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城市的社区邻里关系虽然不如从前，人们之间社会往来比过去减少了，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和移动电话用户的迅速增加，也使得传统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根本地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公民在社会联系方面可能更多更频繁更迅速，社会网络的形成也更加便利。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很多公民可以在网络空间这一特殊的社区内，比过去更加关心政治和社会生活，在虚拟空间增加政治和社会生活参与的机会，也可以促成民主意识的形成。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市民社会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同普特南在美国的观察正好相反。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上述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仍会同意普特南的观点能说明问题。互联网和现代化通讯工具的确使公民之间的社会联系便利和广泛了，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这些社会联系普遍促成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致力于社区和公共利益，从而形成了社会资本。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的关系建立和社会联系不是一种以自我利益为主的利己主义行为。其实，普特南在书中也提到了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和作用，不过他更加强调的是通过社会联系而促成的公民共同参与，关注社区公共事物和增加社会资本的形成。
如果说普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体现了一种对美国过去市民社会蓬勃发展(比如20世纪60年代)时期的托克维尔式的怀旧色彩，而今天中国公民则期望一个日益公平、团结和信任的社会图景。普特南有一个论点是非常重要的，即历史上的社会运动或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很可能是促成公民间相互合作、信任和共同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从而催生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作者在书中的看法，我们必须承认，人是社会联系的动物，而这个时代更加需要通过彼此合作和相互信任才能促成大业。在社会资本的发展过程中，组织尤其是志愿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发育和成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些组织的成长过程中，成员之间的联系或社会团结是一个重要前提，它提醒人们注意在发展集体团结时务必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持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对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今年，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策略，这对国家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以下几方面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途径：第一、改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增强政府公共行政的透明性，优化政府在市场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程序，从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减少政府在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第二、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包括草根组织)的伙伴关系，强化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将管理与控制社会团体或非营利组织转化成为它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工具性支持；第三、在社区基层建立有效的政府——居民沟通机制，推动市民或房屋业主管理委员会的建立与发育，促成市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从而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减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第四、大力倡导志愿主义精神和志愿活动，建立制度化的义工网络和社会公益活动规章条例，使公民之间的互助与公民自身的自助成为有效解决个人和社会(社区)问题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第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作用，有意识地培育和建立青年一代的互助和自我参与的“虚拟社区”，从而提升青年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培养相互支持与帮助的利他主义精神。社会资本的建设和发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推动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基础。一个社会只有在充满信任、互助和团结的氛围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建立富有成效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大业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