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自请分司东都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韩愈论文,东都论文,原因论文,请分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4)06-0058-06 在韩愈积极进取而又坎坷多舛的仕宦历程中，元和二年六月的自请分司东都，无疑是一次主动撤退。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韩愈此次在仕途上的主动退却是因为遭到了莫须有的谗谤。其本人自述和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都认为是遭到谗言诽谤，才导致了他主动请求分司东都洛阳的。后世研究者也是依据这些记载，将其仕宦途中的这次退守原因归之于谗言诽谤。不过，我们细绎史料，揆诸史实，韩愈的夫子自道及同时代人的叙述恐怕只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的缘由，笔者以为值得发覆，故撰成拙文以祈教正。 一、问题的缘起 我们先来看看相关史料的记载。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改江陵府曹参军，入为权知国子博士。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权知三年，改真博士。”[1]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云：“累除国子博士，不丽邪宠，惧而中请分司东都避之。”[2]李翱和皇甫湜都是韩愈的朋友，其说应当是可信的。然而，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好友，在文字里难免会有所回护。李翱所作的《行状》是要交给史馆以便修史之用的。其中“宰相有爱公文者”是指郑絪。在德宗朝曾任翰林学士达十三年之久，顺宗永贞元年(即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十二月已即皇帝位的宪宗将郑絪提拔为宰相，直至元和四年(809)二月才罢为太子宾客。其后历任岭南节度使，同州刺史，东都留守，河中节度使，文宗大和二年(828)入为御史大夫，大和三年(829)十月卒。韩愈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十二月。是则李翱作《行状》时，当事人郑絪尚在世。《行状》所云索文一事，韩愈在其《释言》一文中也曾提及，当可信从。然而“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仅仅是一次仕途上的竞争，对方以谗言构陷，就迫使韩愈主动退却，要求分司东都以免招致再次贬谪的厄运，这完全符合刚刚走出贬谪阴影的韩愈的现实考量。不过，从常理来看，韩愈这时只是权知国子博士，为国子监的学官，在唐代的官僚系统里是属于清闲之官，尚未进入权力核心。从谗言的内容来看，“争先者”也只是拿韩愈的傲气说事，韩愈完全可以不予理会，安心当自己的“权知国子博士”以等待升迁时机。从时间上看，李吉甫于元和二年正月出任宰相；韩愈《释言》一文即作于此后不久，最后说“既而谗言果不行”，也就是说，“谗言”的影响已经消除。韩愈大可不必离开长安，继续任职国子博士，以期获得正常的职官迁转。至是年六月，韩愈才离开长安，赴东都分司。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韩愈主动撤离长安而分司东都洛阳呢？我们认为，韩愈一定感受到了某种压力，而且这种力量，在韩愈看来，有可能使他再次承受贬谪的风险。也就是说，韩愈主动请求分司东都当另有隐情。 二、从江陵到长安——韩愈职官迁转透露出的人事关系 中唐贞元末至元和初年，是唐代中枢政局交替变化极为剧烈的时期。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先是德宗驾崩，顺宗即位，之后又是顺宗禅位，宪宗即位。真所谓“半岁光阴在，三朝礼数迁”[3]。期间，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与士人命运的荣辱升沉，使置身其中的当事人很难置之度外。“二王八司马”的命运便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韩愈作为这一时期的著名文人，其仕宦历程的起伏也是息息相关的。之前，韩愈因为在德宗朝上疏论天旱人饥，于贞元十九年冬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大赦。韩愈获得大赦后得以量移江陵府法曹参军，于此年秋冬之际到达江陵府。约八个月之后，即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便被召回京师，出任“权知国子博士”。 结合唐代官员的铨选制度和贬谪官员的量移制度，韩愈在江陵任法曹参军一职，应至少干满三年或四年的时间才能参加吏部的铨选；甚或回乡候铨，等待一定的年限，再参加吏部的铨选获得下一任官职。而且，韩愈当时的人生规划也是这样安排的。韩愈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说：“君当先行我待满，沮溺可继穷年推。”陈景云曰：“公诗意方欲与张君结隐嵩、洛间，所谓君当先行者，即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忆昨行和张十一》)[4]在韩愈看来，即使要隐居嵩、洛间，也得等秩满之后才能成行。个中的现实考量，恐怕还有为今后的再次出宦留下空间的考虑：那就是通过这次的任期满后脱去自己贬谪官员的身份，为再次任官铺平道路。然而。这样的所谓归隐，只是韩愈面对现实制度说给朋友听听的，其真实的人生奋斗恐怕没有因此消歇多少。 要之，韩愈从任职江陵法曹参军至改任“权知国子博士”，自正七品下阶转为正五品上阶，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迁转，跨阶七级。虽是“权知”之任，但从唐代职官的迁转来看，韩愈这样的升迁，使他完全摆脱了吏部的铨选和守选的约束，再次为其仕宦之途展开了广阔的前景。 关于五品以上制授官和六品以下敕授官的任官程序，王勋成先生作了这样的描述：“五品以上官制授的制书和六品以下官敕授的敕文，都是由担任知制诰的中书舍人起草的，有时也由兼知制浩的其他官员起草。先是，宰相根据具员簿或举荐状，将应授官员姓名及所授官职交给担任知制诰的中书舍人或兼知制诰的他官起草制敕书。制敕书起草好后，由中书侍郎过目，然后交门下省审议。所以有些制敕书在开头往往有“门下”二字。门下省主要由给事中审核，如所授不当，给事中可以驳还；如无不当，再由门下侍郎过目。最后由宰相奏闻皇帝，皇帝批准画“可”后，由中书门下颁发告身。”[5] 如此，则韩愈获得调任“权知国子博士”的告身文书，必先得有举荐之人，才能进入宰相讨论的视野。那么，举荐韩愈的是何人呢？我们认为最有可能举荐韩愈入朝为官的当是荆南节度使裴均。以前的韩愈研究似乎不怎么注意此人在韩愈仕宦途中的作用，现考述如下。 韩愈与裴均的交往首先应是从上下级的关系开始的。韩愈任江陵法曹参军时，裴均是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府尹，是韩愈的府主长官。不过，韩愈和裴均的交往有两个共同的基础。一是两人都曾在有影响的方镇大员张建封幕中任过职，虽然前后时间相隔较远，不可能在张建封幕中谋面，但两人的交往应该是有共同的人事关系基础的[6]。二是两人都是文人，有共同的话语基础。裴均以明经及第后官运亨通，直至任对政局有影响的荆南节度使；而且，裴均颇具文士的风雅。《新唐书·艺文志四》载有他编的诗歌集《寿阳唱咏集》十卷、《渚宫唱咏集》二十卷、《岘山唱咏集》八卷、《荆潭唱和集》一卷、《盛山唱和集》一卷、《荆夔唱和集》一卷。[7]可见他每到一处，即有与文士唱和的风雅之举。韩愈后来还为《荆潭唱和集》作了序。由此可见，韩愈与其长官相处甚为融洽。 我们再来看裴均其人的人脉关系。裴氏在《旧唐书》中无传，《新唐书》卷108本传云： (裴)均字君齐，以明经为诸暨尉。数从使府辟，硁硁以才显。张建封镇濠、寿，表团练判官。时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扦贼，均参赞之。以劳加上柱国，袭正平县男。迁累膳部郎中，擢荆南节度行军司马，就拜荆南节度使。刘辟叛，先骚黔、巫，胁荆、楚，以固首尾，均发精甲三千，逆击之，贼望风奔却。加检校吏部尚书。初，均与崔太素俱事中人窦文场，太素尝晨省文场，入卧内，自谓待己至厚，徐观后榻有频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镇，欲遂相之，谏官李约上疏斥均为文场养子，不可污台辅，乃止。元和三年，入为尚书右仆射，判度支。旨唱、授桉、送印，皆尚书郎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阶答拜，时以为礼太重。俄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累封郇国公。以财交权幸，任将相凡十余年，荒纵无法度。卒，年六十二，赠司空。 裴氏在德宗朝就与宦官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企图谋取宰相大位。虽然窦文场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就致仕，但裴均与宦官的人脉关系并没有因此断绝。裴氏在顺宗朝永贞内禅事件中，接受宦官集团的授意，与当时重要的方镇大员西川节度使韦皋、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一起上表请太子李纯(后来的宪宗)监国。内廷宦官以俱文珍、刘光琦等为代表，内外结合，共同逼顺宗禅位。在权力的交替过程中，裴均与内廷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显然是权力斗争的同一集团里的成员。有意思的是，内廷宦官俱文珍曾在汴州监军时与韩愈有过交往，回京时韩愈作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一文。 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韩愈的这次迅速入朝是出于方镇大员裴均的人事运作，但后来韩愈的仕途受到裴均的牵连却是有据可查的。《旧唐书》卷160《韩愈传》：“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此事发生在元和十一年(816)五月，韩愈由中书舍人改任太子右庶子，从清要之职到闲散之位，韩愈颇为失意。事情已经过去近十年了，韩愈在江陵的那段经历仍然被政敌拿来说事，可见其与裴均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赴江陵的途中，韩愈曾作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三学士是王涯、李建、李程；到达江陵后，于永贞元年(805)十二月九日韩愈又有《上兵部李侍郎书》。韩愈的寄赠投书，似乎没有什么反响。因此，韩愈能从江陵迅速入朝为官，更多的可能是出于裴均及其依附的宦官集团的人事运作。 韩愈在《释言》一文中说：“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南者凡三人，独愈为先收用，相国之赐大矣。”就当时的任官程序而言，宰相郑絪向宪宗奏请任命官员已是最后的把关，只等皇帝画“可”，就能颁行告身文书了。郑絪是德宗朝的资深翰林学士，在拥立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与翰林学士卫次公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韩愈在贞元十九年贬谪阳山时，郑絪是应该有所知晓的，只是迫于德宗的威权，不敢施以援手。《释言》引述郑絪的话说：“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应该是一种真实的表白。 总上而言，韩愈从江陵到长安，以贬谪官量移的身份，在任期远未满的情况下，迅速入朝为官，应该是得益于裴均、郑絪等人的成功运作。至于在此次入朝的过程中，是否得到宦官俱文珍的奥援，由于史料阙如，不宜作过多的推断。 三、从长安到东都——韩愈人事交往中的一次主动切割 韩愈入朝为官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无尽的谗言之中，不得不使他作《释言》一文来消弭影响。不过。揆诸史实，细绎元和初年中枢权力结构中的人事关系，我们发现韩愈所说的谗言，只是事情的表象。导致韩愈主动请求分司东都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他感觉到了某种危险，而这种危险有可能使他再次遭到贬谪的厄运。换言之，韩愈在仕途中的这次主动撤退，是要跳出权力斗争的漩涡，为自己及家人谋得一个安全的去处。从人事交往关系来看，这应是他对自己在升迁途中人事关系的一种切割。 首先要切割的关系就是裴均与宦官交接造成的影响。裴氏虽为有影响的方镇大员，也颇有些文士的风雅之举，但靠依附宦官谋得仕进，进而觊觎宰相大位，却遭到了朝中谏官的极力反对。其人在士林中的名声颇为不佳，韩愈应该是有所耳闻的。韩愈与之交往，并因此获得升迁，在士林中一定会有些风传。那么，要消除这种在士林中的不利影响，首先自己得坚持不与宦官交往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即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所谓的“不丽邪宠”。关于韩愈在京城一年以来的人事交往，他在《答冯宿书》中的告白值得我们玩味。书中说： 然足下与仆交久，仆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时，嚣嚣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时与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见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此岂徒足致谤而已？不戮于人则幸也!追思之，可为战慄寒心。故至此已来，尅己自下，虽不肖人至，未尝敢以貌慢之。况时所尚者邪？”[8]795 此书作年诸家年谱均系于元和二年或三年。[8]799韩愈反思自己在京城的交往中，“虽无以获罪于人，亦有以获罪于人者”的首要原因就是“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贵人之门”是什么样的门？古今注韩者似不曾注意。一般认为即是“权贵之门”，虽无不可，但韩愈在此恐怕是有意模糊地使用。依笔者揣摩，“贵人之门”当是指“宦官之门”。在唐代，宦官通常以“中贵人”称之，但也有称“贵人”的案例。我们在《旧唐书》中找到两例： 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乃宿于其里，候其下直，际晚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月所费复几何？”秀曰：“久忝近职，家累甚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过千馀贯。”少游曰：“据此之费，俸钱不足支数日，其馀常须数求外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亿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每岁请献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受纳，馀到官续送。免贵人劳虑，不亦可乎？”(《陈少游传》)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东闻喜人，今代葬河南。……胄简俭恆一，时诸道节度观察使竞剥下厚敛，制奇锦异绫，以进奉为名。又贵人宣命，必竭公藏以买其欢。胄待之有节，皆不盈数金，常赋之外无横敛，宴劳礼止三爵，未尝酣乐。(《裴胄传》) 文中的“贵人”显然是指宦官。更具说服力的是，韩愈文集中，除了上引“贵人之门”的用法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两例： 天子使贵人持紫衣金鱼以赐。居三年，州称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韩愈《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 公之为司马，用宽廉平正，得吏士心；及升大帅，持是道不变。部将有因贵人求要职者，公不用。(《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荣阳郑公神道碑文》) 引文中的“贵人”也是指宦官。 另外，我们还可从韩愈同时代的沈亚之《李绅传》一文中得到印证。传云：“既尽，即执中贵人胁曰：‘尔宁遂众欲？宁饱众腹？’曰：‘请所欲。’曰：‘为我众书报天子，幸得复錡位!’贵人惧，伪诺之，召书记以疏闻。(李)绅闻之，亡入錡内匿，众索不得。及中贵人至，促錡行。”[9]文中“中贵人”、“贵人”兼用之。 韩愈在自己的朋友冯宿面前强调自己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再考虑到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说韩愈“不丽邪宠”。如果我们逆向思考，当时，韩愈或许在仕进途中正是受到了人们的非议，才引出了他自己的辩解和皇甫湜在神道碑中的强调。上述韩愈的政敌拿他与裴均的交往说事也说明了这一点。韩愈不愧为一代儒者，他敏锐地发现自己仕进上的瑕疵，及时地调整了人生航向，激流勇退，分司东都。正因为他的明智选择和长期的坚守，才使他的儒者形象不至于受到太多的批评。韩愈的这一表现，在同时代的人中就获得较高的赞许。白居易的文集中有一篇《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就对他的学识和出处给予了赞誉： 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10]3190 不过，韩愈任史馆修撰在元和八年三月，而这时白居易已因母丧离开翰林院，守丧渭村老家，应该是没有机会撰此制书的。故此，岑仲勉先生在《〈白氏长庆集〉伪文》中疑其是“伪文”[11]。而赖瑞和先生则认为：“此文即使不是白居易所写，应当也是唐代文献，不宜径称之‘伪’。它或为白居易的‘拟制’，或他人所作，混入白集。”[12]在这一诏制文书中，韩愈获得了“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的评价。看来，通过韩愈自身的努力，至元和八年，他与裴均等人的交往造成的不利影响已经基本消除。而前揭韩愈在元和十一年由中书舍人降职太子右庶子，政敌拿韩愈与裴均之子的一次送别来说事，应是不利影响的余波了。 韩愈自请分司东都还要切割的一层关系就是与宰相郑絪的联系。在《释言》一文中，韩愈提到了郑絪对自己的奖掖，但从后来的情势发展来看，郑氏对韩愈的仕进并无多少着力，反而因为郑絪与内廷宦官的沆瀣一气，使韩愈感觉到了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境地。 郑絪在德宗朝任翰林学士达十三年之久。又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的中枢权力交接的斗争中力挺太子监国，使宪宗得以顺利继位。所以，宪宗一上台，就任郑絪为翰林承旨学士。他是唐代第一位翰林承旨学士。至该年的十二月，又被擢迁为宰相。但是此人世故老练，只知同权保位，并无政绩可言。虽居相位，却仍然依附于宦官势力。《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元年八月载：“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郑馀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馀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四方赂遗无虚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恣，请去之。上命宰相阖中书四门搜掩，尽得其奸状，九月。辛丑，贬涣雷州司户，寻赐死。籍没，家财凡数千万。”至元和四年(809)二月郑絪即被罢为太子宾客。《资治通鉴》卷237元和四年载：“上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罢絪为太子宾客。”《唐大诏令集》卷55“罢免”上载有《郑絪太子宾客制》，云：“早以令闻，入参禁署。永惟勤绩，出授台司。期尔有终，匡予不逮，岁月滋久，谋猷寖微。罔清净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既乖素履，且郁皇猷。宜副群情，罢兹枢务。”这篇制诰文书是时任翰林学士白居易撰写的。[10]3117虽是代皇帝拟制，但也反映了白居易本人对郑絪其人的评价。在同类制诰文书中，措辞算是相当严厉的。“宜副群情”，罢黜相位。看来，郑絪的因循保位已引起了不满情绪。 元和初期的中枢权力构成中，除了在宪宗即位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德宗朝旧臣如郑絪、卫次公等人外，宪宗还迅速在朝中起用了李吉甫、裴垍，在内廷重用宦官吐突承璀，形成了权力均衡的态势，但是，随着宪宗皇位的稳固以及中兴求治的心切，后者大有取代德宗朝旧臣之势。《旧唐书》卷148列传第九十八《裴垍传》：“元和初，召入翰林为学士，转考功郎中、知制诰，寻迁中书舍人。李吉甫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诏将下之夕，感出涕。谓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归，便入禁署，今才满岁，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宰相之职，宜选擢贤俊，今则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鉴，今之才杰，为我言之。’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有得人之称。”这次裴垍推荐的人才中恐怕韩愈不在其列。李吉甫元和二年春正月拜相，韩愈六月才自请分司东都。韩愈期间的期待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造化弄人，韩愈的努力或许因为“谗谤”者从中作梗，加上韩愈和裴均的关系。使他最终选择了退却，远离权力的中心。 到元和三年秋，裴均入朝为官，朝廷的接待礼仪非常隆重。而企图动摇李吉甫宰相地位的正是此人。《旧唐书》卷148列传第九十八《李吉甫传》：“(元和)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侥密疏陈奏，帝意乃解。”[14]3993 四、兄长和朋友的教训——韩愈必须规避的从政风险 韩愈从政最直接的经验资源就是他的兄长韩会及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的仕宦教训。韩会在代宗朝的士林中颇有名望，是元载、王缙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周勋初先生认为：“号称‘夔头’的韩会，却不慎坠入元载一党，落得个不光彩的下场。元载出身寒微，只是利用宫廷内部的矛盾，帮助代宗诛戮威胁王室的宦官，获得了信任，攫取了权势，他也曾提拔过一些能人，采取过一些有益的措施，但其为人专尚权术，放纵无忌，结果犹如暴发户一样，贪赃枉法，卑污至极。韩会与这样的人交往，就是出处大节上缺乏检点，这是韩愈一定会引为教训的。”[15]韩会被贬至岭南韶州，并客死贬所。韩愈因此在其幼年时就遭遇远投蛮荒之苦，个中的艰难辛酸，我们读其《祭十二郎文》便可知晓。加之贞元末的连州阳山之贬。在韩愈的人生历程中已经有了两次深刻的岭南蛮荒的艰辛记忆。 最近发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自己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等均在贬谪之列。刘柳的这次贬谪，后世的研究者颇有些愤愤不平的同情者，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史学著作已经称之为“永贞革新”。不过，就其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仍然是新老皇帝交替中的宫廷斗争性质。刘柳等青年才俊因介入其中，而遭受政敌的无情打击，贬谪蛮荒。韩愈贞元末年在长安任监察御史时，虽汲汲于仕进，积极为朝廷建言献策，但鉴于兄长韩会的从政教训，或许有意识地与王叔文集团保持了距离，不介入宫廷斗争的任何一方。最使韩愈感到恐惧的恐怕是元和元年八月宪宗再次对永贞党人的处置。《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元和元年八月，“壬午，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4]418。如此严厉的处置，纵使皇恩浩荡，刘柳等人也是沐浴不到些许阳光雨露，这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或许也是少见的。这时的韩愈除了对朋友表示同情，恐怕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的明智之举。 至元和二年初，当宪宗朝中枢政局再次显露出两派之争，韩愈考虑到自己刚从贬谪的逆境中走出，又发现自己从江陵府迅速入朝，可能与有着宦官集团背景的裴均等人的人事运作有关。在等待新任宰相李吉甫的人事安排之后，韩愈感觉到自己或许有再次贬黜的风险，故此主动请求分司东都洛阳。 *[收稿日期]2014-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