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国有银行与企业信用异化的产生_银行论文

转型期国有银行与企业信用异化的产生_银行论文

我国转型期国有银企信用异化的产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信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银企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历史地考察,银企之间的信用关系是建立在逐步完善的信用制度和社会经济秩序之上的平等、守信、互利互惠的关系,尽管银企之间的契约安排可以多种多样,但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其信用关系。众所周知,我国转型期国有银企信用关系出现极度的不正常现象,最直观的结果是国有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到2001年底,尚未剥离和已剥离到AMC的不良贷款,相当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款总额的40%,是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4倍,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5.6倍,不良贷款率为25.36%。

按马克思资本循环论和生息资本理论,巨额不良贷款的形成,实质是借贷资本运动所要求的双重支付、双重归流的特殊价值运行过程发生变异,导致了银企信用关系的异化。

银企关系中的信用异化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涵义:(1)实质是对还本付息预期的改变。(2)信用异化存在于资本循环的全过程。(3)信用异化有多种表现,如信用主体异化、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异化、信用目标异化、信用环境异化等。下面以资本循环公式为手段,来分析我国转型期国有银企信用异化的产生。

一、货币经营资本的形成和向产业资本运动过程的异化(G-G的异化)

一是从银行看,银行在向居民吸收存款取得资金行为的异化。信贷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是一种短缺的资源,银行在“抢市场,争份额”的思想指导下,不惜资金成本拉存款。对内,开展筹资承包给予筹资人员高额物质奖励和晋升行政职务奖励;对外,各银行之间开展一种恶性、无序的存款竞争,区域内的利率大战时有发生。这种利率或者说是资金成本,表现为显性或隐性的两种形态。所谓显性的高利率,即公开高息揽存,据某省金融机构统计,该省1996年6月末,高息存款余额占全省一般性存款的30.12%,有的行高达76%。利率高出同期人行基准利率的一倍;所谓隐性的高利率是指给予企业及其相关人员手续费、红包,帮助解决其子女就业,提供旅游等等。目前,经过监管部门对存款市场秩序的整顿,G-G的异化进一步隐性化,如中间业务的高成本投入吸存,通过同业转存、贴现转存、以票引存等多种形式虚增存款。可想而知,其资金成本之高,从根本上背离了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原则;从内在机制上迫使银行进行冒险投机、冒险贷款,进而迫使企业从事各种投机交易,诱使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项目。二是从企业方面来看,企业在高速规模扩张中,总是处于投资饥渴状态,资金需求相当旺盛,向银行大量告贷,而利率约束软化。值得注意的是,当企业的资金需求通过债权融资方式得不到满足时,转而通过股权融资,在股权融资难以实现后,企业自身违反金融规定,不顾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从事高利率或强制性的非法集资、筹资活动。据经济日报(2002.1.16),1999年以来,我国新建成投产、在建和筹建的浮法玻璃生产线39条,生产线总投资逾105亿元,绝大部分为企业自己通过预收销货款、拖欠材料设备及工程款、职工集资入股等形式筹集。资金市场的混乱无疑使得企业资金运行从一开始就处于异化状态。

二、产业资本内部运动过程异化(G-W…P-W′-G′的异化)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认为,企业资金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的合理性和继起性是信用运行的前提。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质量低下,资产结构十分不合理:一是存货资金占用结构不合理。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大,尤其是积压占用大。据中国旧货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库存商品与闲置物资总额在3万亿元以上,每年还以约5%的幅度增长,每年盘活的总量仅约100亿元,剩下的极大部分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沉重包袱。二是结算资金占用过大。应收款净额占流动资产的比重达三分之一强。我国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款期为90.3天,远远高于发达国家45天的水平,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在40%-50%之间。三是企业无效成本居高不下。据经济日报(2002.1.17),我国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我国企业经营中的无效成本更是居高不下,如剔除制度性变化和利率调整等因素,近十年来企业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三项合计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14%,大大高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同期水平。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费用约3000亿元。由于企业资金大量沉淀于无收益的资产上,从而导致企业经营受阻,形成所谓“生产资金未生产”,“结算资金未结算”,“销售资金未销售”。

企业资金运用的异化推动着银行资金运用的异化,国有银行在中央银行一度实行的贷款规模控制下,由于企业生产资金由银行统包,受地方政府干预,再加上自身贷款约束软化,出现依靠放新贷来收老贷、收欠息,绕规模贷款,账外经营等不正常现象。

信用资金的财政化是企业信用资金运用异化的又一种典型形式。目前信贷资金财政化现象在企业普遍存在,实现的渠道五花八门,形式多样,采取的手段非常隐蔽,一般很难察觉到信贷资金被异化的迹象;相当部分被财政化的信贷资金,多是政策执行未果和行政干预的结果。信贷资金财政化的渠道非常多,但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应补未补企业亏损。二是企业应补未补资金缺口。1983年以来,企业流动资金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和企业自补后,银行贷款连年增加,而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补充甚微。三是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不足。财政拨补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不能如期如数到位,企业不得不挪用信贷资金。四是支付公共事业费用。这主要是指由于“企业办社会”需要很大投入,企业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挤占生产用流动资金,靠不断增加银行贷款来支付大幅度增长的应由财政部门开支的公共事业费用。五是信贷资金用于上交利税。部分企业存在经营成果不实和虚假分配问题,其实质是用银行贷款垫付了国民收入超分配。实施新的税收制度后,在目前企业贷款拖欠严重的情况下,先行纳税实际上是以银行信贷资金纳税。六是用信贷资金发放工资。七是用信贷资金垫支物资储备占款。现阶段,随着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信贷资金积极配套和追逐国债建设项目,进一步密切了财政与银行的关系。

也正由于信贷资金可以被财政化,使得产业资本内部运动得以循环,企业可以依赖源源不断的信贷资金,来延续本应中断的生产经营链条,企业可以不顾及产品价值市场实现不畅的窘境而不断地生产、经营下去。企业产品市场销售的困难以及产品卖不掉的价值损失,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转给银行承担。因而,国家通过银行变相地统负企业的盈亏,进而把企业的价值损失、经营亏损由财政亏损转移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国有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弥补了国有经济产、供、销的不平衡,延续了社会再生产的循环。

三、信用资金回流的异化(G′-G′的异化)

资本循环理论认为G′是G通过产业资本循环后的增值。由于企业是亏损甚至是破产的,因而资金无法增值。于是造成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失。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如何减轻债务负担。由于国家宏观上一些关系还未完全理顺,而地方政府一些操作又没有充分尊重债权银行的意见,从而一些企业在高负债率条件下实施破产、改制,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信贷资金流失。据金融时报(2001.6.17),截止2000年底,在工、农、中、建、交五家商业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为62656户,涉及贷款本息5792户,其中逃废债企业户占51.29%,逃废债本息占31.96%。在逃废债的企业中,国有企业户数占逃废债企业总数的69.37%,逃废债本息占逃废债总额的68.77%。信贷资金流失表现在:(1)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借企业分立之名,逃废银行债务,转移企业资产。(2)企业资产评估不实,职工安置费用过高,破产清算费用过大。破产企业本来已经资不抵债,再支付一笔高额安置清算费用,债权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偿还率。(3)企业破产工作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促成一些不具备破产条件的企业搞“假破产”,实际上是甩掉对银行的债务包袱。一是“先破后立”,即企业通过破产形式甩掉债务后,由其他企业进行整体收购,企业只是换了一个牌子,原企业设备、人员及固定资产等依然照旧。二是“先分后破”,即企业将价值高或能产生效益的资产划出,重新组建为一个或多个独立法人企业,而将债务继续留在原企业,然后再对老企业实施破产,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三是“新老划断”,即企业通过更换法人代表和企业名称等方式,将企业原有债务挂账停息,新官不理旧账。四是“金蝉脱壳、母子裂变”,即企业通过划小核算单位或组建集团公司,将企业原有车间或分厂分离,升格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新成立的单位不承担企业原有债务,轻装上阵,采取租赁、合资、联营等形式重新举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原有企业承担全部老债务,而事实上早已成为空壳。五是债务重组。现如今上市公司的ST、PT族的重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债务重组,要么将公司的债务转移,要么将债务部分或大部分豁免。这也是债权银行面对风险所寻求的成本最低的退路。

信用资金回流异化的另一种情况是“惜收”。所谓惜收,是指银行对于一些好的企业到期贷款感到收了惜。一般而言,赖账是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赖账。令人奇怪的是银行不愿收回到期贷款,我们把这种银行强加给企业的贷款称为逆向赖账。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惜收或逆向赖账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于竞争的需要。银行认为这类企业属于朝阳产业,成长性较高,竞争力强,盈利水平高,是各商业银行争夺的焦点。一旦退出,就意味着把已经获得的领地拱手让予其他银行而失去自身的竞争优势。二是对好企业到期贷款的回收会影响银行将来的整体利益。在许多企业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银行利润的完成就会寄希望于为数不多的好企业。对这类企业到期贷款的回收,就会给其他银行以可趁之机,使银行客户总体素质在未新增优质客户的情况下下降,进而影响到银行存款、贷款本息回收等相关效益。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银行在贷款到期前,一般会跟企业协商,主动对其贷款予以展期,甚至追加贷款。而好的企业由于自身经营状况良好,产品有销路,货款回流快,资金充裕,因而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大多是逐步下降的。银行的惜收或逆向赖账,既影响了信用资金运行,也损害了企业的财务利益。

四、信用环境异化。

一是信用观念的异化。二是信用机制的异化。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安排对契约双方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把债务人、债权人比做运动员的话,那么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也只能是裁判员。可是在我们目前的信用安排中,政府也成了契约的一方。政府对信用关系的参与和介入,使信用机制发生变异。三是信用监督异化。主要表现在发生信用纠纷后,信用主体的正常权利得不到或无法得到主张和保护,而违约方又受不到处罚。就西方通行的做法而言,对债权(务)人利益的保护,主要是依据“经济合同法”、“破产法”监督债务合同的履行和破产情况的。但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执法监察部门对企业违反合同的行为听之任之,显得无能为力,银行在依法起诉企业违约贷款时,打赢官司反而赔钱的事不胜枚举。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一方面为企业甩掉对银行的债务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批评”银行不顾经济发展的大局,再加上舆论上对企业借钱不还、不守信用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也助长了这种“欠账有理”恶习。

借助资本循环公式的分析,我国银企信用关系的异化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我们简单地小结一下,信用关系的异化,具体衍生出相互联系的四方面的异化恶果:一是贷款契约异化为保险契约;二是债务融资异化为权益融资;三是债权异化为股权;四是不良贷款异化为不良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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