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阶层认同——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沙市论文,实证论文,农民工论文,阶层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变量
因变量：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本研究将青年农民工界定为年龄在16-35岁之间的没有城市户口，而在城市就业和工作的，以农村户籍为标示的农村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等级及户籍身份认同。本研究只考察青年农民工的社会等级认同，具体通过青年农民工对收入分层、消费分层、社会等级三个方面的自我评价来测量。显然，这是一个定序变量。
中间变量：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早提倡“就业质量”，但它是以“核心劳工标准”(或称“工人的基本权利”)形式出现的(程蹊、尹宁波，2003)。本研究主要采用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两个变量来衡量就业质量，其中职业声望为定序变量，收入水平为定距变量。
自变量：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因素与社会制度因素。本研究的自变量有两类：一类是青年农民工的自身因素，主要以人力资本因素来表示；另一类是对青年农民工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社会因素，主要以社会制度因素来表示。
2、资料来源与样本状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调查，此次调查以长沙市的16—35岁的青年农民工为对象，所有样本均系随机抽样所得。抽样步骤如下：先按随机抽样原则在长沙市区抽取5个区，取芙蓉区、雨花区、岳麓区、开福区、星沙区5个市区；再按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区内各抽取5条街道，最后对所抽取的25条街道的所有青年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收回有效问卷301份，问卷有效率为94％。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3、研究方法
对于问卷所获得的资料，本研究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予以分析。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状况
样本情况 类别 有效频数 百分比
16—2063 20.9
21—25
104 34.6
年龄
26—3065 21.6
31—3569 22.9
性别 男 187 62.1
女 114 37.9
半年以下
23
7.6
半年到1年 111 36.9
外出年限 1-3年77 25.6
3-5年46 15.3
5年以上
46 14.6
小学及其以下 20
6.6
受教育程度 初中123 40.9
高中或中专 126 41.9
大专及以上 32 10.6
长沙周围4市县
142 47.2
来源地 本省外市县 125 41.5
外省 34 11.3
二、结果分析
(一)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
1、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
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主要为商业服务业服务人员、个体经营者、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分别占总体样本的31.6％、24.3％、12.6％和11.0％(见表2)。可见，青年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型、低技能、高替代性的工作，其职业地位比较低。
表2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
职业地位 频数百分比
建筑工人
38 12.6
商业服务业服务人员 95！31.6
工厂工人
33 11.0
公司职员
22
7.3
个体经营者 73 24.3
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时工 9
3.0
饭店、商店、美容店等店主9
3.0
包工头(企业老板)1
0.3
其它 21
7.0
合计301 100％
2、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获得方式
调查数据显示：37.5％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自寻的方式获得职业地位的，有51.8％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获得职业地位的。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工中，只有2.7％接受过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所的就业服务，1.0％通过乡村政府单位组织输出(见表3)。可见，在职业地位的获得方式上，青年农民工所依靠的途径是极其狭窄而原始的，主要凭借传统社会的那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强关系”。此外，青年农民工利用现代通讯工具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非常低，仅占总体样本的1.0％。这充分反映了青年农民工先进通讯工具的匮乏，如对电脑网络等接触极少，这严重制约其获取就业信息资源的机会，导致青年农民工所获信息的片面性和延迟性。在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青年农民工已经沦为信息的贫乏者。“信息贫乏者是信息社会的最大弱者，他们由于缺乏获取信息的手段，根本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生产性信息和生活性信息。”(谢俊贵，2004)
表3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获得方式
职业获得方式频数 百分比
亲友介绍 15651.8
劳务市场和职介所介绍 8 2.7
街头广告
3 1.0
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广告
3 1.0
企业直招
3 1.0
自己寻找 11337.5
包工头等私人介绍
5 1.7
乡村政府组织外出
3 1.0
其它 7 2.3
合计301100％
3、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收入水平
调查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普遍比较低。其中，月工资水平在2000元以上的仅占11.3％。有78.1％的青年农民工没有达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1600元)，60.4％的青年农民工月收入不足1200元，31.5％的青年农民工月收入低于800元，特别是还有5.6％的青年农民工月收入在400元以下(见表4)，远远低于长沙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长沙市政府公告，长沙城区及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最低工资标准为600元，4县(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500元)，只是比长沙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稍高(长沙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130元。其中，散居民政“双定”救济对象是150元，集中供养的民政“双定”救济对象由是160元，市精神病院集中供养的民政“双定”救济对象是210元)。过低的收入水平制约着青年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并进而影响到其生活质量的提高。
表4青年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收入水平频数 百分比
400元以下 175.6
400-800元 7825.9
800-1200 元8728.9
1200-1600元5317.6
1600-2000元3210.6
2000元以上 3411.3
合计301
100％
4、青年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统计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青年农民工都在城市中从事过两份以上的工作，只找过一份工作的仅占21.3％(见表5)。这一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在就业上呈现出较强的职业流动性特征，其职业稳定性较低。
青年农民工的这种职业流动性特征，在其更换工作的时间间隔方面进一步得以体现出来。在此次调查中，仅在2006年度，更换过工作的青年农民工就高达148人，占总体样本的49.2％，这意味着几乎一半的青年农民工在这一年内发生过职业流动。发生过职业流动的青年农民工平均半年就更换一次工作。其中，1个月之内换一次工作的占12.8％，1-3个月换一次工作的占13.56％，3-6个月就更换一次工作的占52.7％。也就是说半年之内就换一次工作的占79％，而9-12个月换一次工作的仅占9.5％(见表6)，这一统计结果再次充分证明了青年农民工职业的非稳定性。
表5 青年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过的工作数
频数 百分比
1个 6421.3
2个16655.1
3个 6521.6
3个以上
6 2.0
合计301
100％
表6青年农民工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
频数 百分比
1个月 1912 8
1-3个月2013.5
3-6个月7852.7
6-9个月1711.5
9-12个月14 9.5
合计 148
100％
5、青年农民工的职业上向流动机会
青年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就总体而言乃是一种结构性上向流动，这种流动在开始的时候能对其心态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进入城市以后，青年农民工的参照群体发生了变化，不再以他们来源地的农民而是以市民作为参照群体，起初的那种结构性社会流动对其心态的积极影响就不再明显。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其社会职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只发生少数的上向流动，具体见表7。
表7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机会
进城第一个职业 目前从事的职业
职业类型
频数百分比 频数百分比
建筑工人38 12.620
6.6
商业服务业服务人员
95 31.668 22.6
工厂工人33 11.013
4.3
个体经营者
73 24.3
131 43.5
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时工 9
3.072.3
饭店、商店、美容店等店主 9
3.014
4.7
包工头(企业老板) 1
0.362.0
公司职员22
7.326
8.6
其它 21
7.016
5.3
合计 301 100％ 301 100％
从表7可见，建筑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与工厂工人的比例分别降低了6个、9个和6.7个百分点，店主和包工头(企业老板)都提高了1.7个百分点，公司职员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一般来说，店主和包工头(企业老板)的经济资源相对而言更为丰富，其对自身劳动的支配能力更强，其社会地位也更高。而与建筑工人、工厂工人相比，公司职员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技术含量、工作环境还是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都更为优越。因此，以上统计数据表明，青年农民工在社会职业地位上发生了小规模的上向流动。此外，从表7可以看出，变化幅度最大的是个体经营者，提高了19.2个百分点。就总体而言，个体经营者比建筑工人、工厂工人等工作的自由度更大，收入水平也更高，因此也可以视为一种上向流动。可见，青年农民工进城后的流动空间仍然比较狭窄，其最大的上向流动空间主要限于个体经营领域。
青年农民工有限的上向流动机会和狭窄的上向流动空间构成了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根据克伯的观点，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的极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往往会出现暴力，而社会流动机制能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其各自的窘境。当向上流动的希望减小的时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本能反应和内冲动就是对整个分层系统的集体挑战，其结果可能就是暴力的阶级冲突(H.R.Kerbo，1991)。
(二)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
1、人力资本因素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和信息获得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成本，它与物质资本的最大差别在于人力资本不能与其所有者分离(李培林等，2000)。构成青年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要素有很多方面，本研究将其归纳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两个方面，其中青年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来源地等属于先赋因素，而文化程度、务工年限等则属于自致因素。
根据表1可知，年龄方面，21-25岁的青年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最大，为34.6％。性别方面，男性和女性分别占62.1％和37.9％。在务工年限上，半年到1年的最多，占36.9％；其次是1-3年的，占25.6％。青年农民工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长沙周围4市县以及本省其他市县，分别占47.2％和41.5％；来自外省的较少，仅占11.3％。教育程度方面，高中或中专的最多，为41.9％；其次是初中，占40.9％；大专以上的较少，为10.6％；此外尚有6.6％的青年农民工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从总体上看，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较低。
2、社会制度因素
本研究所考察的制度指狭义的制度，即以法律、法规以及组织单位规章制度为基本内容的正式制度。具体操作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入输出制度、农民工就业指导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组织制度、继续教育制度、制度制定参与相关的民主制度等方面。基本状况见表8。
表8制度因素以及青年农民工对制度因素的认知
制度因素 农民工对制度的认知 频数 百分比(％)
老家是否有就业组织机构
有
4314.3
没有 3311.0
不清楚22574.7
城市是否有就业组织机构
有
4515.0
没有
12040.0
不清楚13645.0
是否在家乡参加过就业培训参加过 3110.3
没有参加过 27089.7
是否在城市参加过就业培训参加过 4615.3
没有参加过 25584.7
没有购买保险 养老保险
24280.4
医疗保险
19966.1
失业保险
26688.4
工伤保险
22374.1
是否有权利享受城市低保有
6019.9
没有 24180.1
是否加入工会或农民工组织
加入了工会
19 6.3
加入了农民工组织21 7.0
没有加入组织 26186.7
是否参加过某种继续教育 参加过 4414.6
没有参加过 25785.4
是否参加或建议某制度制订
有
5217.3
没有 24982.7
根据前面的分析，青年农民工就业渠道主要是“亲属朋友介绍”(51.8％)，带有正式制度规范的就业渠道如“家乡政府组织”、“劳务市场和职业介绍所”分别只占1.0％和2.7％(见表3)。农民工就业凭借的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不是现代就业制度规范。从表8可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入输出制度上，农村和城市有帮助青年农民进城就业的政府组织机构的仅分别占14.3％和15.0％，“没有”的分别占11.0％和40.0％，回答“不清楚”的分别占74.7％和45.0％。其中回答“不清楚”的情况，一般可以认为是没有这种机构，或至少可以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机构发挥的功能非常有限。从社会保障制度来看，青年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的比率相当高(养老保险80.4％、医疗保险66.1％、失业保险88.4％、工伤保险74.1％)，同时青年农民工绝大部分没有在城市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占80.1％)。从组织化程度来看，加入了工会或农民工组织的青年农民工仅占总体的13.3％，游离在组织之外的占86.7％，青年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从继续教育制度来看，“参加过”继续教育的仅占14.6％，而且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青年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的多数是自行自费进行的，通过政府组织的形式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很少。从民主制度来看，青年农民工能够参与或建议社会制度制订的可能性很少(仅占17.3％)，这表明青年农民工缺少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
3、人力资本、社会制度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由于职业声望是定序变量，收入水平为定距变量，可以建立逻辑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具体见表9。
表9以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为因变量建立的解释模型
自变量=人力资本因素
因变量=职业声望 因变量=收入水平
社会制度因素 (逻辑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一 模型二
回归系数显著度 回归系数显著度
人力资本因素
性别.254.003-.438
.211
年龄
-.220.000-.193
.000
文化程度 .121.231 .188
.013
务工年限 .003.985 .024
.865
来源地
.014.918 .104
.046
社会制度因素
就业渠道 -.046.675-.129
.037
老家是否有就业机构-.148.034-.170
.026
城市是否有就业机构-.037.712-.085
.057
是否在家乡参加过就业培训 -.084.476-.166
.023
是否在城市参加过就业培训 -.302.000-.184
.010
是否加入工会或农民工组织 .060.517-.116
.044
是否购买了保险 -.185.223-.081
.469
是否在城市享受低保 .018.931-.107
.179
是否参加过继续教育 .248.039 .292
.031
是否参加或建议某制度制定 -.092.059-.032
.774
根据表9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对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着显著影响的人力资本因素主要有性别(显著度为.003)和年龄(显著度为.000)，从二者的回归系数来看，其作用大小分别为性别(.254)和年龄(-.220)。性别的回归系数是正值，意味着男性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高于女性，表明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性别不平等，女性青年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年龄的回归系数为负值，意味着青年农民工越年轻，其职业声望越高。对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着显著影响的人力资本因素主要有年龄、文化程度和来源地(其显著度分别为.000、.013和.046)。根据回归系数可知，年龄(-.193)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文化程度(.188)和来源地(.104)则与收入水平正相关。可见，年轻的青年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更具有竞争力。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一致的，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活跃的思维、充沛的精力和较高的现代素质，一般来说，年轻人更能符合这些要求。此外，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这证明了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在现代就业过程中的重要性。随着整个社会对文化技能的日益重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的收入高于一般的劳动者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中，来源地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显著性——来自长沙周围4市县的青年农民工的收入高于本省其他市县，更高于外省。造成这种收入上的地缘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其所获信息的非对称性。一般来说，地缘越是接近，文化差异越小，也就越容易获取各种有用的就业信息，从而更有可能实现质量较高的就业。(2)在所列的制度因素中，对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明显影响的是就业机构、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状况(其显著度分别为.034、.000和.039)，对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着明显影响的是就业渠道、就业机构、就业培训、组织化程度和继续教育状况(其显著度分别为.037、.026.、.010、.044和.031)，对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都有显著影响的是就业机构、就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状况。就业培训对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并且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接受培训比在农村接受培训能够获得更高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在城市所接受的培训内容及方式更有利于青年农民工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而促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是否存在政府就业组织机构和正规的就业渠道，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变量，这表明正规的、有组织的就业对于青年农民工而言更为有利。组织化程度对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施加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组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从社会保障制度看，是否享受城市低保和是否购买保险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保障制度因素对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没有影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权享受低保的青年农民工均是已取得城市户口的成功人士，虽然绝大多数青年农民工根本没有机会享受城市低保，但他们中普遍存在“大不了回家种地”的原始社会保障意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数据表达的偏差。从继续教育制度看，是否参加继续教育对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影响十分显著，这说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青年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教育程度越高，其职业能力越强，其就业质量也就越高。从民主制度看，青年农民工“是否参与或建议某制度制订”对其就业质量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青年农民工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参与意识淡薄有关系。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动机主要是争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而较少关注民主权利。
三、就业质量与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
1、青年农民工的主观阶层认同
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分析表明，青年农民工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在社会等级上处于较低层次。然而在主观认同上，青年农民工的自我判断与客观现实并不完全一致(见表7)。
在收入分层方面，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和中上层的比例很低，仅占总体样本的1.0％和7.6％；认为自己处于中下层的最多，占总体样本的35.2％，其次是社会中层，占32.9％。另有23.3％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底层。可见，在收入分层上，青年农民工趋向于认为自己处于中层以下，这种自我认同与其客观境遇是基本一致的。
在消费分层方面，青年农民工的主观认同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即中层比例上升，中下层比例下降，前者从32.9％上升至39.5％，提高了6.6个百分点，后者则从35.2降至27.6％，下降了7.6个百分点。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变化，还是有51.5％的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以下。
表10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
收入层次 消费层次 社会等级
百分比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频数
上层 3
1.0
1
0.3
1
0.3
中上层23 7.6
26 8.6
17 5.6
中层 99 32.9 119 39.5 142 47.2
中下层
106 35.2
83 27.6
83 27.6
底层 70 23.3
72 23.9
58 19.3
合计301100％ 301100％ 301100％
消费是社会区隔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消费方式、消费品位。较高阶层的人们往往通过消费把自己与其他阶层成员区分开来。消费既跟经济实力有关又与文化资本有关，消费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同时跟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密切相关。同样收入的人由于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资本，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消费状况。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过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其较高消费的可能性；而工作的流动性(非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缺乏，削弱了其职业安全感，并促使其尽量积蓄以应付失去工作的风险，这就制约着青年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高。此外，许多青年农民工并没有把城市作为归属，在他们看来，城市只是工作的场所，农村老家才是消费的场所，因而他们尽量压缩自己在城市的开支。最后，青年农民工的生活习性和文化资本状况也制约着其消费状况。他们的消费偏重于物质生活，在精神生活层面上很少投入。例如，即使是富裕起来的青年农民工也不太可能花钱去欣赏歌剧。
在总体的社会等级认同上，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的青年农民工的比例继续攀升，达到了47.2％，其次是中下层和底层，分别占27.6％和19.3％。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的仍然很少，仅占5.6％和0.3％。可见，在总体的社会阶层认同上，青年农民工自我判断为社会中层的比例最大。这说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青年农民工已逐渐融入城市，慢慢适应了城市的生活，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成功。事实上，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通过多年的打拼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有的经营自己的店铺，有的甚至办起了企业，当起了老板，有的在公司里面是有一定管理权力的职员。他们是农民工阶层中的精英，即使与一般市民相比也是属于成功的。
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社会的中层及上层的比例较高，可能与调查对象的选择有关，在此次调查中，很多的个体户被选为调查对象，而这部分人是青年农民工群体中生活状况相对比较好的，这对调查结果可能会有一定影响。此外，必须考虑到许多人不喜欢把自己归为最底层的事实。即便如此，仍有46.9％的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是社会下层或底层，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比例。这表明青年农民工在社会等级上的认同仍然是趋向社会底层。
一般认为，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上的人们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持积极的态度，愿意去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及价值形态，而处于下层尤其是底层的人们却容易对现存的秩序持消极的态度，自认为底层的人们常常有比较严重的社会剥夺感，因而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必定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层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农民工在阶层认同上的逐渐强化的中间阶层心态既有利于他们进一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就业质量与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
鉴于阶层认同是定序变量，可以建立逻辑回归模型予以分析(见表11)。
从表11可见，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对青年农民工社会等级认同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性(其显著度分别为.003和.013)，且均呈正相关(其回归系数分别为.269和.142)。这表明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越高，其社会等级认同也越高。可见，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虽然可能与其社会职业地位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呈现何种状态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职业地位，这就决定了就业质量对于青年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特殊意义。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直接影响着其生存境遇和对主流社会的心理认同，进而影响到其社会公平感和阶层意识。
表11以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
自变量回归系数 标准差T值 显著度
职业声望.142 .15015.73 .013
收入水平.269 .18321.47 .003
四、结论
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市301名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农民工在就业上呈现出职业地位的低层次性、职业地位获得方式的传统性、职业收入水平的贫困性、职业变换的频繁性、职业上向流动机会的有限性和上向流动空间的狭窄性等鲜明的特征。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的现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青年农民工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在社会等级上处于较低层次。
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对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影响显著。统计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内在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制度因素对其就业质量施加着相当显著的影响。人力资本偏低和社会制度缺陷，是导致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的重要原因。
在阶层认同上，青年农民工的自我判断与客观现实并不完全一致。从整体上看，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上层或上层的比例很小，其阶层认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趋底层化倾向，这与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生存境遇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归于社会中层。这说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已经融入城市社会，适应了现代城市生活。无疑，青年农民工在阶层认同上的这种逐渐强化的中间阶层心态有利于他们进一步融入城市，成为推动其市民化的强大动力。
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明显受其就业质量的影响。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虽然可能与其社会职业地位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呈现何种状态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职业地位，这就决定了就业质量对于青年农民工阶层认同的特殊意义。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直接影响着其生存境遇和对主流社会的心理认同，进而影响到其社会公平感和阶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