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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199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紧缩的问题上已花了整整4年时间，但是内需不足的阴影仍继续困扰着我们。前段时间，有学者就我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提出疑问，这里笔者无意参与统计真实性的讨论，但至少我们不能不正视以下几个现实：
1.国有企业效益无明显改善，上市公司亏损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人们普遍感到现在挣钱越来越困难。
2.资料显示，现在贫富悬殊越来越大，80%的存款掌握在20%的个人手中，有钱的人不知道该干什么或者可以干什么，他们对利率的变动缺乏明显弹性；少钱的人为了生老病残，抚育子女、应对失业，无论利率高低也得在银行存几块血汗钱。
3.从今年第一季度金融运行的情况看，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明显高于M[,1]，这个趋势是去年三季度出现的，包括定期存款的M[,2]大约比相当于企业贷款规模的M[,1]的增长率高出10.5%，到去年年底就已经高出13.4%，而今年第一季度则高出42.6%。这说明货币在大量地退出交易过程向银行回流。
4.统计表明，目前商业银行头寸宽松，“找好项目难，难于上青天”，于是各银行只好施展浑身解数，争抢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背景基础设施项目和如狼似虎地瓜分各年期国债。有海外媒体称，如果中国政府不发行国债的话，银行兴许会赔得一塌糊涂。并例举中国农业银行2001年的盈利主要靠购买国债。虽然债券市场一般的收益只有3%左右，但2001年该行的债券收益就达到51亿元，而该行上半年的利润为15.6亿元，说明这年农业银行能有利润，主要靠购买债券，购买债券的收益一点也不比贷款差。严格意义上说，作为经营货币的银行，仅靠利用储户资金，以吃利差为主购买国债，这说明银行资源配置的功能正在衰退，媒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正在弱化。银行购买国债，无形中银行的钱让财政运用，这样下去，势必导致银行基本功能的丧失。
二
1998年开始，我们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增加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来“治理”通货紧缩。货币政策上，我们采取稳健措施，货币龙头松紧适当，较好地配合了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然而经过4年的努力，如前所述，种种迹象显示，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并非尽如人意，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至今尚未走出通缩的困境。
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和产业结构失衡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体制方面的障碍造成。如果可以比喻1990、1991年出现的经济滑坡、市场疲软是精神疲软，那么目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乏力、有效需求不足则可谓之为体制束缚。因此，对压抑有效需求增长的体制束缚，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弱化不能消除。正如当年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激活了生产力发展一样，如果不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单靠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则不仅不能真正解决增长乏力、需求不足问题，而且还可能引致本属于短期政策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长期化，从而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例如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引发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
面对增长乏力、需求不足的通缩局面，银行业和证券市场是无法起到充分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的。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出面充当最后一个投资人，似乎成了对市场体制不够用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然而，政府借贷来的资金在注入一个有着体制性问题的经济体之后，其使用过程往往依赖的是政府非市场化的运作机制。这项政策越往长期延续，则除了使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外，明显的负面影响还有多个方面：
一是在民间投资不振的情形下，由计划支配的资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出现逆向增长。计划支配的资金说白了就是政府投资，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总体上无可避免的低效率。诚然，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会没有政府投资，但如果政府投资的成分太大，实行这种政策的周期太长，则必然导致许多市场规律和市场规则失灵，如价格扭曲、市场退出机制难以形成等，从而使国民经济最终很难遵循市场经济的轨道健康、有序地运行。这不仅与我国市场改革的目标相背离，而且政府投资实施过程中的非程序化操作，一定程度上还必然引起不可避免的“寻租”行为及责任主体缺位问题。这几年我们不断看到媒体上报道的国债资金违规操作和公共工程质量问题等，大多与此不无关系。
二是积极财政政策所筹集的国债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目前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随着连续多年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投资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中的消费与积累的适度平衡问题值得关注。十年前在制定“十五”计划时，人们认为30%左右的投资率可能是合适的。而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近40%的水平。保持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适度平衡，是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千万不可忽视。
三是投资占GDP的比率明显攀升必然造成消费占GDP的比率逐步下降。而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收入增长近乎停滞更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在消费领域内，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消费需求增长相对不足，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低于上年；二是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据统计，表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十分不利于中长期有效需求的扩大。
四是农村发展的相对落后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缓慢。到目前为止，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城市经济的效果较为明显，而对农村经济的拉动效果则很难令人满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筹集的国债资金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相对很少。因此，目前的政策导向存在着进一步强化我国经济中已有的二元结构的倾向。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如果没有新的措施，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这将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使得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相应继续扩大。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将不仅造成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还会产生社会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迫使人们去思考新的替代政策，例如有人提出从货币政策上考虑问题，但是无论何种新的政策同样无法回避我国经济的体制性障碍，无法轻易绕开政策的体制性陷阱而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局面。因此实事求是的思路是，确立化解中国经济体制性症结的长期目标，切不可再回避那些无法绕过的改革大关；阶段性的政策设计也应当同时有利于突破改革瓶颈，从而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思路。
就激活有效需求而言，今后几年，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必须且战且退、逐步淡出，在通过适度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用于拉动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注意使投资能通过更短的传导链条最大可能地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弱势群体及农民的收入，最终扩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进一步拉动投资增长，更重要更关键的可能还在于怎样突破现有体制障碍，激活并释放潜能巨大的民间投资。事实上，政府与民间对社会投资本应有不同的角色分担。在当前民间投资乏力的情形下，是以政府举债替代民间投资继续强化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还是围绕确立民间投资的主体地位，积极鼓励和培育民间资本的迅速增长来制订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走出通缩阴影的关键的关键。
三
当年小平同志以南巡讲话消除了中国的精神疲软，现在我们坚信，只有与时俱进、立足改革才是走出通货紧缩的治本之策。
1.与时俱进，培育和塑造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目前，一个带根本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问题我们心知肚明却又试图回避，这就是为许多国家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市场经济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只不过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这一市场经济的铁律，如果非要颠倒过来，把民间经济当作补充，最多也只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不将其上升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继续“睁着眼睛说瞎话”，沉浸在“创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幻想中不能自拔，那么，试问掌握着80%存款的那20%的人怎么可能放心大胆地去创业、去投资？
有资料估计，仅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地下金融市场的“盘子”就在5000亿元左右。出现地下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说不与大量的民间资本不敢去投资或者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出路有关。由于民间经济的非主体地位，一些行业和领域没有向其开放，即使放开了的行业和领域，但门栏设置过多，致使民间企业难以进入，从而形成对民间企业事实上的不开放。因此，我们必须直面无法绕过的制度障碍，本着与时俱进和精神，确立民间经济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塑造一大批反映敏捷的民间企业。只有民间经济真正发展起来，社会资本真正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国经济才可能充满莫大的活力和后劲。同时，也只有民间投资真正取代政府投资成为主要的社会投资主体时，政府才有可能集中资源来化解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问题，而不是通过不间断的输血来维持其苟延残喘，或者花费大量宝贵的资源来重造一些实践证明将效率低下而且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
2.立足改革，重建和再造货币政策的操作客体。货币政策的良好传导，除了市场经济中必须有占主体地位的反映灵敏的民间企业外，还必须有作为货币政策主要操作客体的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众所周知，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意图需要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才能加以传导，而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商业银行，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发展的机制，因而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操作和传导。
近段时间来，尽管我们提出了金融企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要加快综合改革，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但应该注意，此时切不可再采取晦涩态度，遮遮掩掩地非要强调个国有独资或者国家控股过半。首先就国有独资而言，其实“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词组。以目前出现的农村贷款难为例，有人分析：从商业角度看，一方面市场化的金融企业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农村贷款比起城市贷款风险大而效益低，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资金自然便会流向风险小而效益高的城市；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机构网点的布局并非是从效益角度去考虑，现在为降低成本而进行机构网点的收缩，当然是一种“经济”的做法。但是从政治角度看，我们的银行是国有的银行，作为政府银行是不应该以利润最大化、而应以实现政府的社会管理目标即所谓“社会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因此虽然农村贷款的风险大、效益低，但政府银行也必须对它有所照顾、有所扶持而不能“惟利是图”，否则岂不失去了作为政府银行而存在的意义和理由。
其次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来说，正象董辅扔先生所言，如果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能办好，国有企业也不用改革了，派那些能办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人去办国有企业不就得了？事实上，国有企业办不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也肯定办不好。至于有关国家控股过半问题，其实只要国家是最大股东，行长的人事任命权操控在政府手中，银行就无法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因此，如果不正视现实，再兜圈子，恐怕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笔者曾推出过先拆后股的思路。有人批判这与当今世界上购并浪潮迭起，银行越搞越大的趋势不符，分拆了怎么能适应加入WTO后与国际大银行的竞争。对此，我的回答是：要满足“百强情结”，把工、农、中、建合并起来，成立个中国国民银行不就排在世界百强前几名了。问题是果真这样，是否就能与国际大银行竞争？其实世界上任何一家大银行形成，都有一个由小到大，先有竞争再有集中的过程。那种超越市场行为，靠行政力量越疽代庖的做法，其结果势必将得不偿失，该走的路，还得回头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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