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的两种模式及其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经济管理论文,理论基础论文,需求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需求管理与需求理论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需求管理和需求理论在几乎相同的时点不谋而合，尽管从逻辑上讲需求管理发生在完整的需求理论创立之前。
1933年3月， 罗斯福面对着惊涛骇浪般袭击的经济萧条的严峻形势，就任美国总统，并宣布着手治理经济萧条，宣布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公布了法案和法规，建立了相应的旨在加强需求管理的机构，如联邦紧急急救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农产品信贷公司等。新政的基本内容是：整顿和重建紊乱的金融银行机构和制度；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并刺激人民群众的购买力；通过国家权力机构，用奖励和津贴的办法，甚至包括减缩耕地面积等，缓解农业生产的萧条；对于农民和小农户，减少他们因抵押贷款过期，仍无法偿还而遭受的部分财产损失。
用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公共事业支出来医治失业等加强需求管理的思想，在大萧条期间已为人知，胡佛总统就曾经作过尝试，罗斯福的全部新政都渗透着这一思想。然而，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凯恩斯，特别是其追随者对凯恩斯的解释，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更不会成为此后各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
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最终的消费需求，二是投资需求。如果说劳动二重性原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枢纽性概念，“交易费用”是以R ·科斯为代表的现代产权学派经济学的枢纽性概念，那么有效需求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枢纽性概念。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商品的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的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购买能力不足，并由此导致了萧条。基于此，凯恩斯认为，能否实现有效需求，关键在于实际就业量，在于人们的购买能力。因此，他的基本政策主张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从而解决经济失衡问题。
凯恩斯旨在通过消费解决生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生产之后的目的，都在于消费者”。他的系统的见解是：①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也不如收入减少的那么厉害。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是因为穷人的消费是最基本的消费，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在穷人的收入中基本生活资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富人之所以富，在于富人早已超越了基本需求的层次，基本生活资料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大。②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的性质。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都是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的。长期前景被称为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收入，它指的是个人在好的或坏的年景下平均得到的收入水平。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暂时的，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部分就会被储藏起来。收入不稳定的个人通常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③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甚大。凯恩斯把预期分为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这是因为长期预期对资本边际效率有极大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信心，并由此减低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的结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除了通过扩张性支付，例如兴办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起到乘数效应的效果外，关键是启动人们对发展的信心，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行动。
凯恩斯除了用边际消费倾向去说明消费外，还用灵活偏好动机去说明消费。所谓灵活偏好，是指人们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而不愿意保持其他的资本形态的心理法则。凯恩斯认为，这种心理状态是由以下的动机决定的：①交易动机，是指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所产生的持有货币的愿望；②谨慎动机，是指因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持有现金愿望；③投机动机，是指由于利息率的前途不确定，人们愿意持有现金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这三种动机，尤其是谨慎动机，说明面对诸多不确定性时，人们通常不敢轻易使用自己的存款。
凯恩斯详细描述了对资本边际效率，即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是如何引致了经济周期的。凯恩斯写道：“繁荣后期之特征，乃一般人对资本之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故即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或利率上涨，俱不足阻碍其投资增加。但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上，大部分购买者都茫然不知所购为何物，投机者所注意的，亦不在对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作合理的估计，而在推测市场情绪在最近未来有什么变动，故在乐观过度，购买过多之市场，当失望来临时，来势骤而奇烈。不仅如此，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布崩溃时，人们对于未来之看法，亦随之变为黯淡，不放心，于是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仍上涨，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量减退的非常厉害；但是事态之重心，仍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前崩溃——尤其是以前被人非常垂青的资本品。至于灵活偏好，则除了由于业务增加或投机增加所引起的以外，须在资本之边际效率崩溃以后才增加”。在这里，凯恩斯以资本边际效率崩溃为枢纽，不仅说明了经济周期的原因，而且阐明了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与资本边际效率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在作出上述阐述时自己作了一个注释，注释写道，“私人投资者很少直接作新投资，但直接负责投资者，即使自己看得明白，也往往不能不迎合市场看法，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这就是说，资本所有者和代替所有者的直接作者在利益上是不一样的。凯恩斯关于经济循环的论述，以及关于直接负责投资的和资本所有者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对投资效益的关心度相对较弱的论述，讲的不正是我们自己的事吗！我们不正是那些操作投资的人，并没有用自己的资本投资而导致了盲目投资和“泡沫经济”。
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凯恩斯对于如何走出萧条，提出了大致如下政策性建议：①由于萧条时期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更多不确定性，信心不足，因而利率政策通常效果甚微。因此，主要经济政策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维持足够的总支出水平，其中特别是投资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经济信心（凯恩斯说：“资本之边际效应可以崩溃到一种程度，以致在实际可行范围之内，利率无论如何降低，都不足使经济复苏”）。②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可以发挥乘数效应，即已有的就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决定乘数大小的有两个因素：一是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二是边际消费倾向。就边际消费倾向而言，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鉴于收入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凯恩斯主张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增加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维持某特定的就业效率。具体可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③政府应制定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措施，与公众保持密切联系，以得到公众的拥护。这就是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关键性的财政政策最终要选择好投资方向和投资项目，并发挥乘数效应，因而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支持下，需求管理曾经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看好的宏观政策选择，并且带来了战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因而被誉为“通向繁荣的政策”。
二、供给管理与供给理论
和当年的罗斯福与凯恩斯经济思想相比，里根和供给学派的关系恰恰与前者相反。就罗斯福与凯恩斯主义而言，是先有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实践，后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而里根从竞选开始，在其竞选班子和竞选纲领中，就深深地打上了供给学派的烙印。也可以说，供给学派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主张而出现的。故我们在这里先探讨供给学派的理论，再按照其逻辑顺序介绍供给管理的实践和政策。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国把供给学派的理论变成政府的政策，是在里根当政的年代。其实，早在1962年，蒙德尔就把针对美国政府出现的国际收支逆差，提出了减税的政策主张。他说：“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减税，然后通过收紧银根来保护国际收支平衡。”当时美国政府也认为蒙德尔的理论是有道理的，但未将其变为政府的政策。70年代，蒙德尔在财政部关于如何走出“滞胀”的咨询会上，再一次提出提高利率以保护美元，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然而，这一政策建议依然遇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他们担心减税会加重财政赤字。
后来的情况大致如此：先是拉弗在蒙德尔的帮助下，发展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后来，“拉弗把他的观点介绍给《华尔街日报》主笔祖德·万尼斯基，后者成了拉弗观点的热情支持者。万尼斯把供给学派的理论兜售给了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后者把这个观点当成了该报社论中讨论的固定主题。万尼斯还撰写了一本题为《世界发展之路》的小册子，解释和支持拉弗的观点。拉弗的观点一旦流入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血液中，便迅速地扩散开来。这就是说，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由蒙德尔开始，经过曲折的道路到拉弗那里，才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政府的采纳。”
拉弗介绍供给学派理论的杰作是“拉弗曲线”。这是拉弗先生在一次早餐时在餐巾上画出的。这条曲线描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超过某一点以后，提高税率将会强烈地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以致税收收入会减少。说白了，就是税率太高，纳税者觉得不划算，因而不愿意生产，税收反而减少了；税率低到某一点，人们认为值得干，税收反倒更多。据此，供应学派试图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税后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提高生产率，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
可以说，供给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着重于政策方面的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里根竞选纲领的核心理论。因此，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时就着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大体内容如下：①大幅度减税。个人所得税每年削减10%，共削减了3年。此外，大幅度降低企业投资所得税。 ②大力压缩计划中的非国防开支。③减缓和稳住货币增长速度，促使通货膨胀下降。④大大减少政府管制。⑤大力扩充国防开支。⑥在几年内，使联邦预算达到平衡。
当然，这些经济政策实行起来是相当复杂的。比如减税以后继续增加国防开支的经费问题。于是在后来预算中，就包括了在降税的基础上小幅度增税，略微收缩联邦开支，把联邦收入稍稍高估一点和把联邦开支稍稍低估一些等的变通做法。
现在看来，靠供给学派理论支持的供给管理，虽然没有取得他们在竞选时所承诺的美好结果，但在提高竞争力，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却有明显成效。从长远来看，则如同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政策效应支持了美国自90年代以来所保持的经济长期繁荣。供给学派的先驱蒙德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以作为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明。
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今年上半年，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在增长，但增长势头呈现前高后低，增幅下滑；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物价指数依然下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人数却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下滑，但城乡居民储蓄却超常增长；投资增长缓慢。这些现象说明：①扩张性财政支出所选择的项目产业关联度低，乘数效应不强；②企业和民间投资不活跃；③一些政策效应互相抵消，例如一方面试图刺激内需，另一方面一系列改革给予人们的预期却是“掏钱”；④政策的着力点对改善和提升经济结构，启动最终需求作用不大；⑤对制度变革作用不大。
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凯恩斯经济政策的适用条件。现在看来，凯恩斯经济政策设计面对的情况显然与我们目前的情况存在着如下差异：①如果不是经济萧条，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是买得起的；而我们堆积的产品显然有大量劣质的、重复建设的，产销不对路的产品。②凯恩斯面对的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是真正以赢利为目的的，产权明确，不存在父爱主义保护的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真正的企业，优胜劣汰（破产）机制使得他们可以抓住萧条的契机，通过自动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而我们离健全的市场机制还有一定的距离，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着父爱主义的保证。“破产”作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调节机制，其作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因而在优胜劣汰和自我创新方面动力不足。③凯恩斯面对的市场经济法制健全，政策透明，人们习惯于自我判断和自我预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群众尚难有稳定的预期。这些分析说明，要使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发挥相应的作用，必须注意其适应条件的创造。然而，一旦讲到这些条件的创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供给管理的问题。如果过分地在需求管理上下功夫，例如过分追求物价指数回升，并将其看作经济回升的重要指标，那就很可能坐失结构提升和健全机制的良机。
为此，我们在需求管理方面应当注意：①有些改革措施涉及老百姓的利益变动，例如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改革等，应尽快给老百姓一个清单，使人们心中有数。②尽快明确、兑现政府的社会保障承诺，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③发展才是硬道理，选择好新的经济增长点，把发展和提升产业结构结合起来（其实，只有选择了好的产业结构，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由此解决社会就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④中国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依然是一个农民问题，应当加强农业产业化问题的拓展，真正使农民增产增收，不断提高农民的消费档次。⑤通过社会所得的重新分配，提高平均边际消费倾向。
从供给的角度看问题，包括层次不同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产品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
就产品的供给而言，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问题。结构调整可以有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思考。就微观层面而言，其内容包括技术改造，产品的升级换代。无容置言，这一系列的调整，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有关资料介绍了一个典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具体做法。该国有企业拿出一块厂房、仓库，与广东一家大的民营家用电器集团合作，由家用电器集团出资金、技术、品牌，工人则在合作的国有企业内部招聘。企业又拿出一块，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采取了与上述相同的办法，效果亦很好。这一经验说明，除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国有经济必须控制的部门外，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完全应当全方位开放——既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既对公有企业开放，也对民营企业开放，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
就宏观层面而言，这里着重讨论两点：一是应当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现在不少行业所以重复建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保护，地方保护落后，致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如果有开放的统一市场，就会在竞争中使优势品牌脱颖而出，席卷全国，伪劣商品则无生存之地。二是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领域。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一方面，如果能把现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平面地拓展到农村，将会极大地刺激内需，但这需要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居民的家庭已经基本解决了衣食和部分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的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阶段过渡，这个时期消费的量的扩大是通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实现的（这是我们必须给予充分强调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启动和培育新的增长领域。
就制度供给而言，关键是企业改革。我以为，目前大部分问题的症结，都在于我们企业还不是真正的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式的企业，依然存在着传统的，或者变相的父爱主义的保护。突出地表现是不负责任地铺摊子、上项目。之所以敢于这样，就在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依然改观不大，政府的变相保护，例如减免税，停息挂帐，指定优势企业的兼并，债转股，从而把相当多的稀缺资源投入效率不高的企业，“帮助”这些企业继续生产可能永远都卖不出去的产品。当资源有限，并父爱主义地把稀缺资源投向效率不高的企业时，那些效率高的企业获得资源的成本将大大增加。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并由此带来了效益不高和创新乏力的消极后果。
从制度供给方面还必须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激励民间投资。如果民间投资不活跃，仅靠政府投资，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也难发挥“乘数”效应。应当说，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是依法保护各种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否则，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资金就会流向资金所有者认为安全和回报丰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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