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地理学及其对中国地理学的意义_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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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

行为地理学,有时称知觉(感应)行为地理学,也有时称为知觉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严格说来,它们是有区别的,广义的行为地理学应当包含知觉(感应)地理学和狭义的行为地理学。

知觉(感应)地理学,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对其周围环境都有一个知觉、理解和评价等认识过程的反应。研究人们对不同地理环境的这一反应的特性、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就称为知觉地理学。知觉地理学只研究人的环境知觉。环境知觉是指人们对环境外观的感觉在大脑反应下产生的对环境整体认识和综合解释评价过程。研究环境知觉是解释人的空间行为的基础。

行为地理学,人们对地理环境发生知觉后,要作出判断、评价,然后决定自己的行为。行为地理学研究的行为是指以环境知觉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变化的外在反应”。[1] “这种行为是在对外在环境信息进行知觉、评价(包括判断和选择)后作出决策而引起的。它包括知觉—认识—筛选—决策—行为的整个过程”。[1] 研究不同文化集团对不同地理环境的行为、决策规律的科学称为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着重研究不同文化集团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行为,即空间行为。不同文化集团的空间行为通过他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对地理环境的作用表现出来。

由上述知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概念可以看出,人对其周围环境的知觉是人的空间行为的基础和起点,是一个完整的空间行为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知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或者说,广义行为地理学包含知觉地理学。

2 行为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从地理学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行为科学影响下,30年代西方区位论研究就注意了对行为因素的分析。如在1939年英国政治经济学会在《工业区位报告》中研究了心理行为因素对工业布局的影响。二战后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和完善,行为地理研究更加受到重视。但是,直到60年代末,行为地理研究还只是在人文地理学一些分支学科中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加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系统的行为地理学还没有形成。

1969年美国地理学家G·奥尔逊和D·哈维的《地理学的行为问题:专论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行为地理学的诞生。[2] 多年来行为地理学发展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1)行为地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基本形成, 形成了在研究内容上偏重外在行为研究的环境理解法派(也称为宏观行为学派)和偏重于环境知觉、意境地图研究的行为地理法派(也称为微观行为学派)等流派。[2]他们共同强调人如何知觉、认知客观环境, 如何构造意境地图。他们根据环境映象和意境地图概念的差异提出了客观环境与行为环境的重要概念,并提出环境知觉与认知环境映象与意境地图、映象评价与空间行为等行为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形成了整体行为研究方法、个体行为研究方法、意境地图研究方法等不同研究方法体系。

(2)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法论, 行为地理学已广泛渗透到人文地理学很多学科研究领域。例如,决策行为研究、选举行为研究、区位选择行为研究、人口迁移行为研究、城市生活行为研究、旅游行为研究、消费行为研究、犯罪行为研究、灾害行为研究、宗教行为研究等等。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运用行为地理学的原理去重新认识和充实了它们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内容,并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使人文地理学内容大为丰富和更加深刻。

70年代以后,西方行为地理学迅速发展,甚至被誉为地理学的“行为革命”,与60年代的“计量革命”相对应。[3] 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行为科学迅速发展。二战后, 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总供给超过了社会总需求,资源、资本、技术等制约社会经济活动的“硬件”因素的作用相对减弱,而企业家、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等“软件”因素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行为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影响很快扩展到社会学、管理学等有关人的行为的学科,在整个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内形成了一场运动。这一运动也影响了地理学。

(2)60年代地理学的“计量革命”没有能够揭示人地关系实质。由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一个由众多实物要素和非实物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仅用能够量化的几个因素,根本无法揭示这一巨系统的运行机制。一些影响人的空间行为的兴趣、爱好、评价标准、对未来的估计、政策、决策等因素是无法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早已孕育于地理学中的行为地理研究方法,作为在整个人地关系研究领域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被正式提出,弥补了“计量革命”的缺憾。

我国行为地理学研究始于80年代初,以引进介绍西方行为地理学为主。令人可喜的是进入90年代,研究我国行为地理的成果有所增加,其中,孟春舫等[4]、李小健[5]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但是,就总体而言,我国行为地理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3 行为地理学对我国地理学发展的意义

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由天然环境和人文化的自然环境(如耕地、水库、人工林等)两部分组成;人文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环境(如政治、经济、文化、城市、乡村等)。人文化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产物,是人文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人类社会各种文化集团在作用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创造人文地理环境的过程中都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行为特征。而他们不同的文化、行为特征影响整个人文化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一切方面,进而对不同地区人地关系的内容、相互作用方式、运行机制及其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如果没有行为地理学就根本无法揭示人地关系的实质。

中国地理学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发展直到49年主要学习西方统一地理学,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在建国后的三十多年里深受前苏联地理学“二元论”影响,人为地将人—地有机体分隔开,否定批判人文地理学(除经济地理学外),使中国地理学形成了只注重客体—地理环境的“硬件”因素,而忽视主体—人及其文化、行为等“软件”因素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人地关系研究中忽视人—地有机体的主要方面—“人”的作用,或把“人”仅仅作为一种“经济人”对待,而不是“社会人”。这就使人地关系研究无法深入,严重阻碍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地理学的社会功能和声誉,“迫使”我国地理学“更姓改名”。80年代初我国虽然复兴了人文地理学并使之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地理学还没有建立起来,表现在我国高校地理教育至今没有统一地理学的教材。原因:一是“二元论”根深蒂固,消除其影响并非易事;二是人地关系理论还未发展到足以“统一”地理学各路“诸侯”的水平。

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都面临着共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协调人地关系。协调人地关系的关键是使人的行为适应地理环境的“要求”。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12亿人口的发展中的大国,自然、人文地域差异大,各地区各种文化集团的空间行为千差万别。因而,我国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严峻而复杂。这一切使我国地理学发展、人地关系理论建设困难大、任务重、意义深。没有行为地理学理论的人地关系理论是不健全的、不完善的。而行为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至今发展最为薄弱。这就使我国加强行为地理学研究与建设显得尤为紧迫。

总之,行为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较为缓慢,而且未得到学术界足够重视。行为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其意义不只局限于增加一个分支学科,而且还在于它能够弥补中国地理学的不足,能够充实发展人地关系理论,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地理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大量扎实的中国行为地理实际研究工作,从中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地理学,丰富和发展我国人地关系理论,使地理学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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