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规模存在合理极值：“瓦格纳法则”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格纳论文,极值论文,支出论文,法则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翻阅世界经济发展史便不难发现，自工业化革命以来，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以来，各发达国家公共支出在GDP中的相对额均呈现出了显著增长的态势。以美国为例 ，1913年，美国的公共支出占不到国民产出的1/10，1946年升为13%，而到了1998年， 美国的公共支出约占GDP的1/3。
经济学家将这种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现象总结为“瓦格纳法则”，并用最早发现和探 索这一现象的德国19世纪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的名字来命名它。不过，或许是受他 所处的时代的局限，瓦格纳在阐述这一规律时，仅仅将它表述为“国家活动的范围不断 扩大”，并没有讲清楚他所谓的公共支出增长究竟是指公共支出(在GDP中的)份额的时 序性上升呢，还是指公共支出数额的时序性上升。后来，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马斯格雷 夫在做了大量的研究后指出，瓦格纳法则确指的对象应该是公共支出(在GDP中的)份额 的时序性上升，即它应被表述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也随之提 高。
马斯格雷夫的规范化表述至少将两个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大?其二，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 真的将无限制地增大下去吗?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极值，在此之后，公共支出 的相对规模便不再增大，甚至会有下降的可能?几十年来，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下面我们就结合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对 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作些具体分析，并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二、西方学者关于“瓦格纳法则”的解释
由于资料限制，我们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于各种导致公共支出相 对规模越来越大的因素分析上，基本上没有论及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是否存在极值的问 题。
瓦格纳认为，导致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 在深入地研究了19世纪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后，他以为，随着工业化 的逐步发展，扩张中的市场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愈加复杂，为保护自身的利 益不受侵犯，社会公众必然会要求政府制定并建立司法组织以执行各种法律来保护商业 贸易和合同契约；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人口的居住将愈加密集化 ，于是诸如“拥挤”等一些外部性问题就随之产生，社会公众同样需要政府出面进行管 理和调节。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集中在政府手中——以使政府有能力提供各 种治安、法律、城建和医疗等方面的设施，政府的职能范围——在公众的推动下——不 断扩大，公共支出的规模相应地也就会出现持续增长。另外，在瓦格纳看来，教育、娱 乐、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1，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政 府对这些项目的支出增长将会快于GDP的增长。这也是推动公共支出增加的一个重要因 素。
皮科克和惠特曼认为，影响公共支出规模变动的因素可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类型 ，相对而言，主要是外在因素造成公共支出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他们将自己的 分析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前提之上：政府喜欢多支出、公民不愿意多缴税，因此当政府 在决定预算支出的规模时，应当密切注意公民关于赋税承受能力的反应，公民所能容忍 的税收水平是政府公共支出的约束条件(即他们所说的内在因素)。在正常条件下，经济 发展，收入水平就会上升，以不变税率——内在因素使得税率变更相对困难——征得的 税收也会随之上升，于是政府的支出就会上升。但很明显，这种上升是一种稳定的与
GDP相关的线性关系，它只会使公共支出数额产生绝对增长而很难产生相对增长。但是 当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外部冲突或矛盾(即他们所说的外部因素)时，例如战争， 政府就会被迫提高税率，而社会公众也会在此危急时刻对政府的行为予以认可，导致公 共支出替代私人支出(即所谓的替代效应)，公共支出的比重就会出现显著增加。当危机 时期过去后，公共支出并不会退到危机前的水平，一般的情况是，一个国家在战争结束 之后，总有大量的国债需要偿付，公共支出将会持续保持较高较水平。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公共投资会在社会总 投资中占据较高的份额，这是因为在早期阶段，需要公共部门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道 路、交通系统、环境卫生系统、法律、秩序、教育和在人力资本上的其他投资。这些投 资对于促进经济起飞和推动经济向中期阶段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增长的中期阶 段，私人投资的份额会上升，公共投资的份额会下降。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罗斯托 认为，公共支出的结构将从基础设施之处转移到增加对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方面的支 出，尤其是在成熟阶段中的大规模消费时期，用于收入维持计划和福利再分配方面的公 共支出，将会占据GNP的较大份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斯格雷夫对待瓦格纳法则的 态度是极其审慎的，在《比较财政分析》(Fiscal Systems)一书中，他认为，“总资本 形成中的公共份额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相对较高，随后不太会有可预见的波动，转移 (包括对低收入导向的有益产品上的支出)的比率往往会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公共消费 对私人消费的比率会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直觉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三种趋势是如何复 合到总公共支出占GDP比率的变化中的”(参见马斯格雷夫著，董勤发译：《比较财政分 析》.Fiscal Systems，78页，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塔洛克、诺斯和沃里斯认为，利益集团对政府支出的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在他们看来 ，政府规模增长同私人部门中白领和管理阶层的就业增长是平行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 化发展，在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下，市场机制中的交易费用出现了显著的增加，专业化 的组织与领导日益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私人部门会自觉地将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人员纳 入到自身的体制运行中来。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大批新的利益集团必会不断产生。出 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维护和追求，它们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既要求政 府进行再分配(直接的利益照顾)，又会要求政府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效率(间接的利益 照顾)，由此就造成了政府开支的不断增长(参见D.C.North,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nEconomic Historian's Perspectiv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December 1985,28.383—399)。
布坎南——公共选择学派的著名领军人物——除支持利益集团推动公共支出增长的观 点外，还吸收了一部分“财政幻觉假说”的观点。他认为，在普维亚尼模型中，统治阶 级总是试图创造乐观的幻觉，让纳税人感到支出较少而收益较多，这或许是以前的统治 阶级的特点；现代的统治集团与以前大不相同，他们不仅会创造乐观的幻觉，还会(甚 至是更多地)创造悲观的幻觉，这些幻觉“会使纳税人觉得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的负担 要轻，使受益人觉得提供给他们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比实际价值要大”(参见詹姆 斯布坎南著，穆怀鹏译：《民主财政论》139页，商务印书馆，1993)。这种幻觉使纳税 人难以明确知道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实际成本，因而也就会认可政府增税的企图、容忍 公共支出不断扩大的局面而不会去反对它。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支出增长是官员政治的必然结果。萨缪尔森和诺 德豪斯所著《经济学》认为，政府很少能抵御增加其自己的影响或权力的诱惑，这样政 府往往会成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没有竞 争压力，往往导致政府开支的过度增长。布坎南也赞成此观点。并且他又补充道，政治 官员的主要动机和目标是再次当选，因此为了迎合选民的要求和选区更多的选票，政治 家在竞选时总是向选民许诺增加就业、扩大福利，他们当选后就会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 兑现自己的承诺，以期为再次当选铺平道路。但增加税收显然是不受选民欢迎的，所以 政治家们不会轻易提出增税的动议，其结果是，庞大的政府开支伴随着巨额的财政赤字 。
对上述各家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比较后，我们发现，马斯格雷夫的观点略显保守，但恰 恰是这么一点的保守，反而可能使他的结论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其他的观点，由 于或多或少的依附于一些逻辑假设(这些假设的持续效果如何尚待实践检验)，因而是否 准确，值得研究。比如说，瓦格纳可能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只 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皮科克等可能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待税收水平出现 下降，新的外在因素就会不停地出现；“利益集团推动”论者可能认为，受特定利益集 团推动的政府的某种倾向性支出可能不会因为其他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减少；“财政幻觉 ”论者可能认为，政府始终都要比纳税人精明能干，因而可以不停地制造各种幻觉；“ 官员政治”论者可能认为，公众基本上无力理解并约束官员们的各种扩大预算的企图。
三、影响公共支出的三个决定性变量
现实生活总是比假设的情况要复杂些。比如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包含着技术进 步的动因，在技术进步和个体理性的推动下，很多原先必然导致公共支出增长的因素或 许将不再发挥效用。照此推理，并且是在扬弃西方学者——特别是马斯格雷夫——的某 些思想成分的基础上，我们以为，“瓦格纳法则”所揭示的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现象只 适用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且公共支出的规模也不会永远持续地增长下去，它应当 存在一个合适的极值。因为它由以下三个因素(变量)影响所使然。
(一)政府职能范围的逻辑态势决定公共支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范围更多地被集中在公共管理方面，即提供各种各样 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来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范围的逻辑态势显然决定于 社会公众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态势。
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史告诉我们，从生命的起点开始，人类就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各种能 够满足其生存与发展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追求，以及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效率——对更快 获得所需产品和服务的特定方式的抽象描述——的追求。在福利经济学家看来，这些追 求所带来的各种满足就是他们所说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个人效用 最大化的推动下，人们往往依据产品与服务的类别和性质而采取两种不同的获取方式， 一是市场交换方式——获得私人产品与服务，二是政府提供方式——获得公共产品与服 务。在特定技术水平的制约下，公共产品与服务要么是一些个人不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 (规模经济)，要么是一些个人不愿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外部性)，因而不会在市场上自发 地出现。但缺少了这些产品与服务，每一个人都会遭受严重的福利损失，因此社会公众 们必然要通过政府来获取它们。只有政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外部成本(收益)内部化、 将私人供给不经济的产品与服务规模经济化地提供出来。
社会公众确实需要公共的产品与服务，但绝对不需要自己所需的全部的产品与服务都 由政府以公共化方式提供。首先，同私人产品与服务相比，公共的产品与服务都会给个 人造成一定的效用损失，使人们效用最大化的追求难以实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 务大多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总体需要，因此决策的出发点基本不会反映某些个人的意 愿，最终的结果往往表现出统一化、均等化和标准化的特征来。在消费相同的公共产品 与服务时，受偏好差别的影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效用评价，有的人会认为现有的规 模太小，无法满足其相应的效用需求；另外的人会认为现有的规模太大，政府完全可以 节约出一部分资源去提供其他一些应当提供却没有提供出来的产品或服务，他的效用需 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其次，同市场交换的方式相比，政府提供的方式往往会使个人承担 一些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远没有市场提供的方式来得低廉和便捷。政府提供产品与服 务的过程不仅包含着产品类别和品质权衡的过程，往往还包含着公众意见汇集、判读、 表决、传达和落实的过程，受“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约束，最终的结果难免不受利益集 团和表决机制的影响，不仅会对公众个体产生较高的社会依赖成本(外部成本加上决策 成本)，而且还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程度的意愿偏离——难以得到所需的产品与服务，使 得公众个体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无法统一。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理性的社会 公众不会考虑完全采用政府提供的方式来获取自己所需的全部的产品与服务，除非政府 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能够在数量和类别上充分满足每一个人的效用需求，但这样的 情况恐怕均已超出了技术和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能的边界。至此我们只能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运作空间是有限的。进而，受有限的政府职能 范围影响的公共支出规模，尽管会出现逐渐上升的态势，但必会趋向一个最大值点，到 达此点后，公共支出的规模将不再上升。
社会公众对于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当然也包括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从来就 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讲，人的需求 本来就是分层次的，效用水平高的为高级需求，效用水平低的为低级需求。同低级需要 相比，高级需要的满足较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高级需求通常具有更大的社会和公 共价值。人们只有在低级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才会产生较高一级的需求(参见 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第40——53页，第113——120页，1987年)。从 客观上讲，每一层次的主观需求都需要一定的实现能力相配比，实现能力大时，需求的 层次就会高一些，实现能力小时，需求的层次就会低一些。效用水平和实现能力之间的 关系可用下图表示。从图上可知，越是高层次的需求，社会公众个体的机会收益就会越 高，同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也会越大。
然而社会公众及其个体的实现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仅包括他们所掌握的技术水平、可支配的实际财富，还包括他们实现需求 的主观倾向程度等等，以致当我们具体分析某一特定个体的情况时，实际发挥作用的因 素可能会多到不胜枚举。此外，我们还应承认，某些高层次的需求纯粹属于意识领域的 范畴，具有完全的物质无关性。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和 财富始终是影响大多数人的需求实现能力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为此我们暂且忽略其他 因素和个别情况。在技术进步和财富增加的推动下，人们的需求格局和公、私产品的配 置格局必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人们用于低层次需求上的相对成本和相对花费将会 显著降低，进而会拥有更大的能力去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其次一些原本只能由政府提 供的产品与服务现在可以由私人并且私人也愿意来提供，在这些领域，市场交换的方式 开始拥有足够的空间去代替政府交换的方式，由此，政府的公共支出(由于技术进步和 财富增加的推动)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节约的可能。
但这种可能最终能否落到实处尚依赖于社会公众究竟选择何种方式来实现新生的更高 层次的需求，如果更高层次的追求主要由市场来提供，那么政府的支出领域就不会再扩 大，提供方式转变所产生的支出节约将不会面临新的抵减因素，因而将可以得到落实； 如果更高层次的需求主要由政府来提供，那么政府的支出领域就会扩大，提供方式转变 所产生的支出节约将会面临新的更大的抵减因素，因而将难以得到落实。
社会公众究竟会做怎样的选择呢?一般而言，方式的抉择总是受制于个人的成本和收益 的预期，当个人预期，一项集体的组织的活动的相互依赖成本(相互依赖收益)，会像他 所理解的那样，低于(高于)由私人志愿的组织该项活动所涉及的成本(收益)，那么他就 会支持将该项活动集体化(参见布坎南等著《同意的计算》，陈光金译，第65页，2000 年版)；反之他就会反对将该项活动集体化，主张该项产品或服务由私人提供。
众所周知，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成本就是社会公众所缴纳的各种税费。出于公平的考虑 ，政府从高收入人群征得的税额一般会大于从低收入人群征得的税额，而且在使用税款 时，通常会对低收入人群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这就相当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人为的降低了高收入人群的实现能力而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实现能力。因而总的来看， 收入较高的人群对公共产品与服务往往存有较低的收益预期，他们倾向于采用市场交换 的方式来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收入较低的人群对公共产品与服务往往存有较高的收益 预期，他们倾向于采用政府提供的方式来获取较高层次的需求。由此我们不难推理，当 高收入人群占据社会人口较大的比例时，公共产品与服务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较小的 份额；当低收入人群占据社会人口的较大比例时，公共产品与服务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 据较大的份额。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收入的较高与较低通常只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 念，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最终占据社会人口较大比例的是介于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中 产阶层。以美国为例，1970年美国的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之比为50∶40，1980年这一数 字就变为52∶34，目前它依旧在缓慢的继续攀升，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用前面 所提到的效用水平和实现能力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中产阶层的行为态势就会发现，从个人 效用最大化出发，为了回避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和标准化所造成的偏好约束和避 免承担随着需求层次的上升而越来越大的机会成本，他们——尤其是他们中的个体—— 必然会随着实现能力的不断提高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市场交换的方式而不是政府提供的 方式来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达到最大值点后，随着社会需 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所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少，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将 呈现下降的趋势。
(二)政府行政规模和运作方式的逻辑态势决定公共支出规模
一般而言，公共产品与服务大多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的特征，明智的政府往往采取分级 提供的方式以实现它们的有效供给。因此政府行政规模的大小以及产品与服务的具体运 作方式都会对公共支出的规模产生巨大的影响。
政府行政规模的大小首先直接决定了政府行政经费支出会占据公共支出的具体份额， 其次会影响政府的行政工作效率。
从理论上讲，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下，按照成本最小化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要求，政 府的层级设置和人员规模会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低于这一限度，政府行政经费支出会 相对较少，但政府收集、判识、传递社会公众意愿的信息通道容易出现断档，信息内容 难以保证全面，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应环节会被拉长，区域范围会被扩大，社会公众将 难以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高于这一限度，政府行政经费支出会相对较多 ，政府收集、判识、传递社会公众意愿的信息通道容易出现迟滞，信息内容难保及时准 确，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应环节将被拉短，区域范围将被缩小，社会公众可能会得到他 们所期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但得到的时间往往会落后于他们的预期，并且付出的成本 也会较大。
在现实生活中，新建的政府在确定行政规模大小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达到合理的限度 ，往往会低于合理限度的要求，然后逐渐将层级设置和人员数量逐渐扩充到合理的限度 大致临域内，由此而引致的行政支出规模的扩大都是可以理解、并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越过早期的发展后，我们将会更多地面对高于限度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特定的技 术水平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的手段来确认这一合理限度的具体内容，更何况很多公共产品 与服务的效用水平本来就是难以精确度量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官僚政治本身内含有规模 扩张的动因。英国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帕金森认为，在增加部属和增加工作量这两个法则 的引导下，政府的内部机构会逐渐增多、内部的等级会逐渐细化，最终的结果是供职的 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人员经费方面的公共支出会越来越大，而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却越 来越低下且浪费严重。帕金森还认为，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工作效率不断下降是一个普 遍现象，任何国家概莫能外。但是，社会公众希望政府提供的毕竟只是一架梯子和一张 防护网，因此当技术进步到使社会公众拥有足够的方法来确定政府的绩效水平时，官僚 政治扩张的动因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削减不必要的层级、压缩冗余的工作人员数量就 成为政府的必然举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 下，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先后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进行了以管理创新为主题的“瘦 身”运动，由此而产生的突出结果是，很多国家公务员的人数较以前大为减少，英国在 1987年～1993年间裁减了7.3%的公务员，瑞典自1990年至今大体裁减掉了10%的公务员 。这些国家裁减公务员的方法尽管多种多样，或是通过优化政府工作程序、压缩掉无效 的重复工作的方式，或是通过确立“结果导向”、压缩掉冗余职位和层级的方式，但最 终都显著增加政府的工作成效，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行政性的公共支出。据统计，从19 79年到1985年6年间，英国政府仅仅通过优化工作程序就减少了相当于2300人一年工作 量的工作重复，获得了1400万英镑的年度节约，大体占其行政经费开支的十分之一；美 国仅国防后勤局国防分配地区中心就通过取消管理层的方式节约了250万美元的年度开 支(参见刘炳香著《西方国家政府管理新变革》，第117页和第2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2003年版)。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扩张的政府行政规模开始向合理的限度收缩，受它影响的公共 支出相对数量必然也会呈现出下行的态势。结合前面已经论述的内容——随着实现能力 的提高，以中产阶层为主力军的社会公众将更多地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来获取他们所需 的产品与服务，这种下行态势必将会越行越远。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伴随着某些公共产品与服务成本的显著降低和私人需求自我实 现能力的显著提高，政府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理念和方式完全有可能并且必然也会随之发 生变化。实际上，按照林德尔定律的有关阐述，在自愿交换的前提下，社会公众完全可 以仅仅采用市场交换的方式便能实现共用品的最优配置。对政府来说，再提供具有这些 可能条件的产品与服务既无必要，又嫌多余。在前面所说的“瘦身”运动中，西方各国 及时抓住了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条件，纷纷通过推行私有化运动、引进市场竞争 和鼓励私营企业介入等方式将大量原由政府负担的项目交由市场来负担，公共支出的规 模由此而得到了极其显著的降低。在英国，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和非垄断化 的改造，解决了长期羁绊政府决策的公营企业亏损问题；通过进一步扩大竞争招标制在 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所属事务中的适用范围，允许公私竞争，使地方政府和其他机 构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大为降低。据英国政府宣称，同以前的情况相比，相关工作的平均 成本减低了25%，每年获得的资金节省达1.16亿英镑(参见刘炳香著《西方国家政府管理 新变革》，第1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在美国，政府通过对公共福利 项目的市场化改造，将许多原由政府承担的福利项目交由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或社区 组织来承担，仅在1993年～1997年间就使享受公共福利的人数下降了20%(约为275万人) ，由此而减少的公共支出数量不可谓不巨大。一句话，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公共产品与服 务的运作方式的改良已经并还会大大降低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支出的规模。
(三)政府实际收入能力的逻辑态势决定公共支出规模
一般说来，最直接对公共支出规模发生影响的还是政府的实际收入能力，在特定的预 算期间内，如果政府的实际收入能力较高，公共支出的规模就有可能会大一些；如果政 府的实际收入能力较低，公共支出的规模必然就会小一些。
总括地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税收、规费和借债 。其中，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占据了政府收入的主体；借债，由于它受限于 政府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实际上是未来税收的提前支用)，并且还具有复杂的经济效 用，因而一般不会取得同税收相等的地位，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外；规费，由于针对着 特殊的服务项目，且收费的额度限于弥补相关的成本，因而根本就没有可能成为政府收 入的主体。下面以税收为重点进行一些具体研究。
从现实生活来看，税收收入的多少取决于政府的税基发掘能力、税收征管能力和社会 公众的税负承受能力。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税基发掘得越深、覆盖的范围越广， 经济资源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度就会越高；税收征管能力越强，税制的主观漏洞就会越少 ，税收收入的实际水平越接近于它的期望水平；社会公众的税负承受能力越强，税收的 潜在收入能力就会越强。相比较而言，对税收收入发生根本影响的还是社会公众的税负 承受能力，其他两个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它的约束。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的理解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社会公众的税负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在达到限度以后，税收 收入将难以实现增长。为此他用著名的拉弗曲线加以阐述，参见下图：
在拉弗看来，(1)税率设计有一个最佳点C，在这个最佳点上，税收取得最大值；税率 低于或高于这个点C，税收收入都会减少。(2)任何一定的税收总额，既可以通过一个高 税率征得，也可以通过一个低税率征得。(3)在达到最佳税率C点以前，提高税率可以增 加税收总额，超过C点，提高税率会使税收收入减少，并会挫伤人们投资和劳动的积极 性，甚至导致经济衰退。(4)从长期看，增加税收不能采取提高税率的方式。
C点的存在性表明，社会公众希望移交给政府使用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或财富，一 旦政府获取的比例超出其主观预期，他们将会采取各种措施迫使政府降低税率。受此影 响，税收收入的最大可能值就是A点，而不会是A点以上的某点。这是在技术水平一定时 的情况。
如果技术水平出现了进步，C点会发生向左或向右的位移吗?应当再次明确的是，C点所 反映的依旧是社会公众到底需要何种水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问题。按照我们在前面所 作的有关论述，“最终成为社会公众主体的中产阶层——尤其是他们中的个体——必然 会随着实现能力的不断提高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市场交换的方式却不是政府提供的方式 来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就可判知，从长期来看，C点最终的运动方向只能是相左， 即越来越趋近于0。不过在短期内，C点的运动态势应当结合技术进步对社会公众的收入 状况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来谈，如果技术进步在一定时期内，使得低收入人群显著增多， 社会公众自然会更多的希望采用政府提供的方式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产品与服务，C点必 然会向右——即趋向于B点——移动，此时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拉弗曲线图，C′取代C 点成为新的税率最佳点，A′取代A点成为新的最大税收收入可能点。如果技术进步在一 定时期内，势将使得高收入人群显著增多，社会公众自然会更多地希望采用市场交换的 方式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产品与服务，C点必然会向左——即趋向于0点——移动，此时我 们也能得到一个新的拉弗曲线图，C″取代C点成为新的税率最佳点，A″取代A点成为新 的最大税收收入可能点。总之，在社会公众的主观推动下，税收相对规模的逐渐缩小， 势必使得公共支出的相对规模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当然，当社会公众拥有较强的实现能力去实现其高层次的需求时，也就为政府处理各 种危机事件提供了较大的潜在收入空间。面对危机，社会公众不仅会自觉降低自己的效 用需求层次，还会理解、支持政府提高税率的行为，于是置换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公共 支出的相对规模也开始出现大幅度上升——这基本上和皮科克等人的理解相同。但当危 机及其影响完全消除后，社会公众的需求格局将会恢复正常，政府提高税率的行为将会 遇到极大的阻力，增税几乎不可能——这同皮科克等人的理解又是完全不同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当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已经表述过的 某些观点)，在多种因素的约束下，特别是在技术进步和个体理性这两个因素的约束下 ，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表现出上下波动的态势，但 最终会出现一个最大值，并且在此最大值后，它存在有逐渐下降的逻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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