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过剩”的四点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剩”现象已愈见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笔者不久前也曾撰文参与了讨论。就理论界的讨论情况来看，其中既不乏真知灼见，也有不少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有感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再认识”。
一、需求问题回避得了吗？
理论界在探寻我国当前的“过剩”的症结时，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否认需求不足或是承认需求不足。先谈第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导致我国当前“过剩”的症结在于供给结构扭曲，而非需求不足。支持这一看法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1 ）许多产品的供过于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由盲目竞争、重复建设所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反映了企业对市场的不适应。因此，当前“过剩”的出现，也可以说是1992年以来重复建设、盲目竞争所累积的矛盾的总爆发。（2 ）现在的经济结构非常奇怪，你一全面放松银根，钱就会跑到股票市场，生产投资还是上不去。（3 ）当前的“过剩”表现为大量低劣产品滞销和积压，可见问题的关键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使得一部分有效需求的实现有障碍。（4）1997年我国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只占GDP不到50%，其结果自然会导致很大一部分GDP滞销和积压。 这不是什么“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再分配的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述理由来否认需求不足是不能成立的：
1、当前的“过剩”的确与1992年以来的盲目竞争、 重复建设有关，但除此之外，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更有不少商品的“过剩”是广大普通消费者想买而买不起所致（比如：商品房之于许多城镇居民，家用电器之于广大农村居民）。
2、把当前的“过剩”简单地归咎于“大量低劣产品滞销和积压”，未必公允。产品的“低劣与否”只能是一个比较问题，这种比较决不能脱离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倘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国货在现阶段恐怕很少有不是“低劣”的（在国情的制约下，这种比较只能说明我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并未给国人提供拒买国货的现实性）；但倘若与中国民众现阶段的收入水平相比，我们就很难说国货的滞销、积压是由于其“低劣”（否则，并不高档的安居工程、并不豪华的农用汽车就只能退出消费领域）。据内贸部对国内市场601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分析，1998 年上半年，商品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无一短缺”。这种“过剩”面愈来愈大的现实也说明，把滞销和积压简单地归咎于产品低劣，恐怕说不过去。
3、如果“1997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到GDP的50%”的数据是可靠的话，那么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的确存在问题。然而，有效需求本质上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有问题，才导致了有人无足够的支付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消费需求，而有人的支付能力又大大超过了自身的消费需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实质经济萎缩不振；一方面却是大量“闲钱”涌入股市，符号经济蒸蒸日上。由此可见，收入分配结构与有效需求紧密相关：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因岂能无果？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必然会通过有效需求不足表现出来。
二、体制和结构的主要缺陷在哪里？
第二种看法认为，导致我国当前“过剩”的症结的确在于需求不足，因而目前解决“过剩”的关键在于扩大需求。不过，持这种看法的论者同时强调：需求不足只是表面现象，而体制和结构缺陷才是深层次的问题。支持这一看法的依据主要有两点：（1 ）体制和结构缺陷所导致的有效供给不足，常常被过度供给的矛盾所掩盖了；（2 ）体制与结构缺陷是“长期问题”，而需求不足则是“短期问题”。换言之，上述看法在承认需求不足的同时强调：需求不足只是“过剩”的表层问题，而体制和结构缺陷才是导致“过剩”的深层次问题。
应当说，这种认识是不乏深刻的。因为需求不足的背后总会有一个体制或结构问题，即所谓“长期问题”（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概莫能外，如眼下的日本）。然而，体制和结构包括了生产体制、流通体制、分配和消费体制，以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等一系列丰富内容。问题在于，隐藏在我国当前“过剩”背后的体制和结构的主要缺陷是什么？看来，绝大多数论者都把主要缺陷归结为：传统体制的影响、供给结构的扭曲、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市场意识缺乏等等。我不否认，这些问题与当前的“过剩”均不无关系。但是，仅把体制和结构缺陷归结为以上几点显然不够（若从1958年算起，传统体制到1978年为止已生存了20年，这之后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也有20年。按年头算，新旧两种体制各自生存的时间已是20∶20了。不能总把一切责任都推给“计划体制”吧！）。我个人认为，除了以上几点外，导致当前“过剩”的体制和结构的主要缺陷还在于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即“利益失衡”。遗憾的是，这一点恰恰被多数论者忽视了。
据官方统计，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货币性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6.4%，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增幅由1996年的9 %降为1997年的4.6%。 居民收入总体增幅下降固然与经济增长情况有关，但与此同时所凸现出来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格局，却值得人们深思：其一，个人收入差距愈拉愈大。据赵人伟等人的计算，1995年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 收入差距“已经进入了一种不容乐观的状态”。另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97年我国不同收入档次的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与此同时，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减收面达39%，比上年扩大了3个百分点。其二，在“暴富群体”形成的同时， 我国已出现了一个亟待救济且日趋扩大的“新贫困阶层”，尤其是当前下岗职工的大量增加，已使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绝对下降。其三，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尚不及城镇人口的1／3。其四，不仅广大工人是公认的改革受益最少的人群，而且广大农民在改革中的受益程度也在逐年递减。
以上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是否完全合理，姑且不论，但这种变化对当前“过剩”的负面影响，恐怕是难以否认的。有不少人认为，一个社会能容忍多大的收入差距，这在世界上并无统一标准。就我国而言，目前的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尚未构成威胁，因而是合理的、可接受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我认为此言差矣！“对社会稳定尚未构成威胁”并非收入差距合理与否的标准（至少不是唯一标准），正如尚未被揭发、惩处的腐败并非腐败合理与否的标准一样。遗憾的是，正因为许多人已经习惯于从这个标准来看问题，以致于在面对当前的“过剩”现象时，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背后隐藏着的“利益失衡”问题。其实，目前的“过剩”恰恰表明，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已对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威胁”。如果我们依然不愿正视这个问题，那么，这种“威胁”是否会进一步危及社会稳定，恐怕就没人敢打保票了。
三、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过剩”问题时， 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1）削减产量（如把牛奶倒入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 ）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1970年以来的“滞胀”并发，西方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已颇持怀疑态度。 （3）调整分配格局（如通过税收政策来促进购买力），这种办法本质上是“打富济贫”。虽然这看起来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但“让步政策”的好处肯定是明显的。（4）消费信贷（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 信用卡购物），这种办法虽然有损于厂商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也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故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也能为囊中羞涩的劳动者认可，目前已成为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除第一种办法外，后三种办法的着力点其实都在于“利益结构”的调整上（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是调整国家和私人的利益关系，税收政策是调整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消费信贷是调整即期与远期利益的关系）。正因为抓住了“利益调整”这个要害，因而从实践来看，这些办法在不同时期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然，这些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剩”问题，不过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它们毕竟不失为明智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用“新政”一词来形容我国当前的扩大需求政策，其间显然隐喻着美国当年对付“大萧条”的思路，二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除却社会制度上的差别，既然都是市场经济，其对付“过剩”的办法大概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西方国家解决“过剩”的各种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1、随着目前政府公共支出力度的加强， 估计短期效果在今年下半年以后显现。但是，无论是从我国过去计划投资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从西方国家政府扩大公共投资的经验教训来看，长期效果和由此可能带来的后遗症，恐乏善可陈。因此，在实施此种办法的同时，有关方面应对其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给予高度重视，以便政策的灵活调整。
2、适当调整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 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一个木桶的盛水容量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同理，市场的意愿总需求并不取决于少数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把“利益失衡”调整为“利益均衡”（不是“利益平均”），不仅可以在总收入不变的条件下稀释当前的“过剩”程度，而且对于调适业已失衡的民众心态，也不无裨益。
3、就国外的经验来看， 消费信贷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方式。我们对它的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各种变化应给予充分的估计，创造条件，早作准备。
四、“经济周期消失论”可信吗？
如果与传统体制下的“短缺”相比，我国当前出现的“过剩”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过剩”的存在毕竟也暴露出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继大部分工业品过剩之后，今年以来我国的生猪价格开始持续下降，各地压栏数呈不断上升之势。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某些舆论传媒又开始把问题归结为农民的目光短浅（正如前不久大家将VCD 过剩归咎于竞争的厂家一样）。我看还是应当老老实实承认：期望没有“过剩”的市场经济几近空想。
尽管市场经济的历史如因果轮回般地演示了无数次的“过剩”悲喜剧， 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之风吹遍全球之时， 潮流的走向忽然来了180 度的大转变：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当代生产力不仅提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而且也使供求信息的传送变得更便捷。生产能力的提高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收入水平提高了，又何愁消费需求不增长？于是不少人预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
然而，这个颇能鼓舞人心的预言恐怕过于乐观。其一，科技知识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上升式的，一旦科技失去了对新需求、进而新增长机会的供给能力，则整个经济将陷入停顿、萧条。其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最终会快于它能创造的对劳动的需求（这一点已基本上被工业文明以来的历史所证明）。其三，信息“过剩”是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在信息污染和信息爆炸的环境中，人们往往只能“跟着感觉走”（其中不乏“盲目”地走）。其四，如果收入提高了，消费需求当然会增长。但是，“供给创造需求”毕竟是有条件的，因为收入提高总会引出“哪些人收入提高”这一令人头痛的问题。正如福特（H·Ford）所说：“不然， 谁来买我的汽车呢？”
在我看来，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美国“新经济”只是再次证明了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而并未消解“经济周期”这一历史法则。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一些冷静的经济学家已开始直觉到繁荣的美国经济正在冒泡，以致于许多专业人士非常希望出现一次小小的行情下跌，“否则会出现一次大雪崩”。在当今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经济全球化的滚滚热浪之下，日益“浮躁”的经济学中难免会有不少误人视听的“过剩”信息。我想，保持一颗冷静的“平常心”恐怕才是理论界应有的健康心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