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还是滞胀——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当前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我国经济出现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以来，通过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总需求，到2002年经济开始加速增长，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逐渐上升，2003～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10％，通货膨胀率超过3％，虽然政府从2005年开始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但从2006年以来随着股市和房地产的膨胀以及人民币的升值，货币紧缩政策效果并不明显，2007年的实际GDP增长率达到11.3％，通货膨胀率达到4.8％。特别是到2008年的前两个月，通货膨胀率出现大幅度的攀升，1月份和2月份CPI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7.1％和8.7％，因此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的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今年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物价上涨或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对于当前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大多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和提出政策建议，其中所存在的最典型的特点是把名义GDP截然划分成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在不能说明实际GDP和物价指数(CPI)的决定和意义的条件下，试图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控制CPI的增长，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这种方法无法有效地把通货膨胀问题与结构问题联系起来，即无法判断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究竟是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还是全面的通货膨胀，这关系到当前我国存在的严重的结构失调。自1997年以来，虽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但失业率持续增加，自2003年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以来，失业率依然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在2005年已经达到0.47，近年来在继续提高，工资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与富人消费相联系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而基本消费品工业严重萎缩，而且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放慢。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通货膨胀，即这种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是否会使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乃至危机。这是如何控制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关键。
一、什么是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有明确的定义并被很多人所接受和使用，但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经济学教科书所灌输的通货膨胀概念是有问题的。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国民收入核算中统计出来的、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名义GDP被截然划分为两个部分，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实际GDP表示经济中的实物产出，通货膨胀率表示实物产出的价格变动，用公式表示：名义GDP=实际GDP+通货膨胀率。这样，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实物产品价格的上升。当我们得到了物价指数，即可以把名义GDP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这种划分联系到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即实际GDP是由技术关系上的生产函数所决定的，而通货膨胀率或价格变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由此所得到的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主要意义是：(1)当工资率具有刚性或粘性，价格水平提高将使实际工资下降，由此引起生产要素价格比例的变动而影响实际领域，(2)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影响人们的预期，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或实际领域的产出与就业。然而，这种通货膨胀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先来看物价指数的统计。如果国民收入或GDP只是一种实物产品，即单一产品模型，我们可以明确地表明它的产出和价格变动，这也是教科书中所举的例子。但现实中显然不是单一产品模型。而在两种以上的产品模型中，只有在稳定状态条件下才能计算出价格指数，稳定状态的定义是所有的产出按等比例增长，否则将不能得到明确的价格指数。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地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理论上物价指数的统计与现实相差甚远。
按照公式：名义GDP=实际GDP+通货膨胀率，要把名义GDP折合成实际GDP，表示通货膨胀率的物价指数应该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即国民收入约减指数，但在实际经济统计中，这个国民收入约减指数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一是统计上的困难，不考虑质量变动，虽然我们可以得到全部资本品和消费品出厂价格的统计，但很难得到第三产业的价格指数，实际统计中，第三产业的价格变动很大的部分被忽视了，比如金融产品和影视产品的价格就没有被计算进价格指数，如果考虑到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70％，这种遗漏显然是巨大的。其二，GDP约减指数在现实统计中并没有月度和季度的统计发布，如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只是公布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价格指数，经济学家也只是应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替代国民收入约减指数。
人们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前面所表明的物价指数中存在的问题直接联系到实际GDP的概念，即是否存在着实际GDP，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我们可以得到表示实物的产出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但如果是两种以上产品的“异质品模型”，各种不同质的产品是不能加总的，而且加总的总量不具有任何意义。例如，现实中按照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加总的GDP总量是什么意义呢？因为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要素的稀缺性，那么把表示稀缺性的两个指数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们的偏好变动了，相对价格和总量就会改变，从而并不能加总相对价格来表示实物总量。当然，上述分析决不意味着否定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对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经常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而名义GDP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最重要变量，因为它联系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名义GDP的变动将影响企业利润的变动，从而决定经济波动和就业。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只是货币量值，它们并不表示技术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以获取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可以采用收入——支出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即W+d+r+π=C+I=GDP(其中，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π是利润)。公式的收入一方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的加总，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或亏损。模型中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π)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如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资本产出比率、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和利润率也长期保持稳定。
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这种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π)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W/(d+r)和W/(r+π)。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
上述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表明，要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资产值与工资(固定成本对可变成本)比例的稳定，保持稳定的GDP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即防止GDP增长率的波动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我国1991-1996年极高的名义GDP增长率是导致1997年之后严重的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的原因，1991-1996年平均名义GDP增长率达到了25％，而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这使资产值成倍提高，折旧和利息成本大幅度上升，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此引起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政府采取保持稳定的GDP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稳定的GDP增长率是百分之几呢？
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和格林斯潘20世纪90年代把美国经济控制在3％的经验套用在中国，制定了以8％为基础的稳定的GDP增长率，2003年经济复苏之后就以8％为基础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学家按照教科书，完全从实际GDP增长率来分析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理论而仅仅从经验角度看，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增长率，只是美国从1850-1950年通货膨胀率为零才使名义GDP增长率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如前所述，这种名义GDP的增长率取决于特定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虽然中国从1980-2005年平均的实际GDP增长率在8％左右，但名义GDP增长率则为16％，而决定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或中国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名义GDP增长率，而1997年达到的8％只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低点。当然，这个8％还参考了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即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期实际CDP的增长率约为8％，但这种按照实际GDP增长率考虑亚洲国家经验的方法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增长率远远高于其实际GDP增长率。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和城市化，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经济的货币化和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为基础的。当前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名义GDP的方法，可以得到一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表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就业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工资率。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
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说明了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GDP的增长正相关。1950～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 33.16％，年均递减1.77％。与这种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密切联系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95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年均下降1.73％。中国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7.8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5％。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是1991-1996年，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5％，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为1400万，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的1997-2003年，由于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7年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共只有1400万。这些经验都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在统计上是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只有7％左右，我们制定8％的增长率是参照了这些统计数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为什么不想一想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超过其实际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才得以取得高速增长的，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已经禁止了人们这样去思考问题，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70年代通货膨胀的罪恶。
人们会问，你难道不怕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难道不是经验事实吗？这里要反问一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统计上就是高通货膨胀，而且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为什么并没有人严厉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长期容忍这种通货膨胀呢？因为这种稳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它根本就不是通货膨胀，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汇率一直在上升，日元的汇率可以从360日元对1美元上升到最高的70日元对1美元，这怎么可以说是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如果通货膨胀真的像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和分析的那样，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过高的货币工资引起的，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再好不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一同上涨将解决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种物价指数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只能结合其他宏观变量进行分析，而绝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经济中，由于根本就不存在着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的划分，我们需要从名义GDP出发来考虑问题，而对于当前我国所处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货币化阶段，在防止经济严重波动的条件下，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重新考虑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根据我国从1980～2007年平均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6％，这个增长率来自于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则主要取决于储蓄率，在1980～2007年，我国的储蓄率超过30％，储蓄中银行存款的部分即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这使平均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约20％，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决定着名义GDP的增长率。我国从2003～2007年名义GDP的增长率已经接近16％，那么，当经济统计中的实际GDP增长率为11％，通货膨胀率达到5％左右是正常的。
但自2007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开始大幅度上升，这引起人们的忧虑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然而，对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决不能再采用主流经济学的思考方法，不能再采用名义GDP和实际GDP截然划分的两分法研究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
二、经济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与滞胀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性质给予说明。可以把通货膨胀区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恶性通货膨胀，其产生的条件是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如二战后德国、俄罗斯改革时期、南美一些国家以及我国解放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产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赤字造成的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导致了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
第二种是经济周期高涨阶段出现的价格上涨，这种价格上涨伴随着就业的增加，如我国1991-1996年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就业大量增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达到了每年1400万，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居民而使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但这种经济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会造成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和资产值的大幅度提高，必然预示着经济衰退，我国1997-2000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就是前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结果。
第三种通货膨胀即是人们所熟知的“滞胀”，如美国和西欧上世纪70年代所出现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这里有必要把美国和西欧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特点重新表述：(1)这里采用名义GDP指标，即把实际GDP与通货膨胀率相加，滞胀就成为随着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就业的增加越来越少；(2)资产值大幅度提高，或者说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例大幅度提高；(3)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即高科技发展迅猛而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基本消费品部门则严重萎缩。导致这种滞胀的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即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时期导致了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由此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经济衰退，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自发的市场将使企业破产而降低资产值和调节收入分配，当然随着银行的倒闭也存在使货币金融体系破产的危险，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展政策则是进一步提高资产值而使企业免于破产，但却导致严重的结构问题，即前面所提到的滞胀问题，可以说，只要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上述问题就会出现。从经验上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
就当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显然与第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无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由商业银行体系内生提供的，近年来政府财政和中央银行一直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基本上是正常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也是稳定的，因此并不存在由通货膨胀所引起的金融危机问题。这样，对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应当从经济波动和滞胀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导致的价格变动。在讨论经济波动所引起的价格变动之前，需要表明通货膨胀的含义。我们通常所讲的通货膨胀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上升，在经济指数的统计中，还有表示生产资料价格变动的指数(PPI)，以及表示资产值变动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和股票价格指数。显然，这些指数的存在使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单一的价格指数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这些指数的变动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CPI作为消费者价格指数所反映的是基本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从影响价格变动的需求的角度讲，消费支出的增长将引起CPI的上升，而影响消费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总量的增加，在国民收入中，由于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非工资收入的利息和利润的消费倾向，从而工资比重上升将使消费支出增加。从成本变动的角度考虑对CPI的影响，由于基本消费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工资率的上升是引起消费品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PPI则反映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动，PPI的波动主要是由投资的变动影响的，即在经济高涨时期，投资的上升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投资的减少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下降。资产价格的变动与投资密切相关，投资的增加使资产价格上升，同时，资产价格的提高作为产品的成本将促使CPI和PPI上升。
根据经济周期的经验，当经济复苏和投资开始增长时，投资的增加会带动生产资料的价格(PPI)上升，资产价格也开始上升，而消费者价格只是缓慢上升，随着经济从复苏到高涨阶段，投资的大量增加使就业增加，从而使消费品部门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工资率会大幅度上升，由此促使CPI的上升加速，即出现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往往意味着接近经济周期中高涨的顶点，因为工资的上升会使企业的利润下降而使经济逐渐转入衰退。
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的上一个周期是从1991年开始上升，按照名义GDP的增长率，1994年达到顶点的35％，然后开始下降，1999年降低到最低点的4.3％。从2003年开始复苏和进入上升阶段，2003～2006年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远高于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从2007年开始，消费品价格(CPI)开始了大幅度的上升。导致CPI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2003年以来投资的上升，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加快，工资率也从2006年开始上升，由此产生对农产品和基本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虽然他们所消费的农产品并不比以前更多，但他们是在城市中用工资收入来购买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是必然的。
导致当前CPI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资率的提高。由于CPI统计的是基本消费品(以及劳务)的价格，这些基本消费品及劳务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即其成本中工资成本的比重很高，工资率的上升必将引起这些产品价格的上升。根据国际上和我国经济增长的经验，CPI的上升与工资率的提高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其比值接近为1，即工资增长率为10％，CPI的增长率也接近10％，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是表现在工资与物价的增长率对比上，而是体现在消费结构的变动上，比如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和高档消费品(没有被计入CPI的统计)在消费中比重的提高。从2003～2007年，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平均工资的增长率约为5％，那么平均5％的通货膨胀也是正常的。
根据日本和韩国高速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时期的经验，其通货膨胀率要超过10％，这种通货膨胀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单就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而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工资率的提高将提高我国的有效需求，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我国1991～1996年的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时期是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最快的时期，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从1993年的近3倍下降到1996年的2.5倍，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也是1980年以来最快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不考虑经济周期，这种通货膨胀带有相对价格调整的意义，比如，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时期，农产品价格(及劳务的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是必然的，也是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惟一途径。
因此，如果从2007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加速带有这种经济周期的性质，应对这种通货膨胀首先要考虑经济波动，判断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通货膨胀率。根据我国1980～2007年16％的平均名义GDP的增长率，最稳妥的方法是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控制在16％左右。由于自2007年以来通货膨胀出现加剧的趋势，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上，除了控制投资和工资率的增长外，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的破产兼并降低资产值。对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重要的不是工资率和价格水平的上升，而是近年来我国资产值的大幅度攀升，这种资产值的上升将导致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似乎更符合前面所讨论的滞胀的特点。自1997年以来，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但失业率持续提高，就业弹性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大幅度下降，在1997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400万，只相当于1991-1996年一年的水平。
1997年所产生的严重经济衰退来自于1991-1995年以来的高投资和高增长，这些年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从而使资产值成倍增加而造成企业的折旧与利息成本上升，而工资在收入中份额的下降使企业按这种成本定价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收入而造成需求不足。例如自1997年以来我国住房的建筑成本一直稳定在700元左右，而住房的价格却由于地价上涨成倍增加，假设建筑成本为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人的工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自1997年政府采用扩张性政策以来，过高的资产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如从1998年以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的大幅度攀升，并使收入分配严重向富人倾斜，如房地产和股票的收益成为富人的资产收入，从而使“有效需求”不足进一步恶化。
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由于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下降，最需要发展的基本消费品部门严重萎缩，自1997年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其中“高科技”产业的增长率超过25％，在GDP增长8％的条件下当然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增长率远低于8％，加之出口的增长率也在25％左右，而出口产品主要是基本消费品，这就使国内基本消费品部门进一步萎缩。本来目前这些基本消费品，包括住房和汽车，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而完全不受资源约束，而在当前我国60％的农村居民和很大部分城市居民没有消费到这些产品的情况下，基本消费品生产的比重乃至绝对量都在下降。
另一方面，由富人消费带动的房地产和高科技却快速增长，由此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即房地产和高科技快速增长带来的收入流入富人的口袋，富人收入的增加又进一步提高这些部门的需求，形成这些部门的利润，而商业银行则又根据利润原则向这些部门贷款，形成其更高的收入，自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投向房地产和高科技部门，如房地产按揭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左右提高到目前的近30％，这些贷款大部分成为富人的收入，由此造成近年来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我国的高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带有严重的结构问题，即可能使上述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如果当前的物价上涨只是猪肉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这当然是大好事，因为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而改善有效需求，但由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结构，高增长和高通胀会进一步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富人收入的增加则会使房地产价格和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上升，从而使企业的成本全面上升，使穷人更买不起基本消费品而造成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最简单的例子是在目前的城市住房价格飞涨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越发困难。
按照上述分析，当前我国的高增长和通货膨胀是一种滞胀，这种滞胀来自于资产值过高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或向富人倾斜，由此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并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富人把更多的收入投资于房地产和股票，因此造成资产值的上升和价格的上涨，这种通货膨胀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导致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扭曲。这里的传导机制或收入分配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在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下，投资与产业结构受到富人需求的制约，由富人消费和投资决定的房地产和“高科技”需求旺盛，商业银行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把信贷投入这些部门，由此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是由于资产值的上升而引起的成本上涨，当资产值的上升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时，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将下降而资产收入的比重则上升，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使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下降，以至难以承受。同时这种通货膨胀将严重地加剧金融风险，引起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使这种高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提到的是，在当前我国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假设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但目前的情况却是，当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时，工资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而房地产、金融、高科技及公务员的工资却大幅度增长，从而使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恶化，这正是当前我国经济中面临的严重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加速问题，应当更多地考虑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资产值、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结构，而不是一味地降低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要保持稳定的名义GDP的增长率，而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放在应对滞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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