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英关系中的澳门因素——以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为中心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团论文,澳门论文,中英论文,因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6-0114-11
中葡关系是澳门历史最基本的双边关系，但是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不断衰落，荷、英等海上强国的先后东来，澳门所包含的中西关系内容就日益丰富繁杂，双边关系中日益凸显出多边的色彩。以中英关系为例，英国对华贸易的发端是从澳门开始的。18世纪，英国成为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英国人也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澳门在中英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他们通过东印度公司拓展对华贸易，对澳门的觊觎之心愈演愈烈，在鸦片战争之前先后发动了三次武力图谋。虽然最终都没有得逞，但其间所透射出错综复杂的中、英、葡多边关系的互动非常值得关注。可以说中英关系从一开始就和澳门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从英国在全球的扩展来看，他们对澳门的兴趣绝不局限在澳门，这可以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的过程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马戛尔尼使团在赴京的行程中刻意“绕开”澳门，但是澳门始终是使团在华期间不能忽视的重要地点，本文意在通过论述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若干史实与澳门相关者，以探讨澳门作为“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①在18世纪末中英关系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使团“绕开”澳门
根据清朝夷务管理体制，英国属于“粤道贡国”：“入贡道路，例按海洋远近，分隶沿边各省，宗伯掌之。由广东入贡者，惟暹罗、荷兰、西洋所属意大里亚、博尔都噶尔雅，以逮英吉利诸国”②，其使臣来华“朝贡”有着明确规定。具体而言，即经澳门报聘，循珠江水道从广州登陆，由广东官员向北京朝廷汇报贡使有关情况，在得到皇帝批示后，再由广东地方官委员伴送，直抵北京宫廷。但是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示，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船队并没有经由澳门和广州，而是直接航行到天津，由天津登岸赴京。
马戛尔尼使团船队绕开澳门和广州是蓄谋已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别委员会是其最重要推动者。1777年，早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之前，4位从事中国贸易的英国商人就曾经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循外交途径解决当时广州行商的“夷欠”问题③，他们在联合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经过充分的考虑和仔细的斟酌，我们觉得不可能从中国地方当局的审判中获得赔偿，除非我们能以适当的方式把怨情上达给北京朝廷。”④之后，他们向东印度公司请愿，并附上备忘录。备忘录中说根据设想的中国政府的公平原则，尤其是根据中国政府最近解决倪宏文债务的谕令，他们认为如果把债权人的屈抑情形上达给北京朝廷，债务就一定能得到赔偿。备忘录还指出由于广州地方官吏和行商的腐败，通过他们递交文书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由英国皇室任命一名政府官员，乘坐国王船只，从印度开往天津和北京，在帝国的朝廷里解决事务。备忘录最后指出，法国人最近在广州设立了领事，他们与葡萄牙人谈判以转让澳门，他们已经向巴黎要求获得政府的支持来讨还债款。因此，法国政府很可能派遣使节访华，去获得有害于英国的特权⑤。
1792年3月，英国政府准备派往广州向清政府通报消息的几位东印度公司专员，建议马戛尔尼使团以礼物体积过大，机器不便于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为理由，请求在天津上岸。7月底，马戛尔尼建议除非接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专员们的急信劝告改道，否则特使要按原定计划直接前往天津⑥。1792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秘密监督委员会向广东巡抚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柱汇报了英国派遣使臣来华的事情，并转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两广总督的信。信中称特使将携带英王赠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这些礼物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到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大使将在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港上岸。信中请求广州地方官“把这个情况转呈北京，恳祁皇帝下谕在特使及其随员人等到达天津或者邻近口岸时予以适当的接待”⑦。
乾隆皇帝在接到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折后，于1792年12月3日同意了英国人的请求，并向沿海各省官员发出谕旨，命令各地高规格接待英国使团：
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赴京……海洋风帆无定，或于闽浙、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⑧
从谕旨可以看出，乾隆皇帝一开始对英国特使来华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的，不仅破例允许他们在天津登岸，即使在闽浙鲁等口岸登岸也一律允准，事先还要求各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
于是，马戛尔尼大使本人的确“绕开”了澳门，但这并不等于使团其他成员在澳门无所作为，澳门是马戛尔尼大使行程中不能忽视的重要信息来源地。
使团到达珠江口后，1793年6月20日，副使斯当东(Geroge Stanton)、特使秘书马科斯威尔(Maxwell)和“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Captain Mackintosh)乘“豺狼号”和“克拉伦斯号”到澳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会晤。在澳门，斯当东同专员们互相来往，听取汇报和意见。专员们向斯当东汇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近期在中国的活动和工作情况，并为大使提供了他们所获得的关于中国朝廷和广东地方政府的详细报告，还建议向马戛尔尼团使团提供12，000元现金。斯当东谢绝了东印度公司提供的现金，他认为使团已经有足够的资金到达北京。接着，专员们告知斯当东荷兰驻粤大班范罢览(A.E.van Braam Houchgeest)并没有反对英国使团的活动，不过他们认为，欧洲各国多多少少对英国存有嫉妒心。斯当东还与在澳门的各国大班和传教士频繁接触，他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获悉两个情况：其一是葡萄牙人害怕英国人获得另一个贸易基地后会造成澳门的衰落，他们正阴谋反对英国使团，“英国和葡萄牙长期以来亲善相处，在这次访问中本来希望得到此地葡萄牙人的协助的。但特使从可靠来源得到消息说，葡萄牙人过去想把所有其他外国人排挤出中国的观念现在迄未稍减”⑨。其二是清朝广东官员和行商们也担心广州的贸易会转向其他口岸。在澳门期间，斯当东受到西班牙大班头目阿高蒂(Senor Agote)等人的友好接待，他们不仅热情为使团提供情况，而且还送了英国人一张澳门地图和一张珠江河道图⑩。
广东地方官员对此并不知情，广东巡抚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柱的奏折只是说：
据洋行商人蔡世文等报称，接英吉利国驻澳大班札称，五月十三日(即6月20日)未刻，有本国国王所差贡船同护送船共4只，经由澳门口外老万山大洋托寄口信，乘风随即扬帆天津等情。(11)
就在此时，马戛尔尼使团的重要成员正在澳门与驻当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进行秘密接触，“托寄口信”之言纯属谎言，清朝官员的浑然不知可见其防务之松懈。
6月22日斯当东回到使团船队并向马戛尔尼汇报了情况。马戛尔尼当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下午，史但顿勋爵回船，言得澳门消息，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12)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数月以来忧心忡忡的马戛尔尼终于放下心来了。6月23日使团从澳门口外出发开往舟山，马戛尔尼心情非常愉快，踌躇满志地继续行程。
二、使团与宫廷天主教传教士
马戛尔尼使团最终没有完成出使任务，在马戛尔尼同时代的人看来，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北京宫廷的葡萄牙传教士的破坏。当时在北京宫廷的法国传教士梁栋材(Jean Baptiste Grammont，1736-1812)认为“主要是传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1728-1805)在背后搞阴谋，从中作梗。由于听说英国使节团要影响他国的商业，因此传教士就散播了一些对英国不友好的言论”(13)。现在看来，马戛尔尼使团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在于满清朝廷坚持既有贸易体制不容有丝毫变更，葡萄牙传教士在这一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他们在北京宫廷为澳葡商贸利益和宗教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则非常明显。此外，天主教阵营的葡萄牙传教士，自然不会欢迎来自新教国家的使团。
自15世纪末葡萄牙开展航海活动以来，历任罗马教皇对葡萄牙的领土扩张和天主教传播给予各种授权、补偿和让与，使葡萄牙逐渐拥有了由国内延伸到海外的葡萄牙东方保教权。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实施过程中澳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居留澳门是葡萄牙东方扩张的重要里程碑，而澳门主教区的建立，不仅为传教士在远东传教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基地，同时也是葡萄牙东方保教权向东方延伸进入重要阶段的标志。
天主教传教士与澳门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葡萄牙保教权的确立，使葡萄牙国王对天主教在远东传教有着重要的权力，一切来华传教的传教士都必须征得葡萄牙国王的允许，并以澳门为传教活动的大本营。另一方面，澳门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港口城市，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支持，这也是葡萄牙远东保教权得以推行的物质条件。从传教经费的角度考虑，传教士不得不关注澳门葡萄牙船主和商人的贸易状况。尤其是在欧洲许诺的传教经费常常因挪为他用等原因不能落实、其他筹资渠道尚无从谈起时，澳门海上贸易的利润转化对于远东传教区的生存和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商人的慷慨捐助和议事会的支援，海外贸易的部分利润转化为传教区的活动经费，澳门海上贸易的盛衰与远东各传教区的财政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传教士自然非常关注澳门的贸易状况。
明清时期东来的耶稣会士对澳门怀有特殊的感情，在北京宫廷服务的传教士一向视维护澳门为己任，长期充当澳门葡萄牙人的宫廷卫士和商业利益维护者。当澳门商业地位或者天主教事业受到威胁时，清宫传教士就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当葡萄牙海上势力越来越严重地受到荷兰、英国等后起新教殖民强国的威胁，澳门贸易陷入困境时，这些在北京拥有可靠人际关系网的传教士们更加竭尽所能，努力削弱这些新教殖民国家的控制和竞争，以期消除给澳门带来消极影响。澳门葡萄牙当局也把清宫传教士当成了澳门的最大保护伞。这种事例很多，康熙元年(1662)，迁海令传到澳门，澳葡当局立刻派传教士刘迪我(P.Jacques Le Faure)赴京，联系在京教士展开活动。耶稣会士汤若望(P.Joh.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利用在宫廷的地位多方活动，为葡萄牙人争取免迁起了重要作用。康熙十九年(1680)，澳门得到开放澳门与广州之间的陆路贸易的许可，部分原因归功于宫廷传教士的努力。康熙二十六年(1687)，荷兰欲在澳门设立商埠，“为此，北京的神父感到震惊和焦虑，他们在想方设法安慰和拯救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澳门居民”，“所有耶稣会会员，无论是葡萄牙的还是外国的，他们作为真正的传教会的传教士，把葡萄牙的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14)。最终，在传教士的共同努力下，荷兰的计划流产。可以说正是由于清宫传教士的多方努力，缓解了清政府迁海令对澳门的不利影响，粉碎了荷兰和英国等国的阴谋争夺，捍卫了葡澳的利益。
1792年12月22日，当马戛尔尼使团还在来华路上时，澳督花露(Vasco Luis)就写信给里斯本宫廷，明确指出必须提防英国：
英国人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据说已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乘军舰直接去北京，并有两艘巡洋舰护航。不久前刚派遣一支常规舰队去广东，那里已有17艘舰只，其中一艘船上有三位专员来此常驻，负责有关使团的政治事务，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求允许英国人在广东岛上定居是该团的目的，一旦得逞(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在那个宫廷内我们没有人能阻止这项计划)，对澳门的这个邻居不可小觑，我们必须未雨绸缪。(15)
尽管是猜测，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葡萄牙人时刻保持警惕并非神经过敏，尤其是1802年和1808年，英国曾先后两次试图占领澳门。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自然会被葡萄牙传教士看成是对澳门和葡萄牙的威胁。尽管澳督说“那个宫廷内我们没有人能阻止这项计划”，其实在使团还没有到达北京时，在宫廷服务的葡籍传教士索德超、安国宁(Anore Rodrigues)、汤士选(D.Fr.Alexandre de Gouveia)等就已经开始设法阻止了。马戛尔尼根据有关信息和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对北京葡萄牙传教士心存戒备。当时生活在北京和澳门的传教士，不论是葡萄牙的、西班牙的、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都对使团的活动十分关注，纷纷留下了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的信件和文字记录，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北京、澳门两地传教士之间矛盾重重的内幕。
索德超是葡萄牙耶稣会士，1759年抵达北京，治理历算，1783年被认命为钦天监监正，是出任钦天监监正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也是耶稣会被废止之后，最后留华的耶稣会士(16)。他精通医术，是医师和药剂师(17)，曾担任和珅的私人医生。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时，索德超已经在北京生活34年了，凭借与和珅的密切关系，他在宫廷的影响超过其他人。当时耶稣会虽然已经解散，但索德超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护澳门的利益(18)，他非常清楚如何利用自身条件为葡萄牙和澳门争取机会。法国神父钱德明(P.Joseph-Marie Amiot)曾说过：“一个外科医生(即索德超)通过行医为我圣教争取到的保护比其他所有传教士把其所有智能加在一起所能争取到的还多。”(19)在马戛尔尼勋爵来京之前，法国前耶稣会士梁栋材就写信劝告马戛尔尼，提醒他提防索德超等葡萄牙传教士，梁栋材断言：“索德超将竭尽全力令英国使团无功而返。”梁栋材1736年出生于法国，1768年9月作为数学家和音乐家被派往北京朝廷，1784年为出使北京的一位朝鲜王子沈公义举行洗礼，1785年来到广州，1791年再回到北京。梁栋材目睹了耶稣会士势力在北京的衰亡，各大修会神父们在北京的分裂和明争暗斗。此外，他曾客居广州6年，期间与在此贸易的英国人关系密切。马戛尔尼快要抵达北京的时候，梁栋材秘密地通过一位中国人给马戛尔尼带去两封信，劝告他密切防备中国宫廷派来的使团翻译索德超外，还表示愿意无条件地为英国大使服务，称：“如阁下愿意向陪同您的主要官员声明，希望让我随行作翻译和担任任何其他您认为合适的角色，并把这一切告知皇帝，那么我敢肯定，那个传教士(索德超)将会名誉扫地，至少我有可能与之抗衡，摧毁所有那些来自广州和澳门的信中提出的不利建议。广州和澳门是忌妒与丑恶的温床。”(20)马戛尔尼相信了梁栋材所说的活，认定“葡萄牙教士彼那铎阿尔美达(即索德超)，即吾心中不满意之人也”(21)。因此他在热河第一次见到索德超时，带着先入为主的印象：“彼那铎此人，虽为乾隆皇帝客卿之一，而对于中国国事初无参与之权，然妒念极重，凡西人东来者，除其本国人外，罔不加以仇视，对于英人怀恨尤切。吾至澳门之时，即有人嘱余抵北京后善防此人。今日一与此人相见，观其沉毅阴险之貌，始知此人非处处防范，必为所陷。此人初为罗马教信徒，兹已不受宗教之约束。”(22)于是，马戛尔尼婉言拒绝了满清宫廷指派索德超充当使团随从翻译。
安国宁也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天文学家，1759年与索德超一同抵达北京，1775年任钦天监监副，稍后不久任钦天监监正职，同时为圣若瑟驻所道长，新信徒拉丁文教习与修士教习。耶稣会被废止后，他分担索德超的工作。
汤士选1751年出生于葡萄牙埃武拉(Evora)，科因布拉大学第一位数学学士，后在里斯本耶稣修道院任哲学和数学教师，年轻时就加入了圣方济各会。1782年，他在葡萄牙女王推荐下，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北京主教。葡萄牙宫廷赋予他重要的使命，在出任北京主教之外，建议他担任葡萄牙常驻中国大使，以维护葡萄牙在澳门获得的权利。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汤士选是保护葡萄牙和澳门利益的大使。汤士选1787年起担任钦天监监正，英国使团成员对他印象比较复杂，斯当东在报告中称：“在北京大部分传教士都来看过特使。其中一位和蔼的葡萄牙人被中国皇帝委派担任算学馆中欧洲首领，并由葡萄牙女王的推荐被罗马教皇任为北京主教。”(23)约翰·巴洛(John Barrow)在其游记中也说汤士选“性情温和、态度谦逊、举止友善”(24)。不过马戛尔尼在汤士选前来拜访时，却这样记述了他眼中的这位葡萄牙主教：“其人年40岁，葡萄牙籍，外貌颇和易可近。而谈者每谓其居心奸诈而无真实学问，然能说拉丁语甚纯熟……戈尼阿(即汤士选)且力述愿与吾缔结友谊之诚心，请余勿以近来英葡二国交战之事梗积于心，致对于葡国传教士，感情不能与他国教士一致。余以相当之言辞报之……由是言之，戈尼阿之巧言令色唯有一笑皆之耳。”(25)汤士选在马戛尔尼心中不过是阴险狡诈的两面派，由于马戛尔尼事先获得的关于葡萄牙传教士的信息，使他不得不对汤士选心存芥蒂。的确，汤士选在北京宫廷也与大臣们关系良好，特别是他定期地为大臣们提供从澳门等地运来的巴西鼻烟，这使他能够相对容易地利用自身有利条件为葡萄牙和天主教争取利益。
梁栋材明显怀着与葡萄牙传教士为敌的目的，在马戛尔尼在北京期间，梁栋材对索德超等葡萄牙传教士的仇视达到顶点，尽管他煞有介事地向马戛尔尼澄清：“请阁下相信，我不是因仇恨或积怨才这样说这个传教士的。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之间保持着最密切的友谊。但是友谊的义务是有限度的，不能与正义的义务相矛盾。”(26)1793年8月30日，他写给马戛尔尼的书信中这样贬低索德超：“阁下宜了解您的好朋友们。葡人索德超以外科医生的名义来到北京，为补一葡人之缺进入钦天监，但他连最基本的天文知识都一窍不通。外科医生的天分使他结识了各种大人物。三个月前，他有幸给位高权重的宫廷大臣和珅治了一点小病，这成为他运气的源泉，使他敢于问鼎作阁下翻译的荣誉。如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担任翻译，他将很快失去其运气和荣誉。”在信中他还建议大使向皇公贵戚们赠送厚礼，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能让索德超参与这些礼品的分配和赠送，否则将会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从中渔利，实现其卑鄙目的。我还想提醒阁下，贺清泰和拉乌斯先生还不习惯社会生活，尤其是这里的社会生活”(27)。言下之意是，索德超熟悉这里的王公贵戚之间的社会生活，行事起来游刃有余。
除梁栋材之外，马戛尔尼在北京时也曾听到其他国家的传教士数落葡萄牙传教士的嫉妒之心：“乃当此接见(汤士选——引者注)之时，其随从之他国教士中即有一人乘其不意语我曰：勿此伦之言。余退思其故，此言不为无因，因葡萄牙人妒视他国之心已达极度。现方自结团体研究一种计划，以排除中国境内之他国人为宗旨，除其本国以外，凡他国派教士来华者，彼等即以公敌视之。数日前，一意国教士谓余，吾辈同是欧洲人，人人咸与葡萄牙人缔结友谊之心理，而葡萄牙人心中则以除葡萄牙人而外，殆无足与之为友者，吾辈又何必自讨没趣。”(28)跟随使团前往天津、准备去朝廷为乾隆皇帝服务的两位西班牙传教士安纳(Hanna)和拉米额特(Lamiot)也曾经向英国人抱怨葡萄牙人给他们设置各种障碍，同时却假装在帮助他们。(29)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也详细地记录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传教士现状，斯当东在报告中这样记述：
他们各从本国的天主教会按时得到一些微小的津贴。除了宗教活动而外，出于感谢和爱国心，他们还充当各自的国家在中国的代理人。遇有涉及本国利益的事项，他们总要进行些活动。在某些具体教义上，这些传教士之间是有争论和矛盾的，现在某一国家的传教士同其余各国的传教士可能还有对抗。但在总的利益上，在东方和西方风俗习惯差别上，他们又结合起来。在这个远方国家里，每一个欧洲人都被认为是本国人，都得到照顾。(30)
巴洛也在游记中这样记录了他认识的传教士现状：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利益，都不愿意失去任何毁谤别国同行的机会。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最温和，而葡萄牙人则最锱铢必较。这个国家的传教士之所以敌视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还不如说是因为妒嫉和仇恨。大家公认，他们拥有的财富和他们根本不应该在钦天监所把持的高位，使得他们对其他欧洲人抱有猜忌和提防的态度，尽一切手段要把后者排斥在这个国家之外。(31)
这些记载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在京西方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既有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有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既让我们了解到禁教时期传教士在北京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也显现出在北京的各国传教士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马戛尔尼离开北京两年后，荷兰驻广州大班，1795年代表荷兰出使中国的范罢览获悉，就连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给皇帝的最贵重的礼物，都因为这些葡萄牙传教士的挑拨，成为损害英国利益的东西：“传教士们发现宏大的天象仪上有多个机件已经磨损，零件上的铭文是德文。他们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和中堂，曾与英国使团在多方面发生冲突的和珅又上奏皇帝，告英国人奸诈狡猾。愤怒的皇帝下令英国使团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32)
不过朝廷和乾隆皇帝并没有关注这些外国使团及传教士间的内情，还将索德超和安国宁提升到三品蓝翎官员，几乎接近清朝最高的官职。而其他翻译，如法国人贺清泰(P.Louis Poirot)神父、意大利潘廷璋(Guiseppe Panzi)神父等，也被提升为六品白翎官员。尽管不能把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葡萄牙传教士，但他们阻挠活动的初衷是要破坏英国使团的。
三、使团任务与清朝贸易管理体制中的澳门
作为海防重镇，清代澳门是粤海关属下的总口之一，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广州府香山县。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清朝政府对澳门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雍正八年(1730)，当局以澳门民藩日众，距县遥远，知县县务繁忙不能兼顾，复设香山县丞一职，驻扎关闸以北的前山寨。次年，在前山寨设立香山县衙署。乾隆九年(1744)，清政府以肇庆府同知改设前山寨海防军民同知，通称澳门同知，职司海防，兼理民藩，责任重大。而香山县丞衙署移驻关闸以南的望厦村。这样，香山县丞在作为香山知县佐贰的同时，又成了澳门同知的下属。由于驻扎在澳门或其附近便于直接执行职能、实施政令，香山县丞成为澳葡当局最直接的顶头上司。澳门同知则作为最高实际负责官员，与香山知县、香山县丞互相协调，共同管理澳门事务，构成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管理澳门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贸易管理和税收方面，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海关以后，清政府在澳门设置了澳关委员以管治澳门关税，全称为管理粤海关澳门总口税务，并设有粤海关监督行台，作为监督巡澳驻扎之所。澳门作为粤海关管理的七处总口之一，管辖关闸、大码头、娘妈阁和南湾四个小口，与省城大关总口同等重要，每年由广州将军衙门选员前往弹压稽查，管理关税事务。
清朝钦差大臣、督抚司道、将军提督及粤海关监督等高级官员不断巡视澳门，代表清政府行使主权。督抚等地方大员还不时派遣广州知府、澳门同知及委员等临澳公干。这样，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到澳门同知、香山知县、香山县丞和澳关委员，清政府实现了逐级对澳门的管辖，控制着澳门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洋人的活动。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朝开放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次年便在广州设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商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广州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中西贸易口岸，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贸易体系。在这种贸易体制下，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十三行负责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是各国来华商船的停泊所，澳门则逐渐成为了来粤贸易的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因此，在清代夷务管理体制和对外贸易体制中，澳门被清政府纳入了广州口岸的外贸体制之中，澳门与十三行、粤海关、黄埔共同组成了清代广州贸易体制的四个重要环节。
按照清朝定例，葡萄牙船之外的其他西洋船只，不准在澳门逗留，必须到黄埔贸易，当它们从澳门南面的十字门入口，进入珠江航道的时候，必须经澳门同知衙门额设的引水和澳门葡萄牙理事官禀报，由澳门同知衙门派遣伙食买办和引水，然后经虎门驶入黄埔。具体做法是这些西洋船首先要派一只小船到澳门申请执照，驻澳清朝官员会派出引水前往西洋船只查看其所携带的贸易执照，“引水看过船只，确是货物，问明来历，始赴澳门挂号，引至虎门报验，方始引进黄埔”(33)。在没有设立澳门同知之前，由澳门总口官员负责西洋船只的丈量并确定船钞，再发给前往广州的执照。清政府对引水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由该同知选择土著殷实之人承充”，“查明年貌、籍贯发给编号，印花腰牌，造册报明总督衙门与粤海关存案，遇引带夷船给予引照，注明引水船户姓名，关汛验照放行，其无印花腰牌之人，夷船不得雇佣。至夷船停泊澳门黄埔时，所需买办一体由该同知发给腰牌，在澳门由同知稽查，在黄埔由番禺县稽查。如夷船违例进出，或夷人私驾小艇在沿海村庄游行，将引水严行究处，如有买卖违禁货物及偷漏税货，买办不据实禀报，从重治罪。”(34)除了引水，澳门同知还会为之派出领有牌照的买办，买办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国人及其商船提供给养。当西洋商船到达澳门时，买办就将新鲜食物送到船上并将大班的信件带到澳门。
广州一口通商体制确立后，解决外商在广州贸易季节之后的住冬问题就迫切提上议事日程。清朝政府规定西洋商船到达广州交易完毕之后，各国大班必须随船回国，或者到澳门暂住，等候下一个贸易季节的到来。澳葡当局长期不欢迎其他外国人入居澳门，葡萄牙王室也曾于1746年3月9日明确下令禁止外人在澳门居住(35)。但澳葡当局并不能反抗清朝官方的谕令，1750年中国官方文书进一步规定，不许澳葡当局拒绝其他国家的人“进入和途经澳门”。面对清朝官府的规定，澳葡方面无可奈何，1752年，葡萄牙首相暨国务大臣庞巴尔(Marquis Pombal)侯爵宣布废除王家在澳门等地的垄断令。1757年2月9日，澳门议事会通过决议：“为了向外国人表示好客，而准许他们暂时在澳门居住。”(36)不久，议事会再进一步决议，允许各国商号迁入澳门并使用他们的行号。这是澳葡当局对长期秉承的不欢迎其他外国人入澳政策的重大修改，堪称澳门历史上“第二次开埠”(37)，反映出18世纪后期，澳门葡萄牙势力的衰落和澳门地位的变化。1760年1月(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朝政府明确了夷商在澳门过冬的新政策，《清高宗实录》载：“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李侍尧奏防范外夷规条：禁止夷商在省住冬。查每来贸易夷船，自进口以至归棹，原有定期，本不许潜留内地。近因行商等或有挂欠未清，以致该夷商等籍辞留寓省会，难免勾结生事。今该督请于销货归本后，依期回国。即有行欠未清，亦令在澳门居住，将货物交行代售，下年顺搭归国等语，系为立法制防起见，应入所请办理。”(38)正如马士(H.B.Morse)指出：“葡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但澳门却繁荣起来，它在中国人的监督下，变成各国与广州间贸易的基地。一切进口船只都在那里雇佣引水和买办，它们也从那里决定出发方向；商人们在每季季末，都从广州商馆回到那里，并在那里等待下一季度的来临。”(39)
在此基础上，清朝政府逐渐健全了居澳西方商人来往省澳的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来广州贸易的西方商人的行动。具体而言，“居澳西方商人前往省城，例由澳门葡萄牙理事官禀报澳门同知，恳请给照，以凭沿途查验。禀内连开商人、写字、小厮名数，防身鸟铳、剑刀，以及衣箱行李、厨房家伙杂物。由澳门同知填发牌照一纸，经由理事官转发西方商人收执，前往省城，投行料理贸易事务，毋得夹带违禁货物。事竣来澳，将照禀缴察销。并有代大班采买伙食用品的买办，随同进省。这些买办照例由广州行商属下的通事具保承充。在广州的西方商人赴澳暂住，向例责成行商、通事查询，出具保结，呈请粤海关监督，发给印照。要将商人、小厮人数，防身刀剑、鸟枪及随带行李、什物分别开列照中，以凭沿途查验放行。一面移知澳门同知，转饬澳门理事官，查询相符，将西方商人交付为其作保葡萄牙人收管约束，限满事竣，催令依限回省，毋得逗留滋事”(40)。
以上可知，在西洋船只前往广州口岸从事贸易的过程中，澳门是第一道和重要的屏障。随着澳门向其他西方人开放，其地位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开放后的澳门从表面上看，葡萄牙人仍然是远东商业活动的主要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它的内部就会发现，在澳门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是其他国家的欧洲人，只有一两个葡萄牙人和职员……他们大部分的商业已经消失……只有靠出租房屋为生……澳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欧洲人在中国的前哨站。”(41)
清朝政府调整了外贸政策，既改变了外商来华贸易的管理体制，也深刻影响了葡萄牙人在华商业利益和澳门的历史发展进程。澳门由一个为葡萄牙人所专据的居留地，变成了供大批来华贸易的其他西方商人的共同居留地。这些西洋人或携眷同来澳门，或在澳门娶妻生子，长期居留。既开放广州，又不关闭黄埔，以广州为贸易场所、以黄埔和澳门为其外港的广州独口贸易体制遂成定局，中葡关系也越来越多地显现出其他国家的影响，澳门的经济进入了相对的低谷，但澳门的历史则进入了更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阶段。
英国对华贸易从无到有，规模逐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千方百计扩大对华贸易；而清政府步步为营，处处防范，允许互市但加以限制。在广州口岸从事了数十年的贸易之后，一心想要扩展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广州贸易管理体制越来越不满，要求清朝官府改革管理体制，中英贸易矛盾冲突一直没有中断过。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关闭江、浙、闽三关，广州成为中西贸易惟一合法口岸。英国东印度公司不顾禁令，从广州前往宁波等港口强行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爆发了“洪任辉事件”，震惊朝野。“洪任辉事件”使清王朝察觉到有必要进一步立法对夷商进行管制，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防范外夷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五点：(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粤令寓居洋行管事；(三)禁借外夷资本并雇请汉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传信息；(五)夷船收泊黄埔拨营员弹压。《防范外夷规定》进一步从居住时间、地点、人员往来、资金借贷、信息传递、停泊位置等诸多方面加以限制，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散商觉得对华贸易困难重重。
最大限度地追求高额利润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散商们的目的，面对局限越来越多的广州贸易体制，他们当然不愿意乖乖服从。随着英国和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此消彼长，在力图突破各种贸易局限的设想中，占领澳门，取葡萄牙而代之的想法越来越清晰而强烈。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委员会曾经向英国驻印度大总督提议，请他从果阿总督那里获得一种能够改善他们在澳门地位的保证；并向他提示，里斯本朝廷是不管澳门的：“里斯本朝廷对澳门一无所知，而果阿政府则置之不理，因此该地已经成为流氓及亡命之徒的福地。它已丧失了从前中国人所赐予的有利特权，邻近县份的一个长官，几乎执行了该地全部的政府权力……这样一块不受重视的地方，可以轻易地从里斯本朝廷获得，如果该地一旦掌握在富有进取心的民族手里，他们必然知道如何尽力扩展该地的优越条件，我们想象它会成为一个繁荣的地方，为任何东方口岸不及。”(42)
1787年6月20日，卡斯喀特(Commander Cathcart)在接受英国政府任命他组团出使中国的任务后写信给外交大臣邓达斯(Lord Dunolas)：“使团的目的是在中国政府保护下扩大我们的商业。看来，提出一个能够避免或者至少不要激起嫉妒的请求是有重要意义的。根据这个原则，让中国人给我们挑选货栈地点也许是最好的策略……假如他们不愿意提供一个方便的并且赋予我们特权的货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设法弥补目前现实中的许多不足之处。”卡斯喀特还认为，英国从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门割让过来是可能的，行商们被引向那里交易也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澳门远离茶叶和生丝的产地，而且没有摆脱中国法律的约束，因此有它的不利之处。不过卡斯喀特也认识到“即使葡萄牙人将澳门让与我们，不等于中国随之而给与我们以葡萄牙人的特权。葡萄牙人手里拥有的不是该岛的全部，它的海港只有一个口岸是重要的。把行商从广州迁移，可能有些不利；但是他们的资本，克服了广州远离茶、丝及瓷器产地的不利条件，故使澳门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商站，并克服了它的缺点”(43)。
这表明在马戛尔尼使团之前，对澳门怀有觊觎之心的英国人已大有人在。在感到无力与清朝进行直接抗衡之后，来华贸易的英国人就更加希望借助本国政府的力量，通过外交途径，打破清王朝的种种限制，在中国获得一块地方或者一个岛屿作为货栈之用，以拓展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前，英国外交大臣和东印度公司先后给出明确指示，其中之一是“使英国商人最低限度获得与葡萄牙人同等待遇，特别要准许他们在中国大陆某个邻近岛屿上有一个便利的商栈，以便商人或公司的代理人、船长、水手及商品得以暂住度季，获得与葡萄牙人在澳门同样的特权”(44)。因此，马戛尔尼大使心中一直思量着澳门，1794年1月2日到7日在广州期间，马戛尔尼大使在日记中论述了对葡萄牙与澳门的想法：
作为一个国家，葡萄牙势力从世界的这个部分消失很久了，尽管他们的幽灵仍然还在澳门出现，霸占着澳门，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毫无用处，甚至应该感到羞耻。澳门现在主要靠英国人支撑着，就目前澳门的状况来说，中国人可以随时使澳门及其支撑者饿死。如果葡萄牙人不愿意按照平等的条款把澳门让与我们，只要从马德拉斯派遣一小支军队就可以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澳门，之后再去进行补偿，并解决这些不合常规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再费点心思，在老万山或者Cow-hee获得落脚地，这样会更有好处，这样澳门就会很快一钱不值。(45)
澳门是英国人既要绕开又有某种企图的地方，澳门葡萄牙历史学家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曾经这样分析马戛尔尼出使的目的：一是突袭澳门，二是打开中国的贸易之门，“英国人实际上很懒惰。小小的葡萄牙已在澳门立足二百五十年，英国人要么攫取另一个澳门，要么霸占我们的澳门。马戛尔尼仔细绘制了葡萄牙人的防卫图。传教士们不断察觉他的阴谋。我们总能同中国人互相谅解，但同英国人却什么也弄不成”(46)。
在澳门葡萄牙人看来，守住澳门是丝毫不能放松的事情。在清朝廷眼中，澳门是天朝对外贸易制度中事关国体的重要地点，更是丝毫不能改变。正如郭卫东指出的：“英人对澳门的兴趣，意绝不仅在澳门，而是在中国的更大范围。作为广州重要门户的澳门，其独特地位的长期不坠，客观上说，也使中国大陆多了一道保护屏障，在英国殖民者的攻势下多了一层缓冲地带。”(47)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三十日(1793年10月4日)乾隆皇帝全盘否定英国人各种要求的《乾隆帝为英使所提增设关口及在京设行等七款不便允准事致英国王敕书》(48)中，“澳门”是出现最多的地名，该敕谕逐条拒绝了英国使臣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多次强调澳门在清朝对外贸易体制中的重要性，非常明确地表示着在当时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体制中，澳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法忽视，地位不容改变。在清朝势力还足以抵挡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和侵略时，以广州为中心、澳门为外港的贸易体制是不容有任何改变的，只会得到越来越严格地遵照执行，以突破这种贸易体制为主要目的的马戛尔尼使团的最终命运其实早已经注定。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出使过程中发生的与澳门有关的所有事务，涉及中葡英三国复杂的国际关系，深刻凸显出澳门作为中西交流缓冲地，无论在中西经济、外交还有传教事务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历史内容进行细致的回顾和分析，更能理解澳门所蕴涵的超越中葡关系的多边联系，对我们把握澳门历史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51页。
②梁廷枬：《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4页。
③“夷欠”，又称“商欠”或者“行欠”，是指广州十三行行商欠外国商人的债务。
④Cornell University,Macartney Correspondence,Ⅱ,No.2; Cornell University:Macartney Documents,Ⅶ,document on Dec.17,1777.
⑤⑥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pp.204—205,285—286.
⑦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8—39页。
⑧《清实录·乾隆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1048页。
⑨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04页。
⑩Helen H.Robbins,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London:1908,p.244.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29页。
(12)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3)Andre Everand VanBraamhouchgeest,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e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Philadelphia,1797),Ⅱ,p.418.
(14)佛朗西斯·罗德里杰斯：《葡萄牙耶稣会天文学家在中国(1583-1805)》，澳门文化司署，1990年，第126—127页。
(15)海外历史档案，澳门，第16号案箱，第46号文件，手稿。转引自阿布雷沃：《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1793)》，载澳门《文化杂志》，1997年，第126页。
(16)费赖之著，耿昇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35页。
(17)荣振华著，耿昇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8页。
(18)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19)钱德明神父1774年9月写给贝尔丁大臣的未发表的信。转引自阿布雷沃：《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1793)》，载澳门《文化杂志》，1997年，第127页。
(20)E.H.Pritchard,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T'oung Pao,Vol.Ⅱ,No.31,1934,p.10.
(21)(22)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第51，59页。
(23)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32—333页。
(24)约翰·巴洛著，李国庆等译：《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25)(28)马戛尔尼著，刘半农译：《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第78页；又见Helen H.Robbins,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London:1908,p.289。
(26)(27)E.H.Pritchard,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T'oung Pao,Vol.Ⅱ,No.31,1934,p.19.
(29)约翰·巴洛著，李国庆等译：《我看乾隆盛世》，第329页，又见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75页。
(30)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33页。
(31)约翰·巴洛著，李国庆等译：《我看乾隆盛世》，第327页。
(32)转引自阿布雷沃：《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1793)》，载澳门《文化杂志》，1997年，第128页。
(33)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725页。
(34)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7《方略·二六》“驭夷·二”。
(35)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134—135页。
(36)C.R.Boxer,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Macau,1990,p.217；另参见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48页。
(37)郭卫东：《英国与澳门早期关系的历史考察》，载澳门《文化杂志》，2002年，第28页注释14。
(38)《清高宗实录》卷602“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60页。
(39)马士：《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0—51页。
(40)章文钦、刘芳：《一部关于清代澳门的珍贵历史记录——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述要》，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888页。
(41)Austin Coates,Macao and the British(1637-1842),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p.60.
(42)马士著，区宗华译：《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2，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1页。
(43)马士著，区宗华译：《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2，“卡斯喀特中校的初步建议”，第476页。
(44)马士著，区宗华译：《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2，第533页。
(45)Helen H.Robbins,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London:1908,p.384.
(46)阿莱恩·佩伊雷菲特：《僵化的帝国》，里斯本：1995年，第123页，转引自阿布雷沃：《北京主教汤士选与马戛尔尼勋爵使团(1793)》，载澳门《文化杂志》，1997年，第126页。
(47)郭卫东：《英国与澳门早期关系的历史考察》，载澳门《文化杂志》，2002年，第27页。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3—556页。参见梁廷枬《粤海关志》卷23，贡舶三；《东华续录》乾隆朝，第118卷；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560—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