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的技术变迁——以江南农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史上论文,为例论文,农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业正经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个历史过程，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受传统农业的影响，正确评价传统农业可为现代农业技术进步提供指导。
江南①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要素禀赋差异较小，文献中关于人口、耕地、单位面积产出等资料较为丰富，便于本文对农业技术进步做定量的估算。本文以江南农业作为传统农业的典型，对传统农业再评价。本文的历史分期界定在明清近代，更具体的是在明后期(16世纪70年代)至抗战前期(20世纪30年代)。
一、文献回顾和理论基础
对于明清近代农业生产的观点很多，大部分观点是针对全国而言，对江南也基本适用。持有“衰退论”的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呈现衰落趋势，主要表现在地权集中、失地农民增多，农业中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与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民生活贫困。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将近代以前的这种现象归因于封建主义，将近代以后的这种现象归因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学者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革命的合理性，为革命做宣传工作，并一直成为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学说②。
这一观点在两方面受到质疑：一是衰退是农业发展的趋势吗？二是如果农业生产呈衰退趋势，一定是生产关系的原因吗？对第一个质疑的回答形成了“增长论”，对第二个质疑的回答形成了“农业技术停滞论”。持有增长论的代表人物是布兰特和罗斯基，他们通过论证农业产出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论③。然而，即使不考虑他们所用间接材料的合理性，承认这种增长，但这种增长来源于商品化和专业化，或者讲是斯密动力，单纯的斯密动力并不足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传统经济的极限)。
“农业技术停滞论”往往与“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从明末至清中期，江南人口增长迅速。承认人口压力并以此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首先由何炳棣提出，尔后由伊懋可、赵冈、黄宗智加以强化，“并为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所接受”④。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仅与资源有关系(人地比例)，而且与技术密不可分。上古时期土地不具有稀缺性，耕作粗放，土地的边际产出为零。此后人口逐渐增加，人均耕地变小，导致不同的耕作制度安排人力，从长期轮荒制、短期轮荒制、休耕制到一年一种制、复种制，复种指数不断提高，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土地(资源)节约型技术的进步⑤。沿着这种思路，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伯重反驳了“过密化”的观点。李伯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下几个关键的观点：江南地区存在技术进步，以肥料使用和水资源控制为代表；地方的要素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劳动、资本配置合理而不是过密；到18世纪时，人为的人口控制方法被广泛采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马尔萨斯人口压力；随人口增加，农场规模缩小，但没有就此造成大量的隐性失业，恰恰相反，通过提高复种指数等其它方法，在保持农夫年劳动时间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日产出却上升了，农妇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而投入至纺织业生产中，从而使农户家庭收益上升。所以，持续的贫困化趋势并不存在，恰恰相反，江南地区的增长动力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没有改变⑥。
李伯重的观点与被称为“加州学派”的社会经济史学者的观点相近，他们认为在普遍的工业化以前，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江南的经济发展或多或少与欧洲最先进的地区英格兰保持同步，作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农业当然也不例外。人口流动促进技术进步的观点以及加州学派强调在传统阶段内技术的进步与扩散的观点，纠正了人口压力下技术停滞观点的片面性，但却忽视了黄宗智所强调的技术进步的阶段性问题⑦。
基于以上争论，笔者试图构建一个较完整的技术进步理论，以期对江南农业中技术进步做全面的考察。
首先，技术进步具有阶段性。技术进步的阶段大体上可分为前现代(传统)时期的技术进步与现代时期的技术进步，区别之处在于发明率的不同，而发明率的差异来自于技术创新方法的差异。前现代时期的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经验，现代时期的技术由经验型变为实验型，并且科学和技术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此，本文将技术进步分为技术在阶段上的进步与技术在阶段内的进步，前者是指由经验型的发明方式向实验型的发明方式的过渡，而后者是指技术在经验型发明方式下的小修小补，没有根本性突破，大多数地区长期经历传统技术的扩散。
其次，技术进步具有方向性。在高人口密度和土地供给缺乏弹性的国家或地区，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这样一种农业技术的进步，即改良种子、寻找新的高产作物以及更有效的肥料，从而更大程度上解除因土地供给缺乏弹性对增长的制约。这种技术称为土地(资源)节约型技术。传统阶段内的土地节约型技术刻画了传统有机农业的特征。在劳动力相对稀缺的经济中，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这样一种农业技术的进步，即改进农用工具和机械，使每个劳动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从而促进土地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这种技术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因此，一个社会实现农业技术变革的途径有多种。一个地区具体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向，从需求的角度讲，取决于该地区的要素禀赋，只要该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符合当地的要素禀赋，其选择的农业技术变革的路径就是最优的。就技术进步的方向而言，只要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存在差异，技术进步的方向也应有所不同，也就没有优劣之分。
二、人口数据的分析⑧
明代江南缺少成序列的人口数据，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方法估计人口数⑨，较为可取的一种是：首先确定洪武时期的人口数据，选择明代人口高峰时刻作为估测的标准点，确定从洪武至标准时刻这一时期内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这一段时期中的人口数据便可以通过插值法取得⑩。
洪武26年的人口数据见表1。
关于从1393年至1630(11)年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的判断，何炳棣将从洪武至嘉靖北方五省人口年均增长率3.4‰作为明代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赵冈认为从1393至1590年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6‰。何炳棣与赵冈所估计增长率的共同缺点是估计均就全国而言，缺乏针对性。另外何炳棣基于1393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两个数据作出结论，论证并不充分。曹树基对江南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分别进行了估计，在此基础上认为江南诸府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曹树基的估计数与何炳棣、赵冈的估计数相比，其优势在于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同时，本文关于清时期1776至1820年的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也是3‰(具体见本文提供的清时期的人口数据)。这表明正常时期江南人口年均增长率相当稳定，前后数据的相互印证表明3‰较为合理。因此，本文采用3‰作为从1393至1630年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值。
以1393年人口数1021.5万为基础，结合人口的年均增长率3％，可知1578年江南人口数为1778万(12)。
清代人口数据的处理思路与明代相同，不再赘述。1776-1820的分府人口数据见表2：
近代人口数据见表3。
三、耕地面积数据分析(13)
中国幅员辽阔，全国性的土地清丈工作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一方面由于地方行政人员知识水平有限、土地丈量技术落后；另一方面，巨室大户隐田逃税，严格彻底的土地清丈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的阻挠，因而古代的土地面积统计数据不免失之偏颇。因此对于这些数据，需要采用现代的数据处理方法加以整理，使之尽量反映真实情况。
除了运用现代的数据处理方法之外，还需要了解一些关于耕地面积数据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对耕地面积数字做可靠性估计。明清耕地面积统计数据的特征：(1)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朝政府1580-1583年所做的田土统计是近代以前中国的田土统计中最为可靠的(李伯重，2007)。(2)洪武时期做的土地清丈工作，处罚严厉，雷厉风行，并且与户口普查(黄册)同时进行，隐田不报、弄虚作假等导致数据失真的主观因素受到遏制。一直以来，1393年的数字被认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经过20世纪40年代几位日本学者(14)的彻查，这些数字的虚假性逐渐暴露出来，1393年的数字常有夸大，一个关键的原因是1393年的数据中包括大量未开垦的土地。(3)由于江南所有耕地的开垦到15世纪就完成了，15世纪至19世纪几乎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开垦，所以适于耕种的田地的数量在明代后期基本确定。因此，江南的耕地面积占江浙两省耕地面积的比重，在15世纪末至19世纪应基本保持稳定，15世纪末至19世纪只有浙江和江苏两个直省的耕地面积资料时，可以采取分别用两省不同时期的耕地面积资料与比值相乘的方法获取江南的耕地面积数据(15)。
首先，讨论表4、表5、表6中梁方仲整理的明清几个年份的耕地面积数：
根据上文对耕地面积数据的特征的讨论，1393年与1491年的耕地面积数据都偏高，可信性较差，1578年的耕地面积数据较为可靠。表中所列1578年的数字，除苏南五府外，只有浙江布政使司的数据，没有细化至分府的数据。1578年杭嘉湖三府的耕地面积数字的获取采用如下方法：已知苏南五府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求知苏南五府的人均耕地面积，假定杭嘉湖三府的人均耕地面积与苏南五府相同(17)，因此，江南的人均耕地面积即为苏南五府的人均耕地面积。苏南五府的人口数在1393年为629.6万，从1393年至1578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3‰，则1578年苏南五府的人口数为
=1095.8万，人均耕地面积为2.7明清亩。由此可知江南地区1578年的人均耕地面积为2.7明清亩，又因1578年江南地区的人口数为1777.8万，所以江南1578年耕地面积为4800万明清亩。
另有江苏省：65241209明清亩，浙江省：45909884明清亩，则江南耕地面积占江浙两省耕地面积的比例为41.2％，可利用这一比值对只有江浙两省耕地面积时的数据做修正可得江南耕地面积。
其次，整理珀金斯提供的耕地面积数据(18)：
关于明清近代耕地面积的讨论涉及很多年份：考虑到人口数据与耕地面积数据的呼应，选取几个关键年份1578、1776、1820、1851、1913、1933年的数据(1578代表明后期，1776代表明后期至清中期的过渡，1820至1851代表清中期，1913、1933代表近代)，因资料的缺乏，无法查找到年份完全一致的人口与耕地面积数据，故当二者不一致时，尽量选取时间上相近的年份，如以1753、1812年的耕地面积数代表1776、1820年的耕地面积数，以1910年的人口数代表1913年的人口数。综合人口、耕地面积数据的讨论，列表如下：
四、模型与检验
按照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的说法，明清以至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技术上的变化包括引进新作物、新种子、改进设备、提高复种指数等。在数理模型讨论中，珀金斯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也就是技术对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没有影响。
然而，就江南农业发展的技术进步而言，这个假定并不合理，甚至是有误导性的。通过对史料的考察可知，明清近代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对各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相同，传统农业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新种子的发现、新作物引进、复种指数的提高等方面，这种技术进步是有偏的，偏向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属于土地(资源)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有偏的技术进步设定，估算明清近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以期为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有机农业技术结合的必要性提供理论依据。
模型假定：a农业生产能以一个特定的生产函数来进行表示；b生产函数是齐次的，即农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19)；c各要素自由流动且面临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因而按它们的边际产品支付报酬。
农业增长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技术类型——“节约劳动型”技术和“节约土地型”技术来实现。前者试图促使动力机械对劳动的替代，而后者则能促使劳动或资本对土地的替代，这两类技术之间的有效选择对于实现生产率的加速增长是重要的(Hayami and Ruttan,1985)，技术变迁的方向不同，对不同的要素生产率影响也不同。下面本文采用两种有偏的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即节约劳动型生产函数和节约土地型生产函数(20)。
(1)节约劳动型生产函数
在此，我们假定生产函数为以下具体形式：
方程两边同除以β，得
为了估计技术进步在江南粮食产出增长上的贡献，需要获取的数据包括产出的年增长率，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年增长率，总产出中每一种要素投入的份额。
由上式可得基期至报告期的产出增长率。劳动增长假定与人口增长率相同，资本在本文中的范围较广，包括水利建设、肥料、工具、牲畜等，按照珀金斯的说法，这里假定资本增长率等同于人口增长率(21)。人口和耕地的增长率据表8取得。将不同时期产出和各种投入的增长率列表如下：
在总生产中不同生产要素的份额很难取得，本文采用珀金斯的估计值(22)，即α=0.2，β=0.6，γ=0.2。
将表9中产出和投入的年增长率的数据，结合要素份额分别带入公式(1)、(2)中得到技术进步率
估计结果如下：
从以上四个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在人均粮食消费有较大幅度上升的时期，技术进步(无论是节约土地型技术还是节约劳动型技术)才能对产出做出较大贡献。当人均粮食消费下降20％时，正如表11、表13第四列所示，技术反而退步了，这种情况与史实不符(明清近代江南农业技术不可能发生长时期的负变动)，故不予采纳，进而可以推知人均粮食消费下降20％的假定不合理。
即使仅考察土地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在长达350年的时期中，技术进步率年均2.6‰，与现代粮食生产技术相比，进步率无疑是很低的(23)，因此，传统有机农业技术在此阶段上几乎是停滞的，陷入过密化或密集化的困境。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技术仍然处于传统阶段。这种技术在阶段内的进步，尽管对江南的粮食增产做出了较大贡献，却并不能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动力。这启发我们要引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推动技术进步不断上升新台阶。
除了认识到农业技术在阶段上的停滞外，还可以发现传统有机农业的优势。当生产函数考虑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后，土地节约型的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率。如表10和表12第四列所示，在所考察的每一个时期中，表10第四列中的数值均高于表12第四列中的数值。由此可见，江南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倾向于土地节约型的技术创新。传统技术在阶段内的进步仍然存在，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具有相当的潜力。江南在这一时期的要素禀赋是人多地少，对节约土地的需求诱导了替代土地的技术进步，如单位土地上增加劳动、有机肥料投入、提高复种指数、改良新地、科学选种、建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等，这些技术进步都是有机农业的特征。尽管增加产出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但土地(资源)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在技术贡献的估算中应给予重视，而不是简单的将江南农业视作技术停滞的代名词(24)。这启发我们改造江南传统粮食生产要在节约土地型的技术方面突破，将现代技术的变革与传统有机农业的优势结合起来。
本文对技术进步的估算是很粗糙的，对于农业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或因资料缺乏或因生产函数的技术性问题而没有予以解决。本文对数据的处理也较为简单，资料缺乏，旁证较少，影响了人口和耕地面积数据的可靠性。这些问题留待笔者的进一步研究、补充乃至修正。
注释：
①“江南”是指地理概念上长江三角洲的部分地区，不包括不太繁荣的北岸。本文采用了史学家李伯重对江南的划分，即苏南浙北，包括明清时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苏州府的太仓州。这一区域属于太湖水系，自然条件相似，内部经济联系紧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②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卷1-4，[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7、1989、1991年版。
③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南京]《中国农史》1999年2期。
④李伯重：《“最低生存标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两个基本概念的再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⑤E.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New York:Aldine,1965.
⑥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⑦黄宗智并没有专门讨论技术在阶段上的停滞，但根据他的结论，技术在阶段上的停滞是隐含的假设。(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⑧笔者对人口数据的整理是为下文的数理模型服务。由于模型需要的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的增长率，这里给出的人口数字只能计算出人口增长率，然而，本文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尽管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重有所变动，但变动不大，可以设定为一个常数，二者的增长率相同。
⑨以前有国内学者采取估计隐漏人口的方法来进行明代中后期的人口估计，这一分析不是以人口统计的数据作为人口分析的基础，关于隐漏人口的计算，看似定量，却没有确定分析的标准时点。相对而言，根据一定的年平均增长率推测明代后期人口，要比估计隐漏人口的方法可靠。
⑩一般情况下，人口按一定的规律变动，通过估算一定时期年均增长率的做法得出的人口数据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内人口变动的趋势。
(11)何炳棣指出明代人口高峰出现于1600年，但这是就全国范围而言。赵冈认为人口高峰出现于1590年，1590年后灾荒、瘟疫、战争接踵而至，峰值由此形成，但受影响的只是山西、北直隶、河南等地，江南此时基本没受影响。曹树基对人口高峰的时刻做了分区的分析，认为江南诸府人口峰值时刻为1630年。本文采用这一说法。
(12)此处求1578年的人口数是为与下文耕地面积数据保持年份的一致。
(13)此处对耕地面积数据的整理主要是为下文的数理模型服务。由于数理模型需要的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面积的增长率，此处给出的耕地面积数字只能计算出总耕地面积的增长率，然而，本文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尽管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与总耕地的比重有所变动，但变动不大，可以设定为一个常数，二者的增长率相同。理由如下：按照李伯重的估计，清中期以前经济作物挤占粮食作物耕地并不明显，明后期用于生产粮食作物的耕地占总耕地的94％，清中期为90％。在将近300年的时期内，仅仅减少了4％，年均减少率为0.13‰，在这样低的减少率下，认定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与总耕地的比重维持不变不会有多少误差。
(14)几位日本学者及著作分别是藤井宏《田土统计》、清水泰次《土地制度史》、和田清《食货志译注》。
(15)这一做法适用于耕地面积基本确定的年代，因为耕地一经开发就基本确定，不存在地理上的流动性。而上文所讨论的人口数据的处理不能应用此法，因为人口的流动性较土地大得多，尤其是在战乱前后，江南地区存在大量人口迁移，假定江南地区的人口与江浙两省人口总数维持固定的比率并不合理，所以本文对人口的估算没有采取这一做法。
(16)不同的文献资料中所给出的明亩与清亩的折算关系、明清亩与市亩的折算关系不同。李伯重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中使用的折算式为1明亩=1清亩。赵冈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中采用1明亩=1清亩=1.04市亩，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中使用的折算式为1明亩=0.97清亩。因换算的差异很小，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本文采取较为简便的换算式1明亩=1清亩=1.04市亩。
(17)考虑到江南地区内部的经济条件及人口的流动情况，假定杭嘉湖地区与苏南五府人均耕地面积相同较为合理。
(18)数据生成说明：江苏省1933年的数字，珀金斯取自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1933-1959》，这一数字与孙敬之在《华北经济地理》提供的1957年数字基本相同。关于浙江1933年的数字，珀金斯假定与1957年的数字相同，而1957年的数字取自孙敬之《华北经济地理》1957。关于1893、1913的估计数，做法为以1933的估计数为基础，结合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和国家农业调查局所编制的指数推算得来。
(19)规模报酬不变是指所有要素都增加时，增加的比例与产出增加的比例相同。传统农业生产中并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这一增长状况只是在现代技术和管理成为生产的主导要素的部门才有可能。规模报酬递减有可能，但仅知道科布—道格拉斯函数规模收益系数之和小于1，无法确定具体的数值，就无法进行定量的估计。另外，尽管前文提到劳动、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但这与规模报酬不变并不矛盾，一种生产技术可以同时显示出规模报酬不变和要素的边际产品递减，考虑到江南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维持规模报酬不变完全有可能，所以综合考虑，本文假定粮食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20)对这两种生产函数的具体讨论参见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4，P12。其中A乘以N表示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步(倾向于提高劳动生产率)，A乘以L表示节约土地型的技术进步(倾向于提高土地生产率)。
(21)这些资本形成与人口高度相关，如工具、牲畜用的屋舍、种子与人口高度相关。水利活动的规模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传统技术条件下的大部分工程需要人工才能完成，当然假定资本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相同可能存在某种偏差，但除此之外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
(22)珀金斯使用农业总生产中而非粮食产量中的份额来计算不同要素所占的份额。土地的份额是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的半数计算出来，而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假定为全部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假定中国的平均资本产出率为二比一，而资本报酬率为百分之十，将这些假定应用于1931-1937年的粮食和农业总产出资料之上，得到各自占农业总生产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就可以由其余数计算出劳动余额(根据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即为百分之六十。尽管珀金斯的估计有相当的随意性，由于还没有找到更多、更合理的其他的要素份额的估计，在此暂且使用这一估计值。考虑到这一因素，本文的估计结果只能是概要的反映，而不能做精确的理解。
(23)刁怀宏、陶永勇曾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率做过估计，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本文中对江南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参见刁怀宏，陶永勇：《生产要素的配置变化与科技进步——中国1980-2001年农业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北京]《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年6期)
(24)以往学者研究的背后存在一种规范认识，相信西欧经济变化的道路是近代经济成长的唯一道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应当按照由西方所经历的道路前进，因此，学者研究明清近代经济史的做法分成两类，一是寻找与近代早期西方经济成长相似的经济变化，然后认定相似的经济变化就是近代中国经济成长的证据，二是寻找与近代早期西方经济成长相异的经济变化，然后认定相异之处即为阻碍因素，消除了这些阻碍因素，中国近代经济成长会自然地进行下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力图把中国历史的真实，削足适履地塞进近代早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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