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效应：居住空间阶层化与教育不平等
文/方长春
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供给成为城镇住房供给的主导模式，居住空间阶层化趋势开始出现。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对义务教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教育不平等的一个主流的解释模式是：教育不平等是（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间不均衡分布的结果，而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可以起到垄断特定教育资源和阻隔其他阶层享有特定教育资源的作用。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基础是教育资源的分布存在空间和校际差异。那么，居住空间阶层化除了通过垄断和阻隔教育资源的方式之外，是否还通过其他方式影响教育不平等？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影响了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而学校的学生构成也会作用于教育不平等。
文献回顾
随着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市场化供给成为城镇住房供给的主要模式，优势阶层突破“学区制”的限制有了新的渠道，优势阶层可以通过住房的选择而获取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进而使得阶层差异进一步渗透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获得中。这一论断的基本逻辑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非均衡性是导致教育不平等的基础，而不同阶层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差异则是决定教育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在教育资源空间非均衡性的条件下，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人们对教育资源竞争的结果，而作为竞争的结果，居住空间阶层化使得不同阶层享有不同教育资源成为可能。
在不考虑信息素的迹浓度挥发的理想状态下，信息素的迹浓度增加和有效信息增加计算方式见表1，其中I表示蚂蚁发现一处食物源并有效反馈的信息数值．
本研究试图跳出教育资源的视角，分析居住空间阶层化对教育不平等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毫无疑问，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与教育资源获取的阶层差异两者是一种互为因果、彼此强化的关系，而教育资源获取的阶层差异则是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那么，除了教育资源因素，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教育不平等呢？既有研究表明，学生学业成就并不完全受制于其所在学校的教育资源，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也非常突出。著名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甚至指出，学校资源因素并不是造成学生学业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才是影响学校产出的重要因素。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情形下，教育不平等或者说教育的阶层差异依然很顽固。此外，关于同辈群体对青少年成长影响的相关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同辈群体、学校学生阶层构成对学生学业成就的获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总结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学校学生社会构成也可能是影响学校产出的因素，这一假定我们称之为“生源效应”。如果所谓的“生源效应”存在的话，那么居住空间的阶层化还可以通过影响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而作用于教育不平等。本研究借助CEPS调查数据，分别以学生个体和学校/学区作为分析单位，试图验证所谓的“生源效应”，进而讨论居住空间阶层化对教育不平等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影响。
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简称CEPS）2013—2014学年的基线调查数据。本研究包括两个层面的分析单位：学校/学区、学生个体。就学校/学区层面的分析单位而言，CEPS基期调查共涉及112所初级中学，其中有2所学校主要信息缺省严重，因此最终纳入经验分析的学校样本共计110个。就学区而言，由于民办学校没有严格的学区限制，我们从原始数据中筛选出102所公办学校做学区分析。CEPS项目还对所涉及学校的七和九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监护人）进行了调查，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分别以学校和学区作为分组变量，对学生及其家庭信息按组别进行了汇总得出学校和学区的特征变量。就学生个体而言，剔除少量缺省之后，本研究共涉及18212个学生个体样本，其中七年级学生9493人，九年级学生8719人。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也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学校层面的解释变量，其二是学生个体层面的解释变量。学校层面的主要解释变量为生源的社会构成，我们以学校学生家庭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水平作作为学校生源构成的衡量。就控制变量而言，原始测量中对各个学校的各类体育设施、教学辅助设施、健康设施等众多设施进行了测量，原始取值分为：“1=没有”、“2=有，但是设备有待改善”、“3=有，且设备良好”。我们统计针对每项设施的“有，且设备良好”这一回答的总次数，以这个总次数的倒数作为对应设施的权重对各学校的设施得分进行加总。除此之外，我们还根据原始测量构建了“生均电脑数”、“生均图书数”（百册/人）、“生均经费”（千元/人）、“师生比”、“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等指标作为学校资源特征的度量。就学生个体层面的解释变量而言，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教育的阶层差异，所以我们采用能够衡量学生家庭阶层地位的指标：父母亲的教育和父母亲的职业，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度量。其中父母亲的教育分为为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父母亲的职业则以父亲和母亲是否为精英职业来度量；家庭经济状况则根据被试的回答区分为“中等及以上收入”和“中等以下收入”两个取值。就分析方法而言，根据前文的讨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为优势阶层突破“学区制”的限制带来了可能，因此在经验分析部分我们首先以公办学校的学区作为分析单位，通过对各学区内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构成的分析来洞察学区的阶层化倾向。在“学区制”背景下还存在着部分“择校”的现象，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剔除了择校生，通过对对公办学校非择校生家庭情况的汇总得到各学区的阶层构成信息。其次，就教育产出的影响因素分析而言，我们分别从学校层面和学生个体层面进行了分析。在以学校作为分析单位时，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以学校生源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学校资源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以学生个体作为分析单位时，考虑到学生个体是内嵌于学校当中的，我们采用了多层次模型（HLM），分析模型如下：
学校教育产出是本文最重要的因变量。我们以每个学生的认知水平作为个体层面教育产出的近似度量，以重点高中录取率作为学校层面教育产出的度量。
在公式(1)为层一（个体层面）方程，其中Yij 表示第j 所学校第i 个学生的因变量取值，β0j 是截距项，表示在解释变量都为0时，第j 所学校学生的Y值。Xkij 表示1-k个个体层面的解释变量，βkj 为解释变量对应的斜率；公式（2）的截距项在学校层面进行分解，其中Whj 为1-h个学校层面的解释变量；公式（3）将公式（1）斜率项在学校层面进行分解，其中γk0 为第k个斜率在校际间的平均值，μkj 表示第k个斜率在校际间的变异，如果这种变异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则进一步按照公式（4）进行分解，即以学校层面的变量Whj 预测各斜率的变异。
极地科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完善和专业的医疗保障是顺利开展并完成科学考察的必要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为极地科学考察队员提供高质量和更加专业化的医疗保障成为可能。今后还要逐步健全极地医疗保障体系，从队员的选拔、医师的培训、医疗设施和设备的完善、极地医学的深入研究方面加以完善，同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逐步完善我国的极地医学保障制度。
结果与发现
（一）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倾向
如前文所述，在学校层面我们以各学校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平均认知水平，以及各学校毕业生的重点高中录取率作为学校的教育产出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学校的教育产出差异明显，排名最好的学校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平均认知水平为11.93和10.59，而排名中等及以下的学校这两个得分分别为9.64和8.06；排名最好的学校重点高中录取率达44.19%，而排名中等及以下的学校重点高中录取率仅为23.21%。概言之，学校越优质，其教育产出的表现越优秀。那么，优质学校的这种“优质表现”除了受到教育资源的影响之外，是否也受到生源构成因素的影响？
尽管CEPS项目缺乏充足的关于居住空间方面的信息，但根据公办学校学生家庭特征，我们通过不同学区的居民构成可以间接了解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倾向。分析结果表明，从公办学校学区生（非择校生）家庭自评经济状况可以看出，优质学区（学校在当地排名越好意味着所属学区越优质）学生家庭自评经济状况明显好于非优质学区。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行，教学更加注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在高中阶段的化学教学过程中，抓住化学课程的特点，巧妙的设置教学内容开展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既注重学生课程内容的教学，又注重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从现象到本质全面的掌握化学学科的内容，从而达到学科教学与素质教学的和谐统一.当然，在观察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也要注重学生观察优良品质的培养，不仅让学生掌握观察技巧，也让学生具备观察的准备性与敏锐性.
建立家庭。这个家庭的一家五口包括婆婆、丈夫、病人和两个孩子。其中有前妻所生的女儿5岁，病人自己所生的女儿3岁。病人的小姑子在教会学校上学，学费是由婆婆从自己卖房的资金中支付的。小姑子住在家里，她自己不交费用。
上述分析从不同层面表明，学区的阶层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而学区的阶层化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居住空间的阶层化。按照前文关于公共服务资本化的讨论，居住空间的阶层化是在自由择居条件下人们对优质公共服务追求的一种必然结果。我们的经验分析表明，从居住形态上来看，优势阶层在“优质学校”所属学区聚集的趋势是存在。那么这种聚集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除了以往研究已经关注到的通过垄断特定教育资源，阻隔其他阶层享有特定教育资源方式之外，是否还通过其他方式发挥作用？
针对不同类型公办学校所属学区内的居民构成情况的分析表明，越是优质的学区，其居民构成中职业地位高者所占比例越高，而排名越差的学校所属学区内低职业地位者所占比例越大。以城区（含城乡结合部）为例，排名最好的学校所在学区中，教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以及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所占的比例达到36.79%，排名中上的学校所属学区这一比例为25.84%，排名中等及以下的学校所属学区这一比例仅为14.00%。不同类型公办学校所属学区内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得分的比较表明，排名越好的学校，其所属学区内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得分越高，在城市地区（含城乡结合部）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学校教育产出的生源效应
如前文所述，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居住分异现象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住房的市场化供给使得人们的自由迁居成为可能，随着近年来全国各地房价的普遍和持续上涨，人们住所选择除了受其偏好的影响之外，也越来越受制于人们在房地产市场中的支付能力。而人们居所选择偏好则与人们对优质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追求有关，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带来一种竞争，这种竞争通过房地产市场而体现出来，即表现为公共服务资本化到房地产价格中的倾向。这种竞争的结果不仅体现为公共服务的阶层差异，同时也使得居住空间表现出阶层差异。以义务教育为例，义务教育资本化的突出表现即为“学区房”现象。按照前文的讨论，“学区房”现象的存在意味着义务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间借助房地产市场进行重新配置，使得优势阶层可以借助房地产市场而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撇开教育资源不谈，仅从居住空间形态上来看，“学区房”现象意味着通过房地产市场的选择和过滤作用，优势阶层将聚集在“优质学校”周边。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此？
1.2.3关节镜探查手术 待完成CT及MRI检查后，让患者接受关节镜探查手术检查。方法如下：取患者仰卧位，使患肢呈外展状态，膝关节屈曲。于腰硬麻醉并做好常规消毒及铺巾后，在髌骨内下方做一横切口，后置入一关节镜，仔细观察患者关节内部的情况。检查完成后将关节镜取出，关闭手术切口，并予以绷带加压包扎。
以学校作为分析单位，对学校层面的教育产出所做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回归系数上来看，还是从模型的拟合优度及其变化来看，在控制教育资源的条件下（即假定教育资源相同的条件下），学校生源的社会构成对学校产出非常显著，即前文所述的“生源效应”是存在的。为了进一步验证生源效应的存在，我们以学生个体作为分析单位，采用多层次模型的方式对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个体和校级层面因素进行了分析。就学校层面的影响因素而言，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学校资源类变量之后，生源因素（即学校学生平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无论是对七年级还是九年级学生个体的学业成就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就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而言，个体层面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学业成就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是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根据我们的研究设计（参见前文公式3），我们将个体层面的解释变量的影响作用在学校层面做了分解（分解为平均效应和校际随机效应），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多数个体层面解释变量的影响作用在校际间的变异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此对于这些个体层面解释变量的影响作用的变异，我们没有以学校层面的解释变量来加以解释（即没有按照前文公式4进行分解）。
总结上述分析，无论从学校产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体教育获得的角度来看，“生源效应”都是存在的，也即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无论是对学校层面的教育产出，还是对个体层面的学业成就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而根据前文关于居住空间阶层化趋势的讨论，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正是居住空间阶层化的一种反映，因此，可以推断的是：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不只是通过占据、垄断特定的教育资源而作用于教育不平等，还通过影响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而作用于教育不平等。
总结与讨论
义务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间不均衡分布被看着是导致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教育资源的空间和校际配置存在非均衡性的前提下，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住房的市场化供应会加剧不同阶层对不同教育资源的摄取，优势阶层可以通过房地产市场中的住房竞争为子代选择“优质学校”和优质教育资源，“学区房”现象，或者说义务教育资本化也因此为人们所诟病。正是基于教育资源获取的差异是导致教育不平等这一根本假定，居住空间阶层化与教育不平等关系就表现为：居住空间阶层化与教育资源获取的阶层差异之间有着互为因果、彼此强化的作用，一方面对教育资源的差异化追求会导致居住空间阶层化，而另一方面居住空间的阶层化又反过来起到垄断特定教育资源和阻隔其他阶层享有特定教育资源的作用。然而，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通过教育资源而连接起来，居住空间阶层化还可以通过影响学校学生的社会构成而作用于教育不平等。
我们首先通过学区内居民构成的分析间接验证了居住空间阶层化的存在，并且这种空间阶层化也决定着特定学区内的学生的社会构成的差异；其次，我们在控制了教育资源变量的条件下，验证了生源的社会构成对学校产出和个体学业成就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源效应”是存在的。因此，可以说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竞争的结果，不仅仅通过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和阻隔而作用于教育不平等，还可以通过影响学校的学生社会构成而作用于教育不平等。
就社会个体而言，通过选择居住空间进入到特定的群体或社会结构中（本研究中为特定学校）以维持或提升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既有基于资源获取考虑，也有基于同辈群体（或曰伙伴群体）的考虑，因为后者也会带来收益。“孟母三迁”“百万买房、千万择邻”所说的正是此道理。就社会干预而言，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来干预教育不平等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政策措施，但是，在面对基于居住空间分化和隔离基础上的，借助同类群体的群聚所带来教育不平等，是否以及如何加以抑制，还是一个值得关注并加以深思的问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摘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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