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大均衡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不仅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梗阻。因此，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战略，是实现中国2050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由此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城市化战略上，学术界进行了长期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在模式选择上，一是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战略，二是强调大城市化战略；在战略目标上，按照中国2050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城市化水平要达到50%。但是，一些人认为，到2030年就可达到61.4%，还有人认为，到2020年就可以达到50%。本文运用全新的分析方法——均衡城市化理论，对中国城市化目标进行了预测，进而得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以实现中国城市化均衡为基础，按照区域经济原则，将一批中、大城市发展成超大城市，形成巨型城市带和大型城市群，是实现2050年城市化战略目标（50%，下同）的必由之路。
一、经济数据的均衡分析
表1运用均衡城市化思想，选取了经济发展中的几个主要参数，通过对26个国家有关数据的相关分析和计算，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重新对中国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实证分析。
1.历史的重新审视
在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文献中，将改革开放前城市化进程缓慢、且波动大的原因，归于重工业的畸形发展，但没有从城市化实现的本质过程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中，来说明其内在的传导机制。而这种实证分析恰恰是制定城市化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制定政策的依据。
表1 城市化发展中的几个重要参数
城市化
霍夫曼 城市化
可能性 人均NI
系数 水平(%) 指标Z(人)
(美元)
前工业化5人以上 9-12
10以下 300以下
第一阶段5(±1) 12-28
18-25 300-1500
28-50
25-40 1500-6500
第二阶段
2.5(±1)
50-70
40-60 6500-10000
第三阶段1
70以上
60以上 1000以上
第四阶段1以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摘要》；《国际统计年鉴》1996年、1977年；贝洛克：《城市与经济发展》；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世界银行：《产业经济学导论》、《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前景》；德怀特·L.杜蒙德：《现代美国：1896-1946》。
改革开放前，我国重工业的畸形发展而导致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异常状态，是世界所罕见的。依照表1，当中国的霍夫曼系数由1952年的4.86下降到1978年的0.81时，中国应处于工业化的第三阶段，人均NI应当在10000美元以上，城市化水平要在60%以上。而实际上，1969年我国人均NI仅为183元，与1959年相等，最高年份1978年为315元，按当时汇率和可比口径换算，比发达国家前工业化时期的人均NI还低；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没有随工业化的推进而提高，反而由1961年的19.3%下降到1970年的10%。此后，直到1979年，城市化水平一直徘徊在12.1-12.5%左右；从城市化的农业基础看，一般来讲，当霍夫曼系数下降到1左右时，城市化可能性指标，即农业人均提供商品粮能供养的人口（以下用Z表示）至少为60人，当城市化水平达到19%时，Z值至少为20人。中国在最高年份（1978年）仅为1.11人，最低年份（1961年）只有0.22人。在此经济状况下，户籍制就成为必然，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市人口的增长也以自然增长为主。
重工业畸形发展对城市化影响的传导机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资源配置的全面扭曲，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调会形成一种“惯性”，致使以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推进处于两难的境地。重型化结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供求总量和结构失衡及资源浪费。由于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形成生产能力后专业化程度高，可塑性差，在出现重型化结构失衡而进行调整时，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均收入很低，用于发展农业、轻工业以巩固城市化基础时，肯定会使一部分已形成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闲置，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这会导致收入下降和城市化的停滞；另一方面，如果要保证NI的增长和城市化的推进，就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重工业生产能力，这会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大量的产出只能再用于发展重工业，最终还是导致人均收入的下降。这是中国城市化波动性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国民经济结构、城市结构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超常发展重工业会严重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由于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工业化的推进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坚持农、轻、重在一定比例幅度范围内协调发展；二是牺牲农业和轻工业，迅速发展重工业，然后再用重工业装备农业和轻工业。我国采取了超常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大部分重工业形成于几乎同一时期的技术水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过后，当用这些重工业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时，这些技术已经是落后的了，这又面临着两种选择：用这些落后的技术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这便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技术水平处于落后状态；用先进的技术来改造重工业，这又形成下一个恶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扩大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结合缺口。我国目前整体经济技术水平低，与这一时期超常发展重工业有很大关系。落后的技术水平难以创造新的产业形式和实现资本的迅速积累，也难以装备现代化的农业，致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从而城市化失去了经济基础。这是造成中国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结论1：改革开放前，中国近27年的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作用，使城市化水平画了一条波浪线，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从静态指标来看，至1979年中国城市化刚刚步入起始阶段；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仅靠工业化并不能提高人均收入，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最本质的意义；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中的任何结构失衡都会阻碍城市化进程，而任何不切实际的急于求成，又是造成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2.中国城市化的非均衡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水平和不同规模城市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且城市人口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从1989-1998年，城市人口机械增长占城市人口增长的比例，除1991年为14.32%以外，其余各年均超过了50%。但是，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另一方面在“转轨”过程中，从体制到管理都存在许多问题，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中国城市化一直处于畸形状态。
从均衡城市化角度来分析，目前中国城市化的状况是，将城市化与非农经济发展指标、世界各国城市化规律进行比较，是一种“滞后型”；从城市化的农业基础看，它又是一种“超前型”。说中国城市化“滞后”，原因有三：第一，主要发达国家在开始工业化后的大约50年的时间就使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而中国从1952年工业化开始至今已49年，城市化水平仅为30.6%；第二，1987年中国城市化已经达到了25.32%，进入了加速阶段。按照城市化规律，每年至少应该增加1.58-1.66个百分点。但是，从1987年至1999年，城市化水平仅年均递增0.41个百分点。同期，虽然年均约有617.99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但其中的80%是依靠行政手段，通过“县改市”、“乡改镇”来实现的，并非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第三，中国霍夫曼系数一直保持在1.2至1.8之间，按这样的指标，城市化水平应在50%以上，而实际水平低于这一数字20个百分点。
说中国城市化“超前”，原因在于：按照目前城市化所达到的水平，Z值至少要达到28人，而实际上1999年为2.29人；从1979年至1999年，Z值年均增长仅0.059人，是发达国家城市化所处相同阶段的1/30。城市化速度相对于农业发展严重“超前”，或者农业相对于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
造成城市化畸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个最主要原因：一是农村管理体制落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管理体制”在改革初期对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高度分散的经营方式很难形成规模经济和采取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非常低。90年代初，中国本应该及时地实施农村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向大农业生产方式过渡，以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要求。可惜，中国失去了这一机会，农业一直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以1994年为例，农业人均主要农作物收获面积，中国仅为0.21公顷，而美国为4.96公顷，欧洲平均为2.84公顷，世界平均为0.57公顷；人均谷物产量，美国是中国的142.43倍，欧洲平均是中国的50.55倍，世界平均水平是中国的2.29倍；美国的Z值为89.96人，欧洲为76.39人，而中国只有2.29人（注：根据《世界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第71-73页、155页、159页中的数据计算而得。）。实际上，1979年至1992年，中国农业粮食生产带有恢复性质，Z值从1.11人上升到1.98人后，至1998年一直保持在2.10-2.29人左右。在如此落后的农业状态下，农村市场得不到开发，城市也难以实现资本迅速的积累，城市化发展失去了基础。
二是金融体制僵化。单一的国有银行体制存在许多弊端。其中，由于IS-LM曲线缺乏市场利率弹性，经济增长过分地依靠政府的强行拉动，不能为城市化提供持久的动力，并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从而阻碍了城市化进程；由于严禁非国有经济涉足金融业，而国有银行仍然存在着由于产权不明所导致的“寻租”行为的危险。因此，一方面政府对非国有经济贷款实行严格的限制，大量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资本积累缓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低。在资本市场上，大量效益低的国有企业借改革名义进行包装上市和企业“寻租”上市，而高科技民营企业上市困难。许多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由于缺乏融资渠道，而得不到开发。这样，社会资源流向效益低企业，大量的经济剩余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不仅加大了金融风险，也阻碍了非农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难以实现资本迅速积累和创造出新的产业形式，也就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职位，从而使城市化进入了加速阶段却发展滞后。
三是城市化政策的偏差。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指导下，过分强调乡村城市化，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史表明：在城市化加速阶段，大城市对城市化的贡献率每提高1%，就能使城市化水平提高0.35-0.41个百分点，而小城镇却只有0.003-0.005个百分点。主要发达国家城镇体系随城市化水平变动的趋势是：在城市化起步阶段，城镇规模基尼系数的变动（以下用△G表示），在0.291-0.358之间。其中，大城市个数增加和人口增长解释力分别为10%和80%。当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其水平在25-50%时，△G为0.301-0.319。其中，大城市个数增加和人口增长的解释力分别为20%和60%，中等城市分别为8%和10%；城市化水平在50%-70%时，△G为0.218-0.229。其中，大城市个数增加和人口增长的解释力分别为12%和35%、中等城市为19%和26%，小城镇为5%和3%。城市化进入完成阶段后，△G非常小。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起始阶段，城市化主要由少数几个大城市来带动；进入加速阶段后，大城市的数量和人口规模迅速增加，从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之后，大城市发展减缓，代之而起的是中等城市的发展。小城镇虽然数量众多，但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带动作用却一直很微弱。特别是在加速阶段，没有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就没有小城镇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
如前所述，1978年－1987年是中国城市化的起始阶段，△G为0.258，其中大城市个数变动和人口增长的解释力仅为9.8%和61.1%，中等城市分别为7.3%和10.2%，小城镇分别为6.5%和5.1%，这还较为正常。但是，进入加速阶段后（1987年至今），△G仅为0.195，大城市个数变动和人口增加的解释力为9.1%和18.1%，中、小城市却分别达到了14.8%和22.7%、15.1%和20.2%。以中、小城镇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在近13年间仅仅使城市化提高了5.28个百分点。
结论2：中国必须实施均衡城市化发展战略，为此要进行农村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并重新制定城市化规模方针。
二、模型预测与战略模式选择
1.战略目标选择
均衡城市化模型由如下三部分组成：
分配模型：
l[,1]、l[,2]分别表示非农经济投资（城市产业投资M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N）和农业投资D占GDP的比例系数。
均衡模型：
如上分配格局在农业方面的投资D需要满足：
如上分配格局在城市方面的投资M和N需要满足：
F[,t]为t期城市人口；F[,t]′为城市充分就业人口；E[,t]为t年时农村充分就业人口；g为平均技术系数K/L；a[,t]表示t年时城市人均所需基础设施投资量，a[,T]=a[,t-1]/a[,t]；q[,t]为t年时的产业投资平均技术系数；b为t年时的基础投资平均技术系数；r为基础投资所带来的就业与产业投资所带来的就业的比例。
方程(3)和(4)表明实现城市化均衡的农业基础；方程(5)和(6)表明非农产业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均衡城市化的关系。这样，如上模型体系是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来考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衡城市化实现过程及其均衡条件。
目标模型：
其中，F[,0]、F[,t]分别为基年和期末的城市人口数；E[,0]，E[,t]分别为基年和期末农村人口；r为城市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r′为农村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X为年均转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δ为期末预期达到的城市化水平。
前文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能满足如上的均衡模型体系。如下对城市化的预测，则是以满足这一均衡模型体系为前提的。
首先，对城镇和农村1998年—2050年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进行测算，其结果分别为4.07‰和6.85‰。
按照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到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要达到50%。以1998年为基年，通过解(7)至(9)联立方程组进行推算，至2050年就必须完成大约3.8亿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加上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对就业的需求，共需新增约4.85亿个就业职位。这样，平均每年需要完成大约745.1万农村人口的转化，新增加约950万个就业职位。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基础水平和生活水平及人均资本系数分别对模型参数进行回归估算，再通过解联立差分方程组(3)至(6)得出：共需新增加非农经济投资约1566.34万亿元，年均为25.4万亿元；按照这样的城市化速度，Z值必须以年均0.96人的速度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的16.1倍），才能保证城市化的均衡推进。这样，共需新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25.58万亿元，年均大约1000亿元。最后，将下划线的两项投资相加，并利用方程(1)至(3)进行推算，到2050年城市化若达到50%，GDP必须以年均8.18%的速度增长。
在如上预测模型中，假设的是一个封闭经济，即没有考虑对外经济联系。如果加入这一变量，仅就利用外资而言，就有两个效应：一是外资本身所提供的就业职位；二是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关联效应或乘数效应）新增加的就业职位。从1988至1998年利用外资情况来看，其每增加1%，对GDP的带动为0.57个百分点，1995年至1998年则为0.53个百分点。这样，今后利用外资能维持在5%年均增长率，中国2050年城市化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如果再加入对外经济联系的其他变量，则要求一个更低的GDP经济增长率。因此，到2050年实现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的目标是比较现实的。
结论3：模型预测表明，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达到61.4%，或者至2020年达到50%的目标是不现实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奇迹般地创造出一系列天文数字。
2.战略模式选择
如上均衡分析、实证及预测结果都表明：走农村城市化模式，依靠大力发展小城镇，来实现城市化发展目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小城镇绝不会创造出如此高的生产力，对GDP的增长也不可能有如此强劲的带动作用。而且，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大城市的现代非农产业发展。
主张农村城市化的人认为，发展小城镇既可以解决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又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与大城市吸纳能力弱的矛盾，同时可以避免“大城市病”。
从理论上说，在没有聚集经济效益和技术是同质的条件下，城市化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城市化水平相同，占用的土地面积都是相等的。实际上，大城市聚集经济效益显著，技术水平高，在人均生活指标和城市人口都相同的情况下，大城市所占的土地少。或者说，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比小城镇高。
此外，大城市不一定产生“城市病”，小城镇也未必不产生“城市病”。从目前中国大城市总体发展状况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农经济不发达，二是土地占用面积大，利用率低。实现中国城市化的均衡发展，必定要求大城市现代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便会大大提高大城市的规模容量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小城镇病”的危害会更大。小城镇大都是以落后的传统产业为主，使“三废”的污染源接近农业生产用地，既不利于技术进步，外在成本也大。例如，在1998年全国饮食中毒案中，农村与小城镇占了85%以上；小城镇众多会分割农业用地，使农业难以采取规模经营；小城镇化模式也不利于专业化发展，并抑制需求的扩展；只有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时，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各种文化生活设施才具有经济性。特别是，没有大城市带动的小城镇化，不利于先进文化的积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确立，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城市化。目前，乡镇企业二次创业难，与其文化积累不足、意识落后有很大关系。先进文化意识的传播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城市化的非经济动力机制。而提倡小城镇化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所以，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城镇的迅速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这决不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小城镇的发展是大城市充分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对城市化历史的分析表明，“农村城市化的小城镇发展”与“大城市发展的小城镇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是在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农业较为发达地区出现众多的、具有分割性的小城镇，是一种原始的“城乡体系”；后者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大城市功能的扩散，从而形成的具有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空间城镇结构体系”。所以，无论中国城市化多么有“特色”，在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加速阶段情况下，决不能回过来走“原始”之路，这样不仅不可能实现城市化，还会失去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宝贵时机。
结论4：综上所述，主要依靠大城市实现城市化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城市决不会孤立地发展，在大城市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能量传递给周围的中小城市，带动它们的发展，形成分工协作的城镇体系，发挥群体效益，这样才能使大城市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实现城市化均衡，并按照区域经济原则，将一批中、大城市发展成超大城市，才能促进城市非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实现中国城市化目标，即所谓的“大均衡”战略。
三、实现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
实施“大均衡”战略，首先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其宗旨是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农业用地集中；逐步取消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实施“农场区域制”，即由几个大农场所组成的区域，由省级直接管辖；在金融体制方面，要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投资银行等金融产业部门，在资本市场上优先发展高科技企业的股票上市等。
实施“大均衡”战略，在东部地区主要发展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闽江三角洲城市群，并将这些城市群连接起来的巨型沿海城市带；在中西部地区，要按比较利益原则逐渐形成以石家庄、兰州、郑州、武汉、长沙、重庆、成都、昆明等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大型城市群，并将城市化的能量逐步向西部传递。
此外，在非农业经济发展方面，有两点要说明：
第一，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解决就业问题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一种正相关性。相反，一般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求弹性低，市场竞争力差，并不利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与就业才具有正相关性。发展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一方面由于其需求弹性大、市场竞争力强，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有利于就业；另一方面，技术密集型产业关联度高，技术进步不仅会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而且技术进步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新型产业形式，从而进一步增加就业。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就必须立足于发展现代非农经济。
第二，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因为，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这方面要说明的是：首先，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巨大发展是以发达的第一、二产业及现代高科技产业为基础的，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效率的贡献率高达95%以上，而在我国只有35%左右。这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犹如过去超常发展重工业一样，只能带来新的结构失衡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损失。库兹涅茨大量实证分析表明了这一点，而H·钱纳里的“反证”也表明：只有当第一、二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会逐渐上升，否则，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其次，在我国第一、二产业都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只能是发展传统的第三产业。目前，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新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高达70%，而我国只占8%左右。因此，我国应该立足于现代高科技产业，发展新兴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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