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传统的“体制锁定”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民族地区论文,传统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0）04-0016-05
现代化是一个由农业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制度结构向工业社会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结构转变的重大制度变迁过程。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依赖国家的倾斜政策并依靠自身的优势和努力奋斗，率先走在了前头。而对于中西部的许多民族地区来说，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其现代化的步伐缓慢艰涩，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地区”。深入分析和探讨其背后的根源不难发现，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的一些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某种“体制锁定”，使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制度变迁进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陷入了一种低效率的状态。由此，对民族地区来说，如何努力突破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所造成的“体制锁定”，实现良性的制度变迁，对于当前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推进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路径依赖”与“体制锁定”的理论阐释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名词，它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system）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路径依赖最先是生物学家用以描述生物演进路径的。后来，“路径依赖”被用来描述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强化性质，即指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性质。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诺思（North）进一步把技术变迁中的正反馈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力。他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往往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并最终使得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1]。这种“闭锁”一旦发生，要想摆脱就十分困难，往往要引入外生变量才能打破。
在诺思看来，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种不可忽略的现象。而路径依赖一般总是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达到经济层面。正是由于认知的路径依赖，使得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2]。而人的认知本身又是受一定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所制约的。这意味着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制度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着重要作用，是路径依赖的来源。尤其文化传统，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内化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其“惰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因循的趋势也会持续下去，因此其本身常常滞后于社会变革，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一种具有惯性和滞后性的因素。它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新正式制度安排中，使新正式制度安排带有某种“旧”有的痕迹，从而导致路径依赖现象的产生[3]。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所言，文化通过观念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持续地影响和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这种调节作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以至我们在面对其他文化和观念时才能进一步认清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3]。
正是文化传统的这种内生性、稳定性、持久性的特点，使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社会或区域的文化环境对该社会或区域的制度演进和变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正式制度的实施效果。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一种新的制度，即使设计的再好，如果它面临着与之相悖的文化传统并且势力相当强大时，再好的制度也只能退缩，让位于这种强大的文化传统。这正是文化传统的“体制锁定”功能发挥功效的机理所在。
二、文化传统对民族地区“体制锁定”的表现
以此来审视我国民族地区的文化环境，不能不承认，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言，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对民族地区的影响可以说更为深远，甚至是根深蒂固，以至形成了制度演进中的“体制锁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处于中西部闭塞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农耕文明影响极深，这就使得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民族地区积淀深厚。应当看到，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大力提倡和发扬，如“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和“自强不息”、“穷则思变”的观念，就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原动力，也为之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但也不能不承认，在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些思想和观念是比较消极保守的，如墨守成规、求稳怕变、害怕风险、重义轻利、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等等。这些守旧落后的思想在民族地区闭塞落后的地域环境的制约下，更进一步固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制度变迁惰性，也使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长期被锁定在低效率的状态之中，现代化的进程步履维艰。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小农意识的根深蒂固束缚了人们变革创新的步伐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历史上看，民族地区过去主要是以原始的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为生产力基础的。相比较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商品经济出现得较晚而且发展普遍缓慢。正是受到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这些地区商品意识普遍差，市场发育程度低。农本商末、守土恋家、小富即安、知足常乐、墨守成规、求稳怕变、害怕风险、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思想意识在这些地区普遍存在，成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人们市场观念、契约意识的缺乏。例如在云南这个自然、古朴但又十分艰辛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养成了勤俭、淳朴的习性。康熙《云南通志》记载：云南民间不仅“屋室器用衣服多朴素”，而且妇女也“不善泽饰”。更有甚者，“衣不忍浣，恐频浣而损”。云南人安贫知足，乐天知命，一方面他们讲究实际，不尚奢华，勤俭度日；另一方面不争强好胜，与世无争，恬淡寡欲[4]。所以，云南人普遍不去追求大富大贵，缺乏致富的冲动，更愿意过一种安稳、宁静、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一点不仅仅在云南，在很多民族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这与沿海地区人们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思想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这种安稳、宁静、和谐、一成不变的生活会消蚀人的斗志和进取精神，其负面影响是很可怕的。正像马克思在谈到传统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使人们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5]765在这种文化心理模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自然会对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利益主体的角色转换、经商致富的价值追求、等价交换的市场理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性，有时甚至对发展市场经济有一种内在的抵制心理，进而束缚这些地区制度变革和创新的步伐。
（二）浓厚的“官本位”思想阻滞了政府职能转换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形态，使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血缘宗法制度对社会身份等级关系的固化、官僚体制对等级特权在体制上的安排、官僚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科举制度对社会精英阶层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引导和传统的以人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对礼治的尊崇等，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中国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根源[6]。在这种由种种力量汇聚而成的传统社会氛围下，不论社会精英阶层还是黎民百姓，都不可能摆脱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学而优则仕”、以官为本、重官轻民、权力崇拜的浓厚的“官文化”以及“人治高于法治”、“集中高于民主”的政治作风，也产生了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等种种现象。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能政府”模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统的理念。使政府手中拥有着极大的权力，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也使政府机关工作成为抢手的“铁饭碗”……这些都进一步助长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官本位”思想。在官本位狭隘的权力视野中，人们普遍重权力轻权利、重集权轻分权、重上级轻下级、重官员轻百姓、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重束缚人控制人轻解放人开发人。长期的人治传统使得民族地区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用过去官僚主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来思考、处理问题，总是摆出一幅管理者的架势，层层设卡、关关审批，人为地设置各种烦琐手续刁难企业和办事人员，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仍比较突出。正是由于在观念上没有真正摆脱“官本位”的思想，造成了当地政府部门职能转换的严重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政府形象，制约了当地的发展。
（三）“重人情、轻制度”的传统观念使各种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讲人情，走关系的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存在。费孝通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格局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7]27。目的就是借助人情关系来改变和提升自身的境遇。这种关系网络的建构使中国成了一个异化的“关系社会”。在关系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不是通过契约来维持，而是通过关系来维持，关系就成为左右社会心理认同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社会人类学已经证明，在人类社会从自然蒙昧走向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型[8]96－97，这种转型必然使人们从重视关系向重视法律转变。然而，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血缘关系属性的宗法制度，在这个封闭体系中，人情关系不断强化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又反过来强化了其对血缘关系的文化认同。由此使得这种制度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内在机制，要想打破这种机制就显得异常困难[6]。尤其在闭塞偏僻的民族地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深，加上人们的契约意识、法制意识相对较弱，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人文传统表现的就更为明显。当今社会中潜规则的盛行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人文传统的具体体现。它使得实践中人们不遵循正式的规章制度，而是按照潜规则行事，潜规则已经几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行为具有很强的负向示范功能和隐性强化功能，其负向示范的结果就是人人争相“挖掘”和“经营”关系资源。显然，这种现象对正式制度是一种极大的腐蚀，它使制度异化，导致公平、公正的缺失，导致权利和利益的失衡，也导致组织的低效和涣散。其破坏性相当严重：人们办事找关系，关系疏通权力，权力修改程序、背离制度、危害法律，使政府的制度权威和社会公序良俗受到腐蚀、削弱和摧垮。[9]在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进程中，这种落后消极的文化传统只会导致好不容易建立的先进制度被逐渐消解、退化。长此以往，正式制度将让位于潜规则，各种规章制度如同虚设，社会将陷入混乱。
（四）长期盛行的计划经济思想导致了体制观念的僵化
民族地区地处偏远，环境相对闭塞。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给这些地区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人们形成了刻板守旧的思维惯性，在思想意识上更愿意依附国有单位端“铁饭碗”，在职业选择上更重稳定性，不愿意自主谋生冒风险。这种僵化保守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严重阻滞了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据樊纲、王小鲁主编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中对1999年全国各地非国有经济发展相对指数测算，东部11省区（缺海南数据）平均为7.05，中部8省平均为4.30，西部11省区（缺西藏数据）平均为2.66。非国有经济在总产值所占比重相对指数东部为4.98，中部为0.77，西部为－0.37。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相对指数东部为6.50，中部为4.81，西部为3.73。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比例相对指数东部地区平均为9.30，中部为7.27，西部为5.18。显然，这种刻板僵化的体制观念极大地制约了这些地区制度变迁的良性发展，也使其经济缺乏活力。
三、推进文化传统创新，突破“体制锁定”
诺恩曾强调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10]1－9这足以可见文化传统在社会演进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作为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与文化演进的结果，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意识形态、习俗观念等作为人类后天习得的产物，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可以通过教育以及“干中学”的方式，来推进文化传统的创新。当前，要想突破文化传统对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体制锁定”，必须要努力构建开放性的文化结构，通过注入更新的、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来带动文化传统的创新，还要借助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来大力传播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规范等，并使之内化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当中。当前应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发展教育，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靠民主与法制治理的社会。其活动主体必然是具有高素质的现代人。因此，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愚昧、腐朽思想意识对人的影响和侵蚀，提高人们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现代化，就成为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当前，要想充分发挥文化塑造人的作用，首先就要大力发展教育，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是蕴涵于人自身中的能够被激发出来创造价值的源泉。它既包括人的智能和体能状况，也包括价值观、伦理观等意识形态，其中后者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受良好意识形态支配的人力资本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智能与体能，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必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当前正因为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特别是现代科技文化的落后，使人们只能接受传统生产方式，固有的生活生产习俗不易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要致富先治愚，因此，必须要强化义务普及教育，提高适龄入学率和巩固在校率，普及科学知识，不断提高其文化素养，逐步打破贫困人口在愚昧水平上的再生产。通过规模化的学校学习或培训，不仅能够促进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增长，还能改进人们的价值观，发掘潜能和激发创造力。只有当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文化规范包括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被人们自觉地作为行为准则，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也才能实现跃升。
（二）打破地域隔绝，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来带动人们观念的转变
身居内陆，与外界信息交流相对隔绝的地域特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族地区人们头脑中陈旧观念的改变。因此，必须要打破地域隔绝，最大限度地实行开放，把本地区的发展与全国乃至国际密切联系起来，既要大胆“请进来”，还要勇敢“走出去”。一方面要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人才到当地来创业，另一方面还要积极组织对外的劳务输出，让固守在贫困土地上的人们走出原有的生活，让人们亲眼看到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富裕程度，接触那里的先进思想观念，从而使他们开阔眼界，走出原有生活的窠臼。这样做，不仅能促进信息的沟通和商品的流通，扩大市场范围，促进分工和商品生产向纵深发展，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外面人们先进的思想观念、富于开拓冒险的精神带到这些地区来，让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影响和改变人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他们观念更新。
（三）加强宣传工作，直接从思想观念入手，传播、灌输新思想新观念
要充分发挥宣传部门的作用，通过各种报纸杂志、文艺演出等方式大力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尤其要顺应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形势的要求，针对传统文化中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崇拜权威、唯书唯上、持中贵和、因循守旧、求稳怕变等保守思想与文化观念进行大力的宣传，鼓励人们树立勇于创新、敢冒风险、胸怀宽广、挑战权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求新求异、淡泊名利、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不懈追求、探索真知的现代创新意识。由于人的与生俱来的模仿能力和受环境影响效应，政府在文化教育过程中，可以靠树立典型并利用典型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一批人。总之，由于宣传工作直接针对人们的思想问题，而且往往是某一时期有代表性的问题，并且又能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生动活泼的形象感染、影响群众，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使人们长期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在丰富多彩的形式和轻轻松松的笑声中不知不觉地得到改变。
总之，只有营造出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氛围，努力建立起自主、竞争、效率、契约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才能突破长期以来文化传统对民族地区的“体制锁定”，使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制度变迁摆脱低效的“路径依赖”，进入到良性的演进发展当中。
收稿日期：201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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