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6873（2002）02－0060－05
许慎《说文解字》主释文字，但兼声音训诂，所以它是一部“集周秦两汉文字训诂之大成”［1］的不朽的语言学巨著。 《说文》引证了不少方言俗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已经认识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因此可以说许慎在《说文》中引证方言俗语是自觉的，对《说文》引用方言俗语的工作，应视为许慎对方言俗语的研究，对《说文》中所引用的方言俗语，应看成为许慎在方言俗语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
一、《说文》所引方言词
本世纪三十年代，何格恩、郭豫才、李道中等先生对《说文》中的方言俗语都曾作过考录工作，但是都有不足，或者是把《说文新附》中的引方言一并记在《说文》名下
等等，而且于当考之文均不完备。马宗霍先生于五十年代末出版的《说文解字引方言考》［2］，世称最善。马著考录《说文解字》引方言俗语计174条。
本文以马著所考为基本依据， 减去没有指明地域名称的一般俗语5条，再减去仅云“读若蜀郡布名”而不知方言词究竟名何的2条， 实得含有方言研究成果的《说文》字头167个。但是， 《说文》字头数并不等同于方言词数。
《说文》描述方言词的地域分布时所涉地名有73个，共出现194次，大致区分为三类，统计如下：
（一）古国名族名，有29个，共出现110次：
1、中土一国单称的有11个，共出现82次。将“东楚”、 “南楚”并入“楚”，“东齐”并入“齐”，则为8个，即：楚30、齐21、 秦19、周6、吴3、晋1、宋1、燕1；
2、中土数国联称的有14个，共出现21次。即：秦晋5，陈楚2、 宋魏2、齐鲁2、宋楚1、齐楚1、吴楚1、宋齐1、宋鲁1、陈宋1、赵魏1、 晋赵1、韩郑1、燕代东齐1；
3、中土外古国名或古族名有4个，共出现7次。即：朝鲜4、 南越1、薉貉1、匈奴1。
（二）汉代政区名，有23个，共出现41次：
1、州名有6个，共出现10次。即：益州4、益梁2、沇州1、凉州1、青徐1、青徐沇冀1；
2、郡国名有17个，共出现29次。即：汝南6、河内5、巴蜀和蜀3、陈留2、南阳2、沛2、颍川1、南昌1、九江1、淮阳和淮南3、洛阳1、弘农1、上谷1、三辅1、陇西1。
（三）区域范围名，有21个，共出现43次：
1、自然名称作标志的有9个，共出现22次。即：关西6、关东5、江淮之间和江淮而南4、海岱之间2、江南2、汝颍之间1、伊洛而南1、 河朔1；
2、古国名汉郡名作标志的有7个，共出现7次。即：吴楚之间1、吴楚之外1、陈楚之间1、楚颍之间1、南楚之外1、宋卫之间1、 河内之北1；
3、以方位名称作标志的有5个，共出现14次。即：北方6、东方3、南方2、西方2、北道1。
虽然所涉地名较多，几乎覆盖了当时的全部汉语区域，但从这些地名的出现频次上看，却十分集中：“楚”最多，单独出现30次，再加上属楚语范围内的地域名和与楚并提的地域名，楚语被征引50余次；其次是“秦”，“秦”单独出现19次，依楚语的统计办法加上相关地域名，秦语被征引45次；再次是“齐”，齐单独出现21次，加上相关地域名，齐语被征引33次；第四就是周韩郑以及洛阳一带的中心方言，简称周语，其中“周”单独出现6次，加上相关地域名，周语被征引20次； 第五是许慎家乡话，以汝南为代表，汝南单独出现6次，加上其周边地名， 汝南话共被征引17次；其余依次为赵魏卫宋一带、吴、朝鲜等。
二、《说文》对方言词的训释
《说文》引方言本旨在说解文字，或形、或音、或义，而扬雄《方言》则着重于记载殊方异语，这是两书的根本区别。但是，正如李道中所说：“《说文》之为书，则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其称引方言，或以其字本无解，或因方言而造字，或借他字以表方言，而不得不引方言以为解。”［3］因此，受全书总的体例的制约， 又从称引方言的特殊原因出发，许慎对方言词采用的训释方法和训释的具体内容都富有针对性。
根据称引方言的所从字头是表记的方言词还是通语词，我们先把167个字头分为两大类，即字头字表记方言词的和字头字表记通语词的，然后举例证明具体情况。限于篇幅，不作分析。
（一）字头字表记方言词的
三、《说文》方言研究的历史评价
从方言学史的角度，如何评价《说文》在方言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至今还没有见到令人满意的意见；一般地说，以往论者都看到《说文》中引证了方言俗语，或者能指出《说文》分析字形、解释字义时使用了方言俗语的材料，如此而已。坦率地说，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极为肤浅的层面上。
首先，许慎重视方言研究，他在《说文》中引证方言是自觉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孝平时，徵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这说明凡是“篇籍具存”的书，包括扬雄的《训纂篇》，许慎是有可能看到了的，事实上《说文》内就有13条直接称引扬雄说的例证，也有引用扬雄文学作品的例证。因此，扬雄的语言学思想，包括对活的口语方言的重视，都会对许慎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此外，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也不能单纯看作是他对战国时期语言文字状况的描述，同时还应看作是许慎的语言文字学观。“言语异声”，主要是指方言的差异，这是“因”；“文字异形”主要就是指各地依据本地方言造出来的字，这是“果”。“文字异形”导源于“言语异声”，那么解析文字时自然必须征引方言，包括征引汉代方言。总而言之，许慎作为一个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他积极接受消化前人的学术思想和成果，并受到时代学风的影响，自觉地重视方言研究，并在《说文》中有意识地征引方言研究成果解说文字，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其次，《说文》中所包含的方言研究成果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
本文讨论到的167个字头中所含的194条方言，都属于显性的，即许慎不仅确认了它们的方言词属性，而且明确标注了它们的使用区域。隐性的方言研究成果则主要包含在《说文》对形声字的分析当中。
《说文》分析形声字的典型格式是“从某，某声”，声符和由它构成的形声字读音基本相同或近似，一般就不再注音。假如有差异（包括方音差异），许慎则在“从某、某声”后加注直音，典型格式为“读若某”。例如：《雨部》：“
，小雨财也，从雨鲜声，读若斯。”“鲜”，古音心母元部，从“鲜”得声的“”读若“斯”，古音则为心母支部。这两个韵部的主要区别在，元部属阳声韵，有鼻音韵尾，而支部属阴声韵，没有鼻音韵尾。大量材料证明，齐鲁青徐兖州一带的方言，鼻尾韵已读成元音韵尾。许慎了解这一方音特点，也明白“”从“鲜”得声是反映方音的方言字，即“鲜”由当时齐鲁一带的人读起来和“斯”一样，造字时用“鲜”作声符和用“斯”作声符对他们来说是一回事，但通语不是如此，为避免误读，许慎在分析形声结构后特加注音“读若斯”。由此可知，“”字是个方言字。《说文》一书言“读若”者830，占全书9353字的8.8％强，这830 个“读若”属于为形声字标音的有多少，其中为方音而标的有多少，涉及到哪些方音现象，值得进行专题研究。这类隐性成果和本文已讨论过的显性成果加在一起，才能构成《说文》方言研究成果的全部。
那么，许慎的方言研究及其反映在《说文》里的成果价值何在？约略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是方言材料的共时价值。秦汉学者除扬雄、许慎、刘熙三家外，在经籍传注中记录方言现象的主要有11家，即：杜子春《周礼注》、班固《汉书》、王逸《楚辞章句》、服虔《通俗文》，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赵岐《孟子章句》、高诱《淮南子注》和《吕氏春秋注》、应劭《风俗通义》、郑众《周礼注》、郑玄《三礼注》、袁康《越绝书》等，其中有些书已经亡佚，有关内容反映在其后的一些文献中。由于上述作者的语言学修养参差不齐，其材料价值并不平衡，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这些材料所反映的语言时间难以确定，而且有不少是二手材料，包括根据古代典籍记载而来的。因此，秦汉经籍传注中的材料普遍缺乏共时价值。而许慎的语言文字学修养是极其深湛的，《说文》所记载的方言材料可以视作公元100年至公元120年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各地的方言［8］， 这为后人研究汉代方言提供具有共时价值的方言材料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研究内容的方言学价值。首先是方言词汇学价值。《说文》所引方言词显示了当时口语方言仍以单音词为主的特征；双音词的特点更接近先秦词汇特点的事实，显示了汉语继承性、稳固性的特点；“异字同词”则反映了方言词汇的差异主要是在语音上，等等。其次是方言语音学价值。本文所引显性材料中的方音转语、借字记音词、依音所造字以及隐性材料中的“读若”，都具有方音学价值，如果将它们按地域集中，并在逐条考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就可以推论出有关方言地域的某些语音特征。再次是方言文字学价值。在显性材料和隐性材料中，有很多是方言字，这些方言字都是为某个方言地域的人所造，它们不仅能反映方音，而且可能反映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造字理据。比如前文所举“”字，选“鲜”不选“斯”作构字声符，则与方言义“小雨财
”里有小、少义不无关系；“
”从穴、皿声，《说文》既释方言词的意义，也释了此字的构字理据：“北方谓地空因以为土穴为户”，这类字都是方言本字。毫无疑问，《说文》的方言研究内容自然也有重要的训诂学价值。
三是客观描写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论价值。许慎对方言描写的态度是唯物的、客观的，某个词在什么地域使用、表示什么意义，这是它描写的基本内容；方言词通行范围有大有小，则地域名称的选择据此而或小到郡国，或大到州部、方位。因为许慎一生治学的重点在古文经学和语言文字学，他并没有像扬雄那样专门花几十年的时间调查方言，所以他在《说文》中比较集中征引的只是他自己熟悉的方言，这也正是他“闻疑载疑”、“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的一贯精神的体现。在对方言词进行训释的过程中，许慎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较分析：或以方言词与通语词进行比较，或以方言词与方言词进行比较；或以词义进行比较，或以语音进行比较，或以方言地域进行比较；或在一条之中进行比较，或以相邻词条进行比较；或通过具体分析进行比较，或以比较隐含分析。方言研究中的比较互释滥觞于《尔雅》，至扬雄《方言》已得到全面运用。我们知道，“语言中的差异是语言史研究的基础”，而比较分析的方法正是研究“差异”最有效的办法。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评论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成功的原因时说：“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较具有普遍的意义。”［9］尽管扬雄、许慎在方言研究中所运用的比较方法， 不能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比较方法同日而语，但是他们在1900年以前就已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这一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价值应予肯定。
最后，讨论一下《说文》方言研究的贡献和影响。
和扬雄《方言》比较，许慎《说文》在方言研究上的主要贡献即在于“方言文字学”。扬雄的着眼点是词，而不是字。为了记录方言词，扬雄使用了很多的音同或音近的假借字、古今俗字，有时甚至自己造字。所以罗常培先生说：“《方言》所用的文字有好些只有标音的作用。”［10］许慎《说文》与《方言》性质不同：其一，《说文》是为科学说解既有文字而作，引征方言成果也是服务于这一根本目的，并不是为研究方言而作；其二，《说文》所收文字均有来历，无一字为许慎所造，而且每字都要分析结构、训释本义（是否每字都准确实现了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回事）。缘乎此，《说文》引证方言研究成果受到很大的限制，也缘乎此，《说文》催生了“方言文字学”。
方言文字学的理论基础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的方言研究实践表明，研究汉字（特别是古汉字）离不开它同时代的方言，研究古方言也需要分析与之相同时代的汉字。“方言文字学”的史实和发生学根据就是如后来郑玄所说的：“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郑玄的这段话不仅揭示了方音与文字假借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方言与文字产生的关系。《说文》方言研究的成果也显示了方言记录的两种类型：一是有词无本字，甚至到许慎著《说文》时也不知写作什么，如
方言借字只能循音以考义，方言本字则可据形（含音）以释义。对许慎在方言文字学方面的贡献也应有专题研究。
《说文》书成不久，就大行于世，比许慎稍晚的郑玄在注经时已援《说文》为证，应劭《风俗通义》、晋灼《汉书注》亦间有称引；自汉孟生、李喜以下，历代均有为《说文》之学者，亦有模仿其书而作字书的；许慎被后世研究《说文》的人尊称为“许君”，其学被称为“许学”，影响之深、之广、之远，由此可见。《说文》方言研究对后世的影响自然也随之产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字书的影响，后世仿《说文》体例而编写的字书，都注意征引方言。如《尔雅·释乐》释文引《字林》：“錧，田器也。江南人呼犁刀为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引《玉篇》：“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棊为弈。”《正字通》：“黄鲴，南人讹名黄姑，北人讹名黄骨鱼。”《康熙字典·冫部》：“凇，冻
也，寒气结木如珠，见
乃消，齐鲁谓之雾凇。”再一个方面就是对方言本字研究的影响。自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举“俗语有所本者”若干事以来，明清学者致力于方言俗语的辑录和考证的很多，其中分类考字派的著作专事探求“乡邑俗语土谈悉有所本”，为方言俗语考证古雅的“本字”。他们的原则是：“有宜用古字者，概仍其旧，大率以《说文》为宗，盖不敢淆六书之义。”方言本字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有可考的内容，但是并非所有方言词都有本字，更不是今天的方言词“多与古语相合”，这些学者严重的复古思想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使他们所作的工作脱离了科学的轨道，这是后人的责任，而《说文》对方言文字的研究成为后世考方言本字的滥觞，《说文》本身也成为考方言本字的圭臬，我们应该承认这一影响，而且事实上这一影响至今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