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舆论监督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西方文献中，找不到“舆论”与“监督”这样的搭配①。“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是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②，本文涉及了这两个方面，“舆论监督”中包含了“批评报道”，“批评报道”也涉及了“舆论监督”，为便于表述，本文统称为“舆论监督”。唐惠虎在《舆论监督论》中指出，“社会主义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的体现。社会主义舆论是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途径”。尽管舆论监督的范围比较广、手段也多样，但主要载体是媒体，重点是公共权力的监督。因此，本文确定在这个范围进行阐述。
衡量媒体是否开放，很大程度要看舆论监督的生态环境如何。这种生态环境指舆论气候、舆论氛围，亦即舆论监督存在的实际情况，其中包括舆论监督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外部多维复杂环境及媒介自身环境因素③。
一、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互为作用
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舆论监督能否顺利进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确保舆论监督往良性发展的基础；而舆论监督的效果显示出来了，又反过来优化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反之就有可能弱化。因此，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1.政治生态环境是舆论监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能强化舆论监督并达到良好的效果。
“文革”期间正常的舆论监督完全消亡，正是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使然；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舆论监督得到恢复和提升，也正是体现了当时政治生态的优化。
媒介生态理论认为，媒介系统与其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一种依存关系。媒介只有通过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与社会生态环境进行循环互动才能生存。④ 舆论监督依存于良好的政治的生态环境，及在这种环境作用下的周边社会环境。舆论监督的良好生态首先体现在政治生态环境，也就是要得到有民主政治素养和新闻执政理念的管理者的理解和支持。良好的舆论监督生态还体现在有良好的民意舆论环境，以及明晰的、宽严适度的法律环境等。没有这些适宜的生态环境作保障，舆论监督将寸步难行。我国党管媒体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在这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之中，政治生态环境是保障舆论监督顺利施行的最重要的要素，它从一开始就牢牢地把握着舆论监督，影响着舆论监督的全过程。
在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媒体可以放开手脚地对社会上不当、不公、不义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评，让公众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上可通民意，下可达政令，舆论监督在这时就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反之，在封闭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媒体只能蹑手蹑脚地进行一般化的信息传达，不能发掘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不利于民意的通达，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舆论监督效果微乎其微，形同虚设，最终导致社会的安全阀承受不住而崩溃。正如中医所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舆论监督带来信息的通达能够让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倘若不通畅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舆论监督经历了几次起伏，每一次的起伏无一例外地都与当时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后文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可以说，政治生态环境是决定舆论监督能否发挥积极效果的基础，没有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作保障，舆论监督只能是摆设。
给舆论监督创造一个有利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等于说政府可以放任不管。政府一方面不应该过分地干预媒体应该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应为公众提供更多的讨论空间，让人们拥有更多畅所欲言的自由，使信息达到良好的沟通；另一方面，也要经常对舆论监督的走势进行分析，职能部门加强与媒体的协调，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地进行处理和解决，做好这一工作也是对舆论监督环境的优化。
2.舆论监督能反作用于政治生态环境，影响和推动政治生态环境更加优化。
舆论监督一方面蕴含着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意识、政治倾向、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又代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意识、民情民意、公众价值取向，它既是监督公共权力、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侵犯的“盾牌”⑤。因此，舆论监督的成效如何关系到政治意识与社会意识能否实现无缝连接，从而影响政治生态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走向，它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维度，是社会文明的风向标，衡量和检验现代社会中公民人格的独立意识和自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我国，“舆论监督”的概念已经写进了党的工作报告，是我党倡导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广大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建立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见其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优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舆论监督对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对科学决策的影响——舆论监督能够保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性。
决策的背后是权力的运用，对于决策的监督，实际上还是对权力的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决策，是没有公益性保障的决策。通过新闻舆论监督决策过程、决策方式和决策结果，不仅能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也是政治文明建设所必须的。
一方面，有效的舆论监督可以促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大众传播媒介是广大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手段，也是最直接让行政决策者了解公民意愿和要求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赋予公民对政府工作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的充分权利，体现行政管理的民主化，行政决策才能更准确地体现公民的意志和要求。可见，舆论监督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也是促使行政决策走向民主化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有效的舆论监督有助于促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行政决策的根本目标是要科学化，信息的获得作为科学决策前提和基础要充分借助舆论监督去辨别真伪，决策目标的确定也有赖于从舆论监督中检测公民对政府前段工作的满意程度，最后，行政决策的追踪和完善更需要舆论监督的持续关注。
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以政务公开为基本内容的依法行政，重大决策必须实行公众听证，广泛听取意见，而媒体正是听证活动的重要载体。从发展趋势来看，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已经由过去主要对政府工作作风进行监督，变成包括对政府的重大决策的全面监督，这不仅是我国新闻媒介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重要进步，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的反映。
（2）对决策执行的影响——舆论监督有助于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正确执行。
行政决策制定以后，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执行者的理解与实施能力的不同，在执行中很难一步到位，而且还有可能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甚至在“三令五申”下也不执行。为了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正确执行，除了借助行政、法律手段之外，舆论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借助舆论监督可以及时反馈信息，检查行政执行是否偏离决策目标，是否有不当的执行方式，还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上对行政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和衡量。舆论监督的内容包括检查行政执行工作的进度和效果，检查行政经费的使用情况，检查工作制度的遵守状况，检查行政执行中是否有违法乱纪、失职渎职、扯皮拖拉等问题。其检查结果见诸报端、网络、电视、广播，即刻就会在广大公民中产生反响，相关领导部门迫于舆论的压力也会引起重视，及时采取措施，这样，就可以及时有效地制止违法乱纪行为，保障行政执行工作按预定的轨道前进。
（3）对勤政廉政的影响——舆论监督像一只无形的手，对腐败及失职、渎职现象有强大的震慑力。
新闻舆论监督是制约权力的有力武器。腐败与权力的滥用是民主政治的最大天敌，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是遏制腐败现象的有效措施。新闻舆论监督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威力，主要是因为它的公开、广泛传播，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力，从而给被批评的当事人造成道德方面的谴责。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被监督者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众目睽睽、众口评说之下，由此形成的压力必然迫使不少人悬崖勒马、幡然醒悟；那些劣迹昭著、以权谋私的行为将原形毕露，受到人民群众的谴责和有关部门的查处，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这几年，我国查处诸多领导干部腐败、违纪违法行为，有些是直接源自于新闻报道，有些则在事情查处以后，经由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舆论震荡波，这种监督成效功不可没。
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作为一对密不可分的要素，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要求催生出了舆论监督，反过来，舆论监督又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发展。我们应当重视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创造有利的条件，从外部及内部的各个方面在两个要素上同时加强，以期达到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61年来，我国舆论监督可划分为六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61年来，根据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状况和舆论监督的强弱，舆论监督可划分为六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兴盛期；
反右之后：衰退期；
“文革”时期：重挫期；
真理标准讨论前后：恢复和提升期；
社会转型期：徘徊期；
新媒体时代：突破期。
其中，20世纪50年代、真理标准讨论前后、新媒体时代这三个时期，是舆论监督的最好时期。这三个时期中的前两个时期，传统的主流强势媒体在舆论监督中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而最后一个时期则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的出现，把舆论监督推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各时期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舆论监督的影响
这里，我们对六个时期的舆论监督状况及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逐一进行分析。
1.舆论监督第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兴盛时期。
从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那些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刊后第一个著名的批评报道，是1950年2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批评了广州的一名局长，批评他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
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党的威信很高，底气十足，希望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1950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报社可负独立责任，放弃了过去的刊前预审制，批评报道有了宽阔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就指出：“《南方日报》应该在思想批判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他指的思想批判其实就是批评报道。1953年1月，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华南分局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报纸最需要做好的有两点：第一，联系实际，多登载群众创造的典型，更有力来推进工作；第二，加强批评，要敢于与一些违法乱纪和各种落后倾向作斗争，力求从各方面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批评报道不得力，是要受到批评的，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正面宣传”做得不好或不太好，受批评是很自然的，很少听说过因批评报道不得力而受批评的。然而，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公开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做得不够，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2月12日，《人民日报》报纸工作述评，再次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不力。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南方日报》当时的批评报道已经做得很好。但《人民日报》为何还再三对《南方日报》进行抨击?在他们看来仍属不够得力，而导火线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长扣压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8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主要是不敢揭发。后来广州市机关给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南方日报的领导者不仅没有去抵制、去批驳，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进行整改，还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因为，南方日报的领导者是非常赞同搞舆论监督的，《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就是为《南方日报》开展舆论监督壮了胆。1953年1月22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对人民日报8日来函作出答复并上报华南分局。2月13日，《南方日报》发表社论表明对舆论监督的态度。3月23日，南方日报编委会讨论《人民日报》报纸工作述评，进行检查，并就《人民日报》的批评作出答复。4月2日，编辑部召开大会，报社领导自觉进行自我批评，在会上作了认真的检查。
上级党委又是什么态度呢?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还做得不够，必须支持《南方日报》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舆论监督第二时期——反右之后：衰退期。
反“右”之后，批评报道受到打压，只能讲好听的话、讲形势大好。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前。当然，期间也有起有伏。
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反“右”时，曾给报社提供批评报道的一些同志被打成右派。后来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如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就因写了对浮夸风问题的情况反映和内参而受到撤职处分。后来，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为了纠偏又可让人“出气”谈问题了，许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得到平反，批评报道又宽松了一些。但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舆论监督又收紧了。
3.舆论监督第三个时期——“文革”时期：重挫期。
“文革”时期的监督是颠倒黑白的“监督”，即当时被称为“四大”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表面上很民主、很自由，想“监督”谁就“监督”谁，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如果监督到“四人帮”及其身边的人，肯定有牢狱之灾。
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四人帮”利用“四大”之名打倒一批老干部，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
4.舆论监督第四个时期——真理标准讨论前后：恢复和提升时期。
这个时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再到全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跨越逾十年时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冲破思想禁区，批评思想僵化和背离三中全会精神的错误行为，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鼓与呼。后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被人们称为一南一北的重要的舆论监督力量，开创了舆论监督的新局面。恢复舆论监督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叫提升?因为50年代的舆论监督就事论事比较多，而现在说它“提升”就体现在深度报道的出现。传媒不满足就事论事，要追踪台前幕后的问题，要找出发生问题的原因，反思某些体制机制的弊病。这个时候的批评报道，就不是一两篇短文，可能是长文甚至是一两版的连续追踪报道。广东的《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几年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每周至少有一篇批评报道发在头版，每年有四至五篇批评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
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需要通过舆论力量拨乱反正，落实政策，重塑形象。在反腐败斗争中，也希望借助舆论力量加大力度。因批评报道做得好，纪委一再给报社写信表扬和感谢，对一个报社整体的批评报道予以肯定、支持，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件事就发生在广东。1988年10月28日，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南方日报》在惩腐倡廉报道中作出的贡献。信中列举了《南方日报》一批批评报道之后指出，这些报道对党员、干部、群众来说，都是很好的教育，对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努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1990年12月23日，省纪委再次致函勉励《南方日报》。信中说：“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作为省委机关重要喉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威力……再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5.舆论监督第五个时期——社会转型期：徘徊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总体收紧，时紧时松，徘徊不前，艰难地进行探索。
出现这种情况，与此时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相关：一是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突发事件尤其是群体事件不断，国家管理部门要求传媒“多帮忙，少添乱”，对社会问题的报道要谨慎一些、理智一些。有些社会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传媒对此如何报道也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管得紧一点，并希望在实践中进行探索，逐步摸索舆论监督的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利益集团干扰。利益集团中的某些人出于某种特殊利益压制正当的舆论监督，这是不正常的。三是某些媒体对舆论监督权利的滥用。比如“封口费”问题。这不仅使媒体自身不能理直气壮地开展批评报道，还使社会对媒体公信力产生了怀疑，影响了监督的权威和力量。
6.舆论监督第六个时期——新媒体时代：突破期。
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实现互动，并且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一般来说，先是受众发现问题后议论纷纷，然后通过上网，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议论，形成网上热点，传统媒体再介入，与网络媒体互动，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的力量。比如，山东济宁副市长下跪事件，最先出现在网站上。随后，《南方周末》对此公开报道后，其他传统媒体也跟进报道，迅速引起一场“地震”，最终纪委介入，将腐败分子的问题查清。黑砖窑事件、PX事件、虎照事件、“躲猫猫”事件和邓玉娇案，都充分显示了新媒体时代监督的力量。
为什么这个时期舆论监督会实现新的突破，而且是由新媒体来引领呢？因为社会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在网上发表各种声音的环境较宽松，先进的传播手段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并可以与受众互动。它的这些快速、互动、海量的特性，使得他人难以对它封锁和消减它的影响力。科学技术推动新媒体的发展，推动人们观念的转变、新闻的开放和舆论监督的新突破。
四、要进一步优化传统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环境，使其保持舆论监督的强势地位
陈力丹在几年前发表的文章中对于舆论监督有这样的认识：“舆论监督永远都是传媒自身的功能之一，而不具备强制力，这就是它的社会角色。什么时候大家都能用法治的、理性的心态看待舆论监督；什么时候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保证社会公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那时，我国的舆论监督便真正走上了正轨。”⑥ 如今，进入新媒体时代，开放的社会生态环境和通达的信息网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意识地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我国的舆论监督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新媒体时期，强势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成为了新媒体的“跟随者”。尽管最终强势主流媒体也参与并形成合力，但它的顺序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非强势传统媒体跟进——强势主流媒体最后进入，强势主流媒体在时间上还是走在了最后面。
即使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的被动状态有其技术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也有我们在认识上和管理上的误区。有的报道线索本来是传统媒体先掌握的，但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不当的阻挠，不能及时报道出去，等到网上炒到沸沸扬扬且偏离事实真相时，才容许传统媒体介入报道试图“后发制人”，而此时局面已显得十分被动了。现实中，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的弱化状况应当改变。正如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突发事件公开报道的观念转变一样，网络等新媒体的强大舆论力量也应促使我们思考，改变我们对舆论监督的管理方式。
那么，党报、电台、电视等传统强势主流媒体应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变“跟随者”的地位，在新媒体时代继续发挥舆论监督的引领作用呢？具体来说，应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给传统媒体创造有利于舆论监督的良好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在党内文件中写进“舆论监督”的概念⑦。在这之前，传媒的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早就有之，但“舆论监督”的概念进入党内的重要文件，说明党中央是非常支持舆论监督的。因此，传统媒体履行舆论监督的责任，与民众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期待和我们国家高层对开展舆论监督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有些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或者为了维护某些方面的不正当利益，将舆论监督视为“负面报道”，尤其是以行政的力量直接干预他们能掌控的传统主流媒体，极力压制舆论监督。他们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传统媒体不发布，新媒体发布；境内不发布，境外发布；权威渠道不畅通，谣言满天飞。网上可以看到许多事实，也有不少谎言，需要对非理性方面加强引导。我们的强势传统媒体为何不积极介入舆论监督，将“真实”的发布权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避免谎言的流行？党委和政府部门直接掌管的媒体，其权威性、可信度高，受众量和影响力大，依靠其强势地位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搞好舆论监督。
第二，充分利用传统媒体自身办的网站，牢牢掌握“监督”的话语权。传统主流媒体采编人员多、分布广，还有一批通讯员队伍和热心报料人，触角渗透到方方面面，能较早拿到许多有关舆论监督的线索。由于报纸出版时间的局限，无法抢先其他新媒体。但事实上许多传统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站，我们可以依托自己的网络平台，加快传播速度，然后再反馈到传统媒体进行互动，使舆论监督置于领先地位。
第三，在各类传播手段都在传播，说法不一、真假难分时，运用传统媒体的“可信度”发挥舆论引导优势。虽说网络时效性强、互动性好，再加上拥有匿名性这一特点，一定程度上来说，有利于舆论的形成和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然而辩证地来看，也正是由于它的匿名性和低门槛，导致网络舆论的主体较为复杂，网络言论也必然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无序性，不可避免地有大量失真的信息甚至谣言夹杂其中，偏激的言论和网络暴力比比皆是。传统媒体有高素养采编队伍，善于把握尺度，不易被网上虚假的信息和偏激的言论所蒙蔽，不会随意将舆论监督升级到某些网络舆论的无节制程度上。传统主流媒体可加强网上监测，发现新情况后适时介入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第四，以传统主流媒体善做高度、深度文章及其特殊地位，发挥其权威性的后发优势。传统主流媒体一直以公正、权威著称，天生便具有进行舆论监督的固有优势。在新媒体抢先的情况下，可以在调查性的报道和言论方面予以提升，体现传统权威媒体的高度、深度。比如河南杞县的“钴60故障”引发居民离家“避难”事件，虽引起网络舆论的最先关注，但随后跟进的传统主流媒体却体现出其反思的分量，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调查性报道《“杞人忧钴”，真相为何没跑过谣言》及人民时评《失语背后的隐忧》⑧，以独有的视觉和犀利词锋，发出了最权威的声音。
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尤其是政府部门积极为传统主流媒体排忧解难，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将能更好地发挥传统强势主流媒体的优势，确保其舆论监督引领者的地位。
注释：
① 李欣人、马文娟：《测量舆论监督报道力度的初步尝试》，载展江、白贵主编：《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③ 郭镇之：《关于当前舆论监督的结论和建议》，载展江主编：《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版。
④ 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张文镝：《政治文明语境下的舆论监督》，载展江、白贵主编：《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⑥ 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⑦ 见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⑧ 见《人民日报》2009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