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变化论文,民主论文,社会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东剧变以来，社会党国际及其民主社会主义也在发生变化。社会党国际在苏东剧变中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由原来主张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实行“缓和”、“接近”的“新东方政策”，转为推行“改造共产党社会”的政策，这对苏东剧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苏东共产党政权被冲垮之后，由于西方舆论普遍向右倾斜，把对共产主义的否定引伸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和摈弃，从而也使社会党处于不利地位。现西欧社会党的处境也很困难，其理论和政策处在调整之中。
一、社会党国际的苏东政策及其对自身的影响
社会党国际曾长期禁止成员党与共产党发展关系。60年代末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提出“新东方政策”，说要“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对苏东国家搞“缓和”政策。此后在1972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上讨论了同共产党的合作问题，会议决定改变过去不允许其成员党同共产党发展关系的规定，改为“成员党有权自由地决定同任何政党建立双边关系”。随着70年代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社会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关系有较快发展。当时社会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实际上推行了抛开意识形态分歧，谋求接近与合作的缓和政策。但是自1989年以来，这一方针已逐渐由“改造共产党社会”的方针所取代。社会党国际在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和随后苏东剧变时，就认为“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到了”。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18 大”通过的《原则声明》宣称：“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后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当苏东共产党政权被冲垮之后，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兴奋地说：“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人为其过去70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可见社会党国际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策上自1989年以来已发生了变化。
在剧变中，社会党国际实施了新的“东进战略”，其核心就是要在苏东地区培植和发展社会党势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社会党国际在推动共产党“社会党化”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曰“传授经验”，二曰“树样板”，三曰“有选择地发展”。现在东欧已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党6个、咨询党3个、观察员党3个、联系组织1个。目前尚未吸收的具有社会党色彩的政党和组织还有数十个。
社会党国际推行上述方针，使他们未料到的是，由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席卷欧洲，除共产党受到冲击外，社会党也受到牵连。各国社会党的形象受损，影响及选票普遍下降。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党上述政策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西方各国舆论普遍向右倾斜，对共产主义的否定引伸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和摈弃。对此，不少社会党公开承认，苏东剧变既是机遇，也使“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丧失信誉”的严峻“挑战”。因此，社会党国际“19大”以来，不少社会党已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有的甚至考虑或已经更改了党名，以彻底甩掉“社会主义”这个“包袱”。可见苏东剧变确对社会党产生不小冲击。
社会党本来是有两重性的，它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又在实际活动中为维护本国工人的近期利益而与右翼政党相抗争。因此，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一直视其为社会主义的传统势力之一和主要竞争对手，并为此于1983年在伦敦成立“国际民主联盟”（保守党国际），以同社会党国际相抗衡。在苏东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之后，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普遍处于不利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思想理论危机、道德危机和领导危机。
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3 月立法选举中惨败而被赶下台， 仅得票17.62%和53个议席，比1988年立法选举减少15个百分点， 丢失了近一半选票和200多个议席。 长期参政的意大利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陷入丑闻，内部四分五裂，组织上处于瘫痪，在一次选举中只得了2 %的选票。长期执政的西班牙工党因日益不得人心而不得不宣布提前于1993年6月举行大选。德国社民党主席易人， 意社会党原总书记因丑闻被迫辞职后，上台仅几个月的总书记又因党内矛盾激化而辞职。法国社会党前总理贝雷戈瓦开枪自杀等等，集中地反映了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困难处境。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陷入危机
苏东共产党垮台没有给社会党带来兴盛，反而使其处境更加困难，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主客观原因。
从客观条件看，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已陷入了困境和危机，即西方报刊所说的“福利国家危机”。社会党的理论基础是奉行凯恩斯主义，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主张劳资调和，以实现社会安定。所谓“瑞典模式”其实质就是这样。各国作法、提法不同，但主要之点是：要害部门实行国有化，建立计划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监控，建立劳资协商制度，强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实行“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的三高政策，以缩小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差别；努力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通过刺激消费发展生产。在战后至70年代中期的几十年间，科技经济迅猛发展，这套做法是可取可行的。福利国家的建立使西欧各国社会安定，劳动者积极性得到调动，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也登峰造极。但“福利国家”是以经济高增长为条件的。据专家估计，只有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5 %左右，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并把社会“蛋糕”做得足够大，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
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滞胀”，一要紧缩，二要调整结构，意味着必须大砍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出现财政赤字，高福利难以为继。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运转费用很高”，造成国际竞争力削弱。以德国为例，企业支付雇员100马克的工资，就要为雇员再付80 马克的福利费。显然高税收增加了劳动成本。以每人每小时劳动成本计算，德国为43马克，日本为38马克，而美国则只有28马克。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这些以往颇令西欧人得意的优越条件，其实在削弱西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这些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福利，丧失了进取心和积极性。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像患了病一样委靡不振。为了保持竞争力，发达国家被迫削减一部分福利。
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强调，“福利国家制度搞过头了”，必须进行调整。荷兰社会福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或国家预算支出的43%；有的企业收入的一半以上要交给国家，不得不把企业转移到国外去。瑞典1990年生产下降5%，失业达7%，而40%的工人受雇于国家，工人每年的假期27天，病假工资为正常工资的90%以上，请事假等扣钱也不多，造成缺勤率高达25%，政府对收入最高阶层的征税率达到84%，以致很多人抽走资本侨居国外。瑞典经济学教授林德贝克说：瑞典是一个“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无力继续负担社会福利的巨额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被迫进行调整。其趋势是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缩小福利开支。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得出要从“保障收入的福利国家”过渡到“（通过培训）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西欧各国已采取措施减少福利开支，英国开始对富有的病人征收医疗费；法国的办法是削减退休金和医疗补贴、缩短失业救济金享受期限；德国着手削减失业救济金、提高税收和社会福利附加费；瑞典继续压缩政府预算、减少假日、提高退休年龄、减少病假补贴；丹麦社会党也宣称不能对公民“从生管到死”。
社会党被迫对政策做上述调整，其结果是使其丧失了传统特色，与右翼政党日益趋同，逐渐被相当一部分选民和劳动群众所抛弃。现在多数社会党推行的是一种与右翼政党日益趋同的“紧缩政策”，原来社会党所强调的主张革新、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等特性，逐渐模糊或消失。它们与右翼政党的差别缩小，从而脱离原来拥护它们、寄希望于他们的左翼群众。
西欧在削减福利时引起民众不满，导致工潮迭起，影响社会安定。社会党的理论不再像过去那么灵了，正在陷入危机。总的看来，社会党政策调整是必然的。福利还要搞，但不能搞那么多。向右靠拢不可避免，但完全与右翼趋同等于自掘坟墓。
此外，社会党领导腐化成风，道德沦丧，党内政见分歧，斗争不断加剧；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使社会党的选民更趋分散，选民的选择性增多，也是社会党选票下降影响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在调整后社会党还会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总体上讲，近年来西欧社会党面临困境，但其中有些国家的社会党仍有增长，总之发展是不平衡的。可以说社会党的地位，在西欧有升有降，在东欧地区正在抬头，从世界范围来说还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在欧洲，199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获得了全部567个议席的200个议席，欧洲社会党党团保持了在该议会内最大党团的地位， 在欧洲政治生活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英国工党是最大的赢家，它获得了英国全部87个议席的62席，占欧洲议会中社会党党团200 个议席的31%。选票和议席较多的其次是德国社民党和西班牙工社党。
从世界范围较长的历史趋势看，社会党国际的力量和影响一直在持续增长。据统计：1976年社会党国际“13 大”时， 共有成员党和组织66个，选民近8000万；1989年社会党国际“18 大”时， 成员党发展到88个，选民1.5亿；1992年社会党国际“19大”时，成员党发展到111个，选民突破2亿大关。自苏东剧变以来，共有70 个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但出于“保证质量”，19大只批准吸收其中25个为新成员，可见其今后仍有很大发展余地。
近年来，前苏联东欧地区“政治时钟”左摆，左翼力量开始回升。剧变初期上台的右翼政党和领袖人物纷纷下台，被“前共产党人”组成的各种名称的新社会党取代。如果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从总体上看社会党的势力还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值得指出的是，凡是有发展的社会党，其理论纲领都在发生向右倾斜的变化。如本世纪初以来一直以“社会主义”和“工人党”自居的英国工党，已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条款，使工党的社会主义旗帜变得模糊起来。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也曾公开声称，工党已是实业界的政党了。舆论认为英国工党正在同老板们联姻。这表明一些社会党在调整了理论和政策后，仍有发展；但这样一来今日或明日的社会党也就不同于昔日的社会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