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的系统分析——关于“东亚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系统分析论文,奇迹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东亚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东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在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相当同构性的一套处事哲学、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伦理道德，以及相应的宪法原则、政治典章、权力法统、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它构成了东亚经济现代化系统模式的理念体系。其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科学理性的建立、坚定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及其领导下的强大且具卓越公共行政能力的政府、被市场经济激活进而得以转化和更新的传统儒家文化，是构成这一系统模式、这一理念体系的三大要件。正是这三大要件的相互激荡、融合和良性互动促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
关键词：东亚经济奇迹 东亚政治经济学 市场经济 强大政府 传统文化
一、引言
“东亚经济奇迹”和“东亚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一元发展观和一元发展模式，开创了东、西方“两型现代化”并存的新时代，并因此大大丰富了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于通过改革以实现经济增长、进而谋求现代化的理念、思想以及行为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甚至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东亚经济奇迹”证明，除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源流即西方文化源流之外，世界上至少还有另外一种同样优秀的古老的文化源流，即儒家文化源流。
资料显示，35年前东亚经济还只占世界总产值的4%，而今已经占到了24%，到本世纪末，将有可能占到三分之一，[（1）]以致于不少人预测，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和太平洋的世纪。正因为如此，自人类创造现代工业文明以来，亚洲国家第一次以比较独立自主的姿态，通过“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的方式，开始与北美和西欧列强进行比较平等的对话、磋商与合作。这至少从一个角度证明，东亚和东南亚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新的中心之一。
二、“东亚政治经济学”及其构成要件
上述事实向世人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就“东亚经济奇迹”的辉煌而言，100多年前由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并在西方几成圭臬的论断：儒家伦理培养的特殊心态是妨碍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经验上说是否被证伪了？
第二、在“东亚经济奇迹”可以直观的巨大的经济成就的背后，是什么在导引、支持和推动着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东亚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相比较，又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和突出的特点？
第三、“东亚经济奇迹”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还是多种理念交互影响、交互作用的产物？如果说是多种理念交互影响、交互作用的产物，那么又是哪些基本的理念在发生主导的作用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某些同构现象和主要特点的分析论证：“东亚经济奇迹”既不是文化决定论派所认定的那样，主要是儒教特质文化的结果，[（2）]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工业革命200多年后，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才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东亚经济奇迹”也不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所主张的那样，[（3）]大体上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么多学习欧美发展模式的落后国家，要么至今仍然未能发展起来，要么虽曾一度辉煌，终不免回落平缓、再入依附发展的道路；“东亚经济奇迹”同样不是制度学派所强调的那样，[（4）]基本是政府强力主导的结果，否则我们就不能诠释，为什么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或实行独裁统治的强权国家反倒无法实现经济现代化。
本文认为，“东亚经济奇迹”是“东亚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结果。
“东亚经济奇迹”是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产物，而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一种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的系统模式。这一系统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在实践中显示出明显的比较优势，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启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观念和技术，而且遵循了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的轨迹，从而探索、形成和运用了一套独特的缘起于东方传统文化又不局限于东方传统文化、借鉴了西方工业文明又不等同于西方工业文明、在他们的实践中却具有相当同构性的某些处世哲学、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伦理道德，以及相应的宪法原则、政治典章、权力法统、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一套与其经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理念或思想，笔者称之为“东亚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东亚政治经济学”尚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学术概念，而只是关于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用以指导其经济现代化的一套理念或指导思想的统称。不言而愈，“东亚经济奇迹”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现象，与之相关的一套理念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也因此是复杂的。对这一套理念的把握，是解析“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
可以这样认为，“东亚政治经济学”构成了东亚经济现代化系统模式的理念体系。在这样一个系统模式中，也在这样一个观念体系中，有三大构成要件或次级系统是基础性的，即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坚定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及其领导下的强大且具卓越行政能力的政府、被市场经济激活且得到巧妙运用的传统儒家文化。正是这三大要件或次级系统的相互激荡、融合和良性互动，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并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
就上述三个构成要件或次级系统的互动关系而言，可以认为，政府的权威地位和“促动”能力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有效结合构成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现实基础，而对这种现实基础的社会理性认同，则有赖于儒家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普遍且相对固化的国民价值取向和基本态度，也有赖于对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促成的理性主义的某种认知和肯定。其中，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观、权威观、功利观、和谐观、中庸观、宗族观和重商主义，基督教新教教义中关于勤奋工作、禁欲自律、改造世俗的伦理道德，[（5）]都是对东亚经济现代化产生了直接作用的重要理念。那么，这些理念，主要是关于上述三大次级系统的理念，是怎么样发生交互作用、形成良性互动的呢？我们通过对上述国家和地区某些同构现象的阐述，分两个范畴进一步加以分析。
三、政府权威的同构性与东亚经济现代化
后发展的国家在现代化起步的时候由于不存在先发展的国家内蕴发育而成的政治与经济分化、即政府与市场分离的社会性结构，因此，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它得运用权威推行现代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得适时地建立一种新控制体系（法制），这就意味着自己去削弱自己的权威”。[（6）]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国家颇多犹疑，致使现代化的进程颇多曲折、时断时续，始终无法走上一条迅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略，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结果导致在发展速率、发展规模和发展内涵等社会结果方面出现和形成了巨大的差异。联合国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格纳·默达尔在50年代中期所指出的现象至90年代在总体上不但没有得到改变，而且正在加剧，[（7）]世界贫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已由30年前的13倍扩大到了目前的18倍。[（8）]但在此期间东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却或者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或者正在加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社会经济的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运用历史文化的传统，摸索出了一条兼顾“两难”的发展道路，即突出政府权威作用与强调市场调节作用并存的发展道路，也即适度政一经分离的发展道路。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包含着均衡发展的涵义。但毫无疑问，现代化是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基础的。在儒家文化国家里，自古以来政府就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末的情况看，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其权能地位与其历史一脉相承亦是十分突出的，表现在政府不仅统辖着社会公共事务，而且承担起了筹谋、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扶持和推动企业进步的责任。可以认为，政府是“儒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直接和主要的推动力，政府权威则是政府推动力的能量源泉，而政府权威，则来源于传统儒家文化和现实政治制度的结合。与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权能地位和责任相联系，战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普遍地程度不同地带有某种“集权”的特征：
日本。首先，战后的日本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天皇制，天皇已经不再是国家元首并不得干预国家政务，但在实际上天皇不仅继续是日本国家主权和统一的象征，而且是日本民族道统的象征，同时还是社会权威的象征。其次，西方民主政治的原则虽然在形式上直接对日本国家政体发生了影响，但日本政府制度仍然保留了相当多的“柔性集权”（Soft Authoritarian）的特征，日本政府仍然是极为强大且不受监督的政府；[（9）]再次，战后日本虽然从宪制上实行了以选举为基础的多党制的政党政治制度，但一直到90年代初期，日本事实上一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并出现了诸如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岸介信、田中角荣等政治强人；复次，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条件下，日本广泛采取了“官、产、学”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和运行体制。在具体作法上，日本通过宣示产业政策等方式实行国家导向，通过组建通产省（MITI）等方式实行经济计划管理，通过推行“行政指导”等方式实行政府微观干预，并因此形成了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模式。[（10）]
韩国。战后的韩国一直到金泳三文人政权之前，事实上都是军政府执政。从朴正熙开始直到80年代中后期，韩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军政府的策划和强权措施之下完成的，并因此形成了长达20余年的所谓“开发专制”时期。政府借助经济立法和使用极多的行政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推行政府经济政策，并大量和直接地介入经济活动过程。在这方面，韩国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实现开发政策，采取强权措施也在所不辞。”[（11）]韩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进步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期。[（12）]
台湾。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是有目共睹的；同样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国民党一党执政、政治强人蒋经国的主导下开始和实现的。“台湾政府一直干预了几十年，而且经常是相当的大胆，按照政府认为有利的方法来改变经济中贸易和工业的形象。”[（13）]
香港。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其情况有些特殊。在香港经济迅捷发展的过程中，香港政府并没有承担直接的责任和提供有力的支持，也没有实行过强力的规范和约束，而是实行了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香港既没有议会民主，也没有政党制度，而是实行了由宗主国委派的港督负责制。因此，至少从形式上说，港督的权力是唯一的，因而政府的权力是十分集中的。
新加坡。目前，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5万美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其经济和社会成就相对应，其政府和政党之强大、政治领袖之稳定同样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独立建国开始一直到1990年11月28日吴作栋正式宣示就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理为止，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一直由政治强人李光耀担任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人民行动党执掌着几乎全部的国家公共权力，而且基本上实行了执政党与政府的一体化。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迄今仍然没有改变。正是依靠了这种事实上的“贤明集权”的政府体制，新加坡成功地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飞跃，并以此充分显示了政府惊人的效率和能力。[（14）]
中国。在所有的“儒文化”圈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极为特殊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执政党和政治领袖的强大与权威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是因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凝结的价值观念及其思维定势是极为深重而久远的。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当强大的政府认同了市场经济的理性逻辑的合理性进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中国内蕴的巨大的潜能很快被释放了出来并很快转化为动能，进而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199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万亿；从发展速度上看，在1980至1988年八年翻一番的基础上，1989至1995年七年间又翻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达到12%；与此同时，近五年实际利用外资超过了1，6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15）]这种高速增长在东亚及东南亚其它“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比较普遍的。根据统计，英国从1780年起用了58年使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这个过程，德国从1780年起用了43年，美国从1839年起用了47年，日本从1885年起用了31年，韩国从1966年后则只用了11年。[（16）]尽管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但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发展势头是显而易见的。
其它一些东南亚国家虽然在传统上并不属于“儒文化”圈的国家，但其政府的权威地位和促动功能、以至政党制度和政治强人的影响力，都表现出了与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国家和地区的较为明显的相似性，甚至同构性。[（17）]
通过以上对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政府权威同构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性地阐述“东亚政治经济学”隐寓的理性原则及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理性：
（一）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一个庞大而组织严密的执政党，以及一个或前后几个有着坚定信念的政治强人，并以此作为推进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体制基础，是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理念和作法。政治稳定被认为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先决条件。这一点，经验性地佐证了亨廷顿的观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缺乏很多的东西，但在深层的意义上，这些国家严重短缺的是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18）]强调和突出政府的权威地位和作用正是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东亚及东南亚儒学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历程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信奉“经济第一主义”的发展逻辑，认为首先通过经济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经济改革不在于是威权的政府或是民主的政府，而是需要一个有权力、有能力推行改革的政府。”[（19）]这些国家和地区还认同：“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20）]因此，与突出政府的权威地位和作用相联系，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通过政府的积极的导向和规制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逐步形成且从90年代初期开始凸现出了经济—行政—政治的改革发展的序列。
（二）“东亚政治经济学”在实践方面的成功，不仅在于政府据有广泛的权威地位，而且在于这种权威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比较普遍的认同和遵从，更在于政府从权威地位出发，通过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规制等合理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因此唤醒了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就是说，在因果关系上，社会对政府权威地位的认同和遵从，除了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外，主要是以政府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的意愿和能力为基本前提的。它们的经验还证明，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是纯经济的过程，而只能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因素互动的过程。从基本价值认同的角度说，如果将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那么，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遵从政府的导向和经济规制，暂时放弃有关政治理念的纷争，避免社会动荡，对于后发展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
（三）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证明，在列强林立、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历史条件下，那种以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原发”型、渐进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后发展国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21）]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运用与先发展的西方经济强国同一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较短的时期内也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但这一定的经济成就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地带取得的，一如拉丁美洲和非洲某些国家所表现的那样，结果不仅会在经济方面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形成依赖于世界经济中心地带的“依附发展”的经济模式，而且会在政治方面形成试图保持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利益集团，并至少在经济决策上反映外国政府和国际资本的利益及价值标准，忽视本民族应有的发展内容。[（22）]
后发展的国家要想在已经基本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寻得一席之地，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向现代化国家过渡，就必须组合起一个具有前导意识和民族责任感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并借助传统的国家权威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导向和推动力量，通过一系列的具有诱导性、扶助性的政策以及带有一定强制性、压迫性的举措，使本国经济不仅能够比较迅速地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能够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儒文化”国家和地区，这种导向和推动力量就是一体化的领袖—执政党—政府。在这方面，“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23）]的方式以破除甚至摧毁那些不利于发展的社会性障碍，较为迅速地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充分地、积极地、合理地、有效地利用国家公共权力这只“看得见得手”来干预社会经济，通过诸种必要的政府行为以调动、集合、配置、开发、获取、优化资源，乃是比较快捷地缩短与发达国家距离的唯一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对比研究可以证明，利用国家政策导向和强制性的规制不仅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由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粗放经济向集约经济、加工经济向高科技经济、模仿经济向开发经济的转变，而且政府的力量“能够支配和限制外国资本在本地经济中的作用”，[（24）]保护和支持民族工业的发育、生长及持续发展。
（四）政府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威地位及作用的合理性，是在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营经济法人主体共生、共存的交互过程中得到体现和证明的，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形成国家垄断，而是为了鼓励、扶持和推动民营企业或独立经济主体走上现代企业的发展道路，使之形成竞争能力和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为了建立、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尽快实现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转移，并以此作为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基本原则，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由于当时的两国政府在对待国内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的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政策，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近代发展道路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25）]从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现象上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同时是民族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和民营资本快速积累的时期。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政府导向和规制的原则界限，在于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五）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有组织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从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实践的情况来看，企业界不但没有因为政府的权威性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导向和干预而抵制和反对政府，反而由于政府提供了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而得到了广泛的遵从，市场也因为企业界的经济活动的意愿和行为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说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与企业界之间通过市场的中介存在着一种独特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对国家目标认同基础之上的“官民协同体制”。企业家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家承担经济责任是东亚及东南亚儒学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其经济成功的主因之一。[（26）]这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了相当的整体推进的性质，进而有助于形成和强化持续发展的能力。
值得强调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的国民、企业、政府三种主体在提升综合国力、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方面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目的。一般说来，在东亚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国民、企业的愿望和对政府的遵从与政府的目的和能力是互为条件的，而这一双向的条件性在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践中得到了统一，使得东亚及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财富的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从而避免了拉美和非洲某些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由于社会分配严重失衡而导致社会动荡的现象，加强了制度的社会基础。
（六）在后发展的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是明智的，有效的。但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政党制度、原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程度、方式、时效、频率等相应也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在这方面，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的特殊性是统一的。“儒文化”圈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只有走内生化发展的道路，[（27）]从本民族、本国社会特有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中汲取力量，保持发展的原创性，将发展模式植根于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才有可能动员国民、组合资源，形成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
在总体特点上，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既与西方国家强烈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道路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拉丁美洲和非洲若干国家的有限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这种对比和反差的基本原因，在社会直观形象上是由突出政府的权能地位和作用促成的，在内里则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同构性密切相关。
四、传统文化的同构性与东亚经济现代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创造，而是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8）]“东亚经济奇迹”就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同时受到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数千年文明史的积累和沉淀，造就了儒家文化传统博大、丰厚、繁杂的内涵。本文仅就其与“东亚经济奇迹”直接相关的若干主要理念进行阐述。这些理念是：国家观与权威观、和谐观与中庸观、事业观与功利观，以及传统的道德观和教育观。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东亚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有效性在于，它主张并在实践中巧妙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基本条件的统一：
（一）儒家思想中最具优势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秩序原理”，[（29）]在现代条件下再生并得到了合理的运用。表现为政府主导（指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社会的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从而不仅有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生产的相对序化，而且有利于阶段跳跃式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
国家至上主义在儒家文化国家里是根深蒂固的，其在实践方面的社会认同，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利益”的凝聚力、号召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利益”的不可侵犯性，而“国”的存活是与“家”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家”是社会的原点，“国”就是“家”的集合或扩大，“国家”也因此成为了国民效忠的对象。在长期历史积淀的过程中，上述观念实事实上已经内化为相关民族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态和活动方式，亦即成为民族性的一部分。[（30）]在这样的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和团体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服从国家和团体的需要相应地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通过叠加上升、扩大以确认和巩固权威的方式，为政府制定和推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其配套的经济规制，提供了稳固的价值观方面的前提和坚实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基础。
（二）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观”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特有的神韵。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31）]这就是说，“和”即是美，追求和谐美因此成为了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自身、人类社会及其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因此成为了儒家文化的终极目标。儒学的和谐观广泛体现在儒家社会的世界观、审美观、人生观等等方面。[（32）]
值得强调的是，儒学讲求和谐但并不逃避矛盾，古人早已知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因此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实际讲求的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对立面的统一。这一特点直接生成了儒家文化圈相关民族在思维方式方面的注重整体性的特质，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注重“相反相成”转化矛盾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特征。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和谐观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转化为独特的经营思想和团队精神，从而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内聚力和存续能力，缓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的白热化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震荡，避免了强势对抗的发生及其对社会的冲击，并与传统的国家观和权威观等理念一起构筑了社会稳定、秩序的基础。
作为“和谐观”的一种自然的逻辑延伸，“中庸之道”是一个较之本体理念流传更为广泛、应用更为具体的理念，其经常的社会存在形式表现为以祥和平实为准则的处事哲学。可以认为，“中庸之道”是构成儒学社会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之一。与“中庸之道”或“中和主义”、“中正主义”的原则相一致，儒学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诸如“过犹不及”、“允执厥中”、“执两用中”、“不为已甚”一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常态的社会、常态的组织、常态的个人，直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值得指出的是，“和谐”与“中庸”对儒家文化国家和地区政治领袖或政治家的影响较之一般民众可能更大、更为直接、更为深重、更为长久。根据可以查证的资料，战后日本的多位首相如鸠山一郎、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都对“和谐”与“中庸”发表过推崇备至的感叹；[（33）]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就儒家文化提出过“至重至要”的看法；[（34）]新加坡现任总理吴作栋上台伊始就主张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35）]毛泽东曾经称赞孔子提出的“中庸”是“一大发现，一大贡献”。[（36）]由于政治家们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或深得人望的政治家们通过自身的言行对本国国民深具影响，加之他们执掌着国家公共权力，可以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和社会运筹体现自身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形成特有的儒家文化氛围起着特殊的作用。
（三）儒家思想本质上所具有的内养性的“实质理性”蕴涵着一种强旺的成就动机，常常会促使人们去追求表现为某种社会存在的“形式理性”。[（37）]比如，“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道德观，“扬名声，显父母”的传统家族伦理观，都给人以追求卓越成就的强烈动机，教人不可妄自菲薄，而须努力奋进。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在现代工商社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个人利益驱动转化成竞争意识，从而为激活社会原始发展动力和培育市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对外扩大通商、对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实现上述转化的社会性条件。
在理论上，儒学国家和地区对“利”的追求是与对“义”的肯定并存并举的。这与西方国家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及其对个人利益的赤裸裸的追求相比是不大相同的。在这方面，日本的涩泽荣一关于“论语加算盘”的“义利合一”说，[（38）]可以认为是一种经典的表述。此外，儒家“勤”与“俭”的古训，恰与韦伯所推崇的新教伦理的的“勤”与“俭”的两大要目相吻合。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勤”转化成了敬业精神并形成了社会性扩散，直接作用于企业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俭”则促进了本国货币资本的积累，增强了本国经济的自我支持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了民族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储蓄率普遍比较高，与“俭”的文化传统是存在直接联系的。
（四）人本主义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础与“东亚经济奇迹”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所谓人本主义，可以理解为就是以人为中心、注重人及人的修养、人的行为的一套理念。可以这样认为，孔教就是“仁教”，“仁”教就是“人”教。孔子说，“仁者人也”。仁字从二从人，就是强调通过道德的修养完善自我，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在现世的积极的和谐统一。[（39）]这就与西方以上帝为中心的注重来世的基督教教义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不仅形成了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体制，[（40）]而且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具体说来，人本主义的思想从道德和人才两个方面支持了东亚及东南亚儒学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
首先，重德精神。德就是道德，就是操行，就是品德修养。在这一点上，儒学的先哲们无不强调，人可以通过人格的修养不断超越自我，追求至善至美，而只有人格高尚的人才可以建功立业，即所谓“内圣成德、外王事功”，而高尚的人格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和民族大义的“舍身取义”，于“纲常”、法度的“克己复礼”。所以，儒学主张通过强烈的“内省”和“自律”以实现人格的升华，进而博施济众、兼善天下。这等于是将人格的净化视为建功立业的出发点和先决条件。“修齐治平”说作为儒学关于道德与功业的经典表述，集中反映了儒学将“做人”与“做事”相连，讲求做人先于做事，做事与做人相通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之于儒学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儒学国家“政治精英”和企业管理阶层的修为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这种伦理观成就了“儒文化”国家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政治领导集团，成就了支持国家经济现代化、具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一大批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栋梁。此外，“德”所内含的功业观不仅支持了“勤”的敬业精神，而且与“和”一道构筑了社会秩序和团体精神的伦理基础。
其次，重视教育。儒学之于教育的重视在世界诸多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独具一格、首屈一指的。在儒学国家里，教育的发展大体上是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成正比例的。例如，本世纪初，日本的6年制教育就已达99%，1950年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1970年25—34岁青年中高中毕业生已占60%，青年高学历化的速度较之欧美国家还要快。[（41）]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读书以求闻达，通过读书博取功名，以践“学而优则仕”之理想，早已内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禀性。这种民族禀性融入现代科技理性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人力资本思想”，从而不仅为现代化的大生产方式提供了大批优质的劳动力，为企业培养了一批卓越的技术管理人员，而且为政府培养了一群出色的经济官僚。这就为官民协同一体、政府权威与市场经济相接合的经济增长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广泛的领导、组织和人员方面的基础。
五、结语
“东亚经济奇迹”是“东亚政治经济学”合乎逻辑的结果，后者则是关于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并运用于快速推进其经济现代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的总称。这一套价值观念缘起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却明显地受到了西方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觉醒得益于科学理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激荡。“东亚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价值系统，其中，政府权威的确立及其积极、合理的运用，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科学理性，传统儒家文化的转化和更新构成了这一价值系统的三大次级系统。“东亚经济奇迹”是以人为本、和谐为贵、仁爱为上的古老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民主和现代生产技术，经由政府的推动有机糅合在一起的结果。“东亚政治经济学”之于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实行政治与经济的适度分离，即社会认同、遵从政府的公共权威与政府保护、支持企业的经济民主二者有机结合，通过市场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乃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较快提升综合国力和国民生活水准的、经过实践验证的一条可靠的发展道路。一个具有前导意识和坚定信念的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集团是这条发展道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之一。东亚及东南亚“儒文化”国家和地区现有的经济成就和经济发展势头都是极为可观的，但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能否走出“依附发展”的道路，则还有待于时间和空间的进一步检验。
注释：
（1）参见〔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2）参见〔美〕赫尔曼·卡恩：“世界经济发展：1979与未来”，见黄国光：《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
（3）参见贝拉·巴拉萨：“世界经济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见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5页。
（4）参见〔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6）〔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1800年至今的历史回顾》，廖七一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7）GunnarMyrdal:Richlands and Poor,NewYork andEvanston,HarperandRow,1975,p.6.
（8）参见1996年5月9日《经济日报》。
（9）参见〔美〕查默斯·约翰逊：“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见〔美〕佛里德里克·C·戴约等：《东亚模式的启示—亚洲四小龙政治经济发展研究》，王浦劬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10）a.参见注（4）〔美〕查默斯·约翰逊前揭书，第三、五、七章。b.参见〔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1页。c.参见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39页。
（11）a.〔日〕恒川惠市：“权威主义机制和开发专制”，《世界》杂志1983年第三期。b.参见〔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陈琦伟译，华夏版社1988年版，第158—180页。
（12）a.参见张志超主编：《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b.参见〔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振兴》，罗龙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c.参见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13）〔美〕罗伯特·韦德：《驾驭市场》，吕行建等译，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14）a.参见〔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高专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6—127页。b.参见张锡镇著：《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172—175、269—273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见1996年3月20日《人民日报》。
（16）参见1996年11月20日《参考消息》。
（17）a.参见刘重力、依维明主编：《东盟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b.参见张锡镇前揭书，第140页。c.参见R.S.Milne and Diane K.Mauzy,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Malaysia,University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Singapore,1980.
（18）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7页。
（19）〔美〕塞缪尔·P·亨廷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见刘军宁等编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5页。
（2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21）参见〔美〕戈登·怀特：“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2）（24）参见（9）C·戴约等前揭书，第1—6页，第10页。
（23）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819页。
（25）参见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26）参见〔美〕彼得·德鲁克：《新现实》，刘靖华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27）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行政管理问题专家会议论文汇编：《公共行政管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若干问题》，金庸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页。
（2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603页。
（29）参见〔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邢东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参见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31）《论语·学而第一》。
（32）参见郑师渠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漫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二章。
（33）参见（10）王家骅前揭书，第234—236页。
（34）参见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
（35）参见1988年10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36）参见毛泽东：“致张闻天”，《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37）参见（2）黄国光前揭书，第3、275页。
（38）参见〔日〕涩泽容一：《〈论语〉与算盘》，宋文等译，九州图书出版社1994年版。
（39）参见〔美〕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岳华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40）参见〔日〕今井贤一等：《现代日本企业制度》，陈晋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二、五章。
（41）参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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