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资本，驾驭资本，推动国有企业攻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几年，国企在“转型（指转体和转制）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诚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对资本的不适应。“转型”说到底是由资金体制转变为资本体制。国企长期生活在资金环境之中，对资金的习性、机制、运动规律及其方式和约束资金运作的外部环境及规章制度等了如指掌，得心应手，相反，对资本却十分陌生。可见，眼下国企的困难，不是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本身出了毛病，而是资金惯性和某些环节上资金转制的滞后性，使国企对资本不了解、不习惯、不适应，而陷入被动。所以，在推动国企攻坚时，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优化国企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上是不够的，还须向我们的干部、企业家宣传、讲解有关资本的知识，提高他们认识资本驾驭资本的能力。我们的干部和企业家在资本方面由自在进入自由，这不仅是国企战胜眼前困难的需要，也是最终战胜资本的需要。
（一）流动资本更能表现资本的本性
从资本周转的角度考察资本的构成，生产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计划经济特别偏爱固定资金，不注意流动资金，以为只要把厂建大就行了，把不断追加固定资产当成扩大生产的唯一手段，这个观念应该随着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的取代而转换。马克思认为，就资本的外部关系而言，流动资本较之固定资本更能表现资本的本性。资本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作为价值，资本对自己采用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形式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价值增殖，而价值增殖是在运动中实现的，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不能理解为静止，资本一旦停止了运动，价值的增殖也就中断了。影响资本运动（周转）速度快慢的因素，除了取决于资本周转时间的长短，还取决于生产资本的构成，即取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流动资本具有其价值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全部参加周转，并在商品出售后一次回笼的特点，流动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较之固定资本要短得多。同时，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生产资本中的比例既定的条件下，流动资本所占的比重越大，预付资本的总周转速度就越快，带来的利润也越多。所以，资本更喜欢流动资本，可以不停地运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价值的存在形式相适应而使自己增殖。相反，固定资本却被束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之中（参见《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10页以下同第46卷）。可见，资本的舞台在流动资本。
马克思还有一个观点：固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直接的生产力，这不取决于固定资本的投入量，而取决于机器体系中的先进设备在固定资本中占据的比重，“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下册第217页）。
看来，资本并非一味地排斥固定资本这种形式，它只是想说：第一，固定资本不要把自己长期束缚在某一种使用价值的存在形式之中，而要经常更新使用价值的存在形式。第二，扩大固定资本的重点不在于量的追加，而在于质的提高，即提高先进设备在机器体系中的比重，这就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发展的动因，纳入资本循环之中，加速了资本周转，提高了资本增殖的速度，从而弥补了固定资本不及流动资本灵活的缺欠。第三，固定资本在行业和产业间的流动，是固定资本从某一种使用价值的存在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最好时机，也是讨资本喜欢的最佳时刻，还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必要条件。
总之，资本习性流动，其生命也源于流动。为固定资本在各产业部门的流动提供方便，进行导航，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由此联想到日本政府为什么特别热心于制订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固定资本的流向，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经济发展。可见，资本的潜力在固定资本。
（二）正确看待资本制造出来的矛盾
资本也是人间事物，万事万物都有矛盾，“资本本身就是矛盾”（下册第38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会制造出许多矛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矛盾是，它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否定和取消必要劳动时间，把工人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剩余劳动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时才能存在；剩余价值只是同工人对立时才能获得。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呢？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机器代替人。
马克思指出，机器代替工人，是资本得到充分发展的标志。机器是科学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的产物。只要生产过程仍然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只要固定资本还没有在生产内部以机器的存在形式来同劳动相对立，这时，科学必然从属于技巧，资本必然是幼弱的，想打破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缓慢移动的局面是不可能的。只有“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下册211页）。
由此可见，机器代替人，因而出现剩余工人是不可避免的。人与生产过程相分离，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参加者，而是监督者和调节者，“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下册第218页）这是好事。因为：①“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 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下册第222页）。 现实财富的创造越是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耗费的劳动量，越是较多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力量（即科学力量），越表明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阶段。②劳动者既是生产过程的要素，又是生产过程的结果。作为要素，劳动者不可缺少，作为结果，劳动者必须不断更新自我，即用新的科学技术充实和完善自身，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为此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剩余工人的存在，而在于如何提高剩余工人的素质。因此，为了减少失业而放慢改革和产业调整的步伐，推迟用先进设备取代落后设备的时间，这是不可取的，这等于以牺牲资本增殖的速度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
（三）资本赋予生产者的权力不能剥夺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上册第104页）。 生产者在生产出商品的同时，也生产着社会权力。社会的责任是承认、保护和实现这种权力，而不能剥夺。如果社会不承认资本赋予生产者的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同上）。人支配人是低级的社会形态，人支配人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同时，也必定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使贫穷普遍化。计划经济剥夺了生产者以物的形式所占有的那部分社会权力，结果企业依赖政府，政府支配企业，社会主义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
赋予生产者以自主权的意义不只是把资本赋予生产者的权力归还给生产者，更重要的是表明：改革开放把我国社会形态提高了一个档次。马克思把社会形态分为三大形态：人支配人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同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形态。就我国的总体状况而言，我国处于第二种形态和第三种形态交融相长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脚立于第二形态，腿向第三形态迈进。
过去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其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我们不可能搞第二种形态。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第二种形态的问题则不可避免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依据马克思的划分标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突出区别是，前者以人支配人（表现形式是政府支配企业、人治代替法制）为基础，后者则以人依赖物（商品）为基础；在计划经济中政府是主体，企业是附属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义务，也就谈不上独立性。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双重属性：既依赖于物，又独立于物。由于交换普遍化，交换成为每个企业的生存条件，因而，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 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上册第104页）。从这个角度看，企业依赖于物，产品的交换价值能否实现决定每个生产者的命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上册第107页）， 而且随着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人们通过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讯联系等等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同上），这虽然不能消除物对人的异己性，却包含着消除物对人的异己性的可能性，人可以在依赖物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的独立性。
对于我们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第一，我们有搞计划经济的一段经历，计划经济把使用价值放在首位，这有阻碍生产发展的一面，同时也有淡化人对物的依赖性的一面。现在我们也依赖物，但不是片面的、被动的。公有制使我们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以人对物的宏观调控取代商品拜物教，我们可以少受商品拜物教之苦，每个企业从一开始就能够根据来自于市场、政府、咨询机构等方面的信息来安排生产，市场不再是一种盲目的神秘力量统治、支配着生产者，我们能够更好地在依赖物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的独立性。
第二，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马恩全集》第23卷第89页）。这样，我们还不能一下子消除人对物的依赖性，而进入个性自由的境地。当前，我们正处在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以否定政府支配企业这一状况为满足，却未能及时地树立起物对人的权威性，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滥用自主权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就是一个实证。从纯经济行为的角度来考察，人依赖物并非完全的坏事，它起码使生产者明白，商品的交换价值能否实现攸关自身的命运。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努力学习、掌握和积累市场方面的知识，增强驾驭价值规律的本领，必须生产出货真价实的产品。能够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的人，才具有独立性，才能生存。我们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实质，就是要告诉企业：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是资本的客观要求，是为了建立人对物的独立性；政府支配企业的状况，不符合资本的要求，但是生产不能无政府，企业不依赖政府却必须依赖产品。企业从依赖政府转换为依赖产品和市场，变换的只是依赖的客体，依赖关系依然存在。换句话说，在旧体制下是政府行为约束企业行为，现在改变为产品和市场约束企业以及企业自己约束自己，哪个企业能够实现自我约束，生产出来的产品其交换价值能够得到实现，哪个企业就独立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
搞市场经济最容易出现误区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私有化，一个是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自由化。本文不探讨前一个问题。对于所谓自由化，马克思曾经严肃地指出：“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下册第159页）。为什么？ 因为：
1.“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限制，……包含着对个人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上册第200页）。 个人的产品只有在社会过程中才能成为商品，个人的分工只有在社会过程中才能确立。
2.自由竞争不是自由个性的绝对形式。从概念上看，竞争不过是资本作为资本的实现行为，是通过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它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条件为自身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条件。所谓自由指障碍的克服或否定，如行会和垄断强制的取消，闭关自守和保护政策的废除等等，障碍的被克服就是自由的实现，它是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进行的。很明显，竞争和自由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且都有对象物，形成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交融、渗透的复杂局面，谁都不能排除对方而独立存在，一旦把竞争和自由看作自由个性的绝对形式，竞争和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因此，马克思指出，把竞争看成“仅仅是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下册第158页）。
3.资本自由流动、生产自由进行、商品自由流通、价格自由决定，等等这些自由都是表面现象，在这些自由的背后却是另一些过程，即来自资本的限制。资本的限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上册第398页）。换句话说， 资本所造成的生产条件本身就是对生产和自由的一种桎梏，生产的继续发展将是对资本的扬弃；第二，资本包含着对生产和自由的界限，如必要劳动是工资的界限（必要劳动创造工人的工资，工资只能在必要劳动所给予的限度内升降波动，倘若超越而侵蚀了剩余劳动则为资本所不允许，即通常说的工资的增长速度不能超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交换价值是生产的界限（产品的交换价值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生产过程中已消耗的生产资料能否得到价值补偿，价值补偿是实物补偿的前提，得到价值补偿才有可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也是再生产的源泉。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数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的多寡，因而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受剩余价值的制约），现实财富是潜在财富的界限（潜在财富转化为现实财富是以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为前提，而物质技术条件即预付资本，是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现实财富。潜在财富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转化为现实财富，受现实财富为之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即通常说的搞建设不能超过国力），等等。“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即限制），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上册第398页）。 人们如果忘记资本的这些界限，必将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使生产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
值得反省的是，不少人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不管经济，甚至连资本对生产和消费的一些起码界限也置之不顾。投资膨胀、消费膨胀、通货膨胀、“泡沫经济”这些都是对我们忘记了资本的界限和限制的一种回报。资本是一种矛盾。资本一方面在冲破和打碎许多限制，另一方面资本又在形成和确立许多界限，资本“只是摧毁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下册第158页）， 资本决不是摧毁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资本所形成的许多界限是资本内部矛盾运动的外部表现，是一种超越个人意志的带强制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一种规律性。人们对于违背价值规律要求会受到惩罚这一点是记忆犹新的，却不知道违背资本所规定的界限而自由过度也要遭到惩罚。正确的做法是：在资本所规定的界限内去感受自由和没有限制。
那么，资本自由是否是绝对的呢？不是，资本的自由是相对的，资本自己也要受到限制。首先，“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下册第158页）。 即资本受本身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程度的限制。其次，资本受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
在我国，资本曾经被误当作资本主义而“消灭”过一次。我国现阶段的资本，不论从其发展阶段和程度来看，还是从资本的生活条件来看，都远不及外国，资本的发育度和自由度及其活力和扩张力十分幼嫩。“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下册第161页）。正因为如此， 而在我国出现了资本不得不借助私有制这根拐杖，甚至不得不借助某些保护措施和行业垄断拐杖，仰赖政府培育、条条和块块的力量、行政力量，在区域间、行业间的狭缝中生存和发育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我国所特有，而是资本处于幼嫩状态时的普遍现象。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资本需要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的结论，它只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资本在其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在哪些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还要依赖“拐杖”才能运行。倘若把握不住这个“度”，资本将会因找不到“拐杖”而难以发育成长；倘若把资本的“拐杖”永恒化、固定化，同样会阻碍资本的发育成长。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要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列宁全集》第4卷586页），这恰恰是改革过程中所要谨慎处理的一个棘手问题。
（五）资本的动因来自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性
搞市场经济还容易出现另一个误区，那就是把生产者对个别利益的追求作为资本的唯一动因。市场经济鼓励自由经营，市场主体呈现多元状态，多个市场主体的存在导致竞争，每个市场主体为了能在竞争中获胜而忙碌着。但是，据此引导出追求个别利益是资本的唯一动因的结论，则是片面的。
首先，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是同一个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很明显，资本从一开始就碰到“二元”、而不是“一元”，因此，推动资本的动力源也应该是一个由“二元”构成的统一体。
其次，当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时，资本既要以生产者互相间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也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因此，每个人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目的，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见，一味地排斥其他人的利益，只顾追求自己的个别利益，是无法实现个别利益的，也无法扮演好成为资本的动因的角色。
但是，也不能据此说共同利益是资本的唯一动因。“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下册第472页），共同利益本身并不能实现自己。 共同利益是在个别利益背后实现的，或者说是通过个别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当一个生产者获得个别利益时，这既是个别利益的实现，也是个别利益的扬弃，既共同利益的实现。
可见，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它们各自都无法成为资本的唯一动因，资本的动因是它们两者的统一。马克思指出，这一点应该成为每个生产者庄严的意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个以个别利益与共同利益相统一、为自己与为他人相一致的经济，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你干什么都要考虑市场即他人的需要，从满足他人的需要中获得个别利益；满足他人的需要，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他之中有为我，为我必先为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上册第197页）。 所以，商品交易必须是自愿的、诚实的、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对对方使用暴力和欺诈。每一个生产者都成功地成为他人的手段，他必然得到他人的回报：获得个别利益，同时也获得共同利益。他才走完了全过程：既获得了个别利益，也实现了共同利益，成为推动资本朝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方向运动的社会力量。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银行和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掌握了再分配的权力，我们不仅能够把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统一起来，而且可以把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转化为共同富裕。这正是我们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优越的地方。
在现阶段，承认和保护个别利益十分重要。其重要性不在于当每个生产者追求个别利益时也就达到共同利益，“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上册第103页）。也就是说， 个别利益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去生产和再生产的。在我国，只要存在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我国就为个别利益的存在和实现提供了社会条件，在我国的生产过程中就包含着个别利益的生产和再生产。“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上册第102页）。 只要存在个别利益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条件，我们就不能人为地废除个别利益，否则，不仅要改写历史，而且也将废除共同利益自身，使人们处在越是想获得共同利益却越是难以获得共同利益的矛盾和困惑之中。
（六）创造剩余劳动是资本的伟大之处
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赞扬过资产阶级的功劳，说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在这里，又提到“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上册第287页）。 这就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资产阶级的伟大不在于它的阶级统治，而在于它手里的资本为它创造了剩余劳动。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剩余劳动，任何社会都在想方设法创造多一些的剩余劳动，而资本又能够实现多创造剩余劳动，这表明资本在充当着手段和工具的角色，既然如此，资本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使用。
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停留在创造剩余劳动上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往前发展：第一，使剩余劳动发展为社会的普遍财产。第二，能够用最少的剩余劳动去形成和保持这种普遍财产。第三，在这个基础上，使社会普遍富裕，而且越来越富裕。从这个三段式联想到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与之何其相似乃尔。这表明我们党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与资本内部矛盾运动的走势相一致，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还有，资本具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和超越这种比例的趋势。这两种趋势并存对我们很有利。首先，我们要承认并利用资本的第一个趋势，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单靠计划一种手段很难确立和实现正确比例，因为，计划经济并没有完全避免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现象的发生。而西方呢？尽管它们没有搞计划经济，也发生过经济危机，但在总体上合乎比例的生产是存在的。这是资本的功劳。资本之所以具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主要因为市场竞争机制能够产生出优胜劣汰的效果。优胜企业优先使用资本和资源，既实现了资源配置优化，又实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还在总体上维持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从微观到宏观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其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只有善于抓住机遇，每隔几年使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跳跃式地发展自己，才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旧比例，确立新比例。这种力量存在于公有制之中，也存在于资本之中。资本“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上册第398页）。 “资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有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同上书）。
再有，资本具有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的趋势。资本一方面可以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另一方面可以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而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从而使劳动者得到全面发展，使社会财富得到普遍增加，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可见， 资本在社会主义也有它的“伟大的历史方面”（上册第287页）。关键在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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