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需要看理论还是从理论原则看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两种思想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两种论文,是从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应该特别提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路向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对此，大家没有疑义。但是一涉及到怎样结合，立即可以看到事实上存在的“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种不同的思维走向、指向，也即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向。两种思想路向的对立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至今仍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一、“从理论原则看实践”与“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条思想路向的区别
“从理论原则看实践”与“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两条思想路向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重大区别。
（一）出发点不同
“从理论原则看实践”，显而易见，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按照它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拿过来在中国实践中加以运用。既然要把它们运用于中国的实践，就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因此，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必然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了中国特色。这种思想路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认为思路的起点、结合的中心、起决定作用的是理论。按照这种理解，工作实践中一事当前先要看我们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再看怎么样才能把相关论述用于中国的实践。理论原则是规划和评价实践的标准。
“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出发点是实践。它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其宗旨是改造世界。它也重视理论，只是因为理论可以为实践服务。不论有一千条道理还是有一万条道理，满足实践的需要取得实践的成功才是真正的硬道理。按照这种思想路向，一事当前不应该首先向理论请教，而应该集中力量研究相关的客观情况，努力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只是在这个时候，才面向理论寻求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理论家在书斋里完成的，它主要来自对成功实践经验的概括。
（二）思维旨趣不同
“从理论原则看实践”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规划中国的实践，努力在工作实践中使这些原则得到贯彻落实。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实践，如何进行实践，都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此外，还要时时注意用这些原则对实践加以评价与匡正，以保证实践不要脱离理论，走上邪路。所谓“看实践”是说看怎样才能使中国的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由于把取得实践的成功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因此这里所说的“看理论”是指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有所裨益的启示、方法。实践不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但绝不是要使实践适应理论，恰恰相反，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经受检验、得到发展。至于实践本身，发动什么样的实践，怎样实践，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要依据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在这里，理论至多是参考，指出方向。应该指出，这里所说的实践必须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发动的。如果实践不是出自中国的实际需要而是由理论原则演绎而来，“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也就变成了从某些理论原则出发看其他理论原则或整个理论，所谓“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就没有意义。
（三）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同
按照“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关键之处，主要着力点，在于“运用”二字。其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的任务是学懂弄通，然后把它们拿过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一套实践方案，在实践中运用。“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强调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甚至首先不是运用，而是选择。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关键一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极为丰富，他们对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论述，而且他们自己并没有建构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显而易见，并非他们的每一个思想都适合中国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具体实践的需要，都具有同等程度的紧迫的、现实的意义。在中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尊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寻求指导，这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这并不是说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来设计中国的实践，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进行选择，挑选出那些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确定的实践所需要的思想作为指导。这里所谓的“看理论”，很重要的就是指从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加以选择。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主体，都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是这种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的突出表现。
虽然两种思想路向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强调已有理论的绝对性，强调它们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建立起来并在以往的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真理，因此必须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强调已有理论的相对性：一方面，它们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选择出来并加以解释的，而我们的理解、选择、解释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显出相对性；另一方面，客观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实践也在不停地发展，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四）与实践的关联不同
“从理论原则看实践”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规划、评价、匡正中国的实践，实际上是想在实践之前便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结合主要是一个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实践方案之中。而遵循“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思想路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在实践之前、实践之外，而在实践之后、实践之中。它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自然结果，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两种思想路向中，“从理论原则看实践”往往更容易被人接受。人们会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是普遍真理，如自然科学真理一样，拿来使用便是了。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真理性，“从理论原则看实践”使自己具有了一种诱人的神圣光环。其奉行者还经常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引经据典，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正统，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它的信奉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对书本和理论情有独钟的人。说到底，它是要用理论，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裁剪现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1]（第374页）恩格斯所批评的正是那些“从理论原则看实践”思想路向的信奉者。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得太简单了。
二、“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我们未能揭示“化”的实际机制，常常为究竟具体是怎样“化”而犯难。其实这一难题的答案就在对实践需要的理解中，就与“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有关。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枢纽。坚持从实践需要看理论，这里看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该包括一切与我们从事的实践相关的理论，包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也可能包含有我们的实践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事情还不仅如此。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以取得实践成功为基本出发点，而为了实践的成功，不仅需要开阔视野、解放思想，从丰富的人类理论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还要考虑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甚至广大群众的语言特点等等。成功的实践方案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就是新的、发展了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制定实践方案时不应该刻意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为这样做将束缚我们的思维。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是这样做的， 1978年以后的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但它不是毛泽东在军事实践之前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后制定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他根本没有读过。他的军事理论是他在实践中，例如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阶级状况、现实矛盾及地理特点，结合孙子兵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武装割据传统，甚至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上的战例，创造出来的。重视实践的成功，不刻意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制定实践方案时的出发点，但由此形成的理论恰恰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看起来很奇怪，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当我们从实践需要出发寻找所需要的思想资源时，虽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但一定会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需要的东西，而且是对于实践成功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实践中形成的新理论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刻意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由于没有把握住实践，也即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核心环节，由于视野受限，往往无助甚至有害于实践，落入教条主义，反而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结合点不在别处，就在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并从事的实践。实践是个大熔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各种积极的思想资源，与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以及一切与解决实践问题相关的因素在其中化合为成功的实践方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一定要紧紧抓住实践这个核心、枢纽，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一旦实践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在其中了。
能不能紧紧抓住实践需要，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思想路向有关。
历史证明，那些不知道理论联系实际、与实践相结合的教条主义者，如王明之类，在实践中一定会遭到失败。历史还证明，即使是知道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人，如果他在考虑问题时“从理论原则看实践”，那也很可能滑向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经过与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殊死斗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不仅如此，他还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教条主义的根源与危害，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中国化的科学途径，教育了全党。但正是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思想日益严重，直至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灾难。为什么？就是因为建国以后他发动的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从理论原则出发设计的，不符合中国实际，超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思想路向出了问题。毛泽东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社会主义原则的论述出发“看中国的实践”，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从所有制改造到大跃进，从人民公社化到“五七道路”，从城镇居民和中学生“上山下乡”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样的实践是上述思想的简单演绎①，是从理论出发对中国实际的裁剪、规划，不可能不失败。事实曾经一次次地证明，他发动的实践以及所依据的理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但毛泽东不为所动，坚持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裁剪中国现实，这是他犯下历史性错误的主要原因。令人悲哀的是，直到晚年，毛泽东仍然认为他是在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
是邓小平力挽狂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回到正确的道路，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其中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确立了新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从而彻底铲除了教条主义。邓小平确立的其实就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思想路向。
“从实践需要看理论”，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一切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服从它的需要。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要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这是压倒一切的，一切要以此为准，包括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高潮，取得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从哪里来？就来自思想路向上由“从理论原则看实践”转向了“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新思想路向的确立使我们的思想获得解放，有可能突破既有理论的束缚，大胆实践。而新的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尝试，对它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精彩的论述。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2]（第191页）江泽民则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3]（第10页）
怎样才能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突破“从理论原则看实践”的习惯性思维？邓小平的重要发明是“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2]（第374页）“不争论”的目的是排除对思想的一切束缚，以便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仅不能用已有的理论评价实践，邓小平还明确提出，只要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做法、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方向，扫清障碍。他在1992年初人们思想最迷茫的时候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第372页）
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30年，就是两种思想路向激烈斗争的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的30年。
三、“从实践需要看理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提出并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思想路向问题，在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创新。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年的历史，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日渐形成并积累了一些新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社会两极分化、腐败现象蔓延等等。十六大以来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新的思想理念，目的就是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主要实践，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今天主要是和这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相结合。
但是在这里，我们在现有的被我们系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括在邓小平的各种论述中，找不到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理论。而且相反，如果简单照搬以往形成的，主要是我们的前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不同的实践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中概括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照搬在以往的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邓小平的论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都将成为问题。就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言，这是因为，我们以往广为宣传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些论述是在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的。例如，我们以往把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和解放，基本上理解为线性关系，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未予重视，因为当时资源、环境等问题还远远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再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大量论述，很久以前我们便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一切主张阶级之间相互让步、和平共处的观点斥之为修正主义。但是我们恰恰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是针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状况做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过，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国家产生的两极分化问题。如果考虑到以上情况，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论述是不能简单地运用（其实是照搬）到今天的中国的。从这样的理论原则看中国的实践，不但无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实现，而且会对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产生怀疑。
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是理论创新，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从实践需要看理论”。正因为这样，胡锦涛突出强调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胡锦涛突出强调要解放思想，这是近几年来不多见的。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开创新的局面，因为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需要应对，当务之急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不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而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在今天就是要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重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不会导致否定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使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了。例如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我们会看到：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是从1848年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并没有把它绝对化，他们在晚年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以非暴力的手段掌握政权的可能性；第二，根据唯物史观，社会革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产物，当这一矛盾没有达到呼唤社会革命的程度时，阶级斗争必须有“度”，承认对立阶级双方共存；第三，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只是手段，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丰富本质相互之间的和谐。共产党人在掌握政权之前不能讲和谐，必须坚决开展阶级斗争甚至无产阶级革命，但在掌握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应该依据实际条件最大可能地追求和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懂得，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不同利益群体甚至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和谐，而不是斗争和革命，并不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精神，只是使我们对他们的思想的理解大大深化了。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以及随这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再认识、再选择之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在事先使我们看得更远、更深、更全面，借鉴他人的经验少走弯路。但是必须牢记：指导不等于评价、裁决；它不是判断实践对错成败的标准，相反，实践倒是判断理论的某个具体原则在今天是否仍然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要做到“从实践需要看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做出新贡献，必须警惕实用主义，但更要警惕教条主义。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曾经指导我们取得了实践的成功。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能就此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它。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注释：
①也和毛泽东的个性以及他早年一度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有关，归根结底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程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