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产阶级之于社会稳定的功能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社会稳定论文,之于论文,试论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11)04-0076-06
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历来都是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从亚里士多德、托克维尔、科恩豪泽，到利普塞特、塞缪尔·亨廷顿等，都曾经对此作过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一些重要观点。例如，亚里士多德曾经就说：“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1]他对中产阶级之于社会稳定的积极功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产阶级较之于其他任何阶层对于实现和维护国家社会稳定都重要。然而，戴维·萨伯斯则认为，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他们既反对大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并最终异化走上支持法西斯主义的道路。[2]与戴维·萨伯斯观点基本一致，利普塞特也认为，“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运动，它代表着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既对大企业也对大工会的抗议”。[3]中产阶级之于社会稳定主要是负面效应，中产阶级代表着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塞缪尔·亨廷顿则从现代化理论出发，既看到了中产阶级之于社会稳定的积极效应，也看到了消极效应，他指出：“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遍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4]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问题研究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一大批学者如孙立平、李强、陆学艺、周晓虹、虞崇胜等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但是，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共识基础之上的，而且大部分人都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缓冲器和平衡器。事实上，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是社会稳定的缓冲器，它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促进社会稳定，也可能是不稳定基因，尤其是在现代化急剧转型期就更表现为如此。本文试图对中产阶级之于社会稳定的内在效应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期望能对中产阶级作一客观评价。这样，既有助于人们全面科学地认识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也对深化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
一、作为社会稳定积极力量的中产阶级
由于中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道德品质、思想意识、社会财富、职业地位等，他们普遍表现出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是有效预防和缓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稳定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中产阶级作为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的中间阶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受到阻止，通过它而得到有效缓冲，这样，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就会大大缓和。正如加塔诺·莫斯卡所言，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测量社会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标准，中产阶级越强大，社会就越能稳定。[5]
(一)中产阶级所具有的道德意识，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
无论人们如何定义中产阶级，也不管人们怎样划分中产阶级，但有两点始终得到了高度认同：一是中产阶级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的公民意识、公共道德和文化修养的阶层；二是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往往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显然，这二者的结合，为实现和维系社会稳定提供了最坚实的思想意识力量。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之所以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组建的国家最稳定，与中产阶级的性格、品德等因素密切相关，“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野心，在军事和文治机构中，要是有了野心的人，对于城邦常会酿成大害”。[1]托克维尔也认为，中产阶级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知识水平较高、理智的爱国主义、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突出、信守法律、热心公共事务等人格特点，以及其社会分层中的中介地位和流动性，都在不同层面增强了其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影响力，在社会上扩散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信任，从而达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功能。[6]美国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在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同样谈到，中产阶级作为富裕阶级(有闲阶级)的一部分，生来就是保守阶级，它所具有的保守性天然地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中产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是出于本能”，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的任何变化总是尤其令富人生厌。由于保守性已成为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等富裕阶级的特征,因而也就有了相当的“荣誉价值和炫耀价值”。凡是要过这样富裕生活日子的人，凡是要保持声望的人，非抱着这种保守态度不可，从而加强了富裕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内部保守性。富裕阶级的示范作用，也使其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向外扩散，大大加强了其他一切阶级对任何革新的阻力。[7]总之，中产阶级所具有的良好道德素质以及天生的保守性显然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二)中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力量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关系，表现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力量对比中所处的位置。如果我们把社会的所有公民分为三个阶层，即上层、下层和中间层(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中间阶层显然可以起到缓冲带或防震垫的作用，减轻社会压力对现有政体结构造成的震荡，这也是中产阶级作为“稳定器”最为重要的功能。其原因在于，如果中间阶层十分广泛和强大，插入在其他的两个阶层之间，中间阶层很容易形成上、下阶层之间关系的缓冲带，而上下阶层之间直接互动的路径被掐断，很难造成直接冲突。而且，中间阶层是一个能够流动的阶层，下层人员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中间等级，上层等级的人如果蜕化，也可能被滑落到中间等级。这样的话，中间阶层就可以不断地从较上面和从较下面的阶层中吸纳一些人，并同时向两边输送一些人，从而保持社会结构的弹性稳定。显然，一个没有中间阶层作为过渡阶层的社会比拥有一些中间斡旋阶层的社会要危险得多，因为任何迅速的运动都有可能触及整体结构的动摇，都更加富有危险，更严重的是社会运动将是一种更加富有暴力的运动，将会骤然出动一些不受支配的和遥远的东西，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很难依循序渐进的方式或者传播扩散的方式而进行。[8]利普塞特也认为，经济发展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形成，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政党、反对极端主义、组建和参与民间组织等方式，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形状，由传统的金字塔形转变为稳固的菱形结构，达到缓和社会两大对立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3]而且，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往往会建立繁多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不是指导人们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全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同时也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能够对上下两个阶层都起到缓冲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专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和直接侵犯，从而维系社会政治稳定。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1]
(三)中产阶级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是实现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美国的中产阶级时曾经指出，由于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具有天生的保守性，他们害怕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天然地反对动乱与革命，因为他们把失去财产视为“最大的灾难”，“只有一无所有的人才会造反”。[6]首先，拥有一定社会财富的中产阶级相对于社会底层而言对政治体系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因为他们现有的社会财富往往是从现有政治体系中获得，他们受益于现有政治体系，所以他们也就往往不愿意破坏既有的政治秩序。其次，中产阶级是推定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最坚实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增长的政治秩序犹如空中楼阁。而中产阶级往往充当了刺激、拉动和引导社会消费的重要力量，中产阶级追逐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庞大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维系了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从而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持久性动力。第三，拥有一定社会财富的中产阶级往往寻求一种较稳定和安逸的社会生活，他们一般拥有比较少的嫉妒心，也不至于招致社会下层的过分妒忌，而嫉妒常常是引起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中产阶级“他们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互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总之，如果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时，充分说明这个社会是一个经济上较发达的社会，而“一个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很高的国家，政治上一定是较为稳定和安定的”。[4]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弱或倒退的时代。[9]因为，经济增长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提升现代国家的政府能力，推动民主精神的形成与民主制度的生长，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的合法性。显而易见，这几方面都为社会稳定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二、作为社会稳定消极力量的中产阶级
由于中产阶级与生俱来的一些属性，在上述情况下，中产阶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产阶级也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深层根源时就深刻地谈到了中产阶级之于当时社会稳定的破坏性。他指出，法国社会的中间层即贵族一直以来对社会稳定尤为重要。贵族在对平民进行税收的同时也要维持地方的秩序、公正和法律，照顾一个地方的整体利益，并担当起铺路、修桥等等地方性公益活动，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这些功能为他们的特权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在这种体制下，自然也会产生许多社会矛盾和抗争。但是，既然是地方贵族掌管着地方事务，那么人们有所不满只会去找某个贵族算账，针对国王的全国性革命绝无可能。[10]然而在大革命前，贵族已经开始丧失权力，平民被原子化，社会生活受到国家力量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许多原本属于地方性的由贵族给予解决的事务转变为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平民有问题、有怨恨都找国家，连面包都向国王要，这就形成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状态，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众所周知，中产阶级一词是近代英国贵族阶级用来指代和贬称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一个贬义词。在当时的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是与“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市侩”、“庸俗”、“脑满肠肥”、“冷酷”等特性联系在一起，所以“中产阶级”一词往往与“不安分”、“反叛性”、“颠覆性”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地位，而是要借助于其经济实力去谋求政治权力，对社会稳定构成日趋严重的挑战。[11]伴随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往往带来政治参与诉求的膨胀、贫富差距的扩大、极端社会意识的形成等问题，这些后果都有可能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成为不稳定基因。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坦承：“然而正如经常表明的那样，将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组织成一个革命群体的不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产)阶级的成员。”[12]
(一)中产阶级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由于社会贫困，经济落后，人们往往政治冷漠，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关心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利益。然而，伴随中产阶级所拥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多，“都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传播媒介为大众所利用，都提高了人们的追求与期望，如果他们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些追求和期望就会刺激个人和群众参与到政治中去”。[4]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会直接引发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强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有的政治利益表达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多的政治诉求，缺乏足够的社会流动机会，就不可避免会导致这部分人对现有政治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对政治统治会越来越感到不耐烦，如果不满的力量不能在合理的规范内释放，就会在社会政治结构中滞留、积蓄，酝酿成反叛的激情，引起不稳定。塞缪尔·亨廷顿在通过考察现代化转型国家后发现，“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的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4]究其原因，因为中产阶级一旦发展壮大，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然而他们又常常感觉到自己是被排斥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城市中产阶级想要得到的是国家尊严、进步感、国家目标和通过参与重建整个国家而实现目标的机会”，然而，“这些是乌托邦式的目标，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使之真正实现的要求”。他最终作出判断：“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他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4]在巴西，中产阶级绝对支持1964年政变，“正是这些从‘经济奇迹’的年代中受益最多的这一部分人在要求回归到民主统治上喊得最响：他们就是大而发达城市中的居民和中产阶级”；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充斥了1984年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的行列。在随后的一年中，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更是“中产阶级、无党派身份的医生和律师，他们自愿向反对派候选人或是向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这样的公民监督团体提供支持，而不是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在西班牙，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个由现代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结果引发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在韩国，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民主的运动对威权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加入了学生们要求结束威权主义的行列。[13]
(二)中产阶级极端的政治意识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当大多数人只看到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保守一面的同时，部分学者也清醒地认识到，中产阶级并非天生只有保守的一面，实际上，同时它还有极端的一面，新中产阶级普遍表现出政治冷漠、疏离等政治异化现象，容易走向一条极端之路。利普塞特与戴维·萨伯斯通过对历史上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进行考察发现，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来源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而法西斯主义正是这种民粹主义极端化的表现。戴维·萨伯斯说：“法西斯主义……(系)中产阶级主义或人民党主义的极端的表现形式……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人民党主义……它一开始就反对‘大企业’或现在称之为资本主义的。”[3]利普塞特认为中产阶级之所以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原因在于中产阶级地位的相对下降，对当前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满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势下，中产阶级拥有的“自由主义”思想——支持个人权利，反对权力集中开始发酵，成为对抗现有政权的反动阶级。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也指出：“希特勒主义是下层中产阶级孤注一掷的反应……低层中产阶级心理上的贫困加深了其成员性格中感情上的不安全感，从而丰富了中产阶级可以报仇出气的各种群众性抗议运动的土壤。”[3]来自许多国家的数据都充分表明，正统的法西斯主义系有产的中产阶级的运动，他们一般大多支持自由主义，而且他们的运动是保守阶层所反对的，但这些保守阶层在不同时期又支持保守的反议会的政权。中产阶级作为现代化中国家的新兴阶级，由于具有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具备的品质，他们往往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体，一方面对政治现实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批判，同时也对政治体制抱有更多的幻想与期望，这就注定了中产阶级是一个两面派。当现有的政治体制能够满足它的需求或者符合他们的社会期望时，它是社会稳定的缓冲器；如果无法满足他们的显示社会期望与需求时，它很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基因。总之，正如胡鞍钢所言：“如果说一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级是稳定社会的积极的中坚力量，那么在这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充满了各种变数和风险。”[14]
(三)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造成的贫富差距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如果说一个成长起来了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那么在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它往往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尤其是在伴随现代化转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因为伴随中产阶级的成长往往是阶段性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从而引发社会下层对中产阶级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也即如果伴随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社会下层却愈来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很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基因。究其原因在于，如果伴随经济增长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大多数人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它所带来的好处仅仅属于少数人或被少数人垄断，而大多数人却在承受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或者当政府对这种不平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是政府在直接制造这种不平等的时候，那么这种不平等与贫富差距就会变得令人们难以接受，就会种下社会动乱的种子。因为“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能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1]在贫富差距存在绝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5]这种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并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往往会引发他们对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满。如果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不能起到减压的作用，缺少政治协调机制，那些认为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便会通过罢工、叛乱或政治游行来宣泄不满。所有这些都会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socio-political instability，SPI)。然而，不平等几乎是现代化中国家中产阶级成长中的“孪生物”。由于既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因素，加上财富分配方式固有的内在缺陷，伴随中产阶级成长的同时，往往是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因为在不突破传统分配结构的体制中，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他们依然贫穷，并不会因此得到多大改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不平等往往是把强势群体获益的成本建立在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基础之上；把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本转嫁给农村地区；把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等方式进行的，因此不平等就造成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嫉妒与敌意。如果政府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过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状况，那么政府与富裕阶层就很容易成为底层社会造反的目标与对象。
三、通往社会稳定之路的中产阶级
由此看来，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呈现出明显的双面效应，它既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馅饼”，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陷阱”。中产阶层之于社会稳定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单一的，它随着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中产阶级既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不断地增强社会稳定力量，有效地缓冲和调节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颠覆器”，影响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轰然或悄然地危害现行国家政权，变成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也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异化器”，或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无为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执狂热，沦为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社会温床甚至中坚力量。[14]然而，面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两面性，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让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但是，作者以为，要让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就必须使中产阶级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中产阶级的生长过程能够得到体制和公众认同。现代国家，中产阶级往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逐渐生长、发展与壮大的。然而，现代化中国家由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与不完善，新旧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相互碰撞，很容易造成中产阶级的成长带有原罪，他们所拥有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财富，往往会沾上一些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污泥，这样就使中产阶级不但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同与尊重，而且常常会引起下层公众对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与仇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中产阶级就很难起到缓和公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纽带的作用。所以，要使中产阶级能够成为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必须能够让它得到社会公众和现有体制的认同。他们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通过自身努力，合理合法地积累作为中产阶级所具备的各种资源，获得社会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社会底层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为此，要规范中产阶级的成长路径，杜绝他们依靠非法手段谋求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通过制度性安排而不是借助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谋求不当利益，让他们以一种合乎道德、合乎法律的规范性手段成长，而不是不择手段，通过非常规化道路走向通往中产阶级队伍。
其次，中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能够确实履行其作为中产阶级所应该承担的角色。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并非天生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事实上，只有当中产阶级真正履行了社会期望的角色，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它才有可能起到稳定的功能；否则，即使具备良好职业伦理、公共精神、法律素养、务实作风、精神追求的中产阶级，如果其行为、品
质与公众期望角色相悖，则会遭到社会底层的唾弃与上层社会的压制，成为政治稳定的隐患。美国学者科恩豪泽指出，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社会稳定的力量，在于中产阶级能完成很多首属群体(如家庭)或国家所不能或很难承担的任务。[10]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中产阶级功能蜕化有着重要联系。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在国家权力集中化的过程中，导致了中产阶级贵族拥有的权力逐渐丧失，以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角色逐渐蜕化，民众对于中产阶级的表现越来越不满，社会矛盾不断累积，而体制外的政治运动迅速增加，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此，要充分发挥中产阶级的积极功能，就必须让中产阶级履行公众赋予的社会期望的角色。
第三，现有政治体制能够充分满足中产阶级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愿望的诉求。众所周知，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不稳定并不完全是由于物质匮乏造成的。来自心理的不安全感、个人生活状态的疏远感与犯罪感、以及对政治体系认同的迫切要求，常常是物质财富丰富以后的社会阶层反抗政府和社会的重要原因。中产阶级随着拥有财富的增加，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会提出政治参与的需要，追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统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中产阶级的参与，将可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如果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将中产阶级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表达通过制度化、合法性的形式纳入政治体系，中产阶级壮大将很可能成为集权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如利普塞特所言：“一般来说，即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合理的有效性，如果在任何时候主要保守群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或者关键时期新兴群体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该制度的合法性仍将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3]为此，国家需要建构起一个能够充分满足中产阶级实现其政治利益表达功能的政治体制。总之，要使一个社会真正地度过风险，达至稳定，最主要的就是扶植社会的中等阶层，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和中间力量。但是，中产阶级只是社会秩序稳定中的一个要素和变量，其稳定作用需要以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