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层次与经典化——《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层次论文,文本论文,经典论文,注引扬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5)03-0102-06 《文选》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校勘、训诂、编纂、传播等方面，无论是对正文文字还是注文文字的解读，都限定在单一的某一个文本层面，较少有对正文、注文以及二者形成的综合文本的考虑，尤其缺乏对这三种文本造成的阅读与审美体验的分析。 《文选》选家、注家，对所选文本、注本皆有不同的学术考虑。如《文选》选用左思《蜀都赋》，有选家的学术与政治考虑，也有现实社会的需求。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十余条，其文字与扬雄赋原文存在差异，说明《文选》注者在引扬雄《蜀都赋》时对正文文本、注文文本皆有注家之考虑。通过分析注者对引文文字的处理方式，还可以看出选家、注者不同的学术态度导致的文本层次、文本世界与其多系统性问题。 一、《文选》弃扬雄《蜀都赋》而录左思《蜀都赋》之分析 刘咸炘《文学述林》称：“京都之体最后，而乃以为首，此盖文士之见爱其篇体广博耳。”[1]“京都”之内，左思《三都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之后，可见选家对左思《三都》之重视。然在班固、张衡之前，早有扬雄《蜀都赋》，《文选》未录扬雄《蜀都赋》，而收录了左思《蜀都赋》，其原因值得探究。 扬雄《蜀都赋》，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与扬雄本传，亦不见于《文选》、《隋书·经籍志》。后人多以其晚出而怀疑并非扬雄手笔。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后汉书》李贤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皆曾引扬雄《蜀都赋》，北齐司马子如曾注扬雄《蜀都赋》。此证南北朝时期，扬雄《蜀都赋》流传甚广。 扬雄《蜀都赋》为单篇文章，《汉书》、《隋书》未著录，尚可理解。萧统《文选》不录，就值得思考。扬雄《蜀都赋》约成于汉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2]257，班固《两都赋》约成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2]399，张衡《二京赋》约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七年(105年)[2]455，扬雄《蜀都赋》成篇时间，较之二者已逾百年之上。《文选》选录了更晚的左思《蜀都赋》，而未选扬雄《蜀都赋》，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作品时代延续性的原因。班、张京都赋，皆写两汉都城长安、洛阳，左思所写，则是紧承两汉之后的三国京都，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地理上具有广泛性，而扬雄笔下的“蜀都”，并非“近汉之世”的京都。第二，政治上的考虑。《文选》选择作品，以京都为首，显然具有政治考虑，而扬雄《蜀都赋》中的成都，政治中心的地位不高，故此赋政治意蕴不浓。而班、张、左京都赋则不然，尤其是班固赋后《白雉诗》，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第三，历史正统观念的考虑。左思《三都赋》写魏、蜀、吴京都之繁荣，实为夸耀西晋之正统，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3]进一步而言，南朝诸代皆承晋绪，萧统《文选》选择京都赋作品，为避免不必要的历史误解，自然会避开将扬雄《蜀都赋》列于《选》首的情况。第四，文学上的思考。自东晋李充确立甲、乙、丙、丁四部之别，集部意识逐渐明显；南朝刘宋时期立儒学、文学、史学、玄学“四学”，文学独立于儒学的意识逐渐清晰，至萧统编选《文选》时期，会更多注意作品的文学性。扬雄《蜀都赋》主要是对山川、河流、物产、民俗等的概括性介绍，文学色彩较弱于左思《蜀都赋》，左思《蜀都赋》的文学色彩尤其是骈俪句式的特点，远远重于扬雄《蜀都赋》。 综合起来说，《文选》对不同体裁的文章篇目有所考虑，对同一体裁同题篇目之取舍亦有历史与文学思考。除此而外，《文选》取左思而弃扬雄，还有对左思《蜀都赋》文学影响较大与“厚今薄古”的人文思考。 左思《蜀都赋》的流行，有很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按照《世说新语》记载，左思《三都赋》初始并不为人所重，后张载建议他访皇甫谧作序，方为人所知。《晋书》的记载更为详细：左思《蜀都赋》初成，“时人未之重”，左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就请当时著名的三个学者为《三都赋》作序或注，皇甫谧“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刘逵对《三都赋》吹捧过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其置于司马相如、班固与张衡赋之上：“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4]2376第二，认为左思赋乃“近世”“明物”之作，将其比拟于胡光、蔡邕之作，“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4]2376其后，卫权“为思赋作《略解》”，张华将其比作“班张之流”。这五个学者，可以说是西晋文学翘楚，经其推荐，《三都赋》遂“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而陆机与陆云论左思《三都赋》，并读赋后“绝叹伏”。诸如此类的文学造势，是左思《三都赋》迅速被社会所知的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刘逵对“中古以来为赋者”的否定，以及对左思《三都赋》为“近世”“明物”之作的肯定，其中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左思《三都赋》属于“近世”即晋代之新创作，较“中古”辞赋家成就为高。第二，与汉赋“明物”相比，左思《三都赋》具有“明”“近世”之“物”的作用，尤其是“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直接提出了左思《三都赋》在“明物”上的新突破。刘逵对当时“贵远而贱近”的文风提出批评，认为左思《三都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是“近世”之作，明显具有强调“厚今薄古”的政治色彩。这种对左思《蜀都赋》文学影响与历史定位的评价，不能不对《文选》编者产生深刻影响。 本来，《文选》选左思而舍扬雄之后，左思《蜀都赋》作为《文选》中一篇，与《文选》整个文本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唐代六臣注《文选》，又引扬雄《蜀都赋》文字，将其胪列于左思《蜀都赋》文字之下。这在扩大读者阅读眼界的同时，又将包括扬雄《蜀都赋》在内的一个个独立文本引入《文选》正文文本之下，割裂了读者对《文选》正文文本的完整认识。但毋庸置疑的是，注者为了保护《文选》正文文本的完整性与主体地位，会在有意无意间对注文文本的文字进行相应的处理。 二、左思《蜀都赋》注对引文的处理方式与文本考虑 左思《蜀都赋》注引同题赋作材料，能体现注者对选者的文学、史学考虑，尤其是选者当初的取舍之心。《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说明注者认为左思《蜀都赋》与扬雄《蜀都赋》具有一定的文学联系。通过比较注者所引扬雄《蜀都赋》与左思《蜀都赋》的文字异同，可以总结出注者对二《蜀都赋》不同解读的文化心理、注文带来的文本局面的改变以及二者造成的文本层次问题。 就《文选》而言，至迟从中唐以降，读者见到的《文选》，已不是白文本的《文选》，而是有注文的《文选》，即在文本上是正文、注文混一的《文选》。这种情况下，注文势必对正文传播发生作用，但正如陆机所言“为文之用心”，注家对引文的处理方式，在后世研究者眼里也会体现出一定的“为注之用心”。这就是说，注者对注释中的注文多有改造——尤其是对注中引书文字，皆有据正文文意而改变注文文字之事。例如《文选》赋作中引《尔雅》，李善注多据辞赋文意顺改《尔雅》之字：李善注《鲁灵光殿赋》“规矩应天，上宪觜陬”之“觜陬”，引《尔雅》作“觜陬之星”，《尔雅·释天》作“娵觜之口”，此即李善据“上宪觜陬”文意改“之口”为“之星”①。这种改变，对于正文、注文之关系，具有一定意义。下面，笔者尝试对李善注与其他注者处理注文的方式，进行详细分析。 1.故意弱化注文文本地位，以保持阅读者对正文文本的注意力。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文选》五臣注：“江水分为二，故云带二江也。”②李善注引扬雄《蜀都赋》：“两江珥其前。”③扬雄《蜀都赋》作：“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④“两江珥其市”，张震泽解释为“两江旁贯其市如珥”，意思与“带二江之双流”同，但左思此言，显然合扬雄“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之意。这是一种“合并文意”的处理方式。左、扬赋中，“带”与“珥”对、“双”与“两”合，但左思“双流”，本来对应扬雄“九桥带其流”，注者却并未引用。这种故意“合并文意”的处理方式，显然是避免引入注文后使得读者对注文阅读界面的扩大，分散对正文的注意力，有弱化注文地位的倾向。 左思“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注者作“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录扬雄《蜀都赋》：“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邙连卢池，澹漫波沦。”⑤《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文苑》同。可知注者属于直接引用。扬雄属概括性介绍，故涉及四个意象：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左思描写较为具体，并以对偶形式表现出来，意象也只剩下了盐泉井、橘柚园，但在扬雄方位词“西”基础上，增加了“家”、“户”，显得文学性更强。在这个文本层次中，注者引扬雄《蜀都赋》，只截取了几个孤立的描写对象，远不如左思正文之文采斐然，反衬左思《蜀都赋》文字之华美。根据谢灵运的看法，左思的表述具有骈文色彩，比扬雄的表达生动，如谢灵运《山居赋并注》：“橘林，蜀之园林，扬子云《蜀都赋》亦云橘林。左太冲谓户有橘柚之园。”其文采高下立判。 从此处正文、注文的不同文本层次看，注者引文，有时候是为了反衬正文文本的文学性，提高读者对正文文本文学意义的认识。这个时候，注者有弱化注文地位、故意抬高正文文本的倾向。 2.通过“截取关键词”，故意使得注文趋同并嵌合正文文字。左思《蜀都赋》：“其间则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文选》刘注引扬雄《蜀都赋》：“瑕英江珠。”不看扬雄《蜀都赋》原文，读者完全可以认为二赋文辞一致。但左思的“江珠瑕英”、《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瑕英江珠”，在扬雄《蜀都赋》原文则为：“于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显然注文对原文进行了“截取关键词”。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注者对正文文本的特殊考虑，以及对注文文本的特殊处理。注者有故意改易注文文本，以嵌合正文文本的倾向。 3.通过比较注文与正文文字差异，突出正文文本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左思《蜀都赋》：“其树则有木兰、梫桂。”《文选》刘注引扬雄《蜀都赋》曰：“树以木兰。”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蜀都赋》：“树以木兰，扶林禽，爚般关，旁支何若，英络其间。”《文选》注引扬雄赋，直接引用原文字，与左思表述相比，少了“梫桂”。在左思《蜀都赋》文本增益文字的情况下，注者直接引用了扬雄赋原文，还是照顾到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 4.缩小读者与注文文本的“接触面”，以消解注文原本的“经典化”，反衬正文文本的主体地位。左思《蜀都赋》：“黄润比筒，籝金所过。”《文选》注：“籝，幐也。《韦贤传》曰：黄金满籝。”《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与扬雄《蜀都赋》一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藕细布，一号郁林布，比蜀黄润，古称云‘筩中黄润，一端数金’。《淮南子》云弱緆，细布也。《汉书》云：白越即此布也。”左思《蜀都赋》与扬雄字异意同，显然借用、化用了扬雄《蜀都赋》的文字与文意。 如果仅仅看这两句话，我们会误以为左思只是化用了扬雄《蜀都赋》中的文字表述，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左思对扬雄的借用还不止于此。左思《蜀都赋》：“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在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蜀都赋》中则为：“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筒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扣器，百伎千工。”扬雄在“筒中黄润，一端数金”后，总结“雕镂扣器，百伎千工”；左思则先说“伎巧之家”，与扬雄相比，是将类似的表述提前至“黄润比筒”之前，并将扬雄仅有的两句话，铺衍为骈文句式：“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说明，左思《蜀都赋》不仅借用了扬雄的词句，还袭用了扬雄《蜀都赋》的文章结构与思路。注者省略完整的句子，仅仅保留关键词句“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显然模糊了左思与扬雄《蜀都赋》的雷同，造成了左思仅仅截取、化用扬雄词句的假象。从文本层次看，与扬雄《蜀都赋》原文相比，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的注文文本，有不断缩小文本“面积”，以突出左思《蜀都赋》文本地位的意图。 5.集部从经、史、子部中独立出来之后，注者有强化正文文本文学性的意识。结合注文与正文文字异同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通过注文、正文之意同字异，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学风格。左思《蜀都赋》：“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蜀都赋》：“尔乃其俗，迎春送腊，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干池泄澳，观鱼于江。”《古文苑》卷四：“尔乃其俗，迎春送暑，百金之家，千金之公(注：言中产之家，贵重之人，莫不毕出游遨)。”⑥《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作：“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除了“终冬始春”与“迎春送冬”相比，二赋似乎没有相同之处。但注者引扬雄《蜀都赋》却增加了一个“百金之家，千金之公”，显然是为了对应左思的“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这里不仅仅体现的是左思对扬雄赋的如何袭用或改变，也体现了不同时代汉赋写作的差异。扬雄时代的赋重“赋神”(即重知识化、信息化之“体物”)，轻世俗风情之场景描绘；魏晋六朝赋重“赋情”，故文辞骈俪排偶、描写细致入微。读者会从注文、正文之表述差异，体味不同时代辞赋风格。 第二，注文与正文形成对比、互动关系，保证读者阅读进程，同时为读者提供动静结合的文学“画面”。左思《蜀都赋》：“若夫王孙之属，郄公之伦，从禽于外，巷无居人。”《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曰：“若其渔弋郄公之徒，相与如乎巨野。”张震泽《扬雄集校注》：“若其游怠渔弋，卻公之徒，相与如平阳，濒臣沼，罗车百乘，期会投宿，观者方堤，行船竞逐。”选者倾向于介绍左思笔下成都王公贵族的“从禽”游猎之乐，以“巷无居人”说明观猎者之众。《华阳国志》卷三：“郄公从禽，巷无居人。”亦说明此风之盛。游猎者与观猎者构成了一副静态的“游猎图”。《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若其渔弋郄公之徒，相与如乎巨野”，说的是“渔弋”之乐，即捕鱼、游猎之乐，此“渔猎图”比左思《蜀都赋》“游乐图”更增层次感与动态感。尤其是左思“巷无居人”，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括，远不如扬雄“罗车百乘，期会投宿，观者方堤，行船竞逐”说得形象而生动，更不如后者文学色彩浓厚。与《艺文类聚》引扬雄《蜀都赋》“若其游怠渔弋，卻公之徒，相与如平阳”比较，《文选》注引删除了表达渔猎心情的词汇“游怠”，删除了表示捕鱼地点的“沼”。注者如此处理，一方面是尽可能使得注文文字与正文文字高度近似，以免打断读者的阅读进程；另一方面，也有弱化注文文本地位的考虑，以免注文反客为主，影响读者对正文文字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艺文类聚》引此段，与注文亦有不同：“设坐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郄公之徒，相与如平阳。”这是将前文成都富豪饮宴的场面，与后文渔猎场面合并一处。这样处理的原因，显然在于类书编纂者的意图，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场面描写的凡例，而非专注于具体细节的文学描写。如此，原始文本就在不断被“碎片化”基础上，使得其文本系统不断复杂化。 从《文选》注引扬雄《蜀都赋》的内容，可以看出注者对左思《蜀都赋》文本的学术考量：考释名物，文学修辞表达的方式(彭门)，相关的文化习俗(迎春送冬)，生活现状(渔弋)。这体现了注者的文学修养和学术思想，以及注者使用注文与正文形成稳定关系的学术设计。这虽然可能会产生有悖于选者或作者原意的效果，但却不妨碍注者与后来的阅读者产生更多的文本感受、阅读体验与审美愉悦。 以上所谈，主要是笔者浅见，未必完全符合注者原意。然而，将《文选》与注释文字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性文本看，以上的分析也符合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和研究规则。例如将《文选》与注释文字作为不同层次的文本研究对象，就会看到《文选》注者引扬雄《蜀都赋》与选者选用左思《蜀都赋》，造成了文本面貌的改变。选者最初选用左思《蜀都赋》，给阅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阅读视野的限制，还有阅读误区与判断错位——即阅读者会误以为文学史上《蜀都赋》仅此一篇，或者误以为左思《蜀都赋》写得最好、地位最高。注者将扬雄《蜀都赋》引入之后，相当于在一个完整的田野上划分出一个个独立的“隙地”，部分程度上改变了选本的原貌与设想：左思《蜀都赋》中，穿插扬雄《蜀都赋》，为阅读者呈现出正文、注文两种不同的文本。这可能又会给读者带来另一种误读，即认为正文文本是借用了注文文本的文字与思想，是简单的模拟，而非新创。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三、注文文本造成的文本层次与“经典化” 选本、注本构成的不同文本世界，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视觉冲击与阅读体验。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又说：“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5]结合鲁迅先生的说法，可知《文选》文本的影响力大致有两个向度：第一，蕴含着选者的文学观念。第二，限定了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判断。更进一步分析，《文选》文本，其实具有两个阅读程序，即选者初始阅读后的判断与选择、读者在选本基础上的二次阅读与再认知。这样看的话，选者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本世界，而选本阅读者面对的是高度“浓缩”的文本世界。文本世界的不断缩小，会影响阅读者的欣赏范围与价值判断。或者说，阅读者受到了选者文学思想的影响，对文学作品与作家的认识，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但随着选本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种片面性也会受到文学内在规律的作用而得以补偿。注释文献，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文选》中注释文字的出现，丰富了单一的选本世界，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选本、注文以及二者重新组合而成的文本世界。选本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限制，在注文中得到了相对全面的补充；二者结合而成的新文本，就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这就是说，选本正文、注文形成的不同文本世界，扩大了阅读者的眼界，改变了最初读者对选本正文可能产生的误读。 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给人们带来的首先是视觉上的层次感。正文文本与注文文本，会形成不同的“阅读层次”。《文选》左思《蜀都赋》注，通过不同方式引扬雄《蜀都赋》，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本世界：左思《蜀都赋》正文大世界、扬雄《蜀都赋》注文小世界，以及二者合成的新的文本世界。读者在阅读左思《蜀都赋》时，会自然而然形成对这三个文本世界的不同关注，从而获得不同的知识信息、文本感受与审美体验。对于更高层次的读者来说，可能还会进一步产生对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的回忆、联想与联系。这就在看似简单的文本阅读中，形成了三至四个不同的文本世界。左思《蜀都赋》属于正文，给人以辞赋“明物”之意义与文辞华丽之美感；扬雄《蜀都赋》属于注文，给人以知识补偿性解释的作用。二者形成的综合文本，形成了程度不同的“经典化”。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则与这三个文本世界保持了一定距离，显得貌似质木无文，成了一个不断被引用的“资料库”。 这种情况的出现，文学意义是明显的。一方面，扬雄《蜀都赋》引入左思《蜀都赋》注后，出现了明显的“去经典化”现象。为了避免注文弱化正文，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时，大量采用了故意弱化注文文本地位的方式，以保证读者对正文的关注和正文文本的“经典性”。从这个意义说，注文文本具有不断“碎片化”、“经典消解化”的倾向。以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为例，与其原始文本相比，《文选》中的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存在截取、节录、直接引用或化用等不同方式，使得注本扬雄《蜀都赋》与正文左思《蜀都赋》在文字、意义上具有了很大的趋同性，从而保证了阅读者可以很快把握正文文字的出处与含义。对于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来说，虽然这种文本事实上已经是被“碎片化”的次生文本，但对于不熟悉扬雄《蜀都赋》原始文本的读者而言，注文中的扬雄《蜀都赋》，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完整文本。由于左思、扬雄《蜀都赋》篇幅都较长，如果阅读者在读左思《蜀都赋》的时候，再回头读扬雄的《蜀都赋》，就很容易产生阅读疲劳。如此，注文中的扬雄《蜀都赋》，就成了读者了解其文本内容与意义的主要渠道。而左思《蜀都赋》正文文本的遮蔽作用，会逐渐消解读者对扬雄《蜀都赋》完整文本的阅读欲望。长此以往，扬雄《蜀都赋》就不断被“去经典化”，并逐渐远离文本中心，成了文学文本注文、类书引文的材料来源。 另一方面，左思《蜀都赋》出现了不断被“经典化”的倾向。《文选》选家将左思《蜀都赋》从大量辞赋作品中选择出来的时候，第一次缩小了读者的眼界，但却使得左思《蜀都赋》文本具有了“经典”意义；扬雄《蜀都赋》被引入左思《蜀都赋》后，又一次衬托、提高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这就是说，一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必然同时伴随着其他“经典作品”的“去经典化”。另外，这种“选本”中的“注本”，又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选本”，造成了“选本”中有“选本”的文本面貌，使得文本的层次更趋复杂，给阅读者带来了更多、更新的阅读喜悦与审美体验。 当然，注文文本的负面作用也是存在的。注家对引文各种复杂的处理方式，有遮蔽正文与注文血肉联系的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正文与注文引文、正文作者与注文引文作者之间联系的完整性。从注家作注的目的——疏通证明来看，对引文的种种节略处理，恰与其目的相悖，至少是部分相悖。由于这个矛盾，注家对注文引文的处理，尽管有利于正文的传播和正文的经典化进程，但这种积极作用是以割裂引文与正文的鲜活联系为代价的，因而注本就包含着消极性，是扭曲的。注文对正文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的消减。另外，注文文本割裂了正文文本的完整性，滞碍了读者的阅读进程，打断了读者对正文的持续性关注和连续性思考。尤其是较为繁复的注文材料，会迟滞读者对注文的阅读并使其恋栈于注文文本，从而分散读者对正文的注意力⑦。 综上所述，《文选》选用左思《蜀都赋》、舍扬雄《蜀都赋》，将扬雄《蜀都赋》“逐”出了“经典”位置，客观上突出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然而，《文选》注者在左思《蜀都赋》中引入扬雄《蜀都赋》后，一方面突出了左思《蜀都赋》的经典地位与“主体文本”价值；另一方面也建构了扬雄《蜀都赋》等不同的“次生文本”，丰富了整体文本的层次性与系统性，并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本世界与阅读体验。进一步而言，注文性质差异，呈现出文学、经学、史学、子学文本共存共生的文本层次与世界，客观上起到了类书的作用，甚至是一部经、史、子、集经典作品的“缩微版”。这对于研究集部独立之后，如何从经、史、子学中汲取文学素材与营养，成为独立的门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研究思路。同时，本文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推广至经、史、子部典籍，为深入挖掘四部典籍中的文化价值提供借鉴。 注释： ①更多例证参见窦秀艳《雅学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本文使用的左思《蜀都赋》正文，主要采用了《文选》李善注本的文字。左思《蜀都赋》注释文字，参用了中华书局1977年李善注本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五臣注本，余不一一赘注。 ③《艺文类聚》卷六十一、宋章樵注《古文苑》卷四、明杨慎《升庵集》、明郑朴编《扬子云集》、张震泽《扬雄赋校注》中录《蜀都赋》皆作“两江珥其市”。严可均《全汉文》引扬雄《蜀都赋》作“两江珥其前”，注云：“本作‘两江饰其市’，《艺文类聚》六十一亦如此，今从《文选·蜀都赋》注、《水经·江水》一注改。” ④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本文使用的扬雄《蜀都赋》，皆用该书，不再一一赘注。 ⑤谢灵运《山居赋并注》：“扬雄《蜀都赋》云：‘铜陵衍。’”与各书不同。如果不是谢灵运改易了扬雄的文字，则扬雄《蜀都赋》或另有版本流传。 ⑥宋代诗人刘攽、苏辙、陈造、戴复古等人的诗中，皆有“迎春送腊”典故。 ⑦此方面分析得到了梁临川先生的指教，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