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路径论文,十年来论文,中共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3-0105-09
一、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
董汉河：郭教授，您是党史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相关论著甚丰，堪称等身，且思想比较解放。早就想就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问题，对您作一学术访谈。您将自己主编的大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赠我后，方知您早就对这一问题下过大功夫。大著收编相关方面研究专家的论著23篇，堪称力作。但正如您在大著《后记》中所云：“这本论文集的缺点和不足，一是各篇之间的深度、广度不够平衡，有的详尽，有的则比较简略，甚至不够全面；二是有些方面的内容没有涉及，如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组织史、政治制度史、军事史、社会变革史等，因开会前没请到合适的作者，后来又没有及时补上，这是要请读者见谅的。”此外，大著编成于2002年，这些年中共党史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因此，就相关问题对您作进一步的学术访谈还是有必要、有意义的。
首先，请您就上述大著中的相关内容作全面简要概括的基础上，重点谈谈2002年到2008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郭德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一书，是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等单位，于2002年4月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200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为召开这次会议，我们约请了有关方面的专家，从20个方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了概述。其中唐培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概述》，从总体上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作了概述；我自己写的《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作了概述；邵维正、姚金果、刘晶芳、何理、萧甡分别对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作了概述；庞松、谢春涛、王海光、汤应武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个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了概述；周淑真、董志凯、武力、王炳林、田海林和林小波、章百家分别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方面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了概述；鲁振祥、唐宝林、唐洲雁、温乐群和李健、许先春等分别对中共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的研究作了概述。书中的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下面谈谈一些总的看法，以及书中没有说到的一些方面。
总的来看，我认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①研究最主要的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了大量的新资料。在1978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依靠195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活页形式印行的内部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俗称“三口袋”)，而且这些材料还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要分级别。1978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三口袋”。此后，中央档案馆选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的《当代中国》丛书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⑤等大型的中共党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资料丛书，陆续出版。各地的档案馆及中共党史研究室，也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地方党史资料。近年仍在继续出版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根据苏联解密档案译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⑦等。
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的以外，有关单位还内部出版了很多中共党史资料。例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后来编辑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规模宏大，资料极其丰富。2001年内部出版的房维中的《在风浪中前行：1978-1989》，以及近年有的学者编辑的《往事》《记忆》等内部通讯资料，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在大批的人物传记、年谱、选集、文集以及自述和回忆录中，也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传记、年谱、选集、文集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年出版的文集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六册)⑧、《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三册)⑨、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的《秦邦宪(博古)文集》⑩等；自述和回忆录有《刘英自述》(11)，《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2)，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13)，满妹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14)，陈锦华的《国事忆述》(15)，《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16)，《杨尚昆回忆录》(17)，《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18)等；传记有《陈云传》(19)等。
另外，香港也出版了很多重要的资料。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3000万字(20)。其他还有余习广主编的《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21)；郑仲兵主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下册)(22)；张显扬、史义军编写的《胡耀邦年谱长编》(三册)(23)、《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1980-1989)》(上下册)(24)；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5)；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26)等。
史学是实证科学，没有史料就无法进行研究。以上这些档案资料及自述、回忆录的出版，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
第二，有关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过去，中共党史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或一门政治理论课。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从此以后，关于有没有一门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的性质、特点、类型、对象、内容、功能、指导思想、体系等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方面，提出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张静如教授，他不仅发表了多篇文章，还出版了《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27)《中共党史学史》(28)等书。他最早提出中共党史学是历史学科，并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29)；“中共党史学的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要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在党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30)等重要观点，对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一平教授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出版了《中共党史史学史》(31)《中共党史文献学》(32)等著作，并提出应该把政治和学术分开，让政治与学术互相独立，认为把政治与学术合一、混淆，不仅在世界学术界看来是可笑、可鄙的，而且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33)。我认为，他们讲得都是非常好的。
除以上两位学者外，其他学者也提出很多重要的观点。例如齐鹏飞认为，除了发挥中共党史的意识形态功能、借鉴功能、政治宣传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的实用功能、教育功能、“求善”功能，即社会价值以外，还应该发挥它的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基础功能，即学术价值(34)。杨凤城也认为，中共党史不仅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35)。郭若平认为，美国著名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又称“中距理论”)也可以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以克服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宏大叙事现象，实现中共党史研究从政治史式的“宏大叙事”向具有“中层”性质的研究方法的转换(36)。这些观点，对于推进中共党史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研究范式趋向多样化。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上是以革命斗争为中心，以阐释中央的文件、决议和领导人的著作为主，可以称之为革命史范式或阐释式党史。近三十年来，除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以外，很多学者还提出了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范式、多重范式共生等等。其中影响较大、成果较多的是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著名中共党史学家胡绳就赞成以现代化为线索写近代史，其中当然包括中共党史，这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大突破(37)。1991年，张静如发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38)的文章，提出应该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并先后主编了《中国现代社会史》(39)等书。他认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把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社会史模式统一起来(40)。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他们以外，苑晓杰的《论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41)，沈传亮的《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42)，何云峰的《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43)等文章，也谈到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
第四，研究方法多样化。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采用的主要是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文献阐释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采用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其中应用比较多、成果也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三种：
一是社会史研究方法。近年出版的有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44)《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45)，王义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46)等等。还有不少文章，如谢宏维、邹芝的《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47)，从社会史的视角解读了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的原因和背景；梁敬明的《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48)，从社会区域史的视角，以浙江郑宅镇为例，分析了这一时期由于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困境”之中的情况。王炳林、马荣久的《从社会心理看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头七年的历史命运》，则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时人民群众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当时已经出现的崇拜和依从心理，对于推动私人资本主义走上“绝种”之路产生的重要影响(49)。田野调查方法是社会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很多学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注意采用，取得很好的成果。
二是口述史研究方法。近年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例如鲁林、陈德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三卷(50)，《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外交史丛书》(51)《当代中国口述史》(52)，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53)，张军锋主编的《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54)，周言久主编的《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55)，王旻主编的《浙江改革开放30年口述历史》(56)，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57)等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口述史”课题组编写的《山西抗战口述史》(58)，是在搜集1500多位亲历者口述资料的基础上，筛选737人次的讲述编成的，兼具史料性、学术性、生动性，备受学者称赞。陈伟刚还专门撰写了题为《口述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硕士论文，深入探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如何采用口述史学方法的问题(59)。徐国利的《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60)，王宁英的《“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61)等文章，也都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刘志琴认为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兴起，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并说“这两者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62)。
三是个案史研究方法。很多学者不满于那种传统的宏观叙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倾向于个案研究。近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的博士论文，有一些就是写的个案。例如金涛的《新生国家政权建设与城市社会层级结构变动——以1949-1952年扬州市为个案》，谢敬的《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研究》，马龙虎的《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邢孟军的《“反右倾”运动研究——以河南省孟县为个案》，张健的《四清运动研究——以山东省齐河县为个案》等。他们在撰写这些论文时，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而且做了很多田野调查，采访了很多人，因而资料都很丰富、翔实。
把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为代表的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由于中共党史研究者一般对这种研究方法不太熟悉，所以运用得不多，但也有一些论文。例如张盾的《对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模型分析》(63)，把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复杂过程看作一个有目的的控制的动态系统，通过决策程序、执行程序、效应程序的运作，来说明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右偏和“左”偏状态，以求揭示土地改革运动的规律和特点。近年李怀义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系统论视角》，仍在探讨这种方法如何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提出应该从国内系统、国际系统、历史体系三个层次上来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6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共党史部门的领导者，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党史著作编写原则和方法。例如胡乔木、胡绳、龚育之在指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程中，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编写原则和方法。胡乔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编写的过程中，曾提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要讲清楚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斗争，是密切地依靠群众才取得胜利的，因此党的历史不能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开。第二，党是依靠跟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跟党合作的人应当在党史里面有他的地位，党史不要光讲自己，只看到自己。第三，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广大干部、党员的关系，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优秀的干部、党员，这样党的历史就是立体的，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面。胡绳在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过程中，提出历史不是有闻必录，不是流水账，要找出它的规律，找出每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否则不但历史线索说不清楚，单个的历史事件也说不清楚。他还特别强调要写清楚党的思想认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线索，写出它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65)一书中，他还提出要注意研究“中间势力”、“三个角色”(即除国共两党以外还有中间势力)，对国民党要加以分析等等，这虽然是针对编写近代史说的，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重要。龚育之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编写时，提出编写党史著作时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第一是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写历史的统一；第二是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第三是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第四是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第五是在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写历史的统一；第六是用广角镜头写历史与用特定镜头写历史的统一；第七是叙述历史与议论历史的统一；第八是观察国内与观察世界的统一；第九是写成绩与写失误的关系；第十是写新观点与写成熟的观点的关系。他们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意见，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写党史的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新的指导思想，对于编写中共党史著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有分量、有影响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从通史类著作来说，近年出版的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6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下卷(67)。专题史方面出版的就更多了，例如思想文化史方面就有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68)，郑师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69)，赵智奎主编的《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70)，张静如、王炳林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71)等；新时期的中共党史有由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编写出版的《强国之路》丛书，其中有谢春涛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72)等共35本，从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农村改革发展、国企改革、对外开放、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教育发展、科技改革、卫生事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历史梳理。王海光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73)虽然是从国史方面进行研究的，但大部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
在这方面，有两位学者的著作值得注意：一是沈志华教授，他花巨资从原苏联、美国等地购买了大批档案资料，依据这些档案资料写出了一大批很有分量的著作，仅近年出版的就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7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75)《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76)《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77)等，在中外关系史、冷战史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另一位是杨奎松教授，也出版了很多很有分量的著作，仅近年出版的就有《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78)《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79)《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80)《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81)等。他们发表的很多论文，也很有分量和新意，例如沈志华的《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82)《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83)《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84)《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85)；杨奎松的《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86)《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87)《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88)《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89)《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90)等，都是既有分量又有新意的论文。
罗平汉教授关于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的著述，也比较突出。多年来他不辞辛苦，到各个档案馆挖掘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经常到实地考察，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著作，仅2001年以来出版的就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91)《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92)《农村人民公社史》(93)《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94)《农业合作化运动史》(95)《土地改革运动史》(96)《村民自治史》(97)《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98)《“文革”前夜的中国》(99)《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100)《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101)《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102)《变化：人民生活三十年》(103)等。他的很多文章如《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减》(104)《东北解放区——1947年土改中的“砍挖运动”》(105)《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106)《一九五五年统购统销中的粮食“三定”工作》(107)等，也很有价值。他的很多著作图文并茂，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实际上走出了一条中共党史著作编写的新路子。
在这些新成果中，有很多属于新开辟的领域，或过去研究很少的问题。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江西东固根据地，是一个建立比较早、起过重要作用、创造了很多经验的革命根据地，其领导人李文林也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1930年1月《给林彪同志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把这个根据地和井冈山、湘鄂西、赣东北等根据地并列，说“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和政策，“是无疑意的正确的”(108)。可是由于后来李文林被错杀，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删掉了“李文林式”，这个根据地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值得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了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60篇，蒋伯英《从毛泽东的论述看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刘晶芳《“李文林式”根据地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探析东固革命根据地被长期冷落的深层原因》、黄少群《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典型——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等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充分肯定了它对毛泽东等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贡献(109)。
在这些新成果中，有很多属于敏感问题。这30年来，过去设置的“禁区”几乎全部被打破，很多所谓的敏感问题，例如陈独秀的评价、AB团与富田事变、长征过程中的“密电”、西路军、“抢救运动”、高饶事件、反右派斗争等等，都有很多成果问世。关于陈独秀，原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等曾多次召开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有很多新成果，提出很多新观点。关于高饶事件，张明远的《我的回忆》(110)，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111)，赵家梁、张晓霁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112)等书，以及林蕴辉的《高岗事件始末》，《百年潮》杂志刊登的《高岗之死的真相》等文章，都透露了很多新的情况，或做出了新的探讨。韩钢教授的《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113)，一共讲了20个中共历史研究的难点热点，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梳理。
对于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问题，很多学者也做出了新的探讨。例如孙果达的《四渡赤水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114)，对被称为毛泽东“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斗提出了新的看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很多政治运动及人物的评价，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高华的《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115)等论著，对已成定论的“林彪事件”做出了新的分析。韩钢的《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116)，则对华国锋的评价和有关史实提出了新的看法。
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衡朝阳的博士论文《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野(1978-2008)》，丁俊萍、宋俭的《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17)等论著，都介绍得比较全面，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第六，研究理念趋向实证，学术化程度不断提高，评价越来越客观公允。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目的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主要是对党的文件、决议、领导人的著作进行阐释，因而侧重于从政治上进行评价，学术性不强，甚至对很多重要事实也没有弄清楚，可以称之为政治性党史。这30年来，这方面的论著虽然仍然很多，但很多学者的研究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学术性的著作越来越多，学术性越来越强，中共党史研究变成一种独立的科学研究，这可以称之为学术性党史，而且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3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刘静在《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一文中，列举了在这方面的四个表现：一是对政治、学术的关系问题认识更加理性；二是学术规范意识被提上议事日程；三是学科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四是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日趋密切(118)。我认为她讲得是对的。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学术性的增强，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也越来越客观公允。即使是代表中共中央官方党史研究机构撰写的著作，在这方面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如果把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同1978年以前的中共党史加以对照，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方面的巨大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石仲泉、张树军都曾做过介绍(119)。例如对于陈独秀，比较充分地肯定了他的功绩，不再说他的错误是“右倾投降主义”，并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不再把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他；对于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只称“‘左’倾盲动错误”，没有再出现瞿秋白的名字；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称为“‘左’倾冒险错误”，没有出现“主义”二字；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不再说是“左”倾冒险主义，而称之为“左”倾教条主义，并说王明走后的“左”倾错误是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贯彻的，这就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对于其他方面的很多问题，也都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分析。因而，这是迄今为止由官方机构编写的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部最好的中共党史。
第七，党史批评有了新的进展。过去发表的很多书评，多是讲好话，讲缺点错误很少，实际上是一种宣传，很少见到真正的批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真正的党史批评开始出现。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周一平和王海光两位教授。
周一平教授在近年来的书评和有关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对一些论著提出了批评。例如他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一文中，严厉地批评了很多著作中的抄袭、篡改史料等违法现象，以及在成果的开首不作学术史的叙述、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在书尾不注明参考资料、重复劳动等失范现象。关于抄袭现象，文中指出宗峻的《总设计师》(120)关于“上党之战”的记述，大部分段落完全抄自李达的《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121)，以及《刘邓大军征战记》(122)等书(123)。更为恶劣的是，作者不仅抄袭，而且随便篡改史料。例如《总设计师》一书关于“上党之战”的记述，不仅抄了李达的《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而且往往把文中的“刘伯承”改成“刘伯承、邓小平”，甚至把“刘伯承”干脆改成“邓小平”。这大概是为了突出邓小平、抬高邓小平，但篡改了史料，篡改了史实。周一平严肃地指出：“以上这些学术不正之风，违纪、违法现象，如不杜绝，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繁荣？”(124)他写的《一本质量不高的毛泽东文稿编年著作——〈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校勘略记》，认为王作鑫编的《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125)一书，是中国目前较有分量的一本毛泽东文稿编年著作，编者下了较大的功夫，但该书既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也忽视国内的资料、研究成果，还未认真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讹传讹，编者的学术精神、态度、功夫，实在相差太远(126)。我和周一平是好朋友，他对我主编的《彭湃研究丛书》，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不少缺点和不足(127)。
王海光的书评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不仅指出论著中的缺点错误，还提出了有关的问题，引发出很多学术性的议论，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性的书评。他的《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不仅指出了书中的评论失当处和史实错疑处，还有很多精彩的议论，例如关于七千人大会上毛刘政见分歧和毛后来对刘的尖锐批评，文章认为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指责，更多的是作为以后问题的起始点。对大会本身而言，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老是讲困难和问题不满，甚至会有“受压”的感觉，但谈到毛刘有明确的政见分歧还为时过早，会议的主调还是为毛开脱的，也认可了他的最困难时候已经过去的判断。问题应是出在大会以后。大会后，党内外出现的一系列新动向，中央一线领导在调整“大跃进”过失的大动作，使毛泽东感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全面否定“三面红旗”的力量，这对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构成了新的挑战(128)。又如他对丁龙嘉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129)一书的评论，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研究“文革”冤案特征的典型个案，可以透过该书看多数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启示我们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党内民主的方式，还说该书推进了从人性的角度研究“文革”，因为这是全国“文革”迫害运动的一个缩影，它以比较典型的形态，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的。惨痛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对“文革”的研究，远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笼统结论就能够画上句号的，需要整个民族的反省(130)。我认为，这些分析和议论都是很精彩的，可以说是对该书的补充和深化。
第八，研究类型和研究主体多元化。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不仅类型单一，研究主体也比较单一。但近30年来随着党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出版形式的多元化，研究内容和研究主体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如果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说，可以把中共党史分为政治性党史和学术性党史两种类型；从是否根据或符合中央及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方面来说，可以把中共党史划分为主流党史和非主流党史两种类型；从研究主体来讲，则可以把中共党史划分为官方党史、学者党史和民间党史三种类型。
关于政治性党史和学术性党史，前边已经说了。
关于主流和非主流党史，以前只重视主流党史，对非主流党史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其实，有很多所谓非主流党史，写得非常好，特别是香港出版的一些中共党史著作。在那里出版的很多中共党史著作，作者其实大部分是大陆的。这些著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左”派或原“左”派的著作、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131)《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132)《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133)《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134)《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35)，其中有的很真实，如《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有的极力美化自己，贬低他人，但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或内幕，值得一看。另外一部分是学者或了解情况的人撰写的著作，如前些年出版的胡绩伟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136)，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137)等等；近年出版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138)，陈利明的《胡耀邦传》(139)，胡应南、纪鸿朋的《胡耀邦改革开放思想初探》(140)，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141)《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142)，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14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144)，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145)，由金观涛主持、沈志华等人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本(146)等。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强调新的史料，言人之所未言，旅美学者余英时称赞它“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147)。香港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那里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当然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不能加以漠然视之甚至有意否定。
二、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不足
董汉河：3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研究是无止境的，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肯定还会存在一些不足。我想到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尚需拓展的内容及须深化的问题；二是当前存在的难点问题；三是相关理论和方法有哪些须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如有我未能想到的问题，盼您也能放开谈谈。
郭德宏：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已经谈过，例如邓伟志《党史研究中的九种现象》一文中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存在九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活人优势现象；二是正确无边现象；三是一错百错现象；四是亲人溢美现象；五是屈人无错现象；六是发泄私愤现象；七是以论阉史现象；八是扣大帽子现象；九是捕风捉影现象。以上九点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不过对修史者来讲，危害性是很大的(148)。他在《党史研究“十忌”》中，还补充了婆婆妈妈现象，即有些人用过去婆婆妈妈的那种“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去分析政治事件、去揣摩政治家，把政治庸俗化(149)。林蕴辉在《谈谈党史研究中的“新八股”》一文中，指出党史研究中存在一种“新八股”，其表现形式有三：一是担心“踩雷”；二是盲目跟风；三是故弄玄虚(150)。胡绩伟甚至认为中共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因为有很多问题一直不真实(151)。他们说的这些现象和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思想仍不解放，至今还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个问题，是传统指导思想特别是个人崇拜的影响还很浓厚，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基本上还是以毛泽东为中心，总是讲毛泽东如何如何正确，别人如何如何错误，而对毛泽东的错误则有意回避。例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应该是海陆丰，而不是井冈山，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革命开展得最早，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也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一再为中共中央所肯定，当时的影响要比井冈山大得多。但是所有的中共党史著作，都极力突出井冈山，对海陆丰根据地则很少提。再例如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和各地的很多人都陆续提出来了。我和梁尚贤在1985年曾写过一篇《六大以前党中央在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形成过程中的贡献》(152)的文章，专门论述中共中央在这方面的贡献。中共六大以后，有的人如周恩来、周子敬(何孟雄)等就提得更明确了。但是所有的中共党史著作，都只突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对别人的贡献却很少提。又例如遵义会议，明明只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德，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策的负责者。会后2月5日在鸡鸣三省重新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即担任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仍然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后来也说，当时是张闻天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讲话以及邓小平在张闻天的追悼会所致的悼词中，都明确地肯定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3月中旬重新成立军事最高指挥组织“三人团”时，毛泽东虽然成为“三人团”成员，但“三人团”的团长仍然是周恩来。由此可见，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虽然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但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是最高领袖。可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而对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很少提。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几乎所有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都极力回避。例如过去谈到革命根据地的大肃反时，只说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的错误，对毛泽东在江西的错误大都只字不提，即使写了也不提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名字。事实上，江西的大肃反在各个根据地中是最早的，而且杀的人最多，以后才扩展到其他根据地。又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过去一直说是康生搞的，在讲到纠正“抢救运动”时，却一再突出毛泽东。事实上，康生只是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毛泽东才是中央总学委主任，整个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都是由他领导的。
第二个问题，是对党史上的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对于陈独秀、王明和毛泽东等，就不是一个标准。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对陈独秀的评价。我曾在2004年11月于安徽怀宁召开的“《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仅仅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一条功劳，陈独秀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如果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杰出人物，那么陈独秀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位杰出人物。当然，陈独秀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不能因为他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将长期以来所说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好像错误的性质有所减轻，但他在党史上仍然主要是以犯错误的代表人物出现的，他的问题至今仍然很敏感，历史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恢复，这是很不应该的(153)。
对王明的评价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共党史著作中，王明一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初期右倾错误的代表，并说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长达4年之久。对于王明的功绩，则极力回避。例如在谈到王明1935年起草的“八一宣言”时，很多中共党史著作只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而不提王明的名字。事实上，王明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很大的功劳的，1937年12月回国以后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对这些工作不能给予抹杀(154)。
陈独秀、王明等人犯过错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人就没有犯过错误吗？但是在中共党史上，对他们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这就不是一个标准。作为一部党史，应该是一个标准，不能一个人一个标准。
第三个问题，是继续沿袭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的概念、结论和提法，而这些概念、结论和提法，并不全面、客观、科学。
对于中共党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很多概念、结论和提法，大家都习以为常，但认真思考一下，就觉得是很值得推敲的。例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主战场、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三次反共高潮”、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等提法，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用语，都值得推敲。我曾写过一篇《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文章，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陈旧观念、话语系统和那些不确切的数字，从长期以来沿用的国共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研究和撰写抗日战争史(155)。像这样的不准确、不客观、不科学的概念、结论和提法，不仅限于抗日战争时期，其他时期也是一样，可以说太多了，都应该加以清理，尽快地改过来。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当前存在的难点，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传统研究模式很难打破；二是很多档案资料至今没有开放。看不到当时的档案资料，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研究。
关于相关理论和方法须完善和改进的地方，那也很多。例如我在书中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评述中曾指出，30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透。很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156)。其他学者在书中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细说了。
有的学者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仍未脱离实证主义史学的窠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片面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忽视中共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第二，过分倚重史料和具体史实的考据，缺少对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宏观考察和思辨分析。第三，要求人们以对待自然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忽视研究者创造性思维的发挥。第四，过分热衷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忽视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应该实行史学观念的更新、主体素质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克服实证主义历史观所带来的危害，迎接时代的挑战(157)。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虽然是存在的，需要加以注意，但我认为中共党史本身就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研究方法自然主要是实证主义方法。现在需要克服的主要不是实证主义历史观所带来的危害，而是那种脱离实证的空谈，不研究具体历史的“宏观叙事”，仍然存在的宣传、阐释模式，以及只说成就、不说缺点错误，只说好的、不说不好的“颂扬史学”。
三、深化研究的理念、路径和方法
董汉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还有哪些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地方？如何解放思想？通过什么路径和方法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郭德宏：关于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还有哪些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地方，如何解放思想，上面已经说了，主要是应该打破那种传统的研究和书写模式，更新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话语系统，完全按照历史事实来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至于通过什么路径和方法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我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几次中共党史师资班上，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从时代发展的认识高度不断地推陈出新；独立思考，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体认识作用；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充分掌握资料，用历史事实说话(158)；要有创新意识，注意选取新题目、新角度，开辟新领域，挖掘新资料，采用新方法，写出新面貌(159)；要把中共党史研究与宣传、诠释区分开来，使它从宣传、诠释走向科学研究。因为宣传是解释、宣扬已经明确的东西，而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事物。要写出好的宣传、诠释作品，当然也要进行研究，但从本质上说来，科学研究和宣传、诠释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情。如果不把科学研究和党史宣传、诠释分开，就永远写不出有价值的、经得起考验的党史研究成果(160)。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学者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例如张静如教授提出，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现代化指的是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科学化，指的是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对待党史，实事求是编写党史。社会化，指的是要面向社会，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服务(161)。韦磊提出，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范式单一，过于宏观，应该借鉴美国研究中国学的方法论，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运用“双跨”研究方法，就是跨学科和跨文化(162)。有的学者还提出，应该给学者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坚持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应该采用新的党史话语系统，这种新党史话语系统有别于传统的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党史话语系统，“它对中共党史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以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产生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163)。这些意见，我认为都是很好的。
中共党史研究永无止境，解放思想和拓展、深化也永无止境。因此，中共党史研究者应该把不断解放思想和拓展、深化变为自觉的行动。如果每个中共党史研究者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中共党史研究肯定会越来越好。
注释：
①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这个名字是不科学的，因为是叠床架屋，展开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历史”，应该简称“中共历史”。但因为是习惯称呼，这里仍继续沿用。
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开始出版内部本，1989年后公开出版，共18卷。
③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200多卷。
④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前陆续出版，共150卷。
⑤中央文献出版社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共20卷。
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006年出版，已出版17卷。
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2007年出版，已出版两集。
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
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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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香港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这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共和国上书集》系列的一本，其他几本是《整风·反右运动上书集》《文化大革命上书集》《当代中国上书集》，分别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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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参见郭德宏：王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J].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5)；对王明也应该进行分析.人物.1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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