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经济学”与“十一五”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穷人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句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这两段话意味深长。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温总理提出的“穷人的经济学”，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公平与和谐的问题，这对传统经济学以增长方式带动效率提升的“富人理论”是一种挑战。
温总理的讲话，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经济学家们对“穷人经济学”做出各种解释，并对其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通过后，经济学家林毅夫重提“穷人经济学”，并以该理论分析“十一五”规划，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价值。但部分经济学者对林毅夫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又引起了新一轮争论。那么究竟什么是“穷人经济学”?争论焦点在哪里?“十一五”规划中在哪几个方面体现了“穷人经济学”的思想?下面我们将这些问题试作综述，以供大家讨论。
一、“穷人经济学”的思想要点
樊继达在《学习时报》第284期中撰文认为，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生活在农村。简单说来，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农业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普遍重工轻农，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发展，将农业部门视为“落后部门”，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拖了工业的后腿，农业的作用只是为工业的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观点，他指出农业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舒尔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凡是推行重工轻农政策的国家大都困难重重，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至少是衣食无忧。
2.要改变对农业的歧视。与舒尔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农村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民没有经济头脑，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如果由专家帮助他们重新配置资源，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农村就会走上富裕之路。舒尔茨认为这是对农业的歧视，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已经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农村之所以仍然落后，是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够，农村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要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必须改变对农业的歧视，给予农业发展足够的重视，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农业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3.强调人力资本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人力资源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他被人们尊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舒尔茨在研究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土地的面积总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资本起到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投资，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从1919年到1957年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舒尔茨是第一个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学者。他认为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至关重要，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广农业技术的成本，提升农业生产率，也更利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他认为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有什么不同呢?穷人经济学是如何活下去，富人经济学是如何赚钱。这就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韩朝华认为，总体来讲，“穷人经济学”大都关注市场竞争中的弱者，主张实行一定的政府干预来校正市场失灵，并强调社会公平的重要性。而“富人经济学”多关注促进创新、增进效率和推动发展，反对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随意干预经济运行，并强调鼓励自由竞争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的演变史中，这两种倾向始终存在，双方的影响力也是此消彼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并无绝对的正确与否或道德高下之分。
二、“穷人经济学”论争的焦点
经济学家林毅夫撰文阐释“十一五”规划时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集中到“穷人致富”上。林毅夫对此的看法和他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一脉相承。舒尔茨的观点曾因为被温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引用而在国内广为人知。林毅夫认为，国家必须让他们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而“穷人所能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这就需要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同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郭之纯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撰文说，“穷人太穷”——应该说，这四个字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软肋。若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富人有多富或者是否“太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而穷人的数量尤其是“太穷”者有多少，却的确是一个回避不开的棘手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太穷”，穷到没有尊严，穷到难以维持基本生存，穷到绝望的程度，则这种局面便是值得反思并认真对待的。而在我们当前，随着基尼系数的持续加大，恰恰就出现了这种需要引起警惕的局面：在一些富人财富急剧飙升的同时，有更多的穷人正在因为种种原因滑入生存底线以下——因为一次“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因为一次拆迁建设导致的失房失地、因为一场疾病、因为孩子升入了大学……
但是，虽然我同意林毅夫教授对“穷人太穷”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的分析，对他开出的“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这个药方，却难以遽表完全的赞同。首先我认为，从这个角度认识为什么“穷人太穷”，方向似是有误；其次退一步说，即便这一药方在技术层面是成立的，但在之前也必须有其他方面更充分的改进和准备。
该药方的意图是让人们更多就业。然而，睽诸现实不难发现，为什么当前穷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穷、乃至到了“太穷”的程度，其更大的原因却并不是由于就业特别不足——岂不闻现在很多地方在闹“民工荒”，而在有些农村地区也有很多土地被弃耕吗?也不是由于他们不够勤劳——有谁见过不勤勉的民工?有多少农民是因为不好好耕作而变穷的呢?而更具说明作用的另一方面是：有些人虽然在持续不断的就业中，却也难逃“太穷”的行列。
因而，“穷人太穷”真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取的机会太少，更是因为他们在被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剥夺!譬如，有些农民之所以“太穷”，是因为曾经被各种搭车的税费压得喘不过气；或是因为失地时补偿太低而又未能得到好的安置；或是因为田地鱼塘遭遇无处求告的污染；或是因为进城务工时工钱被拖欠、或工伤致残后被无情踹出……城市新贫困阶层越来越穷的原因亦是如此：他们在企业中辛苦半生，却突然被告知要“改制”了，要“房改”了，要“医改”了，教育要高收费了……于是，一生积蓄刹那时化为乌有，顷刻间回归赤贫。
所以，在分配原则不变、劳动者权利不能确保的情况下，谈通过增加就业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近乎痴人说梦——就业越充分，只是说明被剥夺的人越多而已。这或许会使“富人更富”，却不能确保穷人不会更穷。
另一位经济学家邵道生更是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他撰文说，什么是“穷人经济学”?我想，它应该主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穷人穷的现状及其表现特点；二是穷人为什么会遭穷?其原因究竟是什么?三是怎样改变穷人穷困的面貌?怎样让穷人富起来?
这样一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十一五”规划》发表的“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的两段话就基本上没有回答“穷人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有的观点是错的，有的是在做表面文章，有的则是在掩盖矛盾，总之，林先生所说的并不是真正的“穷人经济学”。
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是富人太富、穷人太穷，这是矛盾的统一体，谁都离不开谁，这不是我的臆想，而是有数据支持的。譬如，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譬如，20％的人拥有80％的储蓄，说明我国现在少量的人手中握有社会上的大量财富；譬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近，胡润版富豪榜发布表明，上榜的400位富豪共拥有6000亿元的财富，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6％，前10名的门槛，已由去年的45亿上升至63亿……这么多的数据证明了当今的中国的确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然而林先生却说成是“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只承认“两极”中的“一极”，这究竟是种什么样的“说法”，这又是哪家的“逻辑”?恐怕只有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自己才会明白。林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在故意地抹煞当前社会呈现两极分化的倾向?本人不得而知，但是从结果来看，很有点这个味道。
中国富翁的暴富速度是世界出了名了，它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赶上”（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应该说，富人的这种富是富得很有问题的，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靠的是“城市拆迁运动”，靠的是“国有企业改制运动”，靠的是金融领域的“空手道”，靠的是“有权人”和“有钱人”在大规模工程中的“权钱交易”……于是就很不体面、很不公正、很不公平地富起来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怎么扩大的?我想，就是这么地扩大起来，怎么能说“不在于富人太富”呢?这难道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穷人的穷就是因为穷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受损得太厉害，而且相当一部分是被富人侵占了。就以城市中的“穷人”来说，为什么“城里也出现了穷人”?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众多的“4050代工人”原本是不穷的，然而一个“改制”就让几千万工人下岗了、失业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影响到他本人、他的家庭、他的子女，怎么能不穷?然而恰恰就在这种“改制”中一些“有权人”、“有钱人”却不该富地富了起来。所以，不是“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而实在是因为现实中的“分配不公”，才使“城里也出现了穷人”，在这个最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上，林毅夫先生却将“原因”与“结果”颠倒了过来，这么大的经济学家实在不应该啊!
怎样让穷人脱贫?林毅夫先生提出，国家必须让他们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富人，而“穷人所能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这就需要重点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同时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个观点当然是不错的，不过，这也是经济学中的最为一般的常识，让“农民”、“穷人”在“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多就业的道理，又有谁不懂的呢?然而如果其它“配套政策”不配上去的话，如果还像沿海发达地区“20年工资不变”的话，如果还是像矿难死伤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的话，如果还是像大多数农民工仍在从事重污染企业、高危害作业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发展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也解决不了“农民工”和“穷人”的摆脱穷困的问题，仍然改变不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的根本问题。
“穷人经济学”应该是贴近穷人的、穷人能懂的、能通国情的经济学，而不是羞羞答答的、回避主要问题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假“穷人经济学”。
谭浩撰文说，“穷人经济学”在本质上不应该是简单的“杀富济贫”。
“穷人经济学”不仅仅从道德上容易获得大家的共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也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效率，从而提高社会福祉。
“穷人经济学”需要关注收入分配和资源分配，注重“增长的均衡”即社会民众整体收入水平的均衡增长，特别是关注民众收入金字塔塔基的稳步提高。按照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只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才意味着社会福祉的增长。政府需要调整收入和资源的分配问题，使得现有社会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
譬如对于“富人”而言，收入增加后，个人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使得其中用于消费部分的比例减少，即所谓“边际消费倾向”降低。这样对于全社会而言，虽然国民收入在不断增加，但是消费没有相应增加，所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不断降低。当然，富人也可以把收入用作投资，这样是否通过投资增加同样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呢?按照目前情况不然，目前国内投资渠道不多，证券市场长期低迷，大量“富人”的资金难以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同样对于“穷人”而言，如果收入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比如教育、医疗等正常的开支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反而可能增大社会成本或降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比如，一个很优秀的“穷人”子弟只是因为没有钱参加高等教育，这样他自身的生产潜力就无法通过良好教育进一步激发出来，虽然这个高等教育名额被没有他优秀的人使用，这个人也为社会创造了一些财富，但是比起这个优秀的“穷人”子弟经过高等教育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而言相对要少，这样整体社会福利就降低了。
当然，“穷人经济学”在本质上不应该是简单的“杀富济贫”，更多的是通过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包括“富人”和“穷人”在内的社会民众的最终利益或长远利益不断增长。这意味着不应该简单地制订所谓政策打击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起来的人”的积极性，而是注重发挥在“穷人”中蕴藏的人力资源潜力，给他们提供条件创造机会，使得这种潜力得以发挥作用，最终变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以此提高“穷人”们的生活水平。
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早些时候撰文指出，重视穷人，重视农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那末，我们应该如何使农民脱贫致富呢?
市场经济是按贡献分配的。每个人在经济中的贡献取决于他的能力、勤奋程度和机遇。这就是说，每个人贡献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源的价格和数量。不同的人拥有的资源的价格和数量不同，收入不同是正常的。但这种收入差别应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收入差别太大不能实现社会公正，也不利于社会安定。这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用政策来缩小收入差别的原因。政府调节收入差别的一种手段是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财产税等。通过这些税收，让富人的一部分收入交给社会。其次，还要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每一个人的基本人生需求得到保障，最后还需要一些保护穷人的立法，如最低工资法等。
但是，这些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别问题。从理论上说，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则竞争结果的差别就是合理的。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起点都不是平等的。这种起点的不平等有无法改变的因素（如遗传），但关键还是后天的。例如，享受的教育不平等引起后天能力和机遇的差别。一些制度性或习俗性限制（如户籍制度和性别或地区歧视）引起机遇的差别。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强调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平等竞争的权利。
当然，仅仅有保证平等竞争的权利并不够，还要有平等竞争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进入市场时所拥有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成为创造财富的最重要力量。因此，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而一无所为的纨绔子弟，坐吃山空，经久难免穷困的下场。但一个一无所有却有人力资本的人，终究能致富。
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造者之一，他把人力资本的概念用于穷人经济学，强调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的收益率高于其他投资，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会通过接受新知识、新社会、新技术，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竞争，实现脱贫致富。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多种形式，如普及教育、进行短期培训或用各种形式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
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我国的农民问题突出了。政府对农民的扶持，发放补贴，免去农业税等，都有利于农民状况的改善，但从长期来看，我们还要重点增加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能力。政府提出的逐渐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让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接受同样的教育，对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免费培训，或者送科技下乡，都是在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只要坚持下去，并不断加大力度，农民的富裕就不是梦。
三、“十一五”规划中的“穷人经济学”思想
不管专家学者对“穷人经济学”的看法如何，政府对此已给予特别关注，并在“十一五”规划中多方面体现了“穷人经济学”思想。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认为，“穷人经济学”将是“十一五”规划的理念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政策关注社会公平。未来5年，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贫困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长了5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数亿。国际舆论认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了如此多人口的贫困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消除贫困面临的挑战仍很严峻，做好“穷人经济学”这篇文章任重道远。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穷人的经济学》写道：“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
正是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全国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3％以下，但扶贫开发仍面临着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的双重压力。一方面目前还有261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另一方面是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人口，巩固温饱的难度很大。
解决穷人问题仍有三大挑战：（1）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测算，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1亿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当然，由于我国农民拥有个人承包的责任田作社会保障，贫困的概念和内涵与国外有所不同。（2）减少贫困人口的压力越来越重。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差的地区，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3）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在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的同时，我国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迅速扩大，贫困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更为突出。
2.从先富到共富的坐标拐点。李冰尧撰文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研究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在规划中透露出，“十一五”期间中央将下大力气解决分配不公，关注穷人的收入问题。
这无疑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坐标正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阶段”，逐步走向解决穷人收入问题、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的“共富阶段”。
“先富”是指一部分有着聪明才智的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共富”则是指在先富者的带动下，通过社会制度促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思路指引下，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造就了一批财富新贵，基本实现了“先富”的目标。但同样，由于各项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全跟进，贫富差距也显得日益突出。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95年时为2.5倍，到2003年时扩大至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的收入差距则约达5倍。
同时，国际惯例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是社会矛盾易激化、易出现反复的时期。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和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势人群大约有1.4亿～1.8亿人。显然，“十一五”所处的未来5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十五”后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是“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理念之一。
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从先富过渡到共富，实际上更应该关注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积累社会财富上要有“富人经济学”，在寻求社会协调发展上更要有“穷人经济学”。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贫富差距各国都有，问题是差距不能太大，因为贫富悬殊会成为社会的振荡器。
我国目前贫富的差距已经明显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会矛盾也正在日益激化，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因为要讲究效率而继续鼓吹拉开贫富差距，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新的五年规划中，不得不重点考虑如何消除贫富差距，特别是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在不降低社会总体财富的情况下，提高穷人的致富能力，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富目标。
从上述可以看到，无论是穷人太穷，还是太多，或者是富人太富，也不管穷人穷的原因有哪些，要想使中国经济平稳地快速发展，要想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富强的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上要对弱势群体有所倾斜，这样富人也许会更富，但穷人也会尽快富起来，这恐怕才是“穷人经济学”思想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