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晁补之的辞赋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论晁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3-0121-07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作家中，晁补之是一位具有独特地位的辞赋作家和辞赋研究家，其成就主要在骚体的创作和楚辞的研究方面。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济州巨野人，早年追随苏轼，在“苏门四学士”中最早受知于苏轼。元丰二年(1079)举进士，元祐时做过校书郎，绍圣时，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官。崇宁年间，入元祐党籍。晁补之在京城担任过校书郎、著作佐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国史编修等官职，在地方上担任过通判、知州等官职。他的仕途基本上随旧党的得势与失势而沉浮。今传文集《鸡肋集》是其从弟谦之在绍兴年间以所得编次为七十卷刊于建阳。该文集收录各类辞赋二十三篇。晁补之还曾编有《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对骚体作品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
晁补之是北宋第一位对楚辞作全面整理的学者，他对楚辞和辞赋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他的辞赋观在北宋后期很有代表性。
楚辞这种文体虽然源自楚地民歌，但是其真正的创作源头则是屈原的作品，抒发忠愤之情是楚辞的特征之一。从汉代以来，对屈原人格的探讨就和对其作品的分析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汉代，对屈原的评价基本上有两种看法。梁竦《悼骚赋》曰：“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为仁。”庄忌《哀时命》曰：“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子沉于汩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属于持肯定态度一类。但大多数人则是景仰屈原的人格，同情其悲剧命运，却不赞同其以身殉国的行为。贾谊是持批评态度的第一人，《吊屈原赋》曰：“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认为屈原应该离开楚国去谋发展。扬雄在《反离骚》和《太玄赋》中主张用行舍藏，反对屈原沉江，扬君上之恶德。班彪《悼骚赋》已残，仅存数句，曰：“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唯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与扬雄同义。在众多批评意见中，班固的批评最为激烈，在《离骚序》中，他指出：“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怨怼不容，沉江而死，以贬絜狂狷景行之士”[1](P51)。认为屈原“贬絜狂狷”，有违“温柔敦厚”的中庸之道。
针对汉代人对屈原人格认识的分歧，晁补之作了深入思考：“世衰，天下皆不知礼义，故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而原一人焉，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辞，止乎礼义可知，则是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矣。”[2](卷三十六)他把屈原视为诗教传统的接绪者。“(班)固序曰，君子之道穷达有命，固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丧。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固说诚是也。虽然，潜龙勿用，圣人之事也，非所以期于原也。”[2](卷三十六《离骚新序下》)针对班固对屈原的评价，晁补之认为不能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屈原，可见，他并不排斥随时俯仰的处事哲学。他在《变离骚序上》中说：“又，扬雄为《反离骚》，反与变果异乎？曰，反离骚非反也，合也。盖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过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尝不流涕也。以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与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其文而反之。虽然，非反其纯洁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则是《离骚》之义，待《反骚》而益明。何者，原惟不为箕子而从比干。故君子悼诸，不然与日月争光可矣。”[2](卷三十六)扬雄对屈原沉江的指剔仍然是从儒家与时俯仰的处世哲学出发的，而晁补之强调扬雄此论是在宣扬屈原的“不为箕子而从比干”的精神。在《续楚辞序》中，他还说：“《诗》亡而《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书王也，以其无王也。存王制以惧乱臣贼子之无诛者也。以迄周忘至战国时，无《诗》无《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兴，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者，谏不行言不听则悻悻然去君，又极之于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敌方兴，而原一人焉。以不获乎上而不怒，犹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岂曰是何足与论仁义也云尔，则原之敬王何异孟子！其终不我还也，于是乎自沉，与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谓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岂过乎哉！”[2](卷三十六)针对人们对屈原自沉是扬君上之恶的指责，晁补之从礼坏乐崩的社会环境着眼来认识忠君思想的可贵，可见，他对屈原的忠愤和湛身并没有提出什么富于哲理和启迪的见解，而只是在与时抑扬和忠心不二这二者之间更强调后者。他虽然强调屈原并非圣人，做不到与时抑扬，但是在《变离骚序下》中，他又花费许多笔墨考证屈原生当孟子、荀子之间，是儒家道统传承的重要一环，这样，就把屈原的人格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以来，对道统的思索是当时儒学以及理学一个重要的构建社会模式的角度，把屈原列入儒家道统传承中的重要一环，这是晁补之的独创，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忠君的道德观是非常重视的。在北宋后期，与时抑扬的人生态度在文人中相当流行，而晁氏偏偏看重忠心不二的道德价值，这与他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
晁补之既然认为屈原在道统方面可与孟子荀子比肩，那么，他的楚辞作品自然是文统传承的重要环节之一，是风雅传统乃至是文统的延续了。在《离骚新序上》中，他说：“自风雅变而为《离骚》，至《离骚》变而为赋……传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故《怀沙》言赋，《橘颂》言颂，《九歌》言歌，《天问》言问，皆《诗》也，《离骚》备之矣。盖诗之流至楚而为《离骚》，至汉而为赋，其后赋复变而为诗，又变而为杂言、长谣、问、对、铭、赞、操、引，苟类出于楚人之言而小变者，虽百世可知。”[2](卷三十六)明确提出楚辞上承《诗》而下开赋，是文体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出发，他进一步认为楚辞更是道统传承的重要环节。在《续楚辞序》中，他把屈原的人格和作品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他说：“然则不独《诗》至原，于《春秋》之微，乱臣贼子之无诛者，原力犹能愧之乎？而扬雄以谓何必沉江，原惟可以无死，行过乎恭。使原不得则龙蛇，虽归洁其身，而《离骚》亦不大耀，则是世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而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而《续楚辞》、《变离骚》亦奈何徒以其辞之似而取之。”[2](卷三十六)他敏锐地感到，楚辞之所以光耀后世，是由于屈原对楚国的耿耿忠心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特别突出，代表了道统的精神，是因为人格的独拔流俗，所以其言不可废。他在《变离骚序上》中说：“又尝试自原而上，舍《三百篇》求诸《书》、《礼》《春秋》，他经如《五子之歌》……咸古诗风刺所起，战国时皆散矣。至原而复兴，则列国之风雅始尽合而为《离骚》。是以由汉而下赋皆祖述屈原。”[2](卷三十六)指出屈原的作品是诗亡之后风雅传统的重要载体。其实，对《离骚》的这个评价并不是晁补之的独创，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中就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同光可也。”[3](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不过，晁补之是从接绪文统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变离骚序下》中，他把这一点阐发的更为明白：“《诗》亡而《春秋》又微，而百家蜂起。七国时，杨、墨、申、韩、淳于髡、邹衍、邹奭之徒，各以其说乱天下。于是大儒孟、荀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而二儒相去百有余年，中间独屈原履正著书，不流邪说。盖原有力于《诗》亡《春秋》之微，故因集《续楚辞》、《变离骚》而独推原与孟子先后，以贵重原于礼义欲绝之时。”[2](卷三十六)在《离骚新序上》中，他强调说，“自风雅变而为《离骚》，至《离骚》变而为赋”，《离骚》“附益六经之教，于《诗》最近”[2](卷三十六)。
可见，晁补之没有把屈原的作品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文章”，而是视为道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的话，后人创作楚辞也不单单是文学创作，而是在阐扬忠君的精神。在北宋时期，文学创作破体为文成为风尚，辞赋创作领域也是如此。有些赋家则主张尊体，尽量恪守辞赋的体式，如秦观就是这样。晁补之在骚体的创作上也是主张尊体的，其立论的基础就是骚体是传递道统的工具之一。不过，在对待辞赋载道功能的问题上，他又没有完全拘束于诗教传统。在《汴都赋序》中，他指出：
圣人初无意于言六经之辞，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于详说而后终之以说约，听廉者语不若听夸者语，夸易好也。听狡者语不若听婉者语，婉易从也。故赋之类常欲人博闻而微解，见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吕梁，舟车万里之勤，则使人思投辖弭节。见人言州闾大会，宾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厌满，酤酸肴昲，则使人思弛带而卧。故上林羽猎言卒徒之盛，终日驰骋，则必节俭成之，扬雄以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后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务。然补之窃怪比来进士，举有司者说五经，皆喜为华叶波澜，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辞赋独曰是侈丽闳衍，何也？[2](卷三十四)
他认为赋和经籍的行文风格不同，经籍是圣人出于表达思想的需要不得已而言之的，所以其语言务求简练，表达出思想即可；辞赋在于娱乐心志，所以语言要华美，有吸引力，要能引人入胜，他的这段话是《史记·司马相如传》关于汉武帝读了《大人赋》后“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生发而来。前人一般认为这是赋家“劝百讽一”，“不免于劝”的明证，也是作赋于世无补的明证。晁补之则认同大赋骋辞的特点，可以看出，他虽然深于经术，但和那些理学中人不同，他能充分认识文学和经学的区别。他在认可辞赋教化功能的同时也重视其娱乐心志的作用：“故赋之类常欲人博闻而微解”，“故上林羽猎言卒徒之盛，终日驰骋，则必节俭成之”，让人在娱乐的同时有所感悟。在《离骚新序上》中他就说：“司马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讽谏何异！”[2](卷三十六)。因此，他嘲笑那些喜欢胡乱发挥的理学人士：“然补之窃怪比来进士，举有司者说五经，皆喜为华叶波澜，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是用作赋的手法去写学术文章，这样，只能是夸夸其谈而莫衷一是。
晁补之的诗和散文议论当时政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在少数，但他的辞赋却很少涉足现实政治内容，而是着重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对人生的种种感受。他的辞赋创作，体现了北宋后期赋坛的风尚，不过，他的思考哲理的成分要少些。当时，对人生问题的探讨成了文学作品的重要话题，辞赋成为文人们表现人生思考的重要载体。承此风气，晁补之的辞赋对人生的出处去就作了一些思考。
晁补之出生在有名的澶州晁氏，据说是汉代御使大夫晁错之后，至宋代晁迥，在真宗、仁宗朝政声颇为显赫，与其子晁宗悫同为知制诰，传为美谈。晁迥有兄弟晁迪、晁遘二人，晁补之即为晁迪之后。晁家自晁迥兄弟三人之后，子孙绵延繁盛，且在宋代的政坛文坛相当活跃。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场上活跃的大家族通常依靠礼法思想来维系家族内部的凝聚力，晁家也是这样，尚德、勤学是这个家族一个显著的特征。因此，和同时代文人相比，晁补之虽然熟读《庄》、《老》和佛教典籍，但其性格中更多地表现出恪守儒家道德的印迹，因此，他对人生的思考没有苏门其他文人那样通脱，基本上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他对屈原人格的高扬也能说明这一点。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作家中，晁补之是对楚辞倍加关注的作家，他的辞赋受楚辞的影响相当大。在《鸡肋集》所保留的二十三篇辞赋中，骚赋有十八篇。而且，和同时的赋家相比，晁补之的赋与楚辞的血脉联系更为密切。张耒曾评价他的文章说：“补之自少为文，即能追步屈、宋、班、扬，下逮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力鞭，务与之齐而后已。”[5]晁补之的赋较之同时代其他赋家，较多地继承了屈原抒愤的传统。在北宋中期，伴随着政治变革，文人们的济世热情高涨，屈原的抒愤传统在辞赋中表现得相当充分，以后随着党争的加剧，辞赋当中的这种内容开始走向思理深邃、宁静旷远，表现旷达淡远的情绪。晁补之的有些赋则感情充沛，充分表达了志不得伸的苦闷，表现了失志之悲。其早年的《求志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品中表现出的对人生道路的求索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他的《北京官舍后梨花赋》是一篇模仿《橘颂》的作品，赋中所表现的对独拔流俗的人格的追求，与屈原是同调的。不过，与屈原不同的是，晁补之赋中表现的失志之悲往往是通过恪守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来化解的。
《求志赋》是晁补之早年创作的一篇述志赋，表现了他对人生道路的困惑彷徨。这篇赋从早年随父漂泊宦游写起，写到任北京国子监教授时，极有可能是在国子监时创作的。赋的开篇写道：“幼余不知惷兮，愿求古人而与之。游高平邑于大野兮，曾东鄙而北邹。固余心其悃款兮，求前圣又不远。”表现了自己从小就立志于道德完善、接续前贤心传的追求。一般来讲，年轻人的理想大多是倾向于事功的，多希望自己大展宏图，可是年轻的晁补之的理想却是学习“古人”，学习道德完善的前贤，这给人以少年老成的感觉。接下来，按照述行赋的通常手法，赋中历数作者随父宦游各地的经历，并凭吊与这些地方有关联的前贤先哲，他还把追随苏轼的经历写入赋中：“余从于东安兮，依哲人而闻谊。蜀苏子之有廛兮，汉遗化而多儒。往者其不可及兮，曷不从子之庐。”①在赋中还展现了对人生的迷茫情绪：“朝余食乎山中，夕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与之皆往？余令楼季为右兮，使王阳前余，世解辔而驰石兮，缅余得此坦途。良余辀使环灂兮，密吾牙使仆属。揽九州而顾怀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他对现实社会近乎市场的感慨其实是从道德化的理想社会着眼的。他的“求志”，其实就是追求按照儒家道德理想构建起来的人生道路。在赋中，他还提到张耒和黄庭坚，视之为自己“求志”的同道：“张子之好修兮，骞博大而无朋。雪霏霏而宇冻兮，松柏不改其青固。黄子尝语余兮，曰此是为明月(指黄庭坚《明月篇赠张文潜》)。虽工师不以佩兮，保厥美亦未艾。”赋的结尾部分，他深入思考了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众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犹未沫。超孤举而远辱兮，唯夫不足论世。良恫韩而成汉兮，皓保惠而悟高。功成则去兮，曾何足以介其一毛！”他反思了张良、马融、张禹、陈蕃、李固、郭林宗、阮籍、嵇康等汉代人物的人生道路，作出了功成身退、完善道德的人生选择，这其实是一般儒者普遍的人生选择。
《坐愁赋》赋名取自鲍照《拟行路难·其四》之“安能行叹复坐愁”。鲍诗曰：“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通过命运的不可把握来排遣人生困厄的苦闷。晁补之的这篇赋立意与此诗相同。赋中塑造了一位安处困厄、陶然忘忧的老者：“彼何人而处廓兮，匪三闾而独醒。鬓毛毶其雪糅兮，眸子瞭其星明。块独守此中野兮，囷无禾而爨清。拂素琴之浮埃，理《坐愁》之遗声。忽推几而睨天，送飞鸿之杳冥。”作者所塑造的这位高人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超然，但又不是完全地游心世外，因为他“匪三闾而独醒”，对现实格外关心。这就是晁补之的人生困惑所在，他想努力参与现实政治，又希望能从政治的烦恼中超脱。在赋中，他表达了超越这种烦恼的愿望，和当时的其他文人不同的是，作者没有通过理性的反思人生来化解块垒，而是希望通过遗世的人生态度来忘却现实的烦恼，这表明作者其实并没有理性地思考所面临的政治苦恼，对现实政治依然抱定积极的态度。
晁补之善于描写种种境界来表达对人生的种种感受和思考，借以弥补哲思的不足。铺叙描写是辞赋的所长，晁氏充分发挥辞赋这一特点，通过描写种种心中的景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反映自己的人生感受。和同时代的其他赋家相比，晁补之的思辨能力要差一些，但他的赋以形象的描写寄寓深刻的思想内容，很好地避免了辞赋内涵上的肤泛苍白。《北渚亭赋》这样描写大明湖的秋色：“岁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罾罟，观渔其睢。鸣桹四合，方舟顺涯。鲿鲤窘乎湥塘兮，鸿雁起于中泜。复有桂舫兰枻，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东。纤饵投隈，微鳞挂空。客顾而嬉，倾盂倒钟。明月出于缺岭，夕阳眇其微红。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其方中。骇河汉之冲波，披海岱之冷风。恐此乐之难留兮，愿椉槎乎星渚。期韩终与偓佺兮，采芝英乎瑶圃。庶忘老而遗死兮，路漫漫其修阻。”这段文字显然是模仿苏轼《前赤壁赋》，但徜徉于湖光山色中的闲适情调和苏轼赋中的超然尘外的描写是不尽相同的。其实，晁补之的理想人生不是离尘出世，泠然游乎方外，而是在摆脱现实政治的烦恼中体味安闲的现实人生。与这段描写类似的还有《披榛亭赋》、《七述》等。
晁补之的辞赋在艺术表现方面也颇多独到之处。
首先，晁补之的赋长于罗列词汇，铺张扬厉。在北宋后期，辞赋一般追求隽永含蓄，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辞赋惯常使用的铺排手法和对情感的反复渲染受到限制。晁氏赋则不然，它是以铺排见长的，而且词汇量极其丰富。例如早年创作的《七述》就是铺张扬厉的佳作。此赋是他十七岁时拜谒当时在杭州作通判的苏轼时作的。在此赋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博闻强记和横溢才气。赋作以汪洋恣肆之笔，写杭州的山川之胜、宫殿之美、丽人之绝俗及饮食之精美、奢华，商业之发达，盐茶等物产之丰富，江潮之壮观，最后归之于西湖之美和杭州作为栖隐之所的价值，铺排七事，以赞美苏轼之高雅。赋是这样描写杭州山川的：“杭之故封，左淛江右具区，北大海南天目。万川之所交会，万山之所重复。或濑或湍，或湾或渊，或岐或孤，或袤或连。滔滔汤汤，浑浑洋洋，累累硠硠，隆隆邛邛，若金城天府之强，其民既庶而有余，既姣而有娱；可道可疏，可舠可桴，可跋可踰，可辇可车，若九洲三山接乎人世之庐，连延迤逦，环二千里。邑居牧聚，蚁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带绕指，隐以为脊，折以为尾，因河堑华，不足方比，方城汉水，胡敢竞美！”其所用的虚辞夸饰手法在北宋赋中不太多见，大量的排比句增强了行文的气势，充分表现出作者才气外扬的特点。像这样罗列辞藻和排比句是晁补之赋中一个非常显著的行文特点。如《是是堂赋》写周流天上的景象曰：“邅吾輈乎八埏兮，旋吾舳乎四海。蕲不死之遗氓兮，稽吾闻之所在。曰七圣至此而競迷兮，羌谁使之正女？朅轻举而远游兮，吾将从巫咸之所处。离屯云以卫属兮，前奔霆使抗旌。王良驭以蹁跹兮，河鼓隐其砰磷。涉湟而櫂淹兮，借斗车而轰轰。九虬蜿以承绥兮，六凤翼而缤纷。”在晁氏的散体文中，这个特点也表现得极其明显，如《上皇帝安南罪言》、《上皇帝论北事书》、《话述》等。在诗歌中，这个特点同样表现得比较充分，如《谒岱祠即事》等。
晁补之的辞赋还通过大量堆垛典故来显示自己的学识才气。征行赋是最需要堆砌典故的一种赋体，在晁补之具有征行性质的赋《求志赋》中，他可能觉得典故用得太多了，人们无法看懂，所以还特意写了《释求志》一文来解释该赋。在当时，文坛对运用故实的要求普遍倾向于追求化用无迹的艺术效果，所谓点铁成金或夺胎换骨。相比之下，晁氏的典故的运用要直白一些，因而也缺乏一种愈嚼愈深的含蓄美。其次，晁补之的赋擅长模仿，对前人、别人的辞赋往往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当时人们普遍追求对经典文章的模拟在似与不似之间，而晁补之则不然，他希望通过对经典的模仿以期凭借自己气横意举的才气与经典文章争衡。晁补之的赋更多采用楚辞惯常的表现手法。屈原的作品富于浪漫奇想的特点，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营造超现实的境界以表现充沛激越的情绪。北宋赋家创作中往往表现出理性的克制，因此，他们对屈原富于奇幻色彩的浪漫主义手法的继承是有所节制的。晁补之在这一方面和同时代的其他赋家有别，他充分张扬楚辞的这一传统，甚至对屈原的手法亦步亦趋地模仿。在《离骚》中，屈原构筑了神游天界的景象，这种手法为后来的众多赋家所模仿，晁补之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的许多赋表现了纵游天上的情景，如《后招魂赋》、《浪漫阁辞》、《是是堂赋》等。甚至于在立意、句式上，许多作品是对屈原赋亦步亦趋的模仿，如《后招魂赋》仿屈原《招魂》，从上下四方来招魂，通过描写各处的险恶和人世间享乐生活的美好来招魂。其句式也是模仿屈赋，如“魂兮归来，去君七尺之躯，胡为乎大阴些！舍君之灵龟饿糟莩沉些！人固怀慈而抱爱兮，一言欲诀而怦怦些”等等。关于晁补之对屈原的模仿，前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他的作品被认为极似《离骚》，许顗《彦周诗话》评曰：“晁无咎在崇宁间次李承之长短句，以吊承之，曰：射虎山边寻旧迹，骑鲸海上追前约，便江湖，与世永相忘，还堪乐。不独用事的确，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离骚》，故特录之。”[6](卷一)
晁补之善于在赋的结构体式上模仿前人，而且主要是继承汉魏辞赋传统。对汉魏辞赋传统的继承是北宋辞赋的重要特征之一，不过晁补之表现得更充分一些。如从《求志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模仿蔡邕的《征行赋》和潘岳《西征赋》的印记，《望涡流辞》的结构特色很像王粲的《涉淮赋》，而《遐观楼辞》几乎是对王粲《登楼赋》亦步亦趋的模拟。他还在特定景物的描写上模仿前人，如上文提到的纵游天上的情景的描写在他的许多赋中不断出现，而这些描写除了学习屈原以外，还模仿自张衡的《思玄赋》。在《七述》中，他模仿枚乘《七发》对江潮的描写，但气势上过之：
先生曰：江源所起，滥觞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虚。放而行之，冒于川渠。缭绕萦行，左挟越，右截吴，以散以敷，然后淫为大江以东，合乎尾闾而潮生焉。古今所论，潮者，日月伏见之所为也。尝读沌天之说曰，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坱圠无际。一阖一辟，若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气。其始来也，若毛若线若带若练，堂堂沓沓合聚离散，须臾之间，千化万变。其少进也，敲磕铿硡，石号木鸣，越岸包陵，在谷满谷，在坑满坑。其为其也，过煦或呀，或噫或哕，濔茫湠漫，澎濞沸渭，澒洞滉漾。渤潏滂沛，涵澹淋渗，潗濈淫泄，跳珠涌沫。百里纷会，沃焦荡胸，汩母陵背，纵横络绎，飘忽争逝。徐则按行，缓则就队。连氛累祲，阳景朝昧。周天而旋逾八万里，不知其所憩，于时元冥收威，海若振吼，千溪崒立，万浦却走，绝维推轴，神母不守。左驱天吴，右拂九首。渊客拒扉，水夷潜牖。江神海豨，绝脰伤肘。阳侯马衔，颠蹶前后。其为象也，则纷纭参差，万顷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识。承光露怪，不复潜匿。或駃而蹄，或森而戟，或美而旜，或张而翼，汹涌而奔，以沃海门，若土囊风怒，驱屯云，辟易而征，以击西陵。如井陉战酣出奇兵，宛兮改容；若蓐收素服驾白龙，忽兮当前。如归墟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追，一偾一起，突然而逝，余勇未已。于时吴儿獠工，引樯挂席，铙鸣鼓动，去若飞鹢，风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传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故古之人见大水必观善利万物似仁，不畏强似勇，能方能圆似智，万折必东似信，若是者，孺子余闻乎？
可以看出，作者想依靠议论来增加文章的深度，但是议论所发的乃是当时惯常的关于水的议论，他的议论让人联想到夏侯嘉正的《洞庭赋》和苏轼的《天庆观乳泉赋》。其实，晁补之的赋多喜欢议论，但议论又无法翻新出奇，没什么特色，议论之外的描写，则是作者的强项。这段对潮水的描写依照枚乘《七发》中的江潮描写布设，但词汇的丰富则过之。晁补之的赋还有很明显的学习苏轼赋的痕迹。他的有意出奇的议论就明显受苏轼赋的影响，不过由于他的功力没有苏轼深厚，所以议论只得其皮毛。他的一些赋的谋篇布局也学习苏轼自由洒脱的风格，如《是是堂赋》有意荡开一笔，从神游天地写起，收缩于登台临阁的陶然和万物一瞬的人生感悟，学习苏轼散文的痕迹十分明显。又如他的《北渚亭赋》，前人就指出此赋对苏轼《赤壁赋》等文章的模仿。周密《齐东野语》卷五“作文自出机杼难”云：“曾子固熙宁间守济州，作北渚亭，盖取杜陵《宴历下亭》诗‘东藩驻皂盖，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间，晁无咎补之继来为守，则亭已颓毁久矣。补之因重作亭，且为之记。记成，疑其步骤开阖类子固拟《岘台记》，于是易而为赋，且自序云：‘或请为记，答曰：“赋，可也。”’盖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晋、齐攻战，三周华不注之事，虽极雄赡，而或者乃谓与坡翁《赤壁》所赋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补之岂蹈袭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机杼者极难，而古赋为尤难。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虽昌黎亦以为然也。”[7](卷五)
第三，晁补之的辞赋善于谋篇布局，追求萦纡曲折的结构。辞赋的结构一般来说是比较固定的，晁补之的赋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翻新出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一些赋往往会综合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的辞赋体式结构。如《北渚亭赋》既有大赋的铺排结构，又有骚体的抒情句式；《是是堂赋》、《后招魂赋》把《离骚》体的飞天描写和抒情小赋的描写特色糅合在一起；《披榛亭赋》把“七”体的结构和当时流行的描写亭台楼阁的赋的短小精丽的特点结合起来。这种组合式的结构能产生一种迂回跌宕的特点，也利于作者在更广阔的语言环境中施展自己的语言才华。晁补之虽然没能做到像苏轼那样融汇各种体式而浑然无迹，但是他的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和所要表达的内容、情感是一致的，因而不会给人矫揉造作的感觉。叶梦得在《晁无咎鸡肋编序》中说：“公少警悟绝人，读《太史公书》而善之，以为可至。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会。其后益纵观百家，驰骋上下数千载，无不咀其华而摘其实。故公之文，缓急丰约，隐显乘除，猝不可以捕诘。如终南、太华，峻拔连络；虎豹龙蛇，腾攫变化。至于优柔宏衍，疏宕邃远，则朱弦疏越，停云渊泉，可听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挹也。盖常自谓喜左丘明、《檀弓》、屈原、庄周、司马迁、相如、枚乘及唐韩、柳氏，天下亦以为兼得数子之奥，莫敢与之争，卒能自成一家。”[8](卷三一八一)这段话说晁补之作文是从司马迁入手而兼采众家，追求结构上的变化多端，从他辞赋的创作来看，叶氏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四，晁补之的辞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特别是与他的社交生活结合得极其紧密。北宋后期的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关系极其密切，晁补之则把这种趋向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的赋中，有赞美长辈、同道的颂美赋，如《白纻辞上苏翰林二首》、《维夫君兮桂舟一首送梁正受归汶阳》、《坐愁赋》、《浪漫阁辞》、《乐哉侯之邦兮乐哉侯之堂兮》等；有吊问故友的，如《后招魂赋》、《冰玉堂辞》等；有些赋描写的亭台楼阁是与友人相关涉的，如《北渚亭赋》、《是是堂赋》、《披榛亭赋》等；其他如《七述》是借苏轼和作者的对话来结构全篇的。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赋几乎每篇都有一个长长的序言，在序言中交AI写作作的缘起，尤其是交代是在怎样的社交环境中创作此赋的。我们不清楚这些长篇序言是他在整理自己文集的时候加上去的，还是作赋之初就有，但可以看出，辞赋在晁补之的社交生活中的作用是相当大的。赋序在六朝时期不太普遍，北宋时期逐渐增多，但像晁补之赋的序言这样使用频率高、篇幅长者却不太多见。
晁补之出身于文学学术之家，知识积累深厚，感情激越，对辞章之学有深刻的了解，这就形成了其辞赋词汇丰富、感情充沛、章法有矩可循的特点。就整个北宋文坛而言，是倾向于破体为文而求变的，文赋便是在这种创作风气中形成的显著成果②。而晁补之是北宋时期一位带有尊体倾向的重要赋家，他的作品能为时人所欣赏，反映了宋人对辞赋之美的多样性追求。
注释：
①本文所引晁补之赋作，均据四库全书本《鸡肋集》，为行文方便，不再出注。
②详见刘培《文赋的形成》，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