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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地理位置、近现代历史和发展现状等层面分析,阿联酋的第二大酋长国迪拜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都是世界著名的贸易和物流中心;其次,二者都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它们沦为英国殖民地或保护国的时间均长达150年之久;再次,它们都是著名的金融中心。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崛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①迪拜被称为“中东的香港”,其发展目标之一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最后,旅游业是这两个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2009年11月,迪拜政府宣布其旗下最大的房地产实体“迪拜世界”重组并申请延期偿还债务。这一消息在正经历复苏的国际金融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全球股指相继大跌。迪拜昔日的繁荣在国际投资者眼中像泡沫一样迅速破灭,“迪拜模式”一时间也成为国际商界诟病的对象。而香港的现代化历程也历经了波折,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就。从二者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找到值得相互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英国殖民统治对香港和迪拜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一)迪拜与香港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背景
迪拜与香港分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其现代化发展历程都与殖民统治、特别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迪拜与香港均为地理位置优越的天然良港,为了满足本国扩张的需要,历史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纷纷将殖民势力扩展到这两个地区。迪拜与香港在殖民势力入侵之时,便被动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
1498年,航海家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并最终抵达海湾地区,标志着迪拜所在的海湾地区遭受殖民主义侵略的开端。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武力占领海湾地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此后,英国、法国、荷兰等相继加入对海湾控制权的争夺。经过长期的较量,英国自19世纪起逐步控制整个海湾地区,将海湾纳入其殖民体系之中,在该地区保持政治霸主地位近200年。1820年1月,英国与海湾各酋长国签订了所谓的《停止掠夺和海盗行为的总和平条约》,到1971年12月阿联酋建国,英国撤出海湾地区,其间约达150年的时间,包括迪拜在内的海湾各酋长国实际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嘉庆年间,国力衰落,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先后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九龙等中国领土给英国。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英国租借了现新界地区,租期99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在内,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现代香港版图形成。至1997年回归祖国,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4年外,香港约150年的时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存在。
(二)英国殖民统治对香港地区的影响
1840年英国占领香港地区后,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次年就将香港变为自由港,香港的航运业得到快速发展。英国在香港实行自由港和推行自由经济体制,不仅利用了香港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的客观条件,也符合了英国最大限度从殖民地攫取经济利益的要求。英国政府在香港大肆进行鸦片和奴隶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力。同时,英国在香港实行种族歧视、分区而治的政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华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为此,香港地区华人与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地区期间,在政治上,英国将其行政和法律系统引入香港地区,成立了议政局(现行政局)、定例局(现立法局)和香港法庭,奠定了香港法制社会的基本架构。在经济上,港英政府在香港地区推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强调让市场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尽量避免行政干预对经济的影响。在这种自由经济政策的影响下,香港具有了灵活的经济体系和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香港吸引外资创造了条件。而基础设施建设为香港成为世界著名的转口贸易港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殖民统治者在殖民地的统治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因此香港在经济结构调整、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缺乏长期目标。19世纪下半叶,尽管香港从一个以手工业和渔业为生的小港口逐步发展为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的港口城市,但是香港依然贫穷,落后于当时的广州和深圳。到20世纪后半期,香港抓住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机遇,实现了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可以说,香港地区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内地的资源,香港的经验”的综合产物。
(三)英国殖民统治对迪拜的影响
与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相同,英国殖民者在海湾地区谋求自身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利益最大化。为了保证英国船只在特鲁西尔海湾的安全,1820年1月英国迫使海湾各酋长国与其签订了所谓的《停止掠夺和海盗行为的总和平条约》,保证英国船只在海湾地区的安全。1833年,与阿布扎比酋长国正式分离后,迪拜进入了当地酋长与英国殖民统治共同控制时期。1835年,包括迪拜在内的特鲁西尔酋长国与英国签订了海上停战协议,并在20年后签订《永久停战协议》。1892年3月,阿布扎比、迪拜、阿治曼、沙迦、哈伊马角和乌姆盖万酋长国酋长代表他们及其继位者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专属协定,协定规定除英国外诸酋长国不得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和建立任何关系;非经英国政府同意,不得准许他国政府的代表进驻海湾;不割让、出售和抵押任何领土给英国政府以外的国家。该协定不仅使海湾诸国在实质上失去了与外部其他势力交往的权利,甚至也丧失了与周边阿拉伯邻国自主处理事务的权利。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英国把这种在海湾地区政治和军事上的特权进一步向经济领域扩大,1911年,特鲁西尔诸国又保证非经与英国的政治代表协商,不得向其他国家颁发珍珠和渔业捕捞许可。在海湾地区发现石油资源后,英国又迫使海湾诸国的酋长们保证英国享有在该地区石油勘探的优先权②。这样,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英国不仅在政治上巩固了在海湾地区的地位,攫取了经济利益,也使包括迪拜在内的海湾诸国从政治、经济和外交上更加依附于英国殖民者。
特鲁西尔诸酋长国在英国保护期间的内政相对保持着独立,按照惯例,各酋长国的政府直接控制在来自统治家族的酋长手中。英国人承认由统治家族委员会推选出来的新酋长,英国驻海湾的政治代表也要求新酋长遵守前任与英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各酋长国的统治大权一般由酋长一人独揽,并不定期地召集本国商人和知名人士组成临时委员会,就相关行政事务进行协商。酋长有绝对的立法和行政权力,负责任命国家的民事和宗教法典审判官,发布和制定国家法令和制度。通过酋长本人的民事代表来实现酋长对国家教育、卫生、司法、国家安全和政府部门等事务的管理。酋长一般有几个英国民事顾问,这些顾问从酋长政府领取工资,服从酋长领导。英国政府与各酋长国的行政管理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在酋长国(如阿曼湾诸酋长国)派驻政治代表来实现。英国政府的政治代表是联系英国政府和酋长国政府之间的连接纽带,政治代表就酋长关注的事务提供建议和意见,理论上酋长有接受或拒绝该建议或意见的自由,酋长不接受建议对酋长并没有什么消极影响,但也根据政治代表提议的分量和酋长与英国政府关系的亲疏有所区别。③
根据英国1968年发布的政治宣言,英国将于1971年底之前从苏伊士运河东部地区至海湾地区全面撤军,终止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条约。由此,包括巴林、卡塔尔和特鲁西尔在内的海湾9个酋长国产生了建立联邦的想法。1968年2月,迪拜和阿布扎比两个酋长国签署了建立联盟协议,包括巴林和卡塔尔在内的上述9个酋长国的酋长们在迪拜聚会,并于1968年2月27日在迪拜签署了建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协议,该协议就颁布联邦宪法、建立联邦的宗旨和宪法的权利等内容作了规定。④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保持海湾地区的稳定符合殖民者自身利益和需求。从维护地区安全的角度来看,引导诸小酋长国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是符合当时各方实际需要。自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与特鲁西尔诸国之间的一系列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建立特鲁西尔诸国联邦国家基本契合了英国和特鲁西尔诸国双方的意愿。英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实质是为了巩固自身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利益,但是客观上为特鲁西尔等国走向联邦的道路起了促进作用,给阿联酋民族国家的建立留下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架构。
(四)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殖民统治一方面严重破坏了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并摧毁了当地的社会结构,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所说,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⑤英国殖民统治给香港引入了资本主义行政、法制体系和自由经济体制,并进行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为香港奠定了法制社会的框架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英国为迪拜与其他6个酋长国的联合之路做了铺垫,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搭建了基本的政治架构。直至今日,英国殖民统治在香港和迪拜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
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英国势力在迪拜和香港地区的长期存在,保持了该地区的稳定,避免了战乱,为其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香港地区自1840年起至1997年,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4年外,一直处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下,没有遭受战乱纷扰,在客观上促进了香港地区的发展。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1856年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66-1976年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说,从上述历史发展轨迹看到,在中国大陆不断遭受战火洗礼的时期,香港地区不但免于战乱,还有大批内地劳动力和企业家带着资金和技术,为躲避战争从大陆迁入香港,为香港工业化取得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而1833年迪拜与阿布扎比酋长国正式分离后,进入了当地酋长与英国殖民统治共同控制时期。1835年,包括迪拜在内的特鲁西尔酋长国与英国签订了海上停战协议,并在20年后签订《永久停战协议》,迪拜凭借其在1892年与英国签订的专属协议免遭奥斯曼土耳其等国家的侵略,并逐渐发展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自由贸易港口。
迪拜与香港现代化比较
(一)迪拜经济的迅速崛起与“迪拜模式”
1.从传统经济到经济现代化快速发展
迪拜濒临海湾,是地理位置优越的天然良港。直到18世纪中期,迪拜的经济依然以传统的捕鱼和珍珠采集为主,但直到18世纪末它还只是一个人口仅3000人落后的小渔村。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英国商品大量在此倾销并成为重要的珍珠港口后,迪拜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东地区的珍珠贸易中心。1830年迪拜附近的卡恩浩(Knhor)建立了珍珠收集港和贸易站,来自印度、非洲等地的商人纷至沓来,迪拜成为地区交易的主要场所,并为其发展成为当时中东地区的珍珠贸易中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02年,波斯帝国提高税收导致大量商人移民迪拜,极大地促进了迪拜的繁荣。1904年,迪拜废除了5%的海关税,成为“自由港”,并一跃成为海湾地区重要的商品交流中心,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贸易为国家的经济支柱,迪拜港也成为繁荣的商品交易中心。
20世纪50-70年代是迪拜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20世纪60年代,石油资源的发现与出口为迪拜向现代化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发现石油资源后,凭借石油美元,迪拜经济迅速崛起。1960-1977年,阿联酋的石油收入从3 300万美元增加到80亿美元,到1980年更增至192亿美元。⑥1968年,移民劳动力占迪拜人口的50%。1971年,迪拜彻底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为以后的发展获得了自主权。
20世纪80年代,迪拜已成为阿联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金融、经济、贸易、商业和旅游中心。迪拜政府格外重视经济多元化战略,1995-2005年,迪拜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0%,其中石油收入仅占6%。贸易、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逐渐成为迪拜的支柱产业。2005年,服务业在迪拜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达68%,居主导地位。⑦1999年,阿联酋成为世界第三大转口贸易港,仅次于中国的香港和新加坡。阿联酋进口贸易中约25%属于转口贸易,进口货物的2/3左右流向迪拜。迪拜还是中东地区的黄金集散中心,阿联酋90%以上的珠宝通过迪拜港进口。⑧
2.“迪拜模式”的形成
所谓“迪拜模式”,即通过大规模贷款和融资,通过发展房地产和金融业拉动经济迅速发展,摆脱对单一石油经济的依赖,走经济多元化道路。说到迪拜模式就不得不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联邦体制。阿联酋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各酋长国实行家族世袭式的统治制度,除了外交与国防相对统一外,在其他领域各酋长国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因此各酋长国的发展模式都体现着统治家族也就是酋长的施政方针和个人风格。迪拜实行的是酋长家族式统治模式,迪拜的决策机制基本是酋长一人拍板。迪拜统治家族马克图姆家族本身就以商人起家,有重视发展贸易的传统。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克图姆家族利用石油美元开始开凿运河,大建港口、机场,发展物流,为构建自由港创造条件。迪拜的经济模式更像是由开明独裁者领导的“家族企业”。⑨迪拜现任酋长穆罕默德·拉希德·马克图姆一心想把迪拜打造成“世界之最集锦”,地处沙漠的奢华之都迪拜,成了财富和奢华的代名词。
迪拜根据自身资源现状,不断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最终选择了以房地产、金融、贸易和旅游为经济支柱,通过向外界不断宣传打造“世界繁华之都”的概念,受到全世界热钱的追捧。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前,流向迪拜的热钱达8 000亿美元之多,近年迪拜上马了3 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凭借着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迪拜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海湾和中东地区最活跃的商业中心和中东地区不单纯依靠石油,成功发展经济多元化模式的典范,一度为很多新兴国家和城市争相效仿。
3.“迪拜模式”遭遇冲击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游资大量撤离迪拜,迪拜资金链断裂。2009年11月,迪拜政府请求暂停偿还迪拜世界590亿美元的债务6个月,并宣布重组它旗下这一最大的实体企业,迪拜世界旗下棕榈岛集团35亿美元的到期债券也将延后偿还。迪拜偿债危机的消息一公布,一夜之间,迪拜由投资者眼中的“聚宝盆”一下变成了“烫手山芋”,一时间“迪拜模式”成为众矢之的。
迪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利用石油美元开凿运河,建港口、机场,发展物流,为发展经济多元化做准备,是符合自身资源和经济发展实际的。目前,迪拜非石油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达95%以上,已经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走上了经济多元化的道路,在短期内创造了经济现代化的奇迹。迪拜把发展方向定位为中东地区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是符合自身客观条件的。只是迪拜作为新兴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均不成熟与完善,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迪拜又走上了靠过度举债、依赖房地产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2009年底,受金融危机大量资金撤离影响,迪拜被吹大的资产泡沫迅速破裂,最终形成大量在建工程项目被迫停工或推迟,外籍劳工大量撤离的局面。
迪拜靠过度举债、发展房地产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最终与美国、日本一度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显然迪拜要品尝进行超前开发、举债过多所带来的恶果,可以说,迪拜模式已经患上了“不适应症”。但是,对于“迪拜模式”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不可因为迪拜出现短期融资问题就全盘否定。一方面,阿联酋有大量的货币储备,国家有能力向银行注资,化解银行出现的临时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并继续支持在建项目的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改变阿联酋银行系统的无序性,增加货币的流动性。2008年石油和天然气的高收入确保了阿联酋的财政和外储有大量的余额。阿联酋财政余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经常账户余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⑩据迪拜工商会预计,由于迪拜吸引外资的政策,现有投资者有81%表示将会增加在迪拜的投资,2011年迪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会增长30%。(11)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并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迪拜正在逐步走出偿债危机的阴影。
(二)香港的现代化历程
普遍认为香港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自香港地区沦为英国殖民地开始。香港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时局变换有密切关系。
英国占领香港地区次年,即1841年宣布香港地区为自由港,港口对各国商品免征关税,各国商人可以自由进出进行贸易。19世纪末,香港已经成为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港口设施和一些基础建设项目也相应得到发展。这一阶段为香港日后成为国际知名的转口贸易港口打下了基础。
1931年和1937年中国先后发生“九·一八”事变和全面抗日战争,中国大陆移民和游资涌向香港。1931-1941年,香港人口由84万增加到164万,其中1937年人口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年均增幅为7.72%,成为香港近百年来人口发展的最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香港地区被日本占领期间,人口又锐减为60万人。战后,该地区人口数量又迅速回升,到1947年底达到180万人,超过了战前人数。(12)大陆移民大量入港为香港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香港出现第一次移民高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少国民党将领、地主和资本家逃亡香港地区,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资金和技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香港的转口贸易遭受重创,经济发展遭遇“瓶颈”期。这一时期,香港成为贸易和工业同步发展的港口城市。这一阶段,中国内地的资本和劳动力再次大量涌入香港,香港出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大批大陆移民为香港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经济转型提供了必要资金、技术和劳力,香港向工业化经济成功转型。1966-197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又出现了第三次移民高潮。1949年到1970年来港的移民(包括他们本身来港后的人口自然增长)超过100万人,占1970年底总人口(399.5万人)的25%,占同期人口增长总数(219.5万人)的45.5%。(13)1971-1981年,中国内地涌入香港的移民人数为53.1万人,占同期香港人口增长总数的47.5%。(14)朝鲜战争后,联合国对中国禁运结束,香港的转口贸易再次繁荣,香港地区成为外界与中国大陆之间贸易的门户。
在20世纪50-60年代,香港地区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内地转移,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经过近30年的工业与贸易同步发展阶段,香港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快速发展,工业、贸易、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成为香港经济的四大支柱产业,经济多元化格局成型,中国香港地区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并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一时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海外注册的银行数量而论,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第4大金融中心;而就银行体系的对外资产而论,香港已是世界第11大金融中心。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迅速崛起的内部原因是,香港社会政局稳定,法制健全,经济自由,税制简单税率较低,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和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港府实行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和英语的使用等。(15)
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土地、劳工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香港地区进入经济停滞的瓶颈期。适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地区提出“多元化”的口号。利用大陆廉价而充足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完成了制造业的大规模迁移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使香港得以继续维持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通过与内地企业合资或者以香港公司来料加工等合作方式,通过大陆的低成本劳动力和香港的管理制度、设计和营销方式相结合,香港在20世纪后期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实现工业化后,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或服务经济时代。到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服务业占了85.2%。(16)2001年,内地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截至2005年底,它已向香港地区注入了1 620亿美元。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显示,预计2010年香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2 250亿美元(按照官方汇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59万美元。(17)
迪拜与香港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
纵观迪拜和香港的现代化进程,可以总结出二者存在的共通之处。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们都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世界著名的港口;移民为它们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转口贸易都曾是其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目前服务业都是其经济构成中占比最高的部门。我们从分析二者在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可以寻找到值得相互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迪拜与香港现代化进程的经验
1.健全的法制、完善的管理制度与灵活的经济政策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
香港地区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廉政高效,法制健全。作为自由港,香港地区实施“积极不干预”政策,深受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经济学说影响,强调维护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常运作,防止市场失效,要求尽量避免用不恰当的行政干预使市场受到抑制或扭曲,以便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调节作用,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除杜绝垄断、协调个人和企业之间利益外,政府基本上是以市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中的决策者,而不是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或者股票市场来为工业发展融资。市场作为经济调节的杠杆,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此,香港的经济体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弹性,能够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迅速调整,劳动生产率高。现在,香港地区经济已形成了四大支柱行业(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和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业)和六项优势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医疗产业、教育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检测及认证产业和环保产业)。(18)可以说,拥有健全的法制体系和管理制度是香港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2.内地资源和香港管理模式的结合是香港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条件。
香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时期都离不开祖国内地的支持。长期以来,香港地区依靠内地与外界的转口贸易而生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内地移民提供了香港工业化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很多实业家带着资金和技术帮助香港完成了从转口贸易港到工业现代化转型。这给香港提供了比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早起步10到15年的先机。自那时起,中国政府根据对港、澳地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以香港作为中国内地货物出口的转口港,并且继续以低廉的价格向香港供应生活必需品、食用水和工业原材料。1962年起,每天开出三班专门供应港澳冷冻食品的火车特快专列。(19)在很大程度上,香港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是内地资源、香港客观环境和管理模式的完美结合。
包括迪拜在内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7个小酋长国之间经济互补性不强,而香港特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背靠大陆巨大的市场,丰富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支持,已经突破了作为单纯的港口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瓶颈,发展动力强劲。可以说香港在现代化的发展条件上较比迪拜有着先天的优势。
3.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发展模式,才能抓住机会,快速发展。
全球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每个角落,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都存在一定的时效性。要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发展战略,才能把握时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香港在开埠以来15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多次调整发展战略,从19世纪中期的一个小渔村到20世纪初变成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口,20世纪50年代转口贸易受阻后又及时发展了轻工业,转口贸易和工业齐头并进,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及时抓住大陆改革开放的机遇,充分利用香港的经验与大陆的资源,又一次成功的度过自己的瓶颈期。香港正是在不同的时期,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换,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才能够抢得发展的先机,实现经济大发展。
4.宣传和制造概念,打造知名度是提高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地位的重要途径。
迪拜在自我宣传和打造自身知名度方面颇有创意,再加上它介于东西方金融中心之间,可以填补国际资本市场的金融真空的地理位置,具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无可比拟的优势。目前已有千余家跨国公司将贸易机构设在迪拜,全球100多家知名银行机构已成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会员单位,数百家的各类投资公司到迪拜设点。2007年《华尔街日报》对“2015年谁会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13%的人看好迪拜的发展潜力。
由于宽松的贸易政策、投资环境以及便利的地理位置,迪拜已经成为海湾地区不可或缺的地区经济和贸易转口中心。它的市场辐射红海和海湾地区各国,消费者人数达15亿,并且作为连接中东与非洲、欧洲的枢纽,它在全球货运和分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链接作用。迪拜转口贸易占整个阿联酋转口贸易的75.2%,在阿联酋对外贸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20)海湾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市场,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迪拜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无疑会成为中东地区、欧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在香港投资的强力竞争对手。
根据国际金融中心有在不同时期会出现转移的特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应该对迪拜在金融市场地位有所警惕,要向迪拜学习不断打造自己的知名度,在稳固地位的同时不断增强对新兴国家市场的辐射力。
(二)迪拜与香港现代化进程的教训
1.过度依靠外籍劳工,经济建设风险和社会矛盾日渐突出。
迪拜自1966年发现石油后,可以说“一夜暴富”。1968年,包括迪拜在内的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初级学校一共仅38所,学生10 549人,教师412人。(21)在建国初期文盲充斥的情况下,本国人力资源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一大批外籍劳力涌入阿联酋。在迪拜的人口构成中,移民人口所占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在迪拜,当地人口只占8%~20%。移民为迪拜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少隐患。
其一,使用高薪聘请外籍人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等要职,这些人才的流动给迪拜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22)事实证明,迪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显示了外籍劳动力过多的弊端。迪拜机场被遗弃了很多豪车,不少外籍车主未还完车贷、并将刷爆的信用卡也留在了车里,逃回本国。迪拜不仅留不住人才,还得接受不少的银行坏账。相对外籍人来说,本国人多从事轻松且薪水优厚的工作,普遍以体力劳动为耻。让他们转变观念,也非朝夕之力。由此可见,迪拜培养本国劳动力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其二,缘于外籍劳工与本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待遇差别而引发矛盾。阿联酋气候炎热,劳动条件相对艰苦,劳动时间长达十余小时,有的雇主对雇工要求苛刻。这些情况都使外籍劳工对本国人自发地产生抵触情绪,来自不同国籍劳工集团之间也有矛盾,这都是潜在的产生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其三,外籍劳工的不断增加造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人口增长过快对国家的水资源、耕地、教育、住房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压力大,失业率不断提高,国家不得不把经济增长获得的资金投入到这些方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国家资本的积累速度也会放缓。同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又需要更多的外籍劳务,产生了一种对外籍劳务无限需求的怪圈。
2.过度依赖外资,经济现代化缺乏坚实的基础。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迪拜的外资抽逃,资产缩水,资金链条被打断,进而引发了2009年11月的偿债危机。迪拜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房价比顶峰时期下滑近五成,不少工程因资金短缺中途下马,大批外籍劳工返乡。昔日的投资天堂成为了众多投资者唯恐避之不及的“灾区”。迪拜在过分倚重外资的基础上,过度开发房地产,形成快速发展但畸形的经济模式。今天,迪拜依然延续了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小的模式,金融服务业占比太高。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违背了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因此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
香港2011年房地产价格出现升温迹象,楼价和利率风险均超过1997年高位。香港房地产和金融业应该从迪拜危机中吸取教训,加强对楼市和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将金融风险限制在可控制范围。
3.经济结构不合理,易受外来冲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加快向工业化过渡。香港虽几经调整产业结构,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制造业并没有完成明显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香港的基础性工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还未确立优势的时候,这些行业已大规模转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入90年代,香港本土的制造业仍未能显著改变内部结构。(23)目前,香港制造业的比重仍在下降,创新科技和资讯科技发展也十分缓慢,香港经济过于依赖金融、地产等少数服务业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24)
历史上,作为殖民主义链条上的一环,海湾地区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下,工业基础薄弱,石化工业与家庭手工作坊并存的二元经济模式突出。迪拜的经济结构呈现典型的石油经济特征。虽然石油资源已经几近枯竭,但迪拜的工业仍以石油部门为主,非石油制造业仍然落后,私人企业规模和效率不高。劳动力、技术设备和消费品严重依赖进口。这种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性强的发展模式受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和国际经济局势的影响严重。
香港和迪拜的经济都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服务业,经济对外开放性强,容易遭受外来冲击的特征,所以它们都曾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备受打击。可以说,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程度低,经济体系脆弱是香港和迪拜共同的软肋。
注释:
①冯邦彦著:《香港金融业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272页。
②See Frauke Heard-Bey,From Trucial States to United Arab Emirates,Longman,2004(motivate),pp.293-295.
③侯赛因·穆巴拉克·巴哈拉奈著:《现代海湾国家——国际关系、政治、法律和宪法发展状况》(阿拉伯文),黎巴嫩贝鲁特文学宝藏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45页。
④[科威特]哈达耶·苏尔妲·萨利姆著;解传广译:《海湾拾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⑤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⑥黄民兴著:《中东历史与现状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183页。
⑦参见车效梅、杜雁平:《迪拜的崛起与走向》,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6期,第34~37页。
⑧参见[澳]哈维·特里普、[澳]玛格丽特著;王虹、王月译:《商业制胜之阿联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⑨博知:《迪拜:崛起的金融中心》,载《中国城乡金融报》2007年12月7日。
⑩参见中国驻阿联酋经商参处网站:《阿联酋较强的金融状况将有利于阿联酋在经济危机中平稳过渡》,http://ae.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903/20090306074913.html,2009-03-03.
(11)参见中国驻阿联酋经商参处网站:《2011年迪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增长30%》,http://ae.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104/20110407519051.html,2011-04-26.
(12)参见徐钶:《移民潮和香港现代化》,载《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115页。
(13)卢受采、卢冬青著:《香港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14)参见徐钶:前引文,第118页。
(15)冯邦彦著:前引书,第275、277页。
(16)参见冯邦彦:《香港与新加坡产业结构及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载《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第43、44页。
(17)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资料,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hk.html.2011-07-05.
(18)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站:http://www.censtatd.gov.hk/gb/?param=b5uniS&url=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subject=12&tableID=189,2011-04-20.
(19)卢受采、卢冬青著:《香港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20)中国商务部网站,《迪拜市场情况》,http://xyf.mofcom.gov.cn/aarticle/ztxx/i/200904/20090406150360.html,2009-04-03.
(21)参见良言:《发展中的阿联酋教育事业》,载《阿拉伯世界》1984年第4期,第12页。
(22)参见车效梅、杜雁平:前引文,第39页。
(23)参见冯邦彦:前引文,第44页。
(24)参见毛艳华:《香港经济转型的三大难题探析》,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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