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怡[1]2011年在《政治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研究》文中指出理性和非理性是影响人行为的两种基本精神要素，从古至今都受到理论家的高度重视。政治决策既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同时非理性因素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是人在非理性因素消极作用的影响之下产生的。研究政治决策中个体非理性行为和群体非理性行为，抑制非理性行为在政治决策中的消极影响，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是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对非理性行为进行了一般性的概述，包括非理性行为的含义和特征，以及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非理性行为对政治决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其次，本文重点探讨了政治决策中的个体非理性行为和群体非理性行为的现象及作用。个体非理性行为主要包括：在一种特殊管理模式——克里斯玛管理模式下领袖的非理性行为；心理盲区引发政治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比如“晕轮效应”、“惰性心理”“经验情节”等引发的非理性行为；人格扭曲和人格障碍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关于群体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主要探讨了群体的极化现象、利益冲突下群体的非理性决策、群体的政治素养不足造成的非理性决策等。在风险状态之下，个体政治决策和群体政治决策，因决策主体对于风险的认知程度不同、对风险偏好的不同，二者均可能产生政治决策的非理性行为。针对各种政治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本文探讨一些调控的方法，以便达到正确决策的目的。一是要发挥政治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动力功能；二是通过提升素质，走出心里盲区，发挥群体的整合力等，克服非理性行为的消极影响；三是从决策程序、决策评估和决策监督等方面加强政治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赖泽栋[2]2007年在《非理性购买决策与行为研究》文中认为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行为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但是,现实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行为却大相径庭。实际中的消费者追求更多的是效用满意化,即有限理性。即便如此,传统的消费者决策模式仍然说明不了一种新的购买决策现象——非理性购买决策。产生消费者非理性购买决策行为的因素复杂多样。本研究先从非理性购买决策的概念入手,进而寻找出非理性购买行为表现类型,并进一步探讨了认知与情感在非理性购买行为中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在理论探讨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和问题,用实证研究来验证假设,并对大学生中的非理性购买行为进行了探测。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购买行为普遍存在非理性的购买决策行为。女生比男生更有非理性购买行为倾向,农村生源比城镇生源更具有非理性购买倾向,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有非理性购买倾向。在影响非理性购买行为的因素上,限时限量的让利促销更会使消费者倾向于产生非理性购买行为;广告接触越多,产生非理性购买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情感诉求广告也更容易产生非理性购买行为;当消费者的心情处于两个极端——好心情和坏心情时,皆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购买行为;还有,大学生消费者的同学、朋友也会影响他们的非理性购买行为。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对什么是非理性购买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在最后,本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合适的营销建议。
祁雪瑞[3]2000年在《科学决策与非理性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决策并不只意味着科学的决策程序、科学的决策方法等理性的东西，它还包含非理性的内容。把科学和理性划等号是错误的。同样地，把非理性和非科学划等号也是错误的。 对非理性的偏见和误解是一个大众化的误区。不仅一般民众、多数研究生、专家学者，甚至某些理论专著都认为非理性包含纯粹的贬义，提到它就想到要“克服”，要“减少”。这由不同学科及英文的解释为证： 哲学家认为：非理性就是荒诞无稽和逻辑混乱； 心理学家认为：非理性是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 伦理学家认为：非理性是违背人伦之举； 宗教学家认为：非理性是背离神袛的异瑞； 法学家认为：非理性是越轨行为或犯法行为； 政治学家认为：非理性是缺乏理智的、盲目的政治手段，有时则专指暴力或杀戳。 在英语中，irrational和lacking reason or understanding(缺乏理性或缺乏理解)或干脆和absurd(荒谬的)、senseless(没有意义的)等同起来。 实际上，非理性和理性一样，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只有正副两面性。非理性和理性是一个对子，相伴出现而已，是对子而非对立、对抗。非理性对理性具有诱导、补偿和调节的作用。它使世界充满活力和色彩。它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元推动者。 决策行为源于决策认识。决策认识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决策认识中渗透着思维创造。决策创新依赖非理性素质的发挥。 由于对非理性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的正确认识，决策原则已由完全理性原则和最优原则转换为有限理性原则和满意原则；决策制订模式已由传统理性决策模式、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发展到了埃特奥尼的综合扫描决策模式；决策研究已开始注意不同决策风格与决策对象及决策者职位的适应性问题。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真正纯粹的科学决策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科学决策不仅要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决策方法等理性的要求，而且要符合决策心理、决策认识、决策情感等非理性的要求。 由于现代社会的科技高度发达，社会实践领域极其宽广，以及社会组织和成员的联系十分紧密等，现代决策不论就内容的广泛深刻、形式的复杂多样而言，还是就节奏的快速多变而言，都与以往迥异。总之，其特征是复杂、多变。这就更加需要决策者的敏感性、责任心、承压力、直觉等非理性素质的提高。 素质决定能力，能力体现素质。决策者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其中心理素质含有以下几个方面：A、开拓创新意识；B、果敢决断的性格；C、坚强的意志；D、敏锐的观察能力；E、把握全局的能力(统筹兼顾的能力)。由上可知，心理素质基本上是非理性素质。 非理性素质可以培养。非理性因素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人的头脑所固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在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换过程中逐渐积淀而成的。非理性因素的形成有其自发的一面，也即非理性因索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但非理性因素的形成更有自觉性的一面，也即是非理性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某些途经逐渐地培养出来的。 非理性素质的培养大体可有三种途径：实践的、生理的和教育的。目前最主要的途径是教育。因为教育具有系统性、明晰性和实效性的特点。而现时的生物技术对人的情绪、性格和精神的调节和改变还没有在临床广泛应用。 总之，科学决策需要泱策者忧良的非理性素质。非理性素质可以培养。决策研究应注重对决策者这 J个社会源泉的研究，应进行从事（物）到人的焦点转换。‘ 木来的决策者，将是理性和非理性和谐统一的A备完美人格的人。
武媛[4]2012年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决策作为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复杂的公共行为,追求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是保障决策成效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在现代政府决策中,民主化强调社会公正,公民意愿表达和公民利益整合的程度是衡量决策民主化程度以及判断决策成效的根本尺度。科学是用逻辑来判断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决策科学化追求的是决策成功概率的保证,以此作为衡量决策成效的标准。从本质上说,政府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但是在一定决策环境下,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并不总是呈现正相关状态,二者冲突现象也很明显。遵循民主化要求的决策并不一定符合科学逻辑,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的决策也可能背离民主的价值需求。在政府决策实践中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冲突表现在哪些方面?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寻找出二者的最佳平衡点以避免冲突的产生?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首先对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内涵进行界定,进而对二者关系进行了阐述。在实践中,决策民主化对公平正义的实现要求公民参与,决策科学化合乎逻辑、专业化的需求催生了专家咨询制度的发展。因此,本文接着对中国决策实践中公民参与机制以及专家咨询机制下表现出来的决策冲突现象进行了分析。由于在实践中民主化与科学化并不能分离,由此引发了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将二者区分开来研究的想法,在此基础上探究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通过跨学科的梳理,本文认为政府决策中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区分、政治与行政二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范畴的划分实质上是一致的。运用理论对实践问题的表现、产生原因进行逻辑解释,展开学术性思考,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最后,通过理论层面的研究,本文最终落脚于决策理论,在“垃圾桶决策模式”框架下为协调政府决策中民主化与科学化冲突问题提出了完善制度层面建设的解决思路。
李永强[5]2016年在《税收遵从度研究》文中指出税收遵从度是衡量国家税收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能够直接反映纳税人自觉遵守税法的程度。近年来,中国税款流失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职能发挥,国民经济运行也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提高直接税比例的战略目标又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充分研究、提前部署以应对随之而来的巨大挑战已成当务之急。当前,税收遵从度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众多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其中多数仍以传统经济学为基础,主张威慑理论,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困惑,例如,A-S模型预测的税收遵从度与实际税收遵从度相去甚远,表明传统经济学难以完整的解释现实情况,需要引入新的因素,否则,遵从领域将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基于此,本文试图以行为经济学视角研究非理性因素对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综合分析纳税人的决策行为,以期找到提高税收遵从度的方法。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言,介绍了税收遵从度的相关概念以及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创新点和不足之处,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来完善自己的观点;第二部分分析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税收遵从度的方法、结论,进而表明其解释现实能力的缺陷;第三部分以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影响税收遵从度的非理性因素,从社会、税制和征管策略三个角度展开;第四部分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融合,构建了纳税意愿函数,认为纳税决策是由纳税意愿决定的,自然人纳税人与法人纳税人在决策过程中会有一定的差异;第五部分根据之前的分析得出相关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吴玉桐[6]2008年在《基于有限理性的中国个体投资者行为与投资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以行为金融学理论为基础对我国新兴的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和投资策略进行研究是近几年国内金融学界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探讨投资者基于有限理性前提下的个体投资者行为及其投资策略,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投资策略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这为我国证券市场个体投资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论文首先介绍了与投资者行为与投资策略的相关理论,包括完全理性假说与有限理性假说、标准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等,为本文个体投资者行为和投资策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论文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决策与有限理性的关系。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是标准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各自的理论基础。标准金融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是以“最大化原则”为追求目标的。而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由于受到外部环境及自身的制约,不可能完全理性,是有限理性的。之后文章还对有限理性模型及有限理性的深化发展进行了研究。第三,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研究了认知偏差的发生机理和形成方式,并研究了我国个体投资者典型的认知偏差以及这些偏差对个体投资者的影响。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不尽完美之处如同它们的奇妙之处一样多,人类信息处理过程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认知偏差,包括代表性偏差、小数定律偏差、保守主义偏差、锚定偏差和心理账户等,这些认知偏差是导致市场异象的根本原因。第四,从情绪心理学角度,介绍了心态及情绪的概念、特征及对投资者的影响,重点分析了我国个体投资者的典型心态与情绪,包括投机心态、暴富心态、贪婪、恐惧和浮躁等,并重点研究了群体对个体情绪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羊群行为。心态是个体对外部客观事物的起点和平台,是一个参照点或基点。良好的心态能够引导投资者理性地看待问题,对投资者来说受益无穷。而情绪的发生一般具有强烈性、暂短性和急剧性的特点。良好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可以引导投资者理性决策和投资。第五,在全面了解个体投资者认知及心态情绪偏差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基于有限理性的自我管理与投资策略。不同个性的投资者风险承受程度不同,即使同一类型的投资者承受风险的程度也不同,不同个性类型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体投资者应采取的投资策略也不同。个体投资者应该加强在投资过程中的自我管理,包括投资前的心态管理,投资过程中的情绪管理以及投资过程中的节奏控制等等。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良好的心态和情绪控制是投资成功的一半。了解自己,战胜自己,是个体投资者成功的首要条件。最后,本文选取了沪深股市从2001年到2007年的数据,对逆向投资策略和惯性投资策略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实证研究证明,逆向投资策略是个体投资者最佳的投资策略,惯性投资策略并不适用于个体投资者。这为我国个体投资者在今后的投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王军[7]2004年在《当前我国理性行政决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决策是当今管理领域研究的一大热点。决策者必须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行政决策日趋理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当前我国行政决策中仍然存在许多非理性甚至反理性因素,并且,我国的理性行政决策也面临着许多困境。 我国传统的实践理性只是一种前科学的、早熟的理性,它不太重视抽象的逻辑推理,过于强调直觉体悟,这种实践理性运用到行政决策中,必然导致过分强调经验,因而精确性上有所欠缺。再加上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的行政决策存在许多非理性现象,这些非理性乃至反理性因素,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存在着抽象性、先验性、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等不可克服的缺陷。这种理性指导下的行政决策,必然导致对人的价值的忽视,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将传统理性观(包括中国和西方的两大传统)加以改造,进而建建立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理性行政决策机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这就需要我们立足现实,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的理性观,同时借鉴非理性的一些积极因素,使之成为科学的理性观,并且结合当前科学的决策的一些成果,进而建立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理性行政决策机制。
苏曦凌[8]2011年在《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文中指出行政决策主体的精神世界是由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仅包含着理性的逻辑思维,而且包含着需要、情感、意志、信念、直觉、灵感等非理性精神因素。所以,对于行政决策的活动规律的探索,不仅应当注重理性维度研究,而且应当充分重视非理性维度的研究。所谓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的研究,是指着眼于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以数理统计、运筹学为研究工具,以理性的备选方案设计为研究内容,以建立理性决策模型为研究结果的规范性研究形式。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的研究则是指着眼于主体的非理性精神因素和非理性行为倾向,以社会学、心理学为研究工具,以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作为研究内容,以归纳主体的行为特征为研究结果的描述性与规范性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作为对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所作出的初步尝试,本文致力于解决三个紧密相关的基本问题:其一,研究论题是否成立的问题,即作为人类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行政生活的有效途径,行政决策是否存在着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行为?其二,研究对象的现实状态问题,即如果能够确定行政决策非理性的真实存在,行政决策非理性的活动规律与价值究竟如何?其三,研究成果的实践运用问题,即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功能、规避其消极后果,应当如何对行政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予以调适?针对以上三个基本问题,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论原则,以对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作为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以行政决策主体的内隐的非理性因素和外显的非理性行为作为本文研究的基本对象,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决策制度、行政伦理、组织氛围、决策技术等层面全面地提出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基本路径。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在分析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阐释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宏观层面提出对这一研究的基本框架的理论构想,从而为全文确立逻辑线索与技术路线。第二章是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的基本任务,是确立和分析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梳理、归纳哲学认识论、心理学、前景理论中相关研究成果,为全文的研究构筑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分析,从非理性因素的概念界定出发,分别对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因素的自组织作用和功能形态进行了探讨。第四章是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行为分析,在严格界定行政决策非理性行为的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从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对于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行为的类型、表现、特征进行了探讨。第五章是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实证分析,通过对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分析,检验前景理论在行政决策领域的适用性,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行政决策主体的各种认知偏差进行了检验,并对行政决策主体的动机模式和行为方式进行了调查分析。第六章是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路径分析。从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行政决策制度、营造良好的行政决策氛围、促进行政伦理的内化、科学地运用行政决策技术四个方面提出了实现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功能耦合,从而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基本路径。第七章是研究总结与展望。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创新主要体现为:第一,较为深入地阐释了开展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必要性,尝试性地提出了这一研究的基本纲领。第二,通过对全面理性行政决策模式的批判与反思,深刻地分析了行政决策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第三,对行政决策主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形式和功能形态予以描述与分析,自组织是主体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基本存在形式,非理性因素的功能形态包括理想形态和不理想形态两种。第四,对行政决策主体非理性行为的内涵界定和结构类型分析,非理性行政决策行为是指主体没有对行政决策的价值目标予以恰当权衡,没有实现与行政决策环境拟合的行为,其基本结构包括个体层面的非理性行为和群体层面的非理性行为两个层面。第五,对行政决策非理性展开实证分析,检验了前景理论在行政决策领域的适用性,对行政决策主体的各种认知偏差进行了检验,对行政决策主体的动机模式和行为方式进行了调查分析。第六,系统地构建了对行政决策非理性予以合理调适的行动路径,综合运用决策制度、组织氛围、行政伦理、决策技术等多种手段,引导、规范、感染行政决策主体,从而使得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本文的研究提出了较为可行的研究行政决策非理性的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探索了行政决策主体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行为的活动规律,构建了合理调适行政决策非理性的行动路径,不仅有利于公共行政学知识的增长和视野的拓展,而且为推进我国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师容[9]2015年在《注意力、时间和知识：我国政府决策的核心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学技术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增加了公共领域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表现为公共问题难以用单个主体的知识或技术解决,又表现在多元参与主体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与利益冲突。于是,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和克服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需要根据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思考新的治理方案,政府则需要积极地适应新的环境,适时地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长官意志”与“本位主义”依然存在,亟需对政府决策环境深入研究,以便弄清在复杂和不确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下政府决策失效失误的原因。与此同时,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论探讨一直没有停歇,对政府决策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却均未对政府决策影响因素的作用分类进行系统梳理。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与理论背景之下,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分析,将政府决策的影响因素分为可能的影响因素、可重合的影响因素和核心影响因素,结合不同学者有关决策会受到注意力、时问和知识的制约研究,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得出：注意力、时间和知识发挥的作用是渗透在其他影响因素之中的,这三种因素才是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核心因素。在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决策模式朝着开放、协商、合作的方向迈进,政府决策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注意力、时间和知识因素对政府决策的制约效应分别但不均衡分布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高效决策的过程中。本研究运用系统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分别阐述注意力因素、时间因素、知识因素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机理以及优化对策。文章认为,注意力通过五个引发要素作用在政府决策议程建立和决策方案选择阶段。时间通过时间限制、时间压力、节奏和时机对政府决策施加特定的情境效应。知识应用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受到知识转化、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的障碍化影响。为了不断地探索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高效决策的方法,需要合理地配置政府注意力、有效地把握决策时机、科学地运用决策知识。为此,就需要打破政府低速运转的状况、改善决策者的拖延症状、降低决策失误率,提高政府对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这些均需要在三种核心影响因素的互动与整合中共同推进。对政府决策核心影响因素的上述研究,有助于合理掌握政府决策过程中的注意力边界、时间边界与知识边界,有助于积极培养决策者的应变能力和决断能力,从而为政府制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张晓峰[10]2016年在《中国转型期政策创新中理性与非理性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从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进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彼此交织在一起推动政策创新和发展的,不存在纯粹的理性因素或纯粹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必须始终将改革政策的运行置于理性掌控之下,同时尽量避免将理性绝对化的"理性僵化"现象。在理性指导下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尽量避免将非理性因素绝对化的"非理智"现象。
参考文献：
[1]. 政治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研究[D]. 周洁怡. 燕山大学. 2011
[2]. 非理性购买决策与行为研究[D]. 赖泽栋. 厦门大学. 2007
[3]. 科学决策与非理性因素研究[D]. 祁雪瑞.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4]. 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问题研究[D]. 武媛. 西北大学. 2012
[5]. 税收遵从度研究[D]. 李永强. 安徽财经大学. 2016
[6]. 基于有限理性的中国个体投资者行为与投资策略研究[D]. 吴玉桐.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8
[7]. 当前我国理性行政决策研究[D]. 王军. 河海大学. 2004
[8]. 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D]. 苏曦凌. 湘潭大学. 2011
[9]. 注意力、时间和知识：我国政府决策的核心影响因素研究[D]. 师容. 东北大学. 2015
[10]. 中国转型期政策创新中理性与非理性作用研究[J]. 张晓峰. 阅江学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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