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与流动人口——2.春运与农民工：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运论文,流动人口论文,农民工论文,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运输现象，和中国人讲求春节家庭团圆的传统相连，更和工业化的社会变迁、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相关。上世纪80年代初农民尚少流动，春运并未引起关注。80年代中期，回家过春节的群体里增添了打工者，节后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多。1989年初春，内地涌向东南沿海的农民流动剧增，铁路运力有限，一时许多大的车站都滞留数万外出农民，爆发了第一次民工潮，舆论哗然。此后，每年春运民工潮涌，春运日客流量在平时的3倍以上。春运人数年年创新高的最大增加客流，是外出打工的农民。于是，春运和农民工①几乎变成了同义语。农民流入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但家庭没有随之迁移，仍在内地农村，家分两头，平时很少回家，多是春节回乡团聚，节后又匆忙返回就业地。新增农民工不断加入这种候鸟式的流动，致使由学生、旅游者、农民工等组成，而以增长最快的农民工为标志的春运人口大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一部春运史，就是一部农民外出打工史、改革开放史。
由春运承载的农民流动打破城乡壁垒，把农民就业诉诸社会。农民工适应了工业化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急剧变动，越来越显示对发展的巨大作用。农民工流动开始了以人为主体的城乡相互开放和沟通。不仅作为劳动力，而且作为劳动者和公民的农民工，其劳动权益、居住、子女教育等社会需求，推动着对基于二元户籍制度的不平等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春运展示了农民追求发展，改变自身命运，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潮流，承载了劳动收获，也承载了痛苦和无奈。一些农民工在城里工作5年、10年或更长时间，仍不能在城里定居，不得不春节期间往返于城市和农村。春运是一个窗口，可以通过30年春运与农民流动，考察改革发展的成就、经验、问题与前景。
1 春运客流与农民工跨区流动同步增长彰显工业化进程中农民转移的主动性和大趋势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春运因民工潮凸现。改革前城乡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民流动。1978～1983年，农村实行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发展农业、解决温饱是起初的主要目标。同时，家庭承包把农业富余劳动力从人民公社低效率的集中劳动中解放出来。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首先发展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转移。1983～1988年，6300万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农民外出就业1983年仅200万人左右。1984年对农民到县以下城镇务工经商放宽了政策，允许长途贩运，为人口流动开了口子。沿海地区和城市工业化推进，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一定水平后，对外来劳动力提出了需求。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乡镇企业薄弱，人多地少的压力迫使一些农民走出家乡，寻找就业增收出路。农民流动在不被人们注意的情况下，由少到多、由近到远，逐渐发展。广州铁路员工回忆，1984年前春节时旅客增加并不明显，春运期间每天增加客流只比平时多1000人左右。而到1986年春节，突然每天增加1400人，每天发送的人数1.8万人。到1989年，春运客流每天已达到3.8万人。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1989年，爆发了以内地农民向以广东为首沿海地区流动的民工潮。全国农民流动由200万人增加到3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约700万人。由此，农民工登上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经济社会舞台，成为春运的主角(见图1)。
图1 1986～2007年广州火车站春运日均客流量趋势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和确定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鼓舞下，改革深入，开放扩大，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就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通过乡镇企业的就近转移，成为转移的主渠道。农民外出就业规模迅猛扩张，年均增长达到15％。流动范围扩大，跨省流动比重大幅上升。199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60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增长2.1倍；跨省流动的比重达到35.5％，比1989年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到2000年，已接近1亿人。中西部地区是主要的流出地，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是主要的流入区域。这期间，铁路春运客流由1991年的6185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3亿人次。
第三阶段，进入新世纪，农民外出就业继续平稳增长。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速开始放缓，2002～2006年年均增长6％左右，但年均增长数量达到678万人。2007年外出农民工总数达到1.37亿人。农民工就业日趋稳定，农业部的调查显示，2005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占57.8％，比2002年提高了6.6个百分点。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流动“家庭化”和居住的稳定性趋势明显，从以前男劳动力外出“独闯”，逐渐演变成夫妻二人同时外出务工以及携子女外出的形式，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已经占到20％以上。这期间，铁路春运旅客也由1.3亿人次增加到1.56亿人次。民工流每年在8000万人以上，占铁路春运客流总量的60％左右。
春节期间，农民工在就业地与家乡之间的往返交通形式，包括铁路、公路、水运、民航，但以铁路为主。据了解，在农民工源头之一的安徽阜阳地区，2006年到外省务工的农民发展到近600万人，其中90％左右的农民走铁路。由于农民是因为穷才到外地打工的，自然考虑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最省钱。从阜阳到上海，长途汽车的价格是120元；而乘火车的价格是46元，如果乘坐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使用过的货运棚车代替的客车，仅需12元。差价在3～10倍。阜阳到宁波，火车票价63元，汽车票价200元，春运高峰期，汽车票价涨到300元，火车票与汽车票的差价是4～5倍。农民说，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走呗，所以一般首选绿皮火车。由此，铁路春运旅客数量的变化与农民外出就业数量的增长较为贴近(见图2、3、4)。
春运为农民走出农村、走进城市、进入工业、投入市场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流动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在大举进城。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行为方向，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经济社会重要的发展走向。春运期间，农民外出的辛苦程度是局外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坐过大棚车、闷罐车，一个车厢挤入的农民工超过定额的1倍以上。他们为了不上厕所，20甚至30小时的旅程不喝水，很少吃东西。1990年代初期，数次出现铁路列车的弹簧被压死的情况，但农民外出就业势不可挡。
2 越来越多农民通过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春运冲破城乡二元结构
春运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农民流动的微观层面看，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相当长时期主要是利用传统社会关系网路进行的，特别是由已外出的农民工吸引、协助家乡农民走出去的，而这种带动主要发生在春节期间。据调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外出就业20％～30％是自闯门路，半数是通过亲友、村邻带出去的。到90年代中期，通过亲友、村邻带出的外出就业人数上升到70％左右，个人闯荡出去的比重下降到10％左右。农民打工一年辛苦在外，春节期间不能不看望父老，过几天家庭团聚的日子。这同时伴随着他们向家乡亲友、村邻，介绍打工的收获和见闻。他们在外见了世面，增长了本领，虽然他们在发达地区是低工资，但打工收入远远高于在家乡务农的收入，由此吸引更多就业无门、收入低下的农民，在春节后跟随他们走上进城务工的路子。春节期间成了外出农民工与在乡农民信息交流、“职业介绍”、外出服务最活跃的时期。因此，春运期间，节前农民工从沿海城市流回内地农村，节后是从内地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节后运量超过节前。每年的新增外出就业在春运期间形成一个高潮。据四川省劳务办的调查统计，全省1998年回川过节的民工约210万人，节后外出的民工约290万人。安徽阜阳火车站2002～2004年，每日发送旅客节前为6000人左右，节后为5万人左右(见图5、6)。节后旅客流向集中在上海、广州、北京3个方向。这3个方向2004年春运共发送101.1万人，占春运旅客发送总量的90.8％。农民流动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发展壮大。
外出农民工发现了就业、挣钱的机会，首先告诉他的家人、亲戚，进而是邻居、同乡。这使得外出就业带有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色彩，但它实现的却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联系的农民走向现代化的流动。正是由于这种依托亲缘社会关系的流动，在发达地区和城市形成了农民工一定程度的带血缘地缘色彩的聚集。东莞市厚街镇聚集了数万来自安徽蒙城的农民工，深圳市的出租车司机市场主要由湖南攸县的农民所占领，上海的汽车维修门市部多数由安徽肥东县的农民工开设，广东南海、顺德仿古家具企业的工匠师傅多来自江西南康。一些城市的建筑业劳务基地，实际上不是城市的安排，而是一些地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在有专长的工匠师傅率领下亲邻相带，进入城市建筑市场，占领一席之地。河南平舆县农民工打造出防水的品牌，湖北云梦县周田村、钟祥市石牌镇的豆腐走向全国，固始县在京收废品的农民就达5万多人。随着实践的发展，不同的农民工群体进入不同的地区或行业，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中锻炼成长，使带传统色彩的流动聚集孕育了劳务输出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
从宏观上看，农民通过春运为主的艰难旅程，冲破多年的城乡分割体制壁垒，进入城市，使现代城市的工商服务业与传统农区的农民结合起来。我国长期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非农就业逐步转为当地劳动者就业的主体，而广大不发达地区农村还是以传统、半传统的农业为主，存在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农民利用铁路等交通工具流动，年复一年，已使不发达地区1.3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实现就业，连同就近转移的农民工，总量已达2.3亿人，成为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打破资金稀缺的瓶颈，弥补技术落后的劣势，推进工业化迅速发展，吸引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发展对外贸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铁路、公路成为一些农民奔向小康的桥梁。农民流动把传统农区的农村、农民和城市发达地区蓬勃发展的现代工商服务业连接起来，挂靠上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列车。劳力东流，资金西流，劳务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1990年代以来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约有一半归功于农民流动就业。大量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和发达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人地矛盾，腾出了市场，为务农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流动就业是所大学校，提高了劳动者素质，部分掌握了一定技能，积累了部分资金，开阔了眼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又成为推动不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民营经济和小城镇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可以说，与春运息息相关的农民流动，构造了城乡沟通充满竞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依靠市场自主转移就业的机制，形成了特别能吃苦耐劳、短时间内适应新产业的劳动大军，打开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开辟了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三农”问题解决的路子。
3 春运需求拉动运力供给增长，服务伴随农民工政策范式转变而改进
春运和外出农民工流动存在着三种矛盾：人口流动的需求与交通运力的矛盾，农民工出行需求与交通部门职工服务的矛盾，农民进城就业与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的社会管理政策、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运动推动了有关的发展和改革。
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②。由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展引发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民进城就业，改变了过去一潭死水的局面，给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注入生机活力和巨大的推动力。同时，它使原有城乡、区域之间的交通运输能力与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在“春运”中突出地显现出来。1989年初春，几百万农民南下爆发性集聚流动，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中国第一次感受到“春运”的压力。1993、1994年铁路春运全面告急。每当春运，铁道部实行特殊运行图，加开大量临时客车，大量停止货运。即便如此，买票难、挤火车难、回家难，仍是最让农民工头疼的问题。春运吃紧成为推动铁路等交通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年来，国家把交通建设作为战略重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使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都快马加鞭地追赶需求。客流量的增加和运输能力的提升同时进行，农民工流动和其他人口流动的持续增长，推动着交通建设的持续发展。1978年我国铁路拥有营业里程仅仅为5.2万公里，机车10179台，其中内燃、电力机车仅占21％。经过不懈努力，现已形成“八纵八横”的铁路干线网，至2007年铁路拥有营业里程7.8万公里，居世界第三，其中电气化占32.7％，复线占34.7％；机车1.83万台，内燃、电力机车占99.4％，全部干线实现内燃电力牵引，实行了五次大提速。能通到乡村的公路网总里程已达187万公里，高速路总里程已达3.5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急剧增长的农民流动，不仅对交通运力提出了要求，而且对交通部门的服务管理提出了挑战。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面对汹涌而来的民工潮，车站和铁路运输条件很不适应，社会舆论对农民外出褒贬不一，有的把他们称为盲流，农民工受到的待遇很难称得上服务。在车站忍饥受冻排队购票，车上拥挤不堪，有的乘坐简陋的大棚车。农民能够实现外出，就不管耗费多少时间、精力，也算达到了心愿。一些铁路职工回忆说，当时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工作量猛增，忙得黑白不分。在那种情况下，对农民的态度能好得了吗？农民得到的待遇就是“大嗓子”和“尖哨子”，农民和车站之间的矛盾是相当深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农民流动的认识不断加深，接受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背景下发生的民工潮。开展春运不再仅仅视为完成运输任务，而是把农民作为宾客，是来自农村的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乘坐自己的交通工具去摆脱贫困，要为农民着想、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安徽省阜阳火车站的服务就是一个缩影。他们说：“农民外出一人致富全家，几户打工带动全村，农民走这条致富路选择乘坐火车，是对火车安全可靠的信任，我们不能把农民看成包袱，而要把他们当成财神，要帮助他们走好。”他们认为，坐火车的农民越多，说明家乡的经济越来越好③。从为农民服务好出发，他们年年搞春运客流调查，调查不仅是要知道农民去哪里打工，而且是要为农民办实事，省些钱。他们看到阜阳农民工有15万人经由上海转向杭州、宁波，不仅费时，而且每人多支出12元。2000年就提出增开一列从阜阳到杭甬地区的列车。到2004年4月1日，从阜阳到宁波的5023次普通列车开行，这一愿望得以实现，短短两年时间为农民节省了1800多万元。在全国，1996年运送农民工使用的大棚车退出了历史舞台。公路、铁路、民航、水路等的运输竞争也推动着服务的改进。火车购票电子化。近年发展了农民工的团体购票、送票，设置农民工专门购票窗口。这些服务，过去只适用于学生、军人。2000～2006年，曾实行过铁路春运期间票价上浮，其中硬座票价上浮15％，其他席别上浮20％，学生票和革命残废军人票价不上浮。当时，人们认为票价上浮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因为春运期间运输供不应求，但是农民工在外地就业只是到春节才返乡与家庭团聚，票价上浮并不能改变农民工春节回家的迫切需求，涨价实际是主要损害了农民工的利益。在国家政策转向城乡统筹、公平对待农民工的形势下，实行了6年的铁路春运票价上浮，到2007年予以取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交通运输对农民工服务的重大转变。
一年又一年的春运展示着农民流动的进展，农民跨区域流动、进城就业的实践推动着政策的变化。1984年，提出打开城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是顺应从家庭承包经营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的前进势头。主要是允许农民到县以下小城镇就业。通过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在1980年代中期获得了蓬勃发展，被称为农民的第二个伟大创造，构成了19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大发展、上台阶的重大因素。当时很多同志陶醉在我们通过乡镇企业找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道路，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秘诀。但就在这个时候，以不发达地区为主的农民悄悄进行了与乡镇企业不同的跨区流动、进城就业，很快在1980年代后期，形成了几百万农民向东南沿海流动的民工潮。按照今天的观点，这是农民的第三个伟大创造。但是，当时对此缺少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在农民工一度被称为盲流的那个时期，一些城市采取堵的措施，有的甚至提出用铁扫帚把农民从城里扫出去。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党中央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市场经济不能没有要素市场、要素流动。从这个大的体制走向上，肯定了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但是，计划经济和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仍然严重。因此，虽然承认了农民流动，但是仍然把农民就业的支配权掌握在政府部门的手中，由政府部门审批、发证。以为农民的自主流动是盲目无序的，只有实行行政控制的流动才是有序的、才有利于社会安定。甚至希望通过抑制盲目流动，把农民的转移就业仍然圈在就近转移的圈子里。在国有企业改革，一些城镇职工下岗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提出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对没有经过政府审批、办证或证件不全的农民工进行清理、罚款，甚至收容遣送。这些歧视性限制政策增加了农民流动的障碍和成本，但是并不可能限制住农民流动的发展。到199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人们发出农业脆弱、农村落后、农民最苦的呼声，而农民的外出就业对农民增收的价值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在世纪转换的时候，党和国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着手调整对待农民流动的政策。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服务、加强管理的方针。2003年按照市场经济和城镇化方向取消了对企业用工的行政审批和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随之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办证收费、收容遣送，代之而来的是赋予农民平等就业的权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提供培训支持，开展公共服务。因此，春运30年伴随着农民流动政策的巨大变化。这种社会政策的巨大变化，是农民流动付出代价换取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带来的。这是农民工在春运中的权利受到重视，服务得以改善的重要原因。
4 解春运之难不只在交通建设，根本在于破除农民变市民的体制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即便投入交通建设的人力、物力不断增加，铁路、公路发展迅速，运能仍不能满足需求。交通建设努力带来的效果，被逐年增加的客流量冲抵了。在拥有2000多万农民工的珠江三角洲重要出口广州火车站，每当春运，全国就有相当一部分客运车辆调来作为临时客车；在经广州站的铁轨上，除了开往香港的，其他所有货物列车都基本停运；广州火车站高峰时段每9分钟就发一趟车，已到了火车发车间隔的极限。好像一到春运，就永远是处在客运紧张的原点。2008年春运，芜湖车站一大学生被挤下站台死亡。雨雪灾害更加剧了农民工回乡过春节的难度，暴雪下在华中，火车堵在路上，旅客挤在广场，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以农民工为主的旅客从1月26日的10万人，持续增加到2月初的30～40万人。
“春运难”挥之不去，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农民工是不能不回家过春节的人。没有一个群体的回家之路像农民工如此艰难和漫长。这使得我们无法回避其背后长期存在并有待深入解决的一系列深层社会问题——城乡分割、贫富悬殊、就业艰难、分配不公、特殊的户籍管理制度等。春运之难，难在农民工只能流动，不能在所就业的发达地区和城市留住。农民工为什么大规模回家过春节，春节后很快再回来，根子在社会体制把农民工家庭的人分割开了。如果农民进城，家里的一些主要亲人也在城市，很多人就可能不回去了。解决春运难，需要继续加强交通建设，但不解决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体制问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要使交通建设达到春运短时间的超常需求也并不经济。
解春运之难，就要推进解决有关农民工的体制问题和社会矛盾，最关键的是要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确定了统筹城乡、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保护合法权益为核心的农民工政策方向，在就业机会均等、制止工资拖欠、加强培训、维护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是，农民工的许多问题仍然突出。工资偏低。居住被排斥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只用青春，80％以上的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险，特别是缺乏养老保险。即使是百分之十几的农民工参加了养老保险，他们的工作地点变动了，养老保险并不能转移接续。相当多农民工随迁子女仍在靠农民工交费运转的民办学校读书，他们不能在父母就业地参加高考，就要在中学阶段回乡读书。尤其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稳定就业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制度性障碍，至今基本没有改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101个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进城就业农民工实现迁移落户的仅占1.7％。农民工家分两地，不仅使人口流动、交通运输不正常，春运的难题不好解决，而且影响更广泛、更深层次问题的解决。现在我国数以亿计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实现了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集中化转移，变成了农民工，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农民工变为城镇居民的转变难以继续。农民工的进一步转变受阻，“城里不开门，农村不断根”，他们就要在家乡保留承包土地、宅基地和留守妇女、儿童、老人。这种转移起不到减少农民，促进土地向务农劳力稳定流转，改造传统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农民工把青春献给城市和发达地区，而把养成、养老的成本留给农村，城乡区域差距就不会缩小，只会扩大。这种局面不改变，就将严重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影响向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转变。
各方面的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有必要也有可能着手推进解决农民工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迁移落户问题的阶段。要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的供给范围，由租房过渡到购房，解决其居住问题；要投资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和素质，投资教育，解决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问题；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立工会与企业主协商的制度，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同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变为城镇居民。就长远而言，只要我们积极发展经济，大胆推进改革，改变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扎根的现象，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就业地安居乐业，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根本转移，为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创造资源重组的有利条件，又推进农村自身的改革发展，加大对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就可以逐步解决一些造成目前春运不正常的各种体制问题和社会矛盾，使春运恢复本来的正常“面貌”，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主要是指户籍身份在农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员。广义的农民工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和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
②人们指出，在市场发育成熟的珠江三角洲，春运成为运输业刺激供应、扩大内需，保持全年市场平衡的龙头。当地公路客运有这么一句流行语：“春运一个月，赚够半年粮”，广东省汽车站40天的春运利润，占全年效益的40％。滚滚春运，牵动滚滚财源。春运期间广东客流量高达7000多万人次，这一相当于全广东常住居民的人口迁移，带动了多大的内需市场，大包小包的旅客行囊，背走了多少广东食品、服装、小家电？放眼全国，面对春运近20亿人次的巨大客流，又将带动多少物流和资金流！
③阜阳火车站站长曾说：“1973年建阜阳站，现在已经安全行车5000天。俺这里的特点是，农民多，旅客90％以上是农民。过去，俺把春运当包袱，刚发送30万人那会儿，俺真愁，职工喊累，农民喊急。可现在，俺站转变了观念，把农民当财神，最大限度地关爱农民兄弟。俺阜阳地区穷，农民外出务工，是重要的就业渠道，都是父老乡亲，阜阳站没有理由不为他们服务。你想想，他们两手空空地出去，一年挣回80个亿回来过年，为啥不叫他高高兴兴地来去呢？”(见张西，“春运：阜阳现象——安徽阜阳火车站调研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