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还是资源依赖：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事会论文,家族企业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5-0045-05
董事会构成是指董事会成员的结构和特征，例如董事会的规模、CEO的二重性、内部和外部董事比例等。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研究的意义主要来自家族企业的现实需求。首先，董事会在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日显重要，有学者甚至认为董事会在小型家族企业扮演比大公司更重要的角色(Johannisson等，2000)；其次，董事会构成是董事会研究的重点，因为它影响了董事会的作用和角色、公司业绩、董事会工作方式和运作过程等(Huse,2000)。但与此同时，在招聘职业经理人的广告充斥各种媒体的时候，却很少发现寻找公司董事的广告。学术界对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方式和过程的研究也依然十分缺乏(Pettigrew,1992)。许多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其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其中包括合理的董事会构成。本文将回顾和评述国外关于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研究文献，包括董事会构成的研究内容、影响因素、形成过程，最后对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
一、家族企业董事会和董事会构成
1、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研究变量。目前最经常被用于描述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变量和大型上市公司的没有显著差别(Huse,2000)，董事会的规模、CEO的二重性、内部和外部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等变量被大量应用于描述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构成。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存在许多的差别，仅仅采用那些用于研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构成研究变量来研究家族企业可能存在一定缺陷(Corbetta和Salvato,2004)。Corbetta和Salvato(2004)提出了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包含董事会的独立程度和资源能力两个部分，前者包括非关联外部董事比例和CEO的二重性，后者包括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活跃程度等。Astrachan等(2000)认为，除了应该关注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数量外，还应当注意由家族推荐的非家族(外部)董事的数量，因为他们可能也代表了家族成员的利益。
2、家族企业董事会的相关理论。董事会的构成与董事会的作用和角色密切相关，用于分析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也常常用于分析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构成。但由于家族企业的特点，有学者认为有些理论如代理理论并不适合用于分析家族企业(Salvato,1999; Forbes和Milliken,1999)。因为在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控制角色得到淡化，而服务和资源的角色更为突出，家族企业设立董事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和资源(Corbetta和Salvato,2004)。因而，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分析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常用的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一个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其控制关键环境资源的能力，企业董事会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这些资源(Cowling&Westhead,1996)。通过董事会，企业获得通过其他渠道难以获取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建议、诀窍、忠告；企业的合法性和形象；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沟通的渠道；从企业外部关键资源拥有者处获得支持的优先权(Salvato,1999)。提供企业发展的资源和服务是董事会存在的主要理由，因而董事会的构成取决于家族企业拥有和控制资源的状况。企业通过增加董事会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交叉任职，从而使企业与它的外部环境以及关键资源之间的联系得到强化(Huse,1995)。
新制度主义理论更进一步突出了董事会为企业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根据这一理论，众多组织采取相似的行为是为了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压力，其目的是让企业的组织形式被社会环境所接受，从而获得合法生存的空间(DiMaggio&Powell,1983)。来自这种社会制度化的压力，导致企业为了获得合法性，采用了相似的董事会构成(Salvato,1999)。DiMaggio和Powell(1983)认为三种制度化的压力导致董事会结构趋同现象的出现。一是强制的趋同，来自政府部门的法规和企业相关利益者直接或非直接的要求产生了强制性趋同。例如，日益增强的相关利益者力量，导致公众和市场更欣赏那些采用董事会以及导入外部董事的企业；大量采用董事会治理结构的上市公司给家族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压力和更便利的模仿对象；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更多的家族企业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公司治理制度，从而使一部分家族企业采用更为开放的公司治理结构；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些跨国协议日益强调公司治理结构在信用等级评估指标中的比重，鼓励企业采用积极开放的董事会(Corbetta & Salvato,2004)；二是标准化的趋同，教育和培训以及行业协会的推荐促使许多企业采取了相似的董事会构成模式；三是模仿的趋同，当企业面临的目标和环境不确定时，企业为了降低风险，直接或间接地学习和模仿产业或所处地区中其他企业的董事会构成。
关于在分析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时具体应该采取哪种理论，Corbetta和Salvato(2004)认为，这些理论在解释方面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每一种理论都能够部分地解释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他们建议应该从多种理论的而不是单一理论的视角来探讨家族企业董事会。另外，由于家族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应用不同的理论时应该关注其应用的前提条件，例如家族对企业影响和控制的权力大小、家族成员对企业贡献的广度和深度、家族对企业的承诺以及家族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融和程度等。
二、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影响因素
和大部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不同，董事会构成的研究是将董事会的构成看成是一个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Huse,2000)。研究认为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受到家族、企业和环境特征、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因素的影响。
1、来自家族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与家族有关的特性影响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构成，但这些特性的选取与家族企业的定义有关(Corbetta & Salvato,2004)。目前家族企业的界定可以分为本质特征法和家族参与要素法(窦军生和贾生华，2004)。本质特征定义法认为家族企业具有不同于非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通过这些特征(所有权、管理权、管理企业家族代数等)可以将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区分开来，而这些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变量影响企业董事会的构成(Corbetta & Salvato,2004)。
第一，家族拥有的所有权比例对董事会构成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当家族的所有权比例降低，非家族的外部股权增加时，外部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将相应增加。Fiegener等(2000)比较了企业外部股东、企业规模、企业继承等变量对家族企业聘用外部董事的影响，结果发现，聘用外部董事的影响力主要来自拥有企业股权的非家族成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些外部股东对包括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决策形成了最重要影响；其次才是CEO因企业规模增大和企业继承需要而借助外部董事的影响。他们认为外部股东对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影响远超过了家族自身对企业成长等需求而产生的影响。
第二，家族对企业管理的参与程度影响了企业董事会的构成(Fiegener等，2000)。一般而言，家族企业董事会的规模普遍较小，外部董事比例也较低。这是因为外部董事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帮助所有者监督管理者，由于作为大股东的家族成员积极参与了企业的管理，因而在董事会其他作用不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控制作用减弱，董事会规模和外部董事数量都较小。许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美国私营企业的平均董事会规模为5人，45％董事会没有外部董事，仅有不到1/4的企业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占主体。Forbes和Milliken(1999)发现在选取的外部董事标准方面，家族企业CEO更关注个人关系或理念的相似，认为这是因为家族成员更多参与了企业的具体管理事务，从而更关心与外部董事的日常沟通问题。
第三，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影响了董事会的结构。有研究发现，公司创立者管理的第一代家族企业董事会规模和聘用的外部董事比例普遍小于多代的家族成员管理的家族企业(Salvato,1999)。这是因为身为公司创业者的CEO对公司有更强的控制欲望，担心外部董事可能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因而更少聘用外部的独立董事(Daily和Dalton,1993)。但Fiegener等(2000)的研究发现，CEO是否为创业者对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他们认为创业者希望为后代保留企业控制权的愿望也许比他们自己控制企业更重要。研究还发现，当企业处于领导人更新换代更迭期，准备将领导权传给家族成员的CEO将更多利用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来协助完成这一接班过程，目的是借助外部董事来帮助他或她减少对公司的管理、帮助制定继承计划、以及训练继承者等；但当CEO准备将领导权转交给非家族成员时，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则相对较少。
另外，许多研究还认为，由于家族企业本身存在着差异，影响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因素还必须包括CEO的个性和经验、管理团队的构成、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企业的复杂性等(Corbetta和Salvato,2004)。例如，O' Neal和Thomas(1996)研究发现，CEO选择外部董事的标准随着其生理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这是因为选择标准受到了CEO的职业、社会和个人网络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网络将随之扩大和外化，CEO也对外部董事的特性和能力(管理、战略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家族企业定义的参与要素法是以家族参与程度和参与模式为变量对家族企业做出一系列的操作性定义。该定义认为家族对任何企业均可能产生影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确定企业是家族还是非家族，而是家族以什么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和影响企业的经营(Salvato,1999)。这一定义的主要代表是Astrachan等(2002)提出了一个从权力、经历、文化三个维度评估家族对企业影响的F-PEC测量指标。权力维度包括所有权、治理权、管理权，经历维度包括拥有公司的家族代数、经营公司的家族代数、参与公司经营的家族企业人数，文化维度包括描述家族和企业价值观相互认同程度以及家族对企业的承诺程度。
Corbetta和Salvato(2004)根据F-PEC测量指标，提出了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权变模型(图1)。董事会成员的独立程度和董事会的资源能力组成了董事会的构成，他们受到了家族企业权力、经历、文化等三个方面的影响，并影响了董事会所扮演的企业控制和资源提供两个重要角色，最终影响了企业经营的业绩。根据这一模型，董事会的构成直接受到了家族权力的影响，家族权力越大，企业非关联外部董事比例就越低，CEO兼任董事长的比例就越高，董事会的规模就越小，从而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提供资源能力就越低。文化和经历维度分别间接作用了家族权力对董事会构成的影响，家族和企业之间高价值认同以及家族对企业的高承诺将降低代理成本，从而减少对董事会独立性的需求。丰富的家族经历将为家族和企业增加有价值的商业经验，从而减少企业对大规模和外向董事会的需求。
2、企业和环境特征：这个权变变量包括家族企业规模、产业、地理位置、法律形式、组织类型、公司年龄、企业发展阶段等。许多的研究表明，小企业的董事会规模也较小，外部董事比例也低(Huse,2000)。Salvato(1999)认为，环境的不确定程度和地区文化影响了董事会的构成。面临高度不确定环境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模仿他们知晓和信任的其他企业董事会，聘用更多外部董事，董事会规模也更大。Zahra和Pearce(1989)认为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影响了董事会的角色和构成，尤其是企业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转换将引起董事会构成的变化。例如，随着企业的成长，聘用更多的外部董事将是企业进行管理变革的重要步骤。
3、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管理者或管理团队以及家族成员。相关的研究内容包括：家族企业董事会是否应该包括公司员工？年龄、工龄、经验、受教育程度、领导风格、关系网络、性别等是否是影响CEO和管理团队成员成为董事会成员的因素？谁是家族企业最有影响力的外部利益者(银行、律师、会计师、咨询公司)？Johannisson等(2000)发现在瑞典，银行对家族企业聘用外部董事有极大的影响力。首先，银行促使企业产生对外部董事的需求，这种需要一方面来自银行为了自身利益，要求企业聘用外部董事，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不欢迎银行的干预，从而积极通过聘用外部董事来减少来自银行的干涉。其次，银行影响了企业对董事候选人的挑选。Jensen(1993)发现在风险机构投资的企业，董事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要比公众公司的董事会规模更小，内部董事也较少。Salvato(1999)则突出了专业咨询公司对董事会构成的影响，认为获得这些机构帮助的家族企业的董事会结构有趋同的现象。
三、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过程
对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过程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从供给和需求以及趋同和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探讨。Salvate(1999)认为董事会的形成过程也影响了其最终的构成。
1、供给和需求角度。Salvate(1999)认为董事会构成过程是供给方(寻求成为企业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和需求方(寻找董事会成员的家族企业)共同作用的过程。Johannisson等(2000)认为，董事会成员的供给取决于希望成为家族企业董事候选人的特征和动机，这些动机包括发挥他们已有的能力、寻求社会地位、扩大社会网络、获得学习机会和报酬等其他利益、获得影响或照顾某些团体利益的机会、降低风险等。研究认为，人们希望成为董事的动机存在着差异，因而他们选择企业的标准也不相同。科学的管理体系和良好的经营业绩是最经常被采用的企业标准，如果是新创的企业，独特的创意和发展潜力巨大则常常是考虑因素。
董事会需求方面涉及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何确定家族企业对董事会的需求？选择董事会成员的评判标准分别是什么？董事会成员是如何被挑选的？什么影响了董事会成员的选择过程？Salvate(1999)认为现有关于董事会如何构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从需求角度进行探讨。代理理论强调了董事会对管理层监督的作用，因此股东就要求外部董事具备进行监督应有的能力并且与管理层保持在财务和心理等层面非关联的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董事会的主要作用是为公司管理层提供服务和资源，因此管理层对选择董事成员有重要的影响力。企业通常要求外部董事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并能够与管理层建立信任关系。
Johannisson和Huse(2000)从企业管理思想角度探讨了家族企业对董事会的需求。他们认为在家族企业中同时存在三种思想：关注制度化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关注创新的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关注家族利益的家族主义(paternalism)。管理主义突出了日益强化的社会制度化环境对企业提高管理能力的要求，企业家主义反映了国际化和竞争的环境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而家族主义则强调了家族生命续存的要求对企业继续关注家族利益的影响，三种思想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影响了董事会的构成。Johannisson和Huse认为管理主义主导的企业聘用更多的外部董事，企业家精神导向的企业对聘用外部董事持保留态度，而家族价值导向的企业则处在二者之间。二位作者对12个家族企业的调查和对2个家族企业的深入访谈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Johannisson和Huse总结了家族企业聘用外部董事过程的四个主要步骤：定义需求、寻找候选人、做出决策、评估结果。在确定对外部董事需求方面，社会环境和公司经营状况影响了公司对聘用外部董事的需求，银行在这一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寻找候选人过程中，家族的社会网络大小决定了寻找的范围，而通常CEO决定了外部董事的最终提名；外部董事最终的聘用决策一般是由CEO做出的，但由于家族企业中企业与家族的利益并存，非理性的情感和政治因素在董事会成员选择中也扮演重要的作用；对外部董事业绩的评估标准主要是其在改善企业管理、提升公司合法性、提高管理规范性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还发现，家族企业对第二个董事的需求和过程不同于第一个董事。
2、趋同和差异角度。Salvato(1999)认为，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过程的影响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趋同性，它是指企业为了获得环境的合法性，选择或被迫选择社会所认可的董事会结构；二是差异性，它是指面对不同的任务环境，企业通过选择特定的董事会构成来获得实现企业战略目标所需的资源，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追求合法性带来的构成趋同与寻求控制外部资源所形成的构成差异共同影响了一个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构成过程。
趋同性的理论基础是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企业采取趋同的行为是为了应对环境的压力，企业通过选择社会已经存在并被认可的董事会结构，从而获得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空间(DiMaggio和Powell,1983)。趋同有三种形式：强制趋同(coercive isomorphism)、标准化趋同(normative isomorphism)、模仿趋同(mimetic isomorphism)。Salvato(1999)认为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要求，家族企业最经常采用的方式是直接或间接的学习和模仿其他家族企业的构成。这种模仿有三种类型，一是简单从众的模仿；二是特定对象的模仿，这些模仿对象包括相同规模和相同产业的、熟悉和信任的、某种组织和个人关系的家族企业；三是基于结果的模仿，即模仿那些经营效率高和业绩好的企业。
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对资源需求和获得方式的差异(Salvato,1999)。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生存有赖于一些关键的外部资源，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对董事会构成的精心设计(包括吸收外部董事和扩大董事会)扩大企业的社会网络，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和有效控制外部资源，是一种低成本策略(Zahra & Pearce,1989)。Daily和Dalton(1993)甚至认为这种策略尤其适合中小家族企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来执行其他有关组织间的战略。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Huse,1995)。Huse发现董事会规模和外部董事数量受到了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环境降低了企业对资源的控制能力，从而增加了企业通过扩大董事会和增加外部董事来降低对外部资源依赖性的需求；二是公司采取资源依赖战略，如果公司选择快速内部成长、国际化、差异化、创新等需要特定资源支持的发展战略，其将采取更大的董事会规模并聘用更多的外部董事；三是公司经营业绩，不良的公司经营状况经常促使企业采取改变董事会规模和构成的策略，扩大董事会规模并聘用更多的外部董事。
Salvato(1999)认为，对公司董事会合法性和外部资源的需求同时影响了家族企业董事会的构成。董事会构成的趋同更多出现在那些对董事会的作用不甚了解的家族企业中，当家族企业对董事会的作用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对其所需的外部资源有明确认识和高度需求时，董事会构成的决策就变得更为理性，导致董事会构成差异的力量就表现的更为显著。
四、结论
目前对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研究仍然较少，研究方法也有待改进(Huse,2000)。对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研究的不足之处表现在：第一，现有关于董事会构成的理论大多来自对美国大型公开上市公司二手数据的分析结果。这些建议和对策经常未经过虑地被直接推荐给家族企业，而未考虑家族企业的特点，这些理论和研究结果是否适合家族企业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Corbetta和Salvato,2004)；第二，现有对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研究更多是规范性的研究，缺乏对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Dyer和Sanchez(1998)对专门研究家族企业的杂志Family Business Review进行的文献计量研究结果发现，1988至1997年间，只有三篇关于家族企业董事会的实证文章。问卷调查是家族企业董事会最主要的研究数据来源，但调查更多是描述性的研究。Huse(2000)认为，为了追踪董事会的变化从而解释董事会构成的进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董事会作用和角色、公司业绩等的影响，需要更多的包括直接观察和案例研究的其他方法。
许多研究表明，没有一个唯一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董事会结构能够满足在不同文化、历史、社会制度下丰富多彩企业的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同国家的公司董事会结构存在许多的差异。目前对家族企业董事会问题的研究多在西方，对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研究依然缺乏，这种情况与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中国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中所扮演的作用很不相称。分析家族企业董事会构成的影响因素和过程，不仅可以在理论方面丰富家族企业的有关理论，同时也将对有关公司治理结构和中小企业成长理论有所贡献，研究结果也将对家族企业管理者有效的解决企业成长中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