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前景及中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前景论文,风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风暴对亚太地区的冲击
1997年夏，金融风暴首先肆虐泰国。在几个月内席卷东南亚。在日本、韩国告急后，俄罗斯吃紧，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的大城市股票下跌。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国家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国际收支恶化，经济增长减缓。据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估计，由于金融风暴的冲击，1998年印尼、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香港的经济增长将分别下降14%、7.7%、5.2%、6.2%和4.9%，日本下降2.8%，菲律宾为零增长，新加坡和台湾省的增长速度也放慢。
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一是引起全球证券市场动荡，二是引起世界经济增长下降，三是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回升，四是各国对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特点更加关注。
国内外学者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研究。
西方学者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美国麻省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其恶化的宏观经济基础和错误的政策——“亚洲资本主义”。主要是实际汇率的升值，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短期外债增加，过度信用扩张，错误的投资（高风险、低效益及非贸易性投资如房地产投资），薄弱的银行与金融领域缺乏谨慎的金融监管等。这些恶化的经济基础是由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如过度追求高增长的政策，固定汇率体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及政府的担保，不充分的金融管制与金融过度自由化等。
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等人认为，亚洲危机本质上是流动性危机而非清偿性危机。直接原因是大量外资在短期迅速逆转，即大量流入后又迅速撤出。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恐慌（债权人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突然改变，迅速撤回资金），而不是基本经济基础的迅速恶化，基本经济变量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恶化。金融恐慌的原因在于亚洲经济的某些脆弱性，政府及国际金融组织对危机的错误政策反映（注：《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8期第52、55页。）。
IMF 副总裁杉崎重光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私人部门失去了信心，从而引发资本外逃，根本原因则是宏观经济的基础性结构问题”（注：《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2期第70页。）， 这实际上是综合了克鲁格曼和萨克斯的意见。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有以下几种原因：（1）泡沫经济存在，经济结构失衡；（2）币值高估，贸易逆差扩大；（3）过分依赖外资，短期债务过多；（4）银行资产负债配合不当；（5）经济自由化与社会发展阶段不符；（6）政府干预过多，宏观政策失误。
以上对金融危机原因的总结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今天，将危机发生的原因只归咎于发生国，不从国际联系上找根源，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公正。
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高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运转效率，促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各国的自主性，便利了投机资本的流动，加剧了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容易造成金融危机。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弱肉强食，即实力雄厚的垄断资本集团吞并实力弱的资本。发达国家总是通过各种办法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另外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说到底是既要扩大竞争范围，又要保护竞争优势，增进自身的利益，增加他国的风险和损失。亚太地区的金融危机是美日等发达国家造成的。美日将过剩的资本和商品向邻国输出，但严格控制技术的外流。日本将劳动密集和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东亚国家和地区，并通过投资制造和输出泡沫经济。以美欧国家大银行为后台，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组成的对冲基金，如“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等，利用其资金实力和信息优势以及东亚国家相继开放资本市场的条件，在证券、期货、外汇市场上整体操作，控制市场，低买高卖，牟取暴利，制造金融危机。当对冲基金在亚洲肆虐时，美国高唱金融市场自由化的颂歌，指责香港当局捍卫金融市场稳定。当对冲基金在俄罗斯受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垮台时，美联储却抛弃了“自由市场”的信条，策划救援，再一次表明美国对本国和他国采取双重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中的协调和监管能力有限，对国际游资缺乏规范，预警能力差。IMF 在援助东亚危机中提出紧缩财政和提高利率等条件，加深了该地区的危机，实际上又为西方某些人发财致富创造了机遇。金融危机以来，从全球流入美国的资金已达上万亿美元，其中7000多亿美元来自亚洲，美国的跨国公司趁机廉价购买亚洲的企业，仅1998年上半年用于此项投资的资金就达300 亿美元，比上年全年增长几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9%，是80年代以来最旺盛的经济增长期。 如果说，东亚经济繁荣日本是最大的受益国，那么可以说，东亚金融危机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
亚太地区的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和人民留下了许许多多值得深思的教训。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景
由于金融风暴此起彼伏，人们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持悲观论的多，而笔者认为，亚太地区的经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渡过难关，经济开始回升。
金融危机给亚太地区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也带来了新发展的机遇。危机压破了经济泡沫，使虚拟经济向真实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向健康。货币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能力，改善了国际收支。各国在危机发生后都采取了一些化解危机振兴经济的措施，如稳定本币，恢复市场信心，加强金融体系的改革与整顿，提高抗风险的能力，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扶持受创企业。自1998年10月以来，发生危机的国家经济出现程度不同的好转迹象，大多数国家的利率已大幅下降，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值正在回升，并趋稳定，经常项目收支得到改善，外汇储备普遍增加，企业和银行的困境正在化解。目前，人们认为问题最大的是印尼和日本。实际上日本自我修复的经济实力强，危机后并未改变其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债权国、最大外贸顺差国的地位。日本1998年底外汇储备为2159亿美元，连续62个月居世界首位，在亚洲经济发展中仍起领头雁的作用。日本前中央银行行长三重野康说，我对日本经济前景并不悲观的第一个理由是前进的改革方向是十分明确的。15年前的美英两国也存在危机，而当时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日本经济前景并不悲观的第二个理由是，即使日本不进行必要的改革，我相信全球化的市场压力终究会促进改革。他还指出，东亚各国在获得惊人的经济发展以后，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调整，但是，今天严峻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带动下一个发展（注：《金融研究》1998年第11期第1页。）。
2、东亚经济模式正在完善，亚太经济合作有进展。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对东亚经济模式议论较多。所谓东亚模式是指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框架下，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出口产品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对这一经济模式，有人全盘否定。美国学者克鲁格曼等人持此论。IMF总裁康德苏1997年12月1日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说，亚洲经济模式“已经过时”，应该采取“一种更具透明度的制度，在那里国家将不会为发放贷款的方式向银行发号施令”，这个制度“应当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注：《世界经济》1998年2 期第20页。）。
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全盘否定东亚模式。有的从历史功绩的角度加以肯定，有的认为东亚模式是东亚国家的必然选择。他们都承认东亚模式有缺陷，并提出了完善的方案。如应由高速增长战略转向平稳增长；由外向依赖型转向自主外向型或自立开放型；由政府主导型变为市场主导型；还强调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投向要合理；要重视产品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要加强经济监管，防止泡沫经济；要加强法制建设，规范政府行为等。
笔者认为，所谓东亚模式，应该是东亚各国经济共有特征的总结。对这一模式进行研究，提出改革完善的方案，对各国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采取什么经济方针，应由本国人民根据国情而定。外国学者的合理意见应当吸取，如经济增长方式应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政府不应对银行贷款发号施令等。有的意见不应马上照办，如金融市场不能马上“向所有人开放”，只能逐步开放。
东亚金融危机后，各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经济战略，改革经济体制，亚洲经济将出现新的格局。个性的变化必然引起共性的变化，新的东亚模式将比原来的模式完善、合理，也更有生命力。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本地区最有影响的组织，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合作组织之一。江泽民主席在苏比克会议上提出，APEC方式的内涵为：承认多样性，允许灵活性，坚持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求同存异、自主自愿的原则，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结合。APEC符合本地区的实际，为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该组织现有成员21个，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拥有世界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市场。1997年11月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温哥华召开，就扩大技术合作、推进部分贸易部门提前实现自由化，以及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等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发表了《联系大家庭》宣言，再次重申了亚太经济合作的意义。这一组织将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和繁荣本地区的经济发挥作用。
3、世界经济发展中有许多亮点， 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大环境。
苏联解体后，世界出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保持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不能独霸天下。政治上美欧俄中四极并存，经济上美欧日三强鼎立。近年来，大国在过去结盟和不结盟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双边伙伴关系。中美、中俄、中日、中欧、美俄、日俄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管各自的主观意图如何，毕竟开通了一个对话和合作的渠道，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美国作为世界的龙头老大，已进入“新经济”时期，所谓新经济是以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大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经济增长的动力是高技术产业及相关服务业。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近期内发展趋势良好，为推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1999年1月1日，欧洲11国统一使用欧元，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契机。虽然目前还有一些不定因素难以预料，但美欧日三强的货币互相制衡，有利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稳定。
金融危机波及美国后，IMF负责人的认识有所调整， 由原来竭力主张金融自由变为“要逐步有序地开放金融体系，在必要时应考虑采取临时措施，限制某种类型的资金流动”（注：《瞭望》1998年第45期第12页。）。各国都希望建立一个安全、平等、规范的国际金融环境。国际金融体系将得到改善。
除上述对亚太经济发展前景有利的因素外，还有一些不利因素，如发达国家为自身利益转嫁危机，小国难免受祸。美元与欧元互施拳脚，日本和美国都想通过APEC控制亚洲，北约武装进攻南联盟，这都会造成世界局势振荡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放慢。
总的看，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前途光明，步履维艰。
中国面临的困难与对策
自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报刊报道亚洲、拉丁美洲发生金融危机较多，而把中国作为躲过危机或只受波及影响的国家，一直强调应总结他国教训，防范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危机已潜入中国，只不过因发生在邻国之后，人们有心理准备，加上中央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使我们对危机的感觉不大明显。
中国的经济危机表现为：（1）下岗待业的人数多， 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专家测算，1998年城镇待就业人员为1934万，1999年为2349万（注：《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1月15日。）；（2）股市严重下跌，抽样调查表明，83%以上的股民亏损；（3 ）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国家多次降低利率，投资和消费均无起色；（4 ）国有企业效益连年下降，银行呆账坏账在25%～30%之间；（5 ）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下降，1999年预算赤字为1503亿元，创下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6）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自1998年8月份以来，出口出现负增长。1995～1997年出口平均增长17%，而1998年只增长0.5%，1999年1～2月， 进出口总额下降4.2%，其中，出口下降10.5%。尽管1998年有1449.5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7.8%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发展趋势看，1999 年的经济形势仍十分严峻。究其原因，就内部而言，行政和经济体制改革滞后，行政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低。就外部而言，同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相近的东亚各国因经济复苏和货币贬值增加了竞争能力，对中国出口产生了排挤效应，而发达国家则通过各种渠道把过剩的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付出了很多。目前尚未得到回报。总之，多方面的原因促成中国目前处境艰难。
面对上述困境，我国应采取行之有效的化解困难的对策。
1、为扩大内需而调整国家分配政策， 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突破50000亿元人民币， 但绝大部分是少数富裕阶层的存款。据1996年底统计，城镇居民存款中有20%是公款私存，2.5 %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口占存款的83.2%，97%以上的居民人均存款仅1080元。近两年，下岗工人更多，贫富差距更大，城乡之间、主雇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不均更为严重。高收入者应有尽有，消费需求饱和。低收入者迫切希望扩大消费，却无能力。国家应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和开征财产税增加财政收入，减免低收入者的费税负担。如农村中的非税负担很重，有一些费用本应由财政开支或不应开支的，就不应由农民负担，像优抚费、乡村两级办学费、民兵训练费等。我国吃皇粮的人已过剩，应让一部分人充实到农村教师和干部队伍中去，完全没有必要设置由农民负担的村干部和民办教师。只有通过调整社会再分配，增加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才能真正扩大有效需求。
2、从社会整体需要出发，更新人、财、物的配置思路。近年来， 行政事业单位搞人员分流，国有企业搞减员增效，还有的国有单位在搞产品升级，设备更新，于是出现了大量闲置管理人员、工人和设备。这些闲置的生产要素本应为社会创造财富，却因配置不当而成为社会的包袱。主要是在配置中，既未按市场的原则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也没有按计划经济的原则由政府统筹安排。下岗分流都是从单位需要出发，未从社会整体需要出发来优化配置。假如从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抽调有创新精神的管理干部、科技人员、工人，配备一定的设备和资金，去开拓新的产业，就能促进产业升级，并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改变分流减员未增实效、将各单位的改革成本推给国家财政和社会的状况。应通过整体设计，减少改革的社会成本，使人、财、物在全社会得到优化配置。
3、人民币不贬值应是有条件的承诺。 人民币贬值或不贬值各有利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人们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为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也有利于香港和东亚地区汇市、股市的稳定，有利于树立中国在世界的良好形象， 为加入WTO创造条件。而人民币贬值则有利于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和投资，也有利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贬值与不贬值各有利弊，应权衡轻重，取其利多的一面。
我国改革开放已有20年，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大潮中。经济的日益国际化，要求汇率机制灵活地反映市场需求和币值的变化，发挥汇率和利率调节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的作用，以控制国内货币总量和价格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东南亚各国、俄罗斯、南非、中东地区、拉美各国都相继出现货币贬值风潮， 即使坚挺的美元， 也在1998年10月上旬大幅贬值。中国的汇率本应随行就市。从稳定局势出发，人民币未贬值，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政府在危机中运用财税、金融政策全力拯救股市而放任日元贬值，借机扩大出口，其外汇储备远远超过中国。我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应说明是在什么前提条件下（如今年加入WTO）不贬值，若前提条件变化，则应贬值。 西方人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市场，人民币汇率随行就市，他们无理由指责中国政府。
4、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寻找行之有效的途径。泡沫经济、 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的存量大、比重高是引起金融危机的隐患。我国出台了一些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如将贷款分为五类，实行贷款风险管理；由人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监管机构监管金融；人行实行大区分行管理体制；拟组建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些措施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期望值不要太高。过去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成立了专门管理国有资产的机构，流失仍未得到有效制止。防范金融风险，要找出风险的源头，追查泡沫经济和不良资产是谁造成的。假如是不负责任的行政干预造成的，就应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理顺政银、政企、银企三者的关系。假如是银行或企业自身造成的，就要建立自我约束控制风险的经营机制。应通过立法制约各方权力的滥用，激励管理人员提高业务和道德素质，让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担任领导职务，科学决策，提高银行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对外应加强国际间的金融合作，控制衍生金融工具在我国的发展，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和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5、扩大出口要新老招式并用。我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 但要拉动经济发展，除扩大内需外，还要扩大外贸出口。出口多、外汇多，外债可以少借，国际收支才有盈余。因此应千方百计扩大出口。
如前所述，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不利的条件，周边国家进口需求萎缩而出口竞争力加强，我国扩大出口不仅成本增加，贸易磨擦也会增加。因此，应开拓思路，促进出口增长，多练内功，增加招式。从长远看，出口的增长必须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就近期而言，应充分有效地利用出口退税、信贷优惠和提供担保等措施，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出口企业应加强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竞争能力。要促进出口企业的联合与兼并，避免相互争货源争客户而降价，肥水流入外人田。要走跨国经营之路，起用和培养适应信息化浪潮的人才，从外国商品市场的变化中敏锐地捕捉商机。还应坚持动态比较优势的出口战略，用资源和要素的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要完善加工贸易的政策措施，实行梯级开发，在沿海发展劳动密集低、资本技术密集高的产品，把劳动密集高的产品推向内地生产。
我国申请加入WTO，必须扩大对外开放，除工农业外， 还涉及金融、保险、运输、旅游等服务领域。我们应在渐进式的开放中，将外部压力变为动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加大科教投入，提高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档次和质量。只要决策得当，上述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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