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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0)03-0130-07
“世界文学”是由歌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20年代与40年代先后提及的一个概念，由于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并没有对这个富于创见性的词汇给予太多的解释，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在被文学界广为使用的同时，也引发了学者们孜孜不倦的探讨与研究。随着“全球化”思潮的席卷而来，今天，即使这个词语被用于大学中文系专门设立的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①以代替昔日的“外国文学”学科，以一种官方话语方式将“世界文学”的内容加以限定，人们关于“世界文学”内涵的界定与探讨也仍然没有停止。
一、“世界文学”与西方学者的理论探讨
1827年1月31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最早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诞生源于当时他正在阅读的一部中国传奇。这部作品使歌德对中国和中国人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合》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1](P112)这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公国林立（大约有300多个小公国），对外交流狭隘保守，别说对于东方，即使是公国内部之间的交流都是壁垒重重，举步维艰。歌德曾经谈到，对于在“德国荒原”上出生的人来说，要得到一点智慧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歌德宣布：“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1](P113)
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20年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在这篇于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的著名作品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276)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只有一些相关的散见的文字，[3](PP409-411)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这引来了后世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与探索。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个名称“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他们还认为，“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在此基础上，“‘世界文学’往往有第三种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4](P43)。在这里，韦勒克、伦沃较早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内涵应该具有的“三层次”说。
不同的理论家的理解是不同的，伊列乌斯(Brius)认为，歌德的理论具有“惊人的现代性”，歌德使用“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这个词，我们可以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是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在这些对话和交换中，不同文化的共性日趋明显，而个性却也并未被抹杀。[5]厄文·科本(Erwin Koppen)则认为“世界文学”有这样三层意义：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任何时代中，最重要也基本上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选粹；二，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作品；三，“世界文学”是“与其他国家文学有关联的一国文学的命名”，他认为，这也是歌德的用法。[6]弗兰克·沃尔曼(Frank Wollman)于1959年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思想：“一，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史也就是相邻文学各自历史的总和；二，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各国文学中最优秀作品的总和，这也可以说是关于所有文学作品的一个系统观点：经典观；三，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不同文学中相关或相似的那些作品，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它们的直接关系或社会—政治状况获得解释。”[6]美国前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大卫·戴姆劳什(David Damrosc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将“世界文学”区分出的三种意义是：古典文学著作、现代杰作和现代一般文学或流行文学。[7](P15)
美国学者简·布朗在《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文中通过对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多角度分析，表达了如下一些看法。“歌德还没有天真到期待——或者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完美的和谐，但是他非常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从而使今后的战争在恶意和毁灭性上要小于拿破仑一世发动的历次重大战争。”“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和现代多元文化主义者一样，重视文化多元、口头文化和大众文化。”“歌德（特是在他的后半生）创造出若干含有‘世界’的含义深刻的概念，比如‘世界文学’(Wehliteratur)，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世界公民身份’(Wehbürgertum)、‘世界信仰’(Weltf rümmigkeit)和‘世界灵魂’(Weltseele)。所有这些概念都共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可以共享一个更大的体系而不丧失自己特有的个性，融合共性和特性，共享一个充满活力的共同体。”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她还非常精辟地指出：“对歌德来说，世界文学就是上帝的一百个美名。”[5]简·布朗的看法是公允的，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她得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歌德所创造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并且还是彼此对话和交流的复数。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并非想让全世界的文学都成为一个模式，而是更强调不同民族的文学都应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世界文学既不是一体的，也不是趋同的，它们只是共享一个世界的共同的“体系”。这让我们想到歌德本人的原话：“问题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于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应学会互相宽容。”[8](P458)
二、“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的中国研究
由于处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的国情事实，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化”的理解与接受一直都是十分谨慎的。这一态度反映到“世界文学”的研究与论述上，大体表现为这样几种情形：“全球化”的发展，使一些学者备受鼓舞，他们相信“世界文学”的到来已经是可能的事实，因而煞费苦心地为“世界文学”这种可能寻找理论依据与支持；另有一些学者则看到了“全球化”的“殖民”特性，对于“全球化”持一种抵制与对抗的态度，他们质疑“世界文学”实现的可能；还有一些学者对“全球化”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既带着对“全球化”的一份理解与宽容，同时又保持着对“全球化”的一种必要的警惕，他们更希望从歌德或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的经典论述出发，从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去探讨“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关问题。
1.如上所论，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开始，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阐释与探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全球化”的新语境，促使中国学者以新的研究视角继续对此展开讨论，并对“世界文学”存在的可能依据，补充了许多新的看法。李衍柱撰文认为，“全球化”的到来证明了歌德“世界文学”理论的预见性与真理性。他将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理由归结为这样三个方面：一，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关系及人的关系前景更为广阔”，世界各民族的科学与艺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合作、交流等已逐渐成为现实。二，随着对希伯莱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中国人和古希腊人及其诗歌和文化的了解，歌德突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总体性的“世界文学”理念。三，地球上的人类，虽有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但人的生理结构的相同性，不同民族的诗人在生活、爱情和情感上的相似性，文学艺术中“真正值得赞扬的东西”的全人类属性，促使歌德认识到“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从而将此作为提倡“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特别是在当今数字化生存的信息时代，歌德“世界文学”理论所包含的科学预见性与真理性就更加地显示出来。[9]王一川认为“全球化”过程是与“现代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与“全球化”不可分割的新的民族性概念，即“全球民族性”概念。“过去主要谈一种纯粹民族性，着重于世界普遍性主体中的某种‘民族作风’或‘民族气派’，相信这样的文学民族性是纯粹的或固定地存在的，只要个人努力把它创造或激发出来便是。而现在谈文学的全球民族性，涉及的却是处于全球化复杂因素渗透中的被建构或想象的文学民族性。”[10]他试图通过对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思考来解决当下文学的处境问题。
面对“全球化”的席卷而来，王宁也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和解构。他认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思维模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文化上的全球化也使我们得以利用这一契机大力地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在这方面，弘扬一种新的类似‘世界主义’视野的超民族主义，应该是我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努力的目标。”[11]杜书瀛认为，对全球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早就作了理论阐发。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相应的也就会有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已有的历史事实，也符合人类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管文学艺术的这种全球化性质多么特殊，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全球化的方向恐怕是难以改变的。文学的全球化就是一个“世界文学”的命题。他认为，文学艺术的全球化问题就是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当然，它同时必须保持个性、民族性、多样性、多元性。[12]姚鹤鸣认为文化全球化正在渐进之中，但是文化全球化的“西方化”实质及其“文化侵略”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他认为，这种“文化侵略”虽然有着无可避免的害处，我们却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感到过分忧虑和恐惧。他以传播学中的“文化维模原理”与“适应原理”证明，“优势的文化形态要能够在一个民族中得到扩散并为这个民族所接受，必须要适应该民族的文化圈的特殊情形。而一个民族吸收其它民族的文化形态，也总是以本民族的文化形态为根本，将外来文化民族化，使之成为自身文化形态的一部分”。文章认为，在全球化的交流和影响中，中华文化既要开放吸纳，又要维模自律。[13]全球化的到来，或许真的无须惊恐，全球化对于印度文学的影响就能证明这一点，侯传文梳理了印度文学在接受英国文化影响后的发展状况。印度独立之后，印度和英国的民族矛盾得到缓解，世界文学的信息在印度更加畅通、快捷，作家更加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自觉地面向世界，印度文学与世界文学基本上同步发展，印度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接受也更加多元化。与此同时，印度文学开始走向世界，由单纯的文学输入转向文学输出。[14]显然，印度文学的发展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2.“全球化”过程是与“现代性”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然而这种“现代性”的“西方中心”的主导模式不能不引起学人的反思，正是有了这样的反思我们便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也看到了“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学”的另一张面孔。高建平认为，学术界有一种习惯的做法，一谈到“世界文学”，就回到歌德和马克思那里去，说这是他们的伟大的预言。而实际上，当我们从理论上去分析“世界文学”的真正含义时，我们会发现歌德的“世界文学”“只是以古代希腊文学为典范的世界文学”。然而，其他文学并非不能成为“模范”，实际上，许多民族的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都或多或少有以自己的文学为典范、以外国的文学为“其他”的情况。在马克思的“世界的文学”概念中，也同样有着类似的情况。在世界市场的开拓过程中，也只能是殖民者带来“模范”，而那些“野蛮人”所提供的只能是“其他”。[15]显而易见，“世界文学”概念包含了一种“西方中心”或文明优越论的话语逻辑。王卫东、杨琳就明确地指出：“隐藏在‘世界文学’概念之后的是一整套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通过这种讲述赋予世界文学一种秩序。在这套话语中，‘民族文学’是特殊的、边缘的，‘世界文学’才是普遍的、中心的，只有符合超越于众多‘其他’民族文学的更高的‘模范’标准或价值尺度的文学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全世界的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服从于同一逻辑，在一个中心、一种典范的引导下发展并走向统一。”[16]他们从“世界文学”命题切入，具体分析了“世界文学”命题的遮蔽性和压抑性，对“全球化”视域中的“世界文学”问题充满了警惕。理论上的模糊认识必然造成创作上对于“全球化”理解的一种误读，肖向明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书写存在着种种问题，中国现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导致了“现代性”的“迷思”。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性”、“主体性”才是民族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标志”，面对着“全球化”这样一个文学话语权力的象征，文学“民族性”务必通过主体性的维护和多样化的文学呈现，追求深度，从而才能达成与文学“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17]
“全球化”强烈的殖民倾向对民族理论话语形成了一种挤压与侵害，这还可以从我们今天文艺理论术语的运用上表现出来，仪平策认为：“可以说，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一整套文艺美学规范和批评术语，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代表‘世界文学’范式的‘西方’。”“我们在‘现代化’神话的激励和鼓舞下，过于强调文学艺术的普遍性、世界性、人类性价值（而说到底，这种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方化’），而忽略了文学艺术的特殊性、本土性、民族性属性，忽略了文学艺术所最终无法超越的民族文化根基。”[18]这或许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全球化”的殖民结果，甚至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如欧阳友权对“中文的拉丁化”所分析的那样：“当我们的民族语言成为全球化祭坛上的牺牲品后，由文化商品和消费活动构成的一种国际化意符体系就将代替原初的民族语言。那时候，全球化图式中的文学焦虑就将演绎为失语悲剧，民族文学的生态根基就更加岌岌可危了。”[19]其实，情况未必会有这样严重，我们相信任何民族都不会坐以待毙，实际上当“全球化”试图横扫一切的时候，每一民族都将本能地做出反抗的姿态。
其实，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们不仅没有看到文化的一体化，而且看到了更多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斗争。“21世纪的世界文化似乎比过去增加了更多的冲突和麻烦，有时甚至比冷战时期的对抗还要激烈。”[20]这是文明的冲突与矛盾，这是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而生的冲突。当东方感受到西方强大的经济、科技的一体化压力与理性的强势的时候，东方所能拿出来与之抗衡的就只有文化传统与民族的东西了。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冲突，是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文学作为某种价值观的艺术化的阐释，因而必然处于冲突的显要位置。
3.面对“全球化”诡谋的本质，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判断与选择呢？尽管有很多人在谈论文化的全球化，但与此相对，也有许多学者坚信，“全球化”所引发的“一体化”可以是经济的、科技的、物质的，但永远不可能是文学的或文化的。“不同文化之间可以交流互补，但交流互补并不是、也不可能让原本不同的文化‘化’为一体。”[21]“世界文学”是复数的，这是我们面对“全球化”时，必须明确的认识。这一认识，既可以使我们警惕“西方中心论”对民族文化可能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在面对民族文学的重建时，采用一种“外位性立场”去审视外来的文化资源。“外位性立场”是巴赫金提出的，他认为：“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的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因为他人具有空间上的外位性，因为他们是他人……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22](P370)始终保持一种“他者”的地位，这就是不同民族文学文化交往的真实情景。邱运华运用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对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站位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并认为，只有这种“外位性立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研究，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研究，而不是文学世界的殖民”[23]。金惠敏提出的看法或许能更为直观地表明“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真实意义。金惠敏提出了以“全球”取代“世界”、以“全球文学”取代“世界文学”的主张，他认为，“‘全’已经包括了‘世界’，而‘球’则呈现出立体的、动感的、旋转的、解中心的趋势，这样的‘全球’就是我们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的特征”。这样，“一切文学都将进入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将成为‘球域性’的，既是全球的，又是地域性的”[24]。
三、结论：努力建设“民族文学”
由以上论述可知，“全球化”的到来，将“世界文学”、“民族文学”的讨论与研究引向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新境地，虽然论家观点不同，立场不一，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诸多的讨论与研究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每一民族，它的任何行为，不仅经济的，而且文化的、艺术的，都将成为“世界的”；当然，“全球化”并不能将一切整合划一，它在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活动紧紧夹裹在一起的同时，也使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更加突出与鲜明。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别都需要重视的时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把握这一历史机遇，拥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努力建设好我们的民族文学。
这是一个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的时代，然而信息交流的便捷并不能毁坏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在“地球村”的大家庭中，居住着的仍然是有着鲜明民族标记的不同国度的人民。当希利斯·米勒声称，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界限正在被因特网这样的信息产业所打破，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个服务器，几乎马上就可以链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网址，“国际互联网既是推动全球化的有力武器，也是致使民族独立国家权力旁落的帮凶”[25]这样一个似乎耸人听闻的事实时，我们其实更应该关心的是，这种事实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也就是说，如果米勒的说法没错，那么由网络媒介留给民族国家的这种后果，势必激起民族国家捍卫自身权力与利益的本能力量，而作为同这种后果对抗的这种力量一经得到人们的认同，那么，米勒所说的这种事实的存在就将是可疑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了。互联网的效力根本没有米勒想象的那样巨大——足可以动摇一个民族国家稳固存在的根基，因为所有使用互联网络的人，都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获取来自网络上的东西。“确实，我们自己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由于这样的接触而改变它的性质，但这只会是一种丰富，而由此产生共生现象，诸如歌德自己的《西方与东方的合集》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仍然会继续带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印记和这些作品的作者的天才和个人性格的印记，通常人们是在本国文化范围之内接受外国的作品的。”[26](P192)这就是民族文学面对“全球化”的基本立场与事实。
每一民族都有其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人类学积淀，离开这些试图对不同国度的文学作品进行理解，永远都无法真正弄懂作品的本来意义，无法理解作品的伟大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米勒也希望“当今的文艺批评家或理论家要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成为自身文化产品，具体地说是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学者”的原因所在。虽然米勒看到了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转型，但他还是比较客观地说出了文学研究的当下现实：“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文学研究转移扩展至全球规模已是大势所趋，但温和地讲，区域性仍然侵蚀着全球性。全球区域化将成为未来几年里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27]本文认为，从时间上看，“全球区域化”不仅仅只是“未来几年”，而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或许就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数字，或者就是永远。
理论从来都是有局限的，“在全球化时代中，文学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一方面，虽然几乎每一种理论都来自特定的区域文化，却无不寻求阐释和方法论的充分有效性。理论在翻译中旅行。另一方面，无论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都是独特、特殊、自成一类的，文学作品拒绝翻译，拒绝旅行”[27]。因此，“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理论，它存在着阐释的局限性，无法真正概括和说明各国文学发展的真实状态。如果仅就文学已经进入到一个对话与交流的时代而言，“世界文学”是成立的，然而若是将“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去看，以为它可以超越民族而自成一格，那么，这种文学就是不存在的，就只在人们的想象里。任何民族，它只有真切地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才可能在“全球化”的场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正因为有了民族的东西，它才能真正成为“全球化”中的一员。“和而不同”，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文学言说了对于另一个民族（或个人）而言是陌生的东西，文学的魅力正在于它是对不同民族个体的“生命”的叙述。
今天，当冷战已经成为人们久远的记忆，当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矛盾已经成为各民族间的主要矛盾与冲突，如何重建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学、文化、精神，就将会是每一个国家与民族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冲突就是一种博弈，一个民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焕发出本民族的力量，怕是这场博弈最终谁能获得进步的关键因素。虽然，我们希望这世界是和谐的。但和谐并非不要矛盾，马克思认为，只有矛盾运动才能真正推动事物不断地向前发展，因而各民族之间的这场民族文化与精神的重建运动，最终将会使人类整体文明向前推进一大步。人们越来越企盼各个民族以各自不同的风姿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文化的多元将会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
因此，可以这样说，这场关于全球化、民族化与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实质上是中国学人对于这一关乎民族文学生存与命运的一次清醒的理论探索。这种探索让我们更为真切地看到，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迎来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作为一个大国，当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中国的文学便不能不面临同样的责任。构建一个大国的文学，通过文学叙事提升中国的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让西方尊重中国；同时，也在中国文学精神的塑造中，让中国人学会自信，学会自我尊重。这是摆在中国文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10-01-20
注释：
①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一新《目录》中，原有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被合并在一起，出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名称。1998年教育部在大学中文系专门设立了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代替昔日的“外国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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