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图书馆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应是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Macao will return to China on December 20,1999.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and socialexperience,libraries in Macao will certainly play an important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andWestern counties.14 refs.
KEY WORDS Libraries in Macao.Sino-Western culturalexchanges.Intermediaries.
CLASS NUMBER G250
随着香港1997年7月1日的回归祖国，离别祖国400余载的澳门也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到母亲怀抱，并将以崭新的姿态踏上新的征程。这样，以往许多并不为一般人所留意的问题，如今都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图书馆事业中人，也会自然地联想到澳门图书馆的未来：回归后的澳门图书馆在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中，乃至在整个中国蓬勃发展的事业中，应当如何定位？她在今后的历史舞台上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经过全方位的考察，我们认为，未来的澳门图书馆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1 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光荣传统
自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以“租居”名义踏入澳门[1]之日起，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一下子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从事国际贸易的海运中心。与此同时，一条以澳门为中枢，紧密联结欧、亚、非三洲，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海上丝路”，格外醒目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正是通过这条“海上丝路”，近代西方的文化、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最早抵达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士，堪称是第一批杰出的西方汉学家。正是这些人在澳门创办了第一个西方式的大学——圣保禄学院。传教士们在不遗余力地从事神学宣传的同时，也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介绍给中国。对于当时这批西学东传的先驱，英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李约瑟曾高度赞扬道：“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2]。在这些经过澳门来华的传教士中，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邓玉函，葡萄牙人徐日昇，德国人汤若望，法国人金尼阁，比利时人南怀仁等等，或独自著书立说，介绍西学，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翻译了《数理精蕴》。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分别介绍了西方有关几何、三角、代数、对数、三角函数等方面的知识；在天文学方面，邓玉函、汤若望、徐光启等人利用西洋天文仪器及数学知识，制定了《崇祯历书》；南怀仁等传教士撰写了《西洋测日考》、《恒星历指》等著作，对推动我国天文、历法的进步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物理学方面，有熊三拔的《泰西水法》，邓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徵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在医学方面，有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等等。
文化交流总是相互进行的。在西方文化东传的同时，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也经由澳门等地被介绍到西方。其中，在医学方面，有传教士卜弥格编译的《中医津要》，介绍了中医学常识。杜赫德在其《中华帝国志》第三卷中，专门翻译了《脉经》、《脉决》、《本草纲目》、《名医必录》及《医药汇录》等名著中的部分内容。在农学方面，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曾在《自然法则》一书中，热情赞扬中国是按照自然法则建设国家的典范；在历史和地理学方面，欧洲人卫匡国以拉丁文编写的西方第一部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和《中华帝国图》等书；在文学方面，伏尔泰根据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剧本《中国孤儿》和德国伟大文学家歌德根据《今古奇观》，改编成新剧本《埃尔彭罗》；在儒学研究方面，利玛窦、殷铎泽、马若瑟等人翻译了儒家经典《四书》、《大学》、《中庸》、《尚书》、《诗经》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利用图书这一特定的媒介经澳门而东西对流的形式，堪称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大特点。例如公元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抵达澳门时，为中国带来大批西方书籍；而公元1694年法国人白晋由澳门将其携带的300多卷中国图书贡献给了法王路易十四。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也将400余册中国图书带回罗马，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至1772年，更有洪若翰、马若瑟等人将精印的中国典籍4000余种运往法国。文化的融合依赖于文化的交流，而文献的传播则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当我们今天回首历史上这段具有深远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时候，可以看到澳门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阶段确实起到了极其特殊的作用，沟通中西两大文化的交流的确是澳门的光荣传统。
2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曾经拥有过悠久的辉煌。例如，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的制陶、冶炼等科技领域已经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春秋时期，中医学已经脱离巫术而独立于世。到了两汉时期，以农学、医学、天学、算学为主体的实用科学体系业已基本形成。至于说到中国的“四大发明”更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伟大贡献。犹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说，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3]。英国另一著名科学家贝尔纳也高度评价古代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4]。
到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珍妮纺纱机的转动和瓦特蒸汽机的轰鸣，发生于英国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西文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5]。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渐次落伍，并越来越大地拉开了同西方世界的距离。
但是，在20世纪即将终结的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审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认真思考人类未来的前途。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3年3月，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学者云集澳门。东西方学者畅所欲言，就两种文化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与会者认为，西方文化以自然为对立面，注重以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随着对物质财富的大肆攫取，人与自然的矛盾、人际社会的矛盾日益尖税。而东方文化强调天、地、人三者间的和谐发展，既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又注意到人际之间的“以和为贵”。弘扬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可使人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20世纪曾经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到21世纪将要过渡到以东方文化为主导。
以上观点虽待商榷，但是，在今后的时代，东西方文化之间一定会出现空前规模的深层次的融合，东方文化的地位和影响也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澳门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博物院”[6]，所以，在未来中西文化进一步融合的岁月中，澳门图书馆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出极其特殊的作用。
(1)澳门图书馆可以在宣传、教育方面大有作为。
因为她拥有大量颇具特色的东西方各种文献与档案，拥有各种语言文字资料，澳门图书馆可望成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得力的服务机构。除历史方面的文献资料外，近年来在澳门还问世了许多反映中西文化色彩的学术著作（包括工具书）及学术刊物。前者如《澳门丛书》、《澳门论丛》、《濠海丛刊》及大型工具书《澳门总览》、《澳门经济年鉴》等等；后者如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主办的《濠镜》，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与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澳门研究》，中华教育会主办的《澳门教育》，经济学会主办的《澳门经济》及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语丝》等等。通过对以上这些文献的整序和科学组织，澳门图书馆不仅可以立足本地宣传澳门作家的成果，繁荣本地文化，还可以为公众传播参考资料，为有关方面制定政策提供咨询服务。
(2)澳门图书馆可以成为直接从事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前沿”基地。
如上所述，澳门建埠已有450年之久，它不仅是举世闻名的海上丝路的重要据点，也是明王朝最早对外开放的“特区”；不仅是西方殖民者在远东的最早传教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早基地，也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近代革命先行者们汲取西方文化的摇篮。正因为如此，现代的澳门，既存在着两种文化的互相排斥、冲突和碰撞，也存在着两种文化的彼此融合、调适和共存。因而，在这块榕莲交阴、华洋杂处之地，不仅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马祖图与美轮美奂的大酒店相得益彰，而且可以看到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诸如大三巴牌坊[7]之类的建筑艺术，更可以看到同时沐浴着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当地居民。另外，在澳门，实际上还存在着并行不悖的中国和葡萄牙两套法律制度[8]，以及相应的双语化翻译工作和法律文献方面的交流。由此可见，要进行上述各方面的考察和探索，拥有资料优势、人才优势、社会服务优势的澳门图书馆，可谓是这块土地上最为理想的研究基地。
3 与时代合拍的发展良机
澳门图书馆曾在历史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21世纪的到来，澳门图书馆在新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一定会继续发挥她的特殊作用。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在今后的信息社会中，图书馆事业将会成为更受重视的崇高事业。物质需求和信息需求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延续的两大基本条件。伴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信息需求在发展中占据的地位正在越来越重要地显示出来。我们欣喜地看到，由于图书馆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基本形式是文献信息交流，因而也就与信息社会的时代要求恰恰合拍，这就使得澳门图书馆也面临着空前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以往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既然澳门图书馆曾以印刷品为主要载体形式的文献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那么在计算机与多媒体、信息网络、光纤传输等先进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现代社会中，也一定能大展鸿图，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第二，在今后的信息社会中，图书馆事业可望成为一切信息产业的基础。放眼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部门愈来愈多，并且可以肯定，随着信息时代高速公路的开通，各式各样的信息产业仍会继续呈现出方兴未艾、层出不穷的态势，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将会变得更为激烈起来。但同样可以肯定，在未来的竞争中，图书馆事业不仅不会失败，而且将永远是引人注目的最具竞争优势的事业。这是因为：文献是延伸人类大脑的得力工具，是人类存贮知识信息的主体，而“图书馆工作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交流作用使得社会更加合理地使用知识、情报文献，更加合理地组织和存贮知识、情报和文献，以帮助用户和读者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9]。与其它信息部门相比，“利用图书馆汇集的人类文化和科技成果等知识，加上科学的管理和现代的传输手段，图书馆无论在科学文献交流方面，还是在情报信息传递方面，在促进知识信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都具有其他信息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和独特功能”[1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地区的其他信息产业尽管也可以在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中一显身手，但澳门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必将更为引人注目。这是图书馆这一特定行业恰与时代需求合拍的天然属性决定的。
4 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自从澳门总督欧美德于1873年12月27日通过第92号训令宣布“澳门图书馆”社团组织章程[11]后，100多年过去了，澳门图书馆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澳门是欧洲在中国最早拥有的“领地”，“然而在公共图书馆的建造方面，却远比它的非常现代化的姐妹们——香港、上海和天津落后”[12]。一部澳门中央图书馆百年史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澳门中央图书馆最早附属于建筑破旧的利宵中学，并且一“附”就是34年。接着，又搬迁到风景酒店大楼内。到了1927年澳门当局又“腾出市政厅大楼内的两个豪华的房间用以安置澳门国立图书馆”[13]。
现代的澳门图书馆事业大步腾飞。尤其从1988年11月澳门中央图书馆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成员后，几年来的发展速度颇为世人刮目相看。
一是由于澳门图书馆事业已经具备了比较理想的不断完善的“硬件环境”。例如，早在80年代末，根据澳门文化司署的有关章程，明确地落实了图书馆的组织工作，中央图书馆下辖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西文图书馆组，属于这一部分的有中央图书馆（总部）和市政厅图书馆。市政厅图书馆中的藏品，基本上都是欧洲语言的文献资料。第二部分是中文图书馆组，总计包括何东图书馆、望厦图书馆、流动图书馆和路环岛图书馆等四个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中的典藏均为中文文献。到1995年为止，又相继成立了氹仔图书馆、青洲图书馆。这样，以澳门中央图书馆为中心的澳门公众阅览资讯网，实际上已拥有了8所图书馆，藏书量达到25万多册。
二是由于如今的澳门图书馆事业拥有了比较理想的“软件环境”。澳门是一个比香港开埠还早的国际自由港，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联系，在政治、文化、信息方面占有很大优势。惟其如此，继1991年联合国在澳门设立软件中心之后，1992年又设立了“欧洲信息中心”。并计划进一步发展类似香港的中央图书馆和区域图书馆计划。与此同时，澳门地区已经日益重视专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一是对原有人才的合理开发，二是积极培训高层人才。据悉，为了提高图书情报人员的专业素质，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澳门有关方面正在着手与大陆著名高校建立长期培训专业人员的计划。三是加大现代技术实施的力度。早在1990年，澳门就开始对图书馆现存的以往各种报纸进行微摄。1992年还在中央图书馆专门开辟了微型拍摄厅，并从香港柯达和富士公司引进了一批现代化的拍摄设备，对早年的葡文报纸、中文报纸以及政府宪报等宝贵资料，都系统地进行了微型拍摄。当1993年何东图书馆成为6所中文图书馆的核心馆后，立即使它“优先与中央图书馆本部大楼的中心系统联网”，用以确保“文献技术处理更加周密和可靠”。这样，那些规模较小、文献资料存贮较少的“卫星图书馆”便可以“经过计算机和终端从何东图书馆接收已经处理的文件及有关信息”[14]。现在设立于塔石区总部大楼的中央资讯系统(LIBMAN)已经与澳门公众阅览网各单位联网，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在整个文献处理过程中，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应用。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澳门图书馆成为未来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未来的澳门图书馆主动担当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任，不只是选择了历史，也是历史的选择。可以断言，澳门图书馆事业未来的前途和整个中国的前途一样，是光明无限的！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港澳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报告之一。
（来稿时间：1997.2.17 编发者：翟凤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