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相应”说对现代社会生态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生态学论文,天人论文,现代社会论文,说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社会的生产、文化、信息交流和其他活动对社会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达到了全球规模，自然界对社会的“反抗”也相应地增长。其表现为，生态危机突出，不可恢复的自然资源有枯竭的危险；地球上人口的可能过剩，能源和粮食发展问题。从前，自然界的反抗只是造成局部性的科学技术危机和困境与区域性的地理危机和困境，而今却越来越影响着全球的生活。现实迫使人们日益关心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制定有关人类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长期战略方针，探讨对待自然界最合理的方案，相伴随地出现了社会生态学这一研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学科。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深的程度。研究社会生态学，不仅应该借助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更应该借助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从中找出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
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是东汉著名的思想家。他总结秦汉以来各种思想提出的“天人相应”思想体系，构成其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天人相应”思想的逻辑结构包括了“天人相合”、“天人感应”和“人参天地”三个相递进的命题。其中“天人相应”是其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天人感应”是其思想的主体和核心，“人参天地”是其思想的必然结论。董仲舒思想体系神学性的整体特征和它的负面影响，是近代思想家都已认同的，本文也无意否认其思想的这一特征。但是，剔除这些命题中的神秘主义特征，董仲舒思想所阐发的理论和观点以及其思考问题的方法对理解和解决现实社会生态问题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社会生态学要求我们用统一的眼光看待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作为董仲舒思想逻辑起点的“天人相合”思想昭示了统一的思维方式，为理解自然社会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学原则找到出发点。
社会生态学遇到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是怎样看等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现实社会生活中有人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人，自然界是为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人们应该以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来思考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规划时，经常忘记自然界的存在，很少考虑到社会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毁林、开荒、造田造成了自然界生态失衡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实际上董仲舒提出的"天人相合"的思想，揭示了社会和自然界统一的关系，已经昭示了社会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发展的问题。
“天人相合”是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的起点，它的主要思想是强调“天道”和“人道”或“自然”和“人为”的合一。“天人相合”思想并不是董仲舒首创的，先秦的天命观里已经包括了“天人相合”的思想萌芽。董仲舒的贡献是在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将这一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以此作为其整个思想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其思想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首先从“以类合”的角度对“天人相合”思想进行阐发。它继承并发展了《吕氏春秋》中关于“类同则召，气同则和，声比则应”的思想，提出了“物以类动”的思想。他把阴阳属性赋予自然界和人，从类别上将天和人统一起来，为其思想逻辑中的下一个命题一“天人感应”找到了基础。同样，五行思想和阴阳一样，也成为了划分事物类别的依据和不同行为的表征。比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五行对》）从类别上把人和自然联接起来。由于从内在要素和属性看，天人皆有五行和阴阳，因此找到了人与自然界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似之本质，从而奠定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理论的基本思路。
为了弥补“以类合”在论证上的不足，董仲舒还提出了“以数偶之”的方法来论证“天人相合”的思想。他说：“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行体立矣。天有四时，每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官制象天》）“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行体骨肉，偶地之后也。”（同上）他把凡是自然现象和人身或社会政治现象数目相同的都扯到一起。以类同和以数偶的方法在董仲舒那里是一同运用的。他说：“副数不可以数者“副类皆当”。无论“副类”还是“副数”，最终目的和功能都是一样的──同而副天一也。”（同上）因此，“天人相合”思想在董仲舒那里显得比较严谨，比较周密，比较具有说服力。
董仲舒“天人相合”思想的意义在于肯定了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的统一，坚持了思维的整体性。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是以统一性为特征的。从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到儒家的“天人关系”说，都体现了把世界看成是有统一本原，把世界看成是由统一物质构成的观点。从文化视野而言，董仲舒的天人相合思想的历史意义，是将天地人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个人、社会、自然看作不可分离的有机体，用统一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这些认识从深层上把握了天人关系。这种统一性的思维原则，是我们研究现代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既然自然界和人都是同质的，那么我们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时，就不能忘记我们的社会是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社会生活必然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必须把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社会生态放在重要的地位进行综合考察。任何忘记或无视自然界作用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二、社会生态学关于社会与自然相制约的原则。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提出的双向性思维原则为我们认识社会与自然关系指出了道路。
确立了社会与自然统一的思想方式后，就必然要研究和把握社会发展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规律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董仲舒建立在“天人相合”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想，提出了人和自然界之间具有相互影响、互为感应的性质，为我们理解、把握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积极的经验。“天人感应”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古老的、神秘主义学说。它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的谴告和嘉奖。董仲舒继承前人思想，在肯定“天亦有嘉怒之气，哀乐之心”和“天人一也”的基础上，把自然界的变化和社会活动（含君主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之间具有相互感应的性质。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贤良对策之一》）董仲舒坚持了自然界（天.地）的至上性和客观规律的不可违背性。他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同上）在董仲舒那里，天是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能统驭万物的能力。在他看来，天是“百神之大君”，天心便是人心，人心不应违背天心。在人、君、天的系列里，应该“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以伸君，屈君而伸天。”（《王杯》）董仲舒在肯定了天对人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活动会对天、地的产生的影响。它认为，人君在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包括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都会影响到自然界。他说，古代五帝三王时，君主勤政爱民，因而整个自然界也是一片祥和，周朝德衰落后，大自然就降下灾害以警告人主。“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同时人君的一些行政措施，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也能够感应上天，促使天改变它原来的安排。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成为它建立庞大神学体系的核心。
董仲舒“天人相应”思想的积极作用在于肯定了自然界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坚持了双向性的思维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起码可以借鉴以下两个思想。和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董仲舒的贡献在于它思维的辩证性：肯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既不同于先秦儒家把天看成是至上的，又和先秦法家片面夸大人对自然的作用程度相区别。董仲舒也把天看成是至上的，是决定一切的，但是董仲舒的“天”毕竟是人可以通过修养、通过社会活动来对之加以影响、改变其意志的；董仲舒也把人看成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但是这种能动作用是建立在敬天、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这种双向作用的思维特征是辩证的；同时，董仲舒强调的双向作用是有主次之别的，它强调了矛盾的主次分别。在它那里，自然之天处于绝对的位置，是世界一切的本原，是决定社会运动，作用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董仲舒坚持了人与自然问题上的客观性，但是，在它进一步将这个问题深化的同时，他将天赋予了许多神秘的东西，从而走到了神秘主义的方向，这是要借鉴的历史教训之一。一是自然界对社会的制约和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建立在自然许可的基础上。二是指出了人在从事改造社会活动的同时不要忘记这种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它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2页)他又说:“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这就是因为社会和自然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性质，我们在从事社会实践、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时，一定要注意研究这一社会活动对自然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引起自然界怎样的改变。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从事社会活动。
三、社会生态学中人的定位问题；董仲舒“人参天地”思想提出的“阴阳协调”观念。
社会的主体是人，在整个社会生态学体系中人处于重要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很多破坏生态的历史悲剧都是由于人的作用而产生的。因此必须确定人在社会自然关系中的地位。有人片面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主张人要放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也有人片面夸大人的社会作用，以为人可以不顾自然界的情况而发挥其无限的创造力量。这两种思想都会导致社会自然关系的失调。
“人参天地”的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秦汉之际的主要思想潮流之一。董仲舒顺应并利用了人与天地参的时代潮流，继承了《易传》的三才思想，将天地人看成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系统。他说：“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又说：“天地与人，合而成德。”（《官制象天》）可以看出，董仲舒是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对象的，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把天和人看成是两大相互对应的参照系统。
他还从宇宙系统论的高度，论证了人与天地参的可能性和价值。他一再强调，“人主之大，天地之参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由于人为天下之贵，又是从天而生，因此“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惟人道可以参天。”（《王道通三》）董仲舒将人看作宇宙系统“大数”的一要素，强调了人在社会、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把人看成是构成宇宙的一个元素，与天地相参，重视了人的地位和价值，是对以往认识的超越，是理论思维的一种进步。
董仲舒“人参天地”的思想，蕴函了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萌芽。董仲舒的天地人相参的思想，既是一种天下一统的政治理论，也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天地为观照的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又是一种以整体和谐为重的价值趋向，它对汉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董仲舒关于协调发展的思想是和其阴阳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他把阴阳五行作为天人关系的中介，其合乎规律的运动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阴阳运行的动向是：“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后，而不同理。”（《阴阳出入》）五行运行变化的法则是：“水为东，金为土，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五行对》）为此，他利用阴阳五行解释自然现象，推断天地万物的构成变化，以人事不和与阴阳失调两种可见事物的一致性说明天人不二。在协调发展的思想中，“和”的概念是一个主要的范畴。在论述社会、自然之间应该协调发展时，董仲舒有许多论述，如“阴阳调”，“群生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物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同上）
在社会和自然达到和谐的问题上，董仲舒认为，首先必须对自然界进行认识。“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之）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骄。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贤良对策之一》）要“知变”、“自省”。面对自然界的谴告，如能“知变”便能避免自然灾害，使社会和自然界保持协调的状态。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也有许多阐述。他们指出，必须考虑自然界“妨碍社会利益”的一面，考虑自然界对不重视复杂的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性的那些社会行动给与积极和消极反映的能力，并向社会提出了克服人类和它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对抗任务，以达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03页）这种和谐的途径首先在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认识上。马克思也指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8页）在这里，认识自然规律、有意识地控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是达到消除自然和社会对抗的最佳途径。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程度决定了人征服自然的水平和与自然协调的程度，认识越全面、越深刻，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就越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协调程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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