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夺走国家权力了吗？——后国家形态的骗人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国家权力论文,神话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走过托尼·布莱尔先生及其追随者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时，从格哈德·施罗德先生到马西莫·达莱马先生，欧洲的政治领袖都在喋喋不休地重复关于消弱国家权力的套话或者至少絮絮叨叨地谈论国家问题。按照同样的思路，许多学术研究也赞同民族国家将被超越的观点。然而，这些神话不仅经不起分析，而且还掩盖了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并使伴随全球化出现的违反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合法化。
一、国家的使命终结了吗？
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是以民族市场的形式创立的，它从民族国家的领土出发进行扩展，并且依赖民族国家的支持。正是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这样的民族国家，它们依次构成世界资本主义富有活力的领头国家和生产与交换的国际网络的心脏。在它们各自称霸的时代，两国给国际体制定下了种种准则和强制人们接受的规定。然而，目前的“教义”倾向于认为，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正在隐没，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变得陈旧过时，使政治变得软弱无力，使主权仅仅变成一个空壳。
这种后民族国家、后主权的假设是在当代资本主义要占领全世界的宏图大略下构造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现在是它首次渗透到全球最偏僻的角落并从此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19世纪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甚至1945个之后的美国资本主义都不带有真正的普遍性。把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表达换个说法，就是两国的资本主义所包含的仅仅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确实是广大的，但毕竟是有限的。今天，资本主义似乎已决定性地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束缚，资本主义似乎已不受领土限制，成为无边界和无身份特征的跨国家的现象。
总之，现代民族国家衰落了。在经济制约作用已超过国家所起的作用、国家降低为单纯的经济制约作用主管人的情况下，国家由于丧失自己特有的实质以及主权的逐渐萎缩，只好无助地看着力量对比关系向世界化市场倾斜。在各国历史形成的边界之内，国家不再在认同和政治影响力方面享有特权地位。国家不再构成积极的社会团结以及共同生活和共有财产的结构框架。从国家的对外关系来看，国家常常仅仅保存其主权的形式属性。简而言之，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似乎已变成像其他行为者（私人行为者）一样至多是其中的一个“平庸”的行为者。从最环的角度讲，国家似乎已失去控制能力并且不再能左右事件的发展过程。
主权的自愿让渡实现了欧洲的统一。因此，这类言论在欧洲非常流行。然而，这种言论却经不起对全球化的分析。这种言论没有考虑到在自由市场的创建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掩盖了社会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并且忽视了由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态势。与新的商业乌托邦所描述的国家解体的背景相距甚远的是，美国的霸权已得到巩固，它的主权以惊人的形式显示其存在。至于欧洲，那里的国家权力再次在加入全球化游戏和实现经济统一中发挥作用。如果说这种国家使命的再创造是以增加社会苦难为代价的话，那么，这远远不能被解释为国家权力机制的衰落。
二、维护社会契约的国家
19世纪英国为了促进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进行的干预对创建劳动自由市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为了20世纪末的世界自由市场的诞生也应创造必要的条件。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绝不是起源于“自由市场”，而是在保障稳定和有控制的货币管理体系的框架之内运作的。维护社会契约的民族国家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经济政策和工业政策进行了协调。
当代的全球化扎根于美国近30年来的一系列举措，它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国际货币制度，使货币市场自由化并赋予金融领域以自从英国金融的黄金时代以来绝无仅有的一种独立性、一种权力。金融领域与自己的经济基础分离，从此开始为取代了有“30年荣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食利资本主义市场确定节奏，对这一市场产生系统的强制作用并决定它的规范。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美国已放弃布雷顿森林（1944年）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引进普遍浮动汇率制。在1973年作出的这一单方面决定背后有着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美国当局希望将宏观经济上的失衡向国外转移并以此来补偿其竞争力的下降和不断增加的债务。浮动汇率制赋予美国一种灵活有效的货币工具，有了这种工具美国就不用作出它作为债务人的这一新身份将会要求它作出的那种调整。在固定汇率和黄金可兑换的制度下，美国就会像今天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一样，被迫为此以相对丧失主权和在国内采取极不得人心的严峻措施作为代价。
新的制度允许美国在全球储蓄中获利，从而得以维持本国的高生活水平。由于美国的强大政治力量和美元充当世界单一储备货币的作用，美国在货币领域保持了其全部主权：美国的盟国如果对美国政策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不动摇冷战的组织制度和安全结构，而它们毫无疑问是从冷战中捞取了好处的。因此，几十年来，日本和欧洲一直给美国不断增加的债务和赤字提供资金。随着80年代美国对金融业放松控制，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开始了。由于华尔街的银行、经纪公司、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的好恶对世界的金融流量起支配作用，这个阶段就开辟了通往金融全球化的道路。由于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化国际浪潮，金融业已打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储蓄业中并获得极高的回报率。简而言之，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市场的创立对世界头号债务国的经济和金融的顺利运作来讲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政策的连续性和金融自由化方面达成的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就是由此产生的。1985年罗纳德·里根先生提出这样的任务：“要扫除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商业壁垒和那些束缚投资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障碍”，尤其是日本方面所设下的障碍。他的后任，通过为在南北美洲的企业创造出目的在于维持西方“自由市场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局面，把这一努力继续下去。“前任几届政府主要追求日本金融自由化。而在克林顿政府任期内，这项努力在整个世界铺开”，尤其是在东亚，东亚已成为“美国银行和经纪人的潜在的金矿”。
三、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导致了美国的霸权
通过强制与合作兼施（这是霸权行为的传统定义），美国赢得了日本的金融体制的自由化和1985年日元的再次升值。80年代末，这一膨胀的气球终于爆炸了。作为补偿，为了以“强行军”的方式把自由化引导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简直是启动了一架真正的战争机器。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通过商业部的协调，一项旨在确定和开放“10个上升经济体”的全面计划，要求“一切政府部门，从中央情报局到驻外大使”都来提供帮助。
由最有权势的西方国家发起而且也是由它们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这一战略合法化。某些新兴国家和某些寡头集团从自由化中受益，这丝毫没有缩小自由化运作中的强制性这一真正特点。正如罗贝尔.O.基奥恩和苏珊·米尔内所强调的那样，“8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经受到强大政治压力迫使它们开放自己的经济。（发展中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受到了怀疑。）”
霸权有多种表现。90年代初，华盛顿从保证其技术领先、军事优势及安排一个对其有利的经济环境出发，提出要在冷战结束之后维护世界平衡的目标。这三点目标在主要方面都实现了。当然，国际平衡是变换不定的，霸权不等于一种绝对的统治。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群体能够在政治上与美国抗衡，更谈不上能够重新对它在国家等级制度中的特殊地位提出挑战了。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在全球化体系中，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处在同一等级上或都不同程度上从属于美国”。换句话说，它们应该顺从来自于美国的“和言悦耳的全球霸权”。
不管和言悦耳与否，这种霸权就其统治并构建国际经济政策的意义上说都是第一位的。世界自由市场使建立在“后工业”部门中比较优势上的美国模式感到安然自得，这些部门包括：金融和文化服务、通信、尖端技术和科技生产。而且人们看到，在经济活动、社会实践和国际私法方面都有一种世界性的标准文化在出现。
实际上，主要的经济规范（企业的赢利、股票价格）、系统的管理标准（对企业和国家的评分）以及司法准则（国际商业仲裁），这些新的游戏规则都来自美国。因此，美国私营的进行评分的两大代理商，穆迪和标准普尔两家公司，就从它们的信用评级中造就出市场行为。它们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一方，就这样把美国规范强加于人。
四、全球化的强制作用及对欧洲国家的考察
美国在不断创新一种世界性调控，即国际体制的强制性框架，而美国资本就在这个框架中活动。美国不仅不接受这些制约，而且它并没有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证明就是1987年（股市暴跌）、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暴跌）、1997—1998年（亚洲危机）美国国库和中央银行的决定性的干预，这种干预避免了一场系统性的暴跌并使自由化能继续实行。
在这个第一位霸权的管辖范围内，其他西方强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的西方霸权。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制度化，这种力量对比关系巩固了一些国家的主权并削弱了另一些国家的自主权。世界自由市场突出了资本中心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知识与权力的占有者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服从这些规则。
第三世界国家中最脆弱的国家置身于劳动的国际分工之中，常常被迫实行一种反常的专业化，甚至会丢掉它们残留的一点主权。至于那些“正在搞工业化”的国家，它们已经看到，近年来它们的依赖性在增加。东亚近年来的经验可以作为对此的证明。这里没有什么可感到意外的，“新兴”国家的自主总是有限的，最弱小的边缘国家的司法主权总是表现为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虚幻的。
欧盟属于世界自由市场乌托邦的受益者，但同时又构成对它的一种潜在的平衡力量。80年初发展起来的那种统一运动已提出创造一个并非与美国对立，但有可能与美国较量的实体。对于成员国来讲，这涉及的是在更为扩大的统一体内找到共同确认主权的手段，而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主权已不再能够应对全球化了。
法国在1981—1983年间还自信仍能独自驾御经济形势，却不得不为了实行被冷静地称为“竞争性通货紧缩”的“严厉”模式而放弃它自己重新推动发展的政策。人们是否应该从中看到这样一种证明，即全球化的强制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经济一体化的迫切需要已变成绝对的，使各国政府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呢？对欧洲国家重新行使主权和政治权力的考察表明这种解释是无效的。
在货币和竞争权方面，向共同体机构的主权转移并不会机械地导致主权的削弱。由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重新界定给民族国家带来真正的压力，因此人们不如说是处于一种保护国家免于被淹没危险的合并主权的状态之中。由此，民族国家可以通过依赖一个范围更大的整体而夺回在其领土范围之内已受到威胁的主权。
在共同体内，不存在集中制的权威。根据问题的不同，作出决定的层次也不同，但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上，成员国有时保留决定性的影响力。部长理事会，即各国的行政官员（其中主要是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欧盟机构中享有特权地位，欧盟议会和各国议会则屈居不风。
如果人们关心的是国家间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主权，那就很少会怀疑国家行政官员懂得并能够依赖共同体的结构来行使这种主权，至少在世界经济的关键领域里是如此：如果欧洲存在一个共识的领域，那恰恰是自由竞争的领域，今后这一竞争将建立在价值和绝对优先权的基础上。成员国的许多改革一会儿超前于共同体的规章制度，一会儿又比共同体的严格强制将会要求的走得更远。例如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1984年以来法国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并从而向英美模式而不是莱茵模式靠拢。因此上述国家的政治意志与欧盟的政治意志的这种重合就更加无可争议了。
五、难以表达的人民主权及国家在这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如果人们关心的是人民主权的运用，那就会观察到，人民主权已被摧毁了，这种实践越来越在关键问题上迫使议会代表尤其是公民社会保持沉默。在全球化和欧洲统一的背景下，这种“民主的欠缺”意味着国家主权的重新行使要以政治权力相当程度的自由化为代价才能做到，这一点正在艰难地用被认为是防止社会断裂的新的一套管理措施来加以掩盖着。考虑到这一点，欧盟委员会退缩了，借口是由于各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复杂性，或者由于每个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各自具有特殊的历史遗产，因此在社会问题上的协调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的。
这就是为什么更接近公民的国家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在社会传统和民族气质方面的利益。然而，各国的一切社会改革都朝着一个同样的最终目标：劳动市场的自由化。这些改革可以委托给成员国去做，并且采取通过一些小规模的连续的措施来逐步增量的方式进行，但是与周围的谈论相反，这决不是意味着各国政府对全球化势力所作出的某种反抗。
按照卡尔·波拉尼以第一次“大变革”为题所下的定义，国家的作用在于“根据情况，通过加速或减缓来改变变化的节奏”。通过渐进的改革，公共权力就会消除阻力。但是，随着机构的运作，并且随着机构表现出它们的协调一致，它们本身也就显示出已成为既成的事实。
虽然有关民族国家政府软弱无能的议论多得不得了，但是，人们看到，正是原来的政府在全力协助带有霸权政治色彩的新经济进行规划并付诸实施，对于这种新经济，政府是力求参与，而不仅仅是“适应”的。通过国家、地区、地方和欧洲各层次的“同时”运作以便重新界定游戏规则并使这些规则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教义”，政府已参与到这种新经济中来。共同体的各个机构与其说是起篡夺正在衰落的国家主权的作用，不如说是不允许成员国以其他方式去追求本国利益。
尽管如此，正如欧洲统一处在一种盲目的过程和被迫走向“无终点的目标”一样，正如欧洲一往直前，没有回头，而且拒绝各国收回承诺的可能性，各国目前处在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之中。通过确定政治上的大方向，各国承担了遵守规范的责任，这些规范随后由欧盟委员会加以颁布，对所有国家都有强制性并从此超越各国的全部法律。
迄今为止，在让欧洲对它们的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的话语的保护下，各国很可能以丧失对过程的控制而告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能是回到原状，因为各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将会失去由参与协同行为而重新构建的用武之地。除了对欧洲统一的目的重新界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不平等的加剧除了提出伦理问题之外，最终总会变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并损害社会的凝聚力。在欧洲的背景之下，跨国的动力恰恰可以成为通过靠拢最优惠的条款和实践政策（劳动条件、工资、就业、社会保障）促成高水平的社会协调的机会。这要以一种政治意志为前提，目前还很缺乏这种政治意志，但是，它一旦表现出来，就将具有榜样意义。相反，面对美国的霸权，由自由交换的帝国而构成的欧洲也许会导致多极化，但肯定不会导致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
〔译自法国《外交世界》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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