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民主论文,陈独秀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112-005 从1915年喊出“德先生”开始，民主一直是陈独秀奋力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陈独秀的民主思想经历了从五四前期的法兰西民主模式转变为建党以后的苏俄模式，再而转变为晚年的全民民主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研究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嬗变，不仅是深入推进陈独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对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五四时期(1915-1920)：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 1915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明确打出“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发动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次运动中，他正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先后发表百余篇文章，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这一时期，他的民主思想立场鲜明，内涵涉及多方面，涵盖多个层次，其中心内容是自由平等的人权思想。他推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权说。他认为，人权说是近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三事之一。[1]164针对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他认为人权的主要内容在于平等和自由。就“平等”来讲，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是法制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基本精神。他指出：“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1]250而我国的普通民众的人权则深受“三纲之说”的祸害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1]199。就“自由”来讲，他大声疾呼，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而像我国这样的宗法社会则是“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1]194，毫无自由可言。因此，他强烈呼吁做“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呼吁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行动起来，自我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由之人格之谓”，具体来讲，就是“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徂，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159。虽然陈独秀极力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说，宣扬人们要以自我为中心，内含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是，在当时封建制度禁锢人们权利和自由的状况之下，以这种人权说来反对旧的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 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国当时的国情。陈独秀生活的年代，可以说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从逐步衰落向寻求新出路的转型过程。他本人的经历也恰好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由“选学妖孽”到追随康、梁的改良派，再到追寻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不同派别为救中国而发生的各种重大事变和运动，都在他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陈独秀当时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心和报国心的热血青年，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而奔走呼号，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目标。在经历了一次次不同救国方案的失败后，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改变贫究落后、受人欺负的悲惨境遇，反而在封建势力的顽固坚持下越走越黑暗。这样的现实怎能不激励每一个像陈独秀这样的有志青年去积极寻求新的救国道路？其次是东渡日本的求学经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思想深深吸引着他。中国历次救亡失败的事实已经证明，要救亡图存，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必须有新思想新观念。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经让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在世界的另一端，西方资产阶级早已创造了一种能创造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新文明。像其他多数留洋学生一样，陈独秀在日本学习并了解到了这种新的文明。而中西文明的鲜明对比下凸显出的中国封建文化的腐朽落后，更让陈独秀坚决选择了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办法来拯救中国，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思想尤为吸引他。对比中国的专制与西方的民主，陈独秀最终选择民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领导中国革命初期(1920-1927)：无产阶级民主观 1920年春夏之交，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商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5月，陈独秀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的政治民主思想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27年7月被共产国际停职。这一时期，他在政治民主观上基本坚持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 民主是一定阶级的民主。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没有所谓全民的民主，民主具有阶级属性。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2]他认为，无论是西方各国的国会、国民大会，还是苏联的苏维埃，都是各个利益不同的阶级或党派势力的集中，而不代表全体国民的意愿。他说，“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的情感利害全然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3]312-313正是在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之后，他毅然抛弃了这种曾经为之崇尚的价值观，开始寻求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真正的多数人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新的政治制度。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说，“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不可逃的运命”[3]278。资本主义造成了诸多罪恶和社会动荡，而只有社会主义由于“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因而能够“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3]339。然而，他又似乎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看得比较容易。他明确指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3]279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仅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不会经过太长的时间，这也暗示了他为马上领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决心。他批判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治的主张，明确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他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实质是通过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国会，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法律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主张，实际上是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在根本上只能是有益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与广大民众毫不相干，他将这种主张说成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替虎噬人”的方法，这个比喻极为形象地戳穿了主张议会政治的那些人。 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前提。陈独秀认为，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劳动阶级要想争得民主，获得自己应有的特权，就只有通过阶级斗争，进而推翻一切反动的、压迫阶级的统治，建立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3]256他还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角度出发，论证了用“强力”即暴力来争取民主权利的必要性。而一旦建立了劳动阶级自己的政权，就可以“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3]252，从而制定自己的民主制度、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一时期，他比较注重强调民主的阶级性。在与无政府主义者郑宗贤辩论时，他指出：“先生既然相信无政府主义，请你要将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的人民分别一下，不要说些笼统话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3]294-295可见，这一时期，他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作为为社会主义民主辩护的武器，这一点对一个即将成为中国革命领导人来讲，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由于受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在陈独秀的思想中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1922年8月，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见解。“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3]468“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的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3]470不久，他又对建立民治主义的政府产生了怀疑。他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后的进步，必然是两阶级平行进步，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3]479等等，诸如这类不确定和摇摆的思想因素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中都有所体现，这也是人们说他根本上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三、晚年(1937-1942)：资产阶级的全民民主观 国内学术界一般把1929年开除党籍到1942年去世这段时间，称为陈独秀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实际上他的晚年应该是从1937年8月出狱直至1942年病逝这段时间。[4]在这一时期，基于对国际国内重大现实问题的考察，尤其是对大革命失败和苏联共产党党内的残酷争斗的反思，陈独秀重新思考了政治民主、特别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问题。其中，有深入的见解，也有极端的言论。1940年，他在给自己的俄国托派朋友王文元、濮清泉的三封信中，针对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现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思想。总体来讲，这一阶段他的民主思想明显放弃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立场，而转向了他曾经严厉批评过的全民民主。主要内容是： 民主是超时代和超阶级的，是人类的普遍准则。这一时期，陈独秀在高度肯定“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现代价值的同时，将民主与科学提升到了社会进步和人类普遍价值的高度。他认为，民主是与国家和政治紧密联系的，“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5]353。他明确指出：“民主与科学是人类历史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跨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走向人类大同。”[6]61-64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6]61-64他突出强调民主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他强调说，“对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5]110-111他认为，民主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无疑，他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已经改变了关于民主的无产阶级立场。 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范围不同而已。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5]353-354而且，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讲，资产阶级的民主为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只有独裁而没有民主的说法，指出俄国苏维埃的错误在于将民主制度等同于资产阶级统治而一并推翻，他指出，“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5]353-354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他还充分肯定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他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列成为近代人类社会的三大天才发明。他还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指标。他断言，“苏维埃制度如果缺乏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而缺乏民主内容的俄国苏维埃甚至“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5]353-354。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内容，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5]359。可见，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明显取消了阶级本性的差别，意味着他在政治立场上的根本转变。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民主。在领导革命的时期，陈独秀认为民主与专政是相辅相成的，只要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就会自然实现。但是俄国革命胜利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说明，无产阶级民主不但没有自动实现，反而遭到了一定程度践踏。他在与托派青年争论时说，“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它，贱视民主之故也。”[6]61-64他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只强调专政，而忽视民主的做法。但与此同时，他自己也走向了只强调民主而否定、甚至是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极端。1941年11月28日，他在发表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几乎全盘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5]359 此外，他还对大众政权和大众民主，党内民主与个人独裁阐发了自己的思考。总体来讲，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有许多闪光和进步的地方，但是最终其全民民主的主张实质上还是回归了资产阶级立场。这种认识上的截然不同的转变，根本原因是他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形势转变，其阶级局限决定了他的彻底转向。 四、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当代启示 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发展变化，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先进知识分子既对政治民主的强烈渴求，又易对外来的民主制度和形式产生盲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民主观在党内外都影响极大。可以说，无论是其民主思想上进步的方面，还是局限的方面，都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谓全民民主是不存在的。马克思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7]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手段的工具，民主必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8]因此，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存在抽象的和超阶级的民主。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虽然具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是他由于就民主谈民主，没有认识到民主的经济根源，从而根本取消了民主的阶级性，有意模糊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界限，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根本错误和有害的。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始终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根本对立。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从近代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一直伴随中国革命和初期建设的整个过程。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更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长期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一方面不得不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方式，更重要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陈独秀生命的大部分时期，都一直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影响下度过。他开始对法兰西民主的炽热追求，后来对俄国民主模式的崇拜，到晚年因看到斯大林专政对民主的践踏，使他最终选择了“全民民主”这条看似折中的民主道路，有调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能彻底看清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当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其上升时期是具有明显进步作用的，特别是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然而，资产阶级的民主不管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绝不可能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入手分析资本主义民主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9]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他强调，“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0]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 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始终致力于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从唤醒国民性出发，陈独秀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在全中国实现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而奔走呼号。可以说，尽管他的民主立场有根本改变，但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始终是他不变的追求。在晚年，之所以改变原来的无产阶级民主立场，主张全民民主，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民主遭受肆意践踏，个人独裁发展到极致，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党内腐败。因此，他断定，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必然造成无产阶级民主。如果专政到人民，是绝对错误的。他还认为，造成苏联民主体制被破坏的根本原因不是斯大林个人，而是民主体制问题。可以说，他对斯大林体制下的人民民主是有深刻认识的。尽管他提出的“全民民主”是行不通的，但是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怎样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思考，如必须努力建设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同时必须防止独裁和党内腐败，这些思想对后来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都具有很重要的警示意义。今天，中国经验的成功，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下，公共权力的行使才会得到人们的遵从与认同，公共行政部门才可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11]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确保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除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积极防治腐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标签：陈独秀论文; 政治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