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基斯坦联盟外交及其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基斯坦论文,困境论文,外交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南亚舞台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无可争辩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印巴关系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了南亚安全环境的好坏。然而，国家理念的对立和印强巴弱的地区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严重威胁（注：Agha Shahi,“Pakistan’sThreat Perception and Diplomatic Options”,in Pakistan’s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Lahore:Progressive Publishers, 1998),edited by Hamid H.Kizibash.）。结果，巴基斯坦对印度的一种本能的恐惧和对自身安全的忧虑一直支配着国家政治生活。显然，改变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是巴基斯坦摆脱印度威胁的根本出路。但问题是，在仅凭自身力量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于是，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借助联盟（注：关于联盟的定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见解。本文采纳的是斯蒂芬·瓦尔特所下的定义，即联盟是指在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间的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这一定义假设两个伙伴间做出某种程度的承诺和利益上的交换；中止或者对协议不讲信用将可能因此而遭受损失，即使可能有其他途径予以补尝。见Stephen 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87)，p.1,n.1。）求安全。本文主要基于斯蒂芬·瓦尔特所提供的研究范式，指出巴基斯坦推行联盟外交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巴基斯坦缺乏抗衡印度所需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其实施联盟外交所必需的大战略环境也极为复杂。即使是在冷战时期，巴基斯坦不仅不能借助联盟的力量消除地区力量的不平衡状态，甚至不能有效地遏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其国家安全也就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冷战后在极为不利的大战略环境下，巴基斯坦转而主要依靠自助求安全，其核心是通过发展导弹核力量来维系地区战略均势，以保障自身安全。
一、对地区性大国联盟政策的理论思考
什么是联盟？联盟的动因是什么？联盟有效的条件有哪些？联盟能否带来稳定与安全？……国际政治理论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两种研究范式尤为普遍且影响巨大。其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研究范式是把联盟归入均势理论中加以考察。由于不把均势视为两个孤立间的均衡，而是见诸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同另一个联盟之间的关系，联盟便自然成为实现均势的手段。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在其名著《国家间政治》中指出：“联盟是在一个国际体系内起作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均势功能”。（注：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肯尼思·华尔兹则从力量分布入手阐释了联盟的本质在于求均势。他指出：“（与强大国家相比）处在第二位的国家，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会加盟实力较弱的一方，因为正是力量强大的那一方对它们构成了威胁；至于较弱小的国家，相互理加信任，因而感到更加安全，当然有这样结果的前提是，如果它们所组成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或遏制力量阻止对手发动攻击的话。”（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p.126—127.）因此，从均势理论分析，联盟的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相对权势地位，其基础是共同利益。
尽管权势是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确切地说，国家倾向于与那些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联盟，或者是反对它。基于这种认识，斯蒂芬·瓦尔特提出了与上述传统均势理论不同的“威胁均衡理论”，认为“当一国安全受到威胁时，它可能试图增强自己的相对权势（例如增加防条费用），同时寻求与其他国家联盟。”（注： StephenM.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把联盟作为对威胁的反应意味着考察威胁的层次十分重要，为此瓦尔特列举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威胁（注：Walt,iibid.,p.22—26.）：
第一，一国拥有的整体力量——如人口、工业和军事能力、技术力量——越大，对其他国家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就越大；
第二，因为一国的投送能力与距离成反比，地理相近的国家比地理较远的国家构成的威胁要大；
第三，一国拥有的攻击性力量越大，其导致联盟的可能性越大；
第四，当一国被视为具有侵略倾向时，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
通过比较可见，威胁均衡理论除了重视权势即瓦尔特所说的“整体力量”外，还十分重视地理因素、一国的攻击性力量和侵略倾向的作用。虽然不能说哪个因素的影响最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威胁越大，导致联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说均势理论有助于从历史的宏观的视野阐释世界性强国的联盟政策的话，威胁均衡理论则更加有助于解释地区性大国的联盟政策。通过对中东地区国家联盟政策的研究分析，瓦尔特从中归纳出国家寻求联盟的四大根源：第一，外部威胁是导致国际联盟的最经常的原因；第二，均势比搭便车更加普遍；第三，国家实行联盟不仅仅针对权势，而且还针对威胁。虽然超级大国选择联盟伙伴主要是为了在彼此间实现力量均衡，但地区性大国大多数对全球力量均势漠不关心。相反，它们通常是为了对付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威胁而联盟；第四，尽管攻击能力和确切影响难以估算，但它们增强了其他国家联合进行反击的可能性（注：Walt,iibid.,p148.）。
根据上面的研究范式，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类有明显差异的联盟：一类是世界性大国，它们主要出于对权势的关注而选择联盟伙伴；一类是地区性国家，它们大多不关注全球均势，实行联盟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应付来自区内其他大国的威胁（注：Walt,iibid.s,p.158—161.）。在一个日趋均势化的世界里，强大的被认为是非侵略性的区外大国自然成为联盟的最佳伙伴，因为它能够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支持。
无论一国是从均势考虑还是从威胁考虑来推行联盟战略，无不说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自助所导致的安全困境，说明在争夺权势和维护安全方面一国力量的有限性。联盟则为弥补这一重大缺陷带来了希望和实际上的好处。
对地区国家而言，关键问题是与区外大国联盟能否实现自己应付地区主要威胁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目的。这首先涉及联盟有效所必备的条件（注：联盟有效所必备的条件，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根据基辛格的观点，联盟只有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才能有效：（1 ）有共同目标——通常是抵御共同的危险；（2）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政策， 至少足以解释宣战的理由；（3）万一决定采取共同行动，有具体的合作手段；（4）不合作需受惩罚，否则，受保护会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而相互应尽的义务就会中止。见享利·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1969年，第65—66页。），其次受到国际体系和整体均势的影响和制约，此外还涉及到地区国家基于自己的潜在能力和对对手国家利益的综合考虑而进行的外交政策选择。当两个地区性大国实力相差悬殊时，实力较弱的一方选择联盟战略虽有其必然性，但其国家安全仍得不到根本保障。其原因在于：地区性力量结构性失衡的态势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该国与区外大国在联盟内的不对称地位以及它们对威胁轻重缓急的不同认识和对联盟的不同期望，决定了联盟力量主要被用来服务于大国的利益和战略需要。如前所述，在大国的主宰下，联盟的本质是求均势，而“均势原则的逻辑之一是，必须优先考虑主要均衡力量的需求，其次才能考虑次要均衡力量的需求，总体均势的重要性必须优先于任何局部的或特殊的均势。”（注：赫德利·布尔：“均势和国际秩序”，载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 页。）其次，在现实中获益较多的地区性强国为了继续获益和保持其优势，也必然会拼凑自己的联盟，从而使紧张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水平。可见，仅仅依靠联盟特别是松散的联盟远远不能满足地区国家对其寄予的厚望。实际上，为有效对付地区威胁，地区性大国在实行联盟政策的同时，还应共同到致力于建立地区信任措施，并懂得相互间适时妥协。唯有这三者相互协调，且两个地区性大国实力相近时，联盟战略才不失为理想的选择。
二、巴基斯坦面临的安全困境及其外交政策抉择
在1858年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后，英国政府随即通过改革印度政府法，宣布英国女王为印度皇帝，从此开始了对印度89年的直接统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次大陆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在宗教即是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民族标志的社会里，民族意识的觉醒必然同强调宗教团结相互一致。这样，在民族独立斗争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既不是宗教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经济上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穆斯林为了生存，而印度教徒为了超人一等。”（注：G.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257页。）基于这种思想，阿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提出“两个民族”理论，（注：有关“两个民族”理论见 Z.H.Bolitho，Jinnah（London,1964）；M.H.Saiyid，Mohammad’ AliJinnah： A Political Study（Lahore，1953）；G.阿拉纳：《伟大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即印度教徒组成印度民族、英属印度的穆斯林组成穆斯林民族，主张在英国人离开之前，按照“两个民族”的理论，英属印度分治为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1947 年8月英属印度实施分治，巴基斯坦和印度先后宣布独立。
显然，“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这一政治意愿背道而驰。巴基斯坦独立后，尼赫鲁宣称：“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注：转引自姜兆鸿、杨平学主编：《印度军事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印度领导人不仅极力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应合而为一，还充分利用分治造成的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给它带来的地理上和国力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企图建立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体制。对不愿臣服的巴基斯坦，印度从政治、军事、外交和心理等方面对它保持着强大的压力。
可见，分治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标，但从一开始巴基斯坦就认为“这是一个带来很大动荡的分治。它影响到……边界这一侧的心理状态，使人们进一步认为印度不甘心巴基斯坦建国。”（注：Jane’s Defence Weekly,Nov.25,1998.）独立后，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这种担忧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不仅真纳认为，印度图谋克什米尔，表明“印度一心要消灭他所建立的国家”，（注：K.萨尔瓦尔.哈桑：《巴基斯坦和联合国》，纽约，1960年，第93页。）此后历届巴基斯坦政府也无不认为，印度挑战和否定“两个民族”理论，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巴基斯坦立国的合法性，从而为其武力兼并巴基斯坦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巴基斯坦看来，印度的威胁是显而见的。
首要原因就在于地区力量的结构性失衡，即印度整体实力的强大和巴基斯坦的弱小；第二，1971年前，巴基斯坦国土被印度隔为两部分，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后，巴基斯坦在地理上更易遭受外部的攻击；第三，印度和巴基斯坦不仅常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且两国还为争夺克什米尔多次爆发战争。为压制巴基斯坦，印度一直在军事上对它保持着进攻态势；第四，由于两国政治理念对立，特别是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在巴基斯坦看来，印度无疑是一个具有侵略倾向的敌对国家。
通过分析巴基斯坦面临的安全困境，比照瓦尔特提出的范式，我们不难理解独立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抉择。为对付来自印度的威胁，巴基斯坦推行与印度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即联盟政策。该政策力图通过与区外某一大国建立联盟关系，借助其力量弥补自己实力上的劣势，以维护自身安全。巴基斯坦因地处南亚、中亚和西亚交汇处而享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它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为它推行联盟外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巴基斯坦早期曾积极寻求与英国的联盟关系，在遭受挫折后转而向中东和美国寻求合作（注： Ashok Kapur,A.J.Wilson, Foreign Policies of India and Her Neighbours(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1996),p.125—126.）。通过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巴美双边防御协定》和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巴基斯坦与美国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军事结盟。巴基斯坦领导人公开声明，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并与美国签订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印度而不是为了跟随美国针对中国。尼赫鲁也指出：“无论如何，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本质上是基于对印度的敌意”。（注：海南：“印度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世界知识》1958年第2 期，第24页。）
从六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七十年代初，美巴关系也并非没有波折。以1965年印巴战争中美国对巴基斯坦实施武器禁运为重要标志，美巴联盟关系开始出现种种困难。于是，巴基斯坦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方向选择，发展对华友好关系。1971年失去东巴基斯坦意味着与“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已经失去意义，巴基斯坦便于1972年退出该条约组织。此后，巴基斯坦继续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重视巩固中巴友谊，增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注意与印度关系的正常化。1979年3月， 考虑到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并于同年9月加入不结盟运动（注：巴基斯坦认为， 它因加入不结盟运动而承担的不与大国保持多边军事同盟关系这一义务，并不妨碍它与美国的双边联盟关系。见Agha Shahi，“Pakistan—US
Relations—From Military Alliances to Non—Alignment，”见Hamid H.Kizilbash，Pakistan’s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Lahore：
ProgressivePublishers， 1998).）。应当指出，巴基斯坦加入不结盟运动并未妨碍其继续维系和发展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特别是当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利用其作为美国遏止苏联南下的“前线国家”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后期。
整个冷战时期，虽然美巴联盟并没有如巴基斯坦所期望的那样，规定类似于北约那种相互提供军事援助以反击军事入侵的义务，但美国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不仅有助于巴基斯坦增强自身的实力特别是防卫能力，而且美巴联盟本身就足以对印度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三、巴基斯坦联盟外交面临的挑战及其构建地区战略均势的前景
构建地区战略均势是巴基斯坦保障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其联盟外交的首要目标。但是，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巴基斯坦的联盟外交却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首先，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巴基斯坦联盟外交的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美苏冷战和核武器的出现把大国联盟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发现自己需要有更多的盟友以增强自己的相对权势，进行争夺全球领导权的竞争，故它们无不致力于构建自己的联盟体系架构。这使得联盟成为多数地区性国家外交政策的必然选择。南亚毗邻中东和紧靠中亚。这种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得它成为美苏角逐的重要场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抗也为美苏势力向南亚渗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显然，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战略态势有利于巴基斯坦联盟战略的实施，结果在南亚出现了美巴与苏印相对峙的战略态势。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形势的首要特征就是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而多极化趋势意味着主要大国或力量中心将占据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大国关系将最终决定未来新的国际格局的基本态势。此外，多极化趋势还意味着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为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获取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和争取外交主动权，主要大国无不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发展大国间新型伙伴关系，彼此相互借重，相互制约。显然，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南亚大国印度的国际地位，增强了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其他大国几乎不可能满足巴基斯坦借助联盟对抗印度的意愿。虽然印巴冷战还在继续，但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里，巴基斯坦联盟外交难以为继。
其次，美国的南亚政策决定了巴基斯坦联盟战略的成与败。
如前所述，大国实行联盟政策首先是出于均势考虑。冷战时期，美国涉足南亚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和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为了卷入印巴之间的冲突。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巴基斯坦外长阿齐兹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动机是获得武器以便同印度势均力敌。当然美国为的是抑制苏联。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同印度有了麻烦，双方的动机就发生冲突。”（注：Jane’s Defence Weekly,Nov.25,1998.）由于美巴间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当美国在印巴间寻求平衡时，巴基斯坦的联盟战略就充分暴露出先天不足，或者说是巴基斯坦的一厢情愿。在1965年和1971年两次印巴战争中，美国远远没有发挥巴基斯坦所期待的联盟伙伴的作用，相反却采取了不利于巴基斯坦的中立立场。
冷战后，美国重新调整了其南亚战略。美国驻印度大使威斯纳表示：“鉴于印巴两国大小、国防实力有着明显的差别，美国的政策不会是等距离的或绝对平衡的”。（注：转引自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际关系及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则公开称，美国期望印度崛起成为一支全球性力量。（注：塔尔博特：“美国期望印度崛起成为一支全球性力量”，《印度时报》1998年11月13日。）美国南亚战略的调整，宣告了美巴联盟关系已不复存在。同样，为减少自己卷入南亚冲突的风险并稳定自己的南方，俄罗斯也调整了南亚政策，解除了原苏联时代与印度那种半军事同盟性质的关系，代之以俄印“战略伙伴关系”。但就总体而言，巴基斯坦仍然很难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这是因为双方仍存在不信任，在中亚问题上还有严重分歧。冷战后，大国南亚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基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地区战略现实双重考虑，其中印度作为地区大国所拥有的巨大战略优势及其拥有成为世界性大国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和潜能，对大国南亚政策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换言之，冷战后巴基斯坦将不得不单独面对南亚战略现实。
第三，除了巴基斯坦自身力量的有限性制约着其联盟外交的功效外，关键问题在于，在印巴关系中，冲突的纪录远远多于合作，而巴基斯坦国内的不稳定、两国种族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以及克什米尔问题，无不严重阻碍两国建立信任措施的努力（注：Sheen Rajmaira,“ Indo—Pakistani Relations Reciprocity in Long—Term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um.3,Sep.1997,p.558—559.）。结果，鉴于自身力量不足而急于寻求减少地区力量不平衡的巴基斯坦，在对付印度威胁时，不能将联盟外交与建立信任措施和适时妥协有机协调起来，其可资利用的消除威胁的途径十分有限。
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冷战时期，巴基斯坦的联盟外交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印巴之间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状况，而且冷战被引入南亚的结果是地区两极化和迅速军事化，从而增加了印巴关系的复杂性和两国解决问题的难度。印巴关系日趋紧张。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特别是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巴基斯坦依靠引进美国力量抗衡印度的战略已经行不通了。在新的形势下，巴基斯坦转而主要依靠自助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其中，导弹核力量对巴基斯坦的意义尤为重大。在巴基斯坦看来，“南亚地区形势自苏联解体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8年5月的印巴核试验成为地区形势演变的里程碑。 ”（注：“巴基斯坦对南亚安全形势的分析——访巴战略研究所所长、前外交秘书坦维尔·艾哈迈德汗”，《外国军事学术》1999年第12期。）核试验后，巴基斯坦外长阿齐兹说：“我们仍然对来自印度的威胁感到担心。尽管我们在常规力量方面存在着差距，但从核力量的角度讲，我们目前获得了某种地缘战略的平衡。”（注：新华社伊斯兰堡1999年4月15 日电。）为充分发挥核力量在抵御外来威胁、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巴基斯坦的核战略奉行“首先使用”的原则。1999年，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所长、前外交秘书坦维尔·艾哈迈德汗指出：“关于‘首先使用’原则，巴基斯坦面临的问题是印巴两国间在常规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巴基斯坦要保持核报复能力，但不能放弃‘首先使用’原则，如果巴接受‘不首先使用原则’，它便接受了常规力量严重失衡的现实。”（注：“巴基斯坦对南亚安全形势的分析——访巴战略研究所所长、前外交秘书坦维尔·艾哈迈德汗”，《外国军事学术》1999年第12期。）
从理论上讲，局部均势的存在，能维持特定地区的国家独立，使它不致被区域性强国吞并或控制。但需要指出的是，对巴基斯坦来说，联盟远不足以构建地区力量平衡，而以自助求安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安全困境，其结果是更加不安全：相反，唯有建立地区安全机制、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和懂得适时妥协，才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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