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二胎化人口议题的历时性建构
贾广惠
（江苏师范大学 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221009）
［摘要］ 中国全面放开二胎的重大政策调整令世界瞩目。在这项人口政策最终实施之前，人口发展备受瞩目。在国家政策的框架内，多方参与人口议题的建构。其中大众传媒以不同阶段的人口问题反映，建构了令人关注的多元议题，体现了对人口政策的参与和改变。论文以有关二胎化报道为分析对象，在分析其议题建构的基础上，探讨媒体的公共参与功能。
［关键词］ 人口议题；媒体；建构
中国的人口问题几十年来一直为世界瞩目，其政策变动成为牵动世界的重大议题。随着2015年底计划生育国策的调整，一胎化政策转变为全面放开二胎，这一震惊世界的议题确立，标志着一个巨变——中国开启了二胎化时代。但全面放开二胎的国策实施三年多来，效果并不如预期。考察背后的原因，与生育养育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观念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的认知既得之于切身体验，更有大众传媒的影响。遵从国家计生政策的框架，从坚定的一胎化维护，转变为对二胎化的鼓励甚至上升为集体焦虑，传媒的议题建构作用不可忽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传统媒体为主的大众传媒（简称传媒）一方面坚定宣传落实计生政策，同时也陆续揭示了一胎化导致的诸多不良影响：独生子女问题、四二一家庭、失独问题、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等症候日益突出，“只生一个好”的理念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问题揭示为调整人口政策作了舆论上的铺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值得反思的是，此前三十多年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传媒从坚持一种倾向逐渐转变为另一种倾向，特别是对一胎化带来的各种弊端不断揭示，逐步建构出显著的人口议题。一胎化议题转型虽然是政府主导，但是传媒在其中对公共政策的走向与决策起到了一定的参与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学界在此议题上还相对缺乏基于传媒建构功能的深入研究，而传媒对人口议题的建构已经凸显出极为重要的观念塑造与人口生育选择的独特角色。
1 问题的提出：人口政策中传媒的角色
大众传媒建构出人口议题亟待纠正的政策缺陷，体现了独特的历时性的建构功能。它能够守望社会，监测环境，及时发出警示。2015年底中国作出了全面放开二胎的人口政策调整，标志着实行了34年之久的一胎化计划生育发生了巨大转变。人口政策调整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还有国家部委制定政策、政府落实和专家学者调研反馈等多个因素的交汇。但从传播的角度看，传媒在其中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它发挥了重要的警示、参与和纠偏等作用，这体现出其议题充分建构的功能。特别是对于一胎化政策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反复的警示，塑造了质疑一胎化的多项子议题，最后也在促成放开二胎，鼓励生育。基于此回顾传媒过往是如何凸显人口政策实施中的难题，进而塑造具有标志性的子议题影响国家政策，还是很有必要的。根据对历时性的传媒报道考察，作者提炼出一些较为重要的具有标志性的指标，再通过对有关人口议题报道演化的梳理归纳，发现独生子女问题、四二一家庭、“失独”、“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等传媒实施的命名策略和形象建构，为社会敲响了警钟，营造了一胎化政策应予转型的舆论氛围，鼓动放松和放开一胎化政策。
虽然人口政策调整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但传媒则以解释社会中有关人口的问题来提示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故它提供新的信息，又引领观念，一直主动参与其中，影响着集体认知。当然，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政府主导着人口政策实施，这是没有疑问的。国家通过每个阶段的人口普查掌握人口变动情况。但值得思考的是：传媒在推动人口政策变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笔者认为，应该是守望社会的“警示器”功能，但进一步看更为突出的是社会建构功能，媒体配合政府工作宣传计划生育，落实一胎化政策，但又对由此带来的问题不间断地提出警示，对下汇集各种问题，对上代表大众反映不同的意见（人口生育涉及到每一个家庭的后代接续问题），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和讨论，再通过传媒体现出来，进而传递到政府影响到决策环节，就对政策调整起到了参与作用。
美国政策学者保罗·萨巴蒂尔将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归结为六个方面，其中就有一项是“媒体对问题关注的持续”，通过新闻报道形成的舆论，可以有效阻止一些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政策；同时，传媒也能够客观评估政策，对执行过程中走样的表现作出反映，公开之后可以形成双重压力：上层的训诫和下层的批评，这些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就会得以调整[1]。孙旭培也认为，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我国正在进入一个“参与性社会”，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相关部门开始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过程[2]。所谓的参与，就是以传媒建构议题为主导，多方面收集民情民意（以个体意见、具体事件、专家调研等信息），借助于个体变动事实反映，引发多种传媒的联合，制造有力的舆论；而在这个反映过程中，媒体代表着大众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最终会影响到政府的政策，有关决策不能不参考来自传媒的声音。
“新闻是人们对其生活作出合理决策所需的信息”[3]。在一个媒介化社会中，传媒持续不断地展示世界的变动，体现了独特的建构功能，提供公共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进而代表大众实施了参与。一胎化带来的人口问题在过去多年中得以多方面的揭示，反映了传媒持续建构议题、改变认知、促成调整的社会协调功能。人口议题涉及面广、内容纷繁复杂，本研究无法穷尽各个方面，只能从主题出发做出初步的分析解读。根据以上梳理，再通过报道议题影响重大、利益攸关、社会关注度较高这样三个价值指标，作者选择了独生子女问题、四二一家庭、“失独”、“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这样五个子项目即考察指标，纵向分析它们的议题传播，考察其累积起来是不是对既有的政策产生了促动。也就是说，通过单独与综合考察样本，来探索传媒在个体累积起来的传播中，是否体现了对既定公共政策的质疑与促动。
“等我们老了、病了，唯一的儿子怎么照顾我们呢？”今年41岁的王景灿不禁发愁起来，“经历了这一场，还是觉得孩子的事，一个不够，两个刚好。”
表1 人口议题的相关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项指标中，除了四二一家庭与人口红利两个指标在媒体上突出体现为专家警示，另外三项主要是通过具体发生的案例体现的，如关于独生子女问题，媒体反映很多他们的不良表现，如“小皇帝”、“小公主”的各种骄横无礼、与家庭、社会冲突和伤害问题；在失独问题反映中，媒体揭示出各类家庭悲剧；在老龄化问题中，传媒涉及的指标较多，如老人精神寂寞、看病难、独居困苦、老人与社会的冲突等等。媒体对这五项指标反映持续多年，主要依据新闻价值的指标（具体事实和被凸显的价值要素）做出反映，但是综合起来，在时间推移中慢慢地集中到了对一胎化政策的质疑结论上。
2 文献综述与媒体建构
人口问题研究涉及学科较多，其中有关计划生育也即一胎化议题的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成果丰富，但从传播学研究的还不多。立足传播学科通过关键词输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检索到的主要是分类研究，其中显示的“独生子女”8篇、四二一家庭6篇、“失独”6篇、“老年人”、“养老”、“老龄化”18篇，共有41篇；关于“人口红利”传播学研究暂未发现。这些论文还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人民日报》为研究个案7篇，二是硕士论文24篇，三是论文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最新的出现于2007年，大多数是2013年以来的研究成果。考察这些论文，多数属于实证研究，运用框架理论、涵化理论、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理论分析研究对象，针对某一类报纸新闻展开分析。整体反映出这些研究者关注该类议题，探索传媒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发现传媒报道的不足与问题，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但是这些研究还没有真正关注到社会建构在传媒的具体运用，也未注意到传媒在揭示问题的过程中，实际上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建构，有的积极呼吁，有的引发争议，还有的则发出警示等等。有些冲突则引发了传媒的“围观”——转发转载争鸣制造了热点议题，造成吸附效应：个人的利益被唤醒，积极地参与围观、争论和行动，也可能扩大了社会影响，制造了压力，促使政府介入管理。如对老年人的广场舞扰民与地盘争夺问题，有的地方街道办就出面协调缓解了矛盾。
表2 有关人口议题传播学研究成果分类
在此，社会建构理论典型地反映出传媒的作用。在过去多年中，表中五项议题先后得以凸显，传媒在报道中发挥了社会建构的功能。环境社会学学者汉尼根提出了社会建构学说。他认为，“技术界利用其专业优势，寻找问题、为问题命名、确定议题的基础、建构指数等，这些还成为大众传媒的信息源头。在引发注意、使环境要求合法化的背景下，传媒的运作逻辑即遵循新闻价值规律，通过与流行问题或原因联系、运用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和直观的图像、修辞策略和技巧等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问题实现传播影响力的最大化”[4]。因此，传媒能够及时揭示人口议题，警示出现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同时，关注度高的个案通过媒体的反映必然会到达政府那里，引起反馈，进而做出回应，以解决问题。这里的媒体议题建构，表面上是直接报道，但实际作用是唤起了注意，影响了认知，激发了反应，形成了舆论，逐步传导会对政府形成压力，影响决策；原有的人口政策弊端得到反映之后要更改比较缓慢滞后，需要时间累积并等待机会。传媒建构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主要通过一个个指标体现出来。
从对一胎化政策支持的角度看，传媒力推计划生育是在公共政策框架下也是基于特殊的国情和严峻的背景。中国人口自秦朝以来一直居于世界第一，生存压力巨大，固化为历史记忆，人口“减负”也成为一种逻辑选择。经过十年动乱，中国奔向四个现代化，面临着人口过多而资源更加紧缺的沉重压力，简言之就是“人口多，底子薄”。作为一个典型的反思警示，是1986年引起巨大轰动的何博传的著作《山坳上的中国》，系统揭示了中国面临的各种资源能源、环境问题，特别是空前扩增的人口负担，中国“家底”薄弱引起了知识界和上层的忧思，实施节育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超过经济活动所需的过度货币投放及经济活动的过度货币化，将导致金融业产生“非分之想”，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家长辞掉工作给孩子做陪读，家长排队给军训的孩子送吃送喝、16岁的孩子从没自己洗过一次衣服……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独苗’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这种爱却有些过火，‘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是一种不恰当而且十分危险的家庭教育。”[6]
式中:p1,k为升降气缸腔压力;p2,k为倾斜气缸腔压力;p3,k为扩展气缸腔压力;ΔPLS为压力差.
但是，在传媒力推一胎化政策的过程中，另一种质疑的声音从无到有，逐步由弱变强。这就是一胎化政策呈现出的一些症候，随着时间推移而暴露出一胎化的不良后果，又是由不同的传媒自发予以揭示，逐步集聚凸显。先是1985年电影《少年犯》的热映，引起了传媒和社会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注；接着是传媒对身为独生子女的“小皇帝”、“小公主”之“垮掉的一代”污名化形象塑造；最具代表性的是1993年孙云晓的调查报告《夏令营中的较量》，深刻揭示了独生子女在一场中日夏令营社会实践中的诸多不良表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震惊、反思和激辩，独生子女的问题开始被正式关注。随后又有“四二一家庭”、“失独”、“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等的警告。2010年代以来，易富贤的著作《大国空巢》影响巨大，该书对老龄化严重问题提出了警告，传媒纷纷跟进，形成了质疑一胎化政策的舆论热潮。
需要明确的是，传媒针对人口议题质疑否定在开始阶段时，不一定是有意识基于纠正政策目的展开的，实际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分散到集中、主题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但形成报道动力的，起初还是新闻价值（news value） 框架，这就是说，传媒反映人口中的局部问题多是基于新闻价值观念指引；其反映问题多以负面形式呈现（个案报道），这主要取决于其对新闻价值的理解和运用。对于时时进行价值选择的现代传媒而言，决定传媒议程设置的主要是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是在公司化趋势造就的主流报刊与广播中，用来选择、建构与表述新闻报道的专业化符码。阿瑟·摩尔曾指出，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环境治理的新信息模式”应运而生，在这一模式下，“信息的生成、处理、传输和使用成为环境变革的基本动力来源”[5]。新闻价值被传媒认可，随后的有关问题都顺理成章地得以反映出来，并且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为突出。需要指出的是，不是传媒有意否定过去的计生政策，而是基于社会变动去凸显当前的异常情况，哪个群体、年龄出现了异常的问题，传媒就予以关注，既可能是对个体反映，也可能综合反映，但其背后有都和一胎化政策有关。可以看出，开始阶段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中前期，传媒对于人口政策带来的问题反映是不自觉的，直到2000年代老龄化社会来临，随着一系列有关老人的负面问题揭示，林林总总的一胎化不良后果的子议题汇合起来，才构成了显著的难点焦点，产生巨大冲击力，形成了局势堪忧的人口议题。而传媒怎样凸显人口议题，则需要以下的分类与子议题揭示出来。
3 一胎化弊端中各项议题的建构与整合
传媒从坚持一胎化政策到建构二胎化议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通过一些指标综合反映出来。大致是从80年代中期延续到新世纪10年代，时间跨度较大。而这种建构，主要是以一胎化出现的不良后果为依据的。不良后果起初是单独作为社会问题依次反映，不过最后聚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人口议题的认知，被归结为一胎化政策的弊端。因此，根据过往三十多年中媒体对有关“人”的问题揭示，从中梳理出前述的五个指标，集中反映出计生政策的缺陷问题。以下就针对这些指标做出简单剖析。
（1） 独生子女问题（问题少年、垮掉的一代等命名，报道以80-90年代为主）。独生子女形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被传媒关注。80后、90后独生子女被传媒突出报道，主要是他们身上暴露出的问题。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透露，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已累计出生9000万独生子女，可见数量庞大。在传媒所展示的独生子女问题或曰问题少年形象中，主要暴露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被过度溺爱养尊处优，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满足，但极为任性过于自私与冷漠，追求享乐，缺乏责任感，缺乏感恩，迷恋动漫、游戏、明星一类的低层次文化，沉溺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等。综合种种问题，传媒给80后问题少年命名为：垮掉的一代，对于90后独生子女，媒体反映的问题就更多了，而且将他们命名为：草莓族。此时，传媒建构的是80后、90后独生子女身上的各种问题，凝聚为一类人的负面形象，包含了否定、批评和警醒，此时还不一定就清晰地表达对计生政策的质疑，重点还是关注一代人的素质能力问题，但这是一个明显的开端。下文的例子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1)管子在正断层无内压工况下的破坏形式为受拉破坏，随着断层位移的增加，管子的轴向应变峰值增加但峰值位置不发生变化。
王静然是北京中关村一小的一名小学生，她的家是个典型的“六加一”家庭，父母都是独生子，结婚后又只生下了静然。据记者了解，静然是家中的宝贝，也是绝对核心。家里人对她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她的妈妈蒋女士说：“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我和他爸爸把孩子当宝贝，两家老人更是把孩子当心肝。”蒋女士回忆道，从小到大，静然提出的要求都是尽量满足。有一次过生日，全家人花了一千多元给孩子买了个芭比娃娃，就因为她说同桌的小朋友有一个。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被确定下来，这对传统的生育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社会讲究传宗接代和“多子多福”，但“只生一个好”的观念、超生多生于己于国都不利的导向，通过媒体宣传普及于城乡以至全社会。为了瓦解传统生育观念，传媒配合计划生育加强宣传可谓不遗余力，进行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宣传，除了遍及城乡的计生标语传播之外，传媒主要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复宣讲落实国策的益处，配合传达上层的计生会议、领导讲话、国内外形势等强化优生优育的教导；二是传媒表彰先进的各种做法，并塑造了反面的多生、超生之愚昧、贫困家庭形象，警示人口负担问题；三是针对“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观念纠正。而在最后一个方面，媒体宣传确实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生育观念，“儿孙满堂”的念想被强力抑制，代之以“政府养老”、“女儿也是传后人”等新观念。总之，就是将由超生造成的过多人口当作负担，由此推广“优生优育”的观念，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将过多的人口降下来。这种舆论造势从80年代初中期大规模普及，到9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人们的生育观念被大幅度改变，除了有些人还将儿子作为传宗接代者看待以外，多数人已经在政策控制和媒体宣传之下，认同了一胎化合理性；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还有人口基数大的惯性，但是生育率确实呈现出明显的下降。经过全体努力，到了2018年，统计得出中国少生了近4亿人，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自身牺牲则无法计算。
再如一则新闻有这样一段开头：
香港《文汇报》载文称，最近有调查发现，公众对当代大学生（独生子女） 的评价很不理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大学生在公众中的形象已经跌到20年的最低点”是这项调查得出的结论。[7]
因为疾病，王景灿的老父亲不久前离世。尽管有哥哥、嫂嫂和媳妇一起轮替，但病榻前整整一年的尽孝，仍然把王景灿整个家族累得人仰马翻。
表3 传媒建构的问题少年议题
GPS与传统测量技术在地质勘查工程测量中的应用分析……………………………………………………… 王伟彪（3-267）
32岁的女白领徐薇薇（化名）近日身心疲惫，母亲和公公同时大病住院，孩子不满一岁，自己又处于新公司试用关键期，而她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事业压力一起袭来，让她患上了轻度抑郁症。[9]
四二一家庭不断被揭示出诸多缺陷。传媒也援引专家的意见：专家担心，这将使家庭功能式微和社会传统结构解体，因为嫡亲数量的减少，将直接危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亲族网络及其社会伦理观念。若干年后，人们将不再有表亲，不再有姑叔姨舅，更让人担心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兄弟姐妹，家庭细胞随之解体。与此同时，社会急剧老年化，而独生子女赡养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就承接着上面的问题，即年龄最小的身上问题多多，而作为老的，又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赡养，只有中年人，是家庭的顶梁柱。但这对一个个家庭和对社会而言，都是日益沉重的负担。显然，媒体报道中的逻辑，将问题归结到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人口难以有效延续上面。至此，依据这种家庭模式缺陷，对一胎化政策的质疑，就有了较为清晰的判断了。
山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2010～2012年逐年增加，2012～2015年逐年下降，2010～2015年基层医疗机构的入院人数下降3.76%，乡镇卫生院入院人数下降3.61%，而社区卫生中心的入院人数增加65.88%。截止2015年底，乡镇卫生院入院人数占基层医疗机构的90.68%，乡镇卫生院承担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绝大部分入院服务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入院人数占7.70% 。(见表4)
（3）失独家庭（报道以新世纪以来至2015为主）。不仅仅是四二一家庭会带来中年人的沉重负担，紧接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中年丧子（女） 对一个家庭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虽然独生子女带来了很多问题，独生子女自身问题被传媒多方批评，但独生子女遭遇意外（伤害） 离世，给一个家庭造成重创，击垮家庭。媒体对此诸多报道几乎都采用了一个框架：悲情叙事。孩子遭遇车祸、被暴力伤害、意外（失踪），种种结果反映出个体生命的摧残剥夺，是一个家庭不可承受之重。正如《南都周刊》所言：“在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灭顶之灾前，这些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积极响应‘只生一个好’的计生国策后，唯一的孩子却不幸离世，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然从主流中掉队，老无所依”[10]。纵观此类报道，几乎都存在单向的偏重失独家庭苦难的报道倾向,凸显了一个“苦难化”、“绝望型”的失独家庭的“媒体氛围”和“独生导致失独”的逻辑暗示[11]。中年丧子（女），人生无望，暗示了独生子女的意外导致了家庭悲剧，一胎化政策亟待修改纠偏。
（4） 老龄化社会（空巢、精神寂寞、社会冲突等，90年代后期至今一直是报道热点、难点）。我国自199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绝对数量持续降低，由1990年的2621万下降到2015年的1655万，新生儿的减少进一步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至2018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人接近2.7亿，预计到2025年超过3亿，逼近总人口的 [12]。与少数不可承受的失独之痛的家庭相比，越来越严重的难以解决的是老龄化问题。“老得快”使得中国养老问题压力空前加大，这又和过往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密切相关。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日益严峻，正在产生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保障、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新型问题。这些问题被媒体所关注，既是有关统计结果所揭示，也是社会生活中直观感受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老人出现，首先整个社会都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养老成为家庭、社会和政府的愈发沉重的负担；其次，老人增多带来了较多的社会冲突（“空巢”、精神寂寞、广场舞、让座纠纷、扶老人纠纷等）；再次，老人增多又加剧了“四二一”的家庭结构性矛盾，独生子女面临着巨大而沉重的赡养老人的压力。传媒反映的老龄化社会到来使得各种矛盾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而且据此呼唤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使后续人口承担养老重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于家庭养老的部分解体，老龄化问题愈发突出。从实际报道框架来看，传媒关于老年人报道基本上归为两类：可怜的悲惨的晚年和可厌的为老不尊形象。可怜的一类是老无所依、老而穷困、病痛、寂寞伴随的凄凉岁月。传媒多次揭示的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多日无人知晓的后果，令人嘘唏；如《老人去世无人知晓 需要建立“结对看望制”》反映的是邻居偶然感觉到的邻居老大妈三个月没见到，报警后在家里找到老人的尸体 [13]。更多的老人处于精神寂寞、困守于“空巢”状态。另一类则是可厌的形象，如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公交车上争夺座位的冲突。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精神压力，还是道德、伦理负担，都让整个社会感到了无比的沉重。传媒的报道强化了老人的问题，也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引发各种焦虑。关于备受关注的“广场舞”，也是因为“空巢”引起的一个结果。有外媒如此揭示这一现象：
（5） 人口红利消失（报道以2010年到2017年为主）。与老龄化危机几乎同时发生的，是随着“招工难”暴露出的劳动力匮乏、劳动力昂贵的现象，是借助于专家直接表达出来的人口缩减的危机。人口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大多数人快速地老去，但新时代人口急剧萎缩，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后续支撑，劳动力严重匮乏，国家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招工难，青年工人越来越少。人口红利问题发端于“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 [15]。1.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中国过去30多年中现代化建设最大的人口红利。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刘易斯拐点设立的人口流动模型认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应阶段，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如果到了第二阶段，就是刘易斯拐点，也就是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点。”[16]从传媒报道中更能直接感受到如今的严峻形势：
“广场大妈”的形象多年来被视为友好、普遍受包容的中国城市群体。但是现在这一切已成为过去。长沙、武汉相继出现有人从楼上扔下粪便驱散广场舞大妈的情况，成都则使用水弹。居民和路人认为她们阻碍交通、发出的噪音扰民。[14]
（2）四二一家庭（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传媒关注重点）。传媒对这方面主要反映了作为中年人的家庭压力，由此倒推出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缺陷问题。独生子女的出生和成长造就了四二一家庭，即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一个孩子。这是完全颠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一胎化政策下的家庭模式。一则调查题目是《“421家庭”让中国青年尽折腰》[8]揭示了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巨大压力问题，传媒对此的报道比较多。这一则新闻具有典型性：
表4 媒体关于老年人报道议题分类
由此报道可知，目前仍然在发展固定化的大妈“广场舞”模式，反映出一个方面的问题，老年人的精神寂寞。之所以精神寂寞，是因为缺乏天伦之乐，子女上班或者长期不在家，孙辈稀少甚至没有，传统的家庭模式不复存在，老年人失去了精神依托，出现了“空巢”下的精神寂寞，于是广场舞就成为一个健身、抱团的组织依靠。从逻辑上看，这又是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一个结果。据此，传媒隐喻着二胎政策的吁求，希望国家放开生育政策让老人儿孙绕膝而不寂寞。
据德国之声9月1日报道称，可怕的是，人们无法从这支部队的外表看出其危险性：她们大多是五、六十岁的女性，时装也颇具年代特色——粘有亮片的衬衫和肉色短丝袜。在黎明或黄昏时的夜色中，她们就会占领公园和广场，随即响起二十多年前的流行音乐，她们翩翩起舞，步调惊人的一致。据估计,全中国共有约一亿广场大妈，但实际数字却无人知晓。
综合起来，传媒报道的问题少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情况，如下表：
（3）教学课程形式的愿望。在希望开设课程的学生中，有498人（30.9%）最喜欢合作学习式，539人（33.5%）最喜欢案例教学式，356人（22.1%）最喜欢自学—辅导式，115人（7.1%）最喜欢传递—接受式，仅有103人（6.4%）最喜欢现象分析式，且不同年级、性别、任职的学生对教学形式愿望的差异有显著性（P=0.018，P=0.034，P=7.427×10-5）。
①一段弱磁给矿细度变粗，-0.074 mm粒级含量从50%降低到25%以下，矿物单体解离度变低，一段强磁抛尾品位升高。随着采场开采深度增加，矿石性质也随之变化，赤铁矿比例升高，矿石变得难磨，仅通过半自磨，难以将矿石磨细至合适的粒度，一段弱磁给矿细度变粗，矿物单体解离度变低，进而使得一段强磁抛尾品位从6%左右升高到8%～10%，最高达到13%以上；
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全国20-44岁已婚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3，但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全国的实际生育行为仅保持在1.47这一低水平。
气象观测系统由气象铁塔风温梯度测量系统、地面气象诸要素自动观测系统、监控系统平台3个部分构成。该气象观测系统采用先进的观测设备对大气状况不间断、系统地观测和数据收集，并把所得数据存储和处理，提高观测准确性，对天气状况作出预警预报，为现代化农业生产提供及时准确的气象信息服务，帮助农业管理部门应对各种气象灾害，避免或降低气象灾害损失，为现代化农业发展撑起一把保护伞[3]。
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放开“全面两孩”政策，这给王景灿这样的家庭带来了更多希望。专家认为，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和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通过政策调整鼓励和刺激生育行为，全面缩小其与生育意愿的差距已成当务之急。[17]
纵观传媒人口红利报道，主要是基于警告提醒的框架。当然，这涉及复杂的经济、管理因素，有关的专家、官员的观点争议不断出现于传媒。这些报道基本上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揭示，而且大多数引用专家分析，提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尽快补充跟上。而劳动力不足，显然又会归因到生育水平过低的原因，这就暗示了计划生育政策需要调整（需要有关激励多生的政策出台）的倾向。
即(sψ/mb+ sψ∓φ/ma)ψ9= sψ∓φ/ma+ sφ/mc，(P+ Q)ψ9= Q+ R，该式对φ求1、2、3阶导数得：
至此可以简单总结，传媒的建构是怎样通过历时性的个案报道、子项目的持续揭示，最终体现整合各项人口子议题的效果。应该说，这是一个客观形成的结果，有这样三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传媒报道方向的突破，从单一“宣传”到提供多元信息。这是传媒逐步走向市场中学会了自主设置议题，独立建构议题的一个结果。提供信息是传媒的基本功能，在当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给传媒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报道素材，素材就是信息，那些体现反常、突出问题的素材得到了传媒的青睐，也就进入了其视野中，得以及时反映。这就突破了过去认为揭示问题就是“给党和政府抹黑”的观念偏差。二是在党报党台继续沿袭宣传模式为主的同时，市场化传媒包括都市报的异军突起，使得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更有机会得以迅速反映出来，甚至在很多人口子议题方面，由地方都市报或电视都市频道率先报道，随后就是主流媒体、国家级媒体的跟进，从而引领了舆论，造成巨大的反响。三是传媒之间的联合形成的聚合效应。还有议题的塑造是由高端媒体引领低端媒体、权威媒体带动大众媒体、新媒体主导老媒体，等等相互补充呼应的结果。人口方面的一个议题（突发的异常）被率先传播之后，往往会形成新老媒体都积极反映的热潮，形成聚合的舆论冲击波。四是原来的单项人口问题揭示会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叠加效应，不论“垮掉的一代”，还是老龄化问题等等，都因为被揭示出问题而留下了“痕迹”，塑造了媒介记忆，也会与其它问题一起“提示”和强化人口政策问题弊端，最终各类人口问题在传媒报道中汇合，由不同的传媒累积不间断呈现，共同聚合产生舆论冲击作用。这样一来，聚合起来的舆论冲击的对象除了受众群体，也会冲击到干部群体和决策部门，特别是后者对此也难以回避，逐渐有所回应，从而不时地呼应舆论，使得原有的公共政策有了改变的契机。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应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两组间比较分析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讨论与结论
以上所分析的是各种议题的表达呈现与效果。其中可以看出媒体历时性议题建构的积极影响，也体现出传媒不可忽视的功能与作用。如上所述，制定和调整计生政策，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传媒，而是政府。但是，传媒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长期地开展了议题建构，推动了一胎化政策的调整。这种建构一开始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社会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依据新闻价值，传媒不能回避，就会不断地予以反映，如80后、90后独生子女问题被传媒命名为“垮掉的一代”，描述了他们物质得到极大满足，备受宠爱和溺爱，过度养尊处优变得自私狭隘、不知感恩，不能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甚至出现了极端的伤害、堕落事件；由此延续到还有四二一家庭、失独家庭、老龄化问题、人口红利消失这一系列的人口问题。按照传媒最后的汇总凝聚，以上不同人群的这些问题，都是由一胎化政策引起的，传媒的倾向性逐渐明确，开始朝着一胎化产生诸多不良后果、应该放开二胎的主题集中和凸显。这样逐步地形成了舆论，引起了共鸣。这样的声音汇聚起来，在传媒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使得专家和政府得到比较全面综合的信息，最终影响到决策的改变。
这就是传媒而且是众多不同种类传媒长期和协作造成的显著议题，最终影响到政府决策的结果。至此，传媒发挥了有效的塑造议题、参与议题和影响决策的功能。传媒不可能直接要求什么，但是可以汇聚民间声音，可以借助他人之口特别是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分析判断，来代表民意，去传达新的思考和建议。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传媒的有关放开二胎的呼声有了结果，落到了实处。传媒从起初的单向的传递政策、回应政策到关注下头民间的实际问题，一个个揭示并且持续扩散一胎化造成的不良后果，从家庭到社会，都有不同的问题依次出现和叠加，揭示了今天的人口政策很多被动后果，呼吁政府去调整人口政策。
但目前又出现了国家鼓励二胎，然而生育热潮并没有到来，新生儿出生率低于预期的隐忧。这就是前边提到的问题，青年人的生育意愿、生育成本、抚养成本、教育成本、各种风险等等导致了不婚族、丁克家庭、有一个孩子不愿考虑二胎的问题。这有个人体验，也有传媒塑造议题的作用，出于焦虑不敢要二胎，担心自己的承受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可见，媒体的影响有积极的还有消极的，传播效果很复杂，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但是传媒反映人口议题也推动自身发生了一个积极的转变，从只是宣传图解政策到汇集与表达不一样的声音，针对人口问题反映并且逐步地集中到质疑一胎化政策方面，最终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了政策的调整，这是一个传媒功能转变的有益表现。传统媒体之外，在今天又多了新媒体、自媒体的积极发声，对于人口政策和其他公共议题，都有了自主的、明智的参与建构，也对人口政策带来了更有益的促进。因此，可以认为，传媒建构的功能越发展，其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就越大。这确实是需要肯定的传媒的积极建构功能。
以上初步分析了传媒对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逐步反映，开展的历时性的建构，警示了一胎化公共政策的缺陷，最终汇聚凸显了推行二胎化的重要性，促进了该项政策的重大调整。虽然人口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公共政策实施过程，能够最终做出调整，是多方力量参与的结果，但也可见传媒在议题建构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参与作用，它从不自觉到自觉，通过三十多年的问题揭示，反映出一胎化政策的缺陷，也以多项指标构成了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因素。当然，要继续影响和改变公共政策，鼓励多生，改变人口的结构性失衡，传媒还需要继续承担守望社会的职责，发挥更大的参与作用。但是如何精细准确地考察和把握传媒的参与功能社会议题建构功能，还是需要继续深化探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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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chronic Theme Construction of Second Child Policy by Massive Media
JIA Guang-hui
（School of Media and Television,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009）
Abstract： The shif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from only-one-child to a nation-wide two-children is a great policy adjustment for China’s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is shift is driven by the extensive social participations and public discussions from various parties and perspectives in social and population policy-making.Massive media are the main platform for such public participations and discussions and diachronically constructed pluralism population policy themes based on the social and population problems.The paper explores the articles and reports about population and second child policies in China’s massive media to probe the massive media’s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by analyzing the diachronic theme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problems and policy.
Key words： Population Themes,Massive media,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19） 06-0029-11
［收稿日期］ 2019-08-20
［作者简介］ 贾广惠，男，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硕导、新闻学方向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环保传播、人口资源环境与消费主义文化批判。
标签：人口议题论文; 媒体论文; 建构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