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业行为的范式重构
于 川1,2， 史 玉 民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哲学部，安徽 合肥 230026；2.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农业行为的范式表达似乎正在消失，但内嵌于农业哲学中的人与生态的关系逐渐成为引导技术进化的关键。因此，农业行为的范式表达也逐渐由传统层面的认识转向技术与生态结合的重构进程。农业行为范式重构的逻辑合理性在于：历史的继承、哲学的曲折演进、技术形态的契机。其意义在于加深生态意识对技术实践的浸润、完善社会职业结构以及深度消解技术与生态的对立，有利于寻求人类社会永续生存与发展多重路径的选择。
关键词 ：农业行为；聚焦实践；范式重构
在工业化哲学语境下，农业行为的范式表达被弱化或者被掩盖。 然而，农业行为正在藉由生态意识逐渐融入工业化进程中，并形成其特有的表达形态。
一、农业行为范式的历史存在
人类农业行为的核心是耕种，它是一种复合了社会建构思维的人类行为——“意味着有目的地为收获而播种或者耕植。”[1]237这一行为使早期人类摆脱游牧生存的形态，为日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生存性的生态保障条件。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有了持久的食物来源，植物栽培使永久性定居成为可能”[1]237；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有用的原材料，例如用于建筑的木材，用于制衣的纤维、树叶、树皮，还有能提取树脂和松脂、染料的植物，以及能够用来雕刻和加工成器皿的材料。”[1]237豆类的种植，则在另一个方面延续了人类的文明——“豆子的高蛋白质含量，使得肉食来源稀少的地区的文明能够持续下去。在东方的人口中，主要是或者完全是素食者，他们大多从豆子中获取所需要的蛋白质，例如，中国和日本的大豆(Glycine max)，还有印度的绿豆(Phaseolusmungo，黑绿豆和P. aureus，金色绿豆)。”[1]242这种解释意在说明，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对于人类生物学特性的影响，以及人类文明进化与生存范式之间的联系。文明演化的主体是人；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在于人的延续。换言之，那些能够完成文明延续的要素，必然也要(首先)满足“人”作为一个物种生存的条件。
人类文明的进化，也在另一方面完善着人类的生存行为，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例如，黍这种植物，很早以前已经在亚洲中部和印度北部栽培，后来传到欧洲，则被认为是“通过多瑙河文化的途径，把它带到了阿尔卑斯山脚下，它在那里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湖上住宅。”[1]247类似的事实印证了：一种人类行为(耕种)、一个物种(植物)、一种功能(生存)、一种文明(延续)，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是历史的存在。这可以被视为人类农业行为(耕种)以聚焦物和聚焦实践身份在人类早期的生存过程中的存在及其周边联系的表达。它也是技术或者技术行为作为聚焦物与聚焦实践或者范式的历史初期形态。
在技术体制上，于1850年成为耕种标准制度的“诺福克四圃式轮作法”使“耕地不再像露地一样，有1/3的面积上没有种植任何作物……过去的耕作制度是冬季作物、春季作物和休闲交替，现在则让位给小麦-芜菁-大麦-苜蓿的轮作。”[2]11这样的做法不仅表现了技术的效能与生产效率的存在，同时产生技术的周边效应抑制了杂草的严重生长。因为“谷类作物无法抑制杂草生长”[2]12，而种植苜蓿的好处又是可以营养土壤，“对此农民们也知道，只是不能做出解释：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科学研究才发现是豆科作物根瘤中的细菌固定了空气中的氮”[2]12。这说明，在耕作实践的演变进程中，往往在人类劳动的意义上触及了属于核心实践行为周边的技术内容，只是由于科学的滞后发展而导致了认识上的延迟。这为日后在农业技术实践的范式生成上预留出了逻辑空间与表达的合理性。
在人类对土壤自然肥力的认知上，多年来，人们一直寻求更多的肥料来源：家畜的粪肥、土壤泥灰、人工肥料等。为了获得更多的有机肥料，人们开始注重对新的耕作技术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新的作物种类进行观察和选取[2]9-16。不仅如此，围绕着耕种技术的进化需求，早期人类的工业生产领域的相关活动也与农业行为发生着互相影响、需求与联系。例如，“到18世纪末，谢菲尔德的刀匠产生的肥料，开始在邻近的乡村中使用：其中包括了在制造刀柄等物品时产生的兽角屑和兽骨屑等废料。这些废料对牧场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第一艘装载秘鲁鸟粪的货船抵达，随后不久又运来了智利的硝酸盐……当劳斯爵士(Sir John BennetLawes)于1842年开始制造磷酸钙时，可以说人工肥料工业已经建立起来了。”[2]13
另外，由于禽类与畜类都会受到细菌的感染，在1740～1773年间，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动物疾病，“也许正是这一系列的灾难激励着布尔热拉(C. Bourgelat)于1762年在里昂建立了第一所兽医学校。”[2]21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于土地(土壤)的结构，以及营养状态、功能等条件进行了很多实验与研究，他们都在突破原有的科学思想与范式结构。伯纳德·帕利西(Bernard Palissy)认为需要补充被消耗掉的土壤的矿物质，这是第一次提出对土地进行施肥的观念。海尔蒙特(Van Helmont)通过实验证实：蔬菜可以在水中获得生长。马略特(Edmé Mariotte)研究了嫁接与光合作用。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则注意到了植物能够依靠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产生氧气[2]23-24。瑞典医生瓦勒留斯(Wallerius)在他的著作《农业化学基础》(Agriculturae Fundamenta Chemica)中指出，“施肥是指土地接受能够滋养植物的物质的操作”，施肥是“几乎所有农业的基础”[2]25。这些都突破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植物营养学体系与科学技术的范式思维。
但此时的农业发展并非是由科学范式的进步来引导的，而是由“那些大地主和农民们——是他们在进行田间试验，是他们在验证当时无数的‘书农’(book farmers)提出的往往比较稀奇偶尔还带有幻想色彩的建议，是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示范农庄——而不是科学家们，影响了18世纪下半叶西欧农业的发展”[2]25。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农业的范式理解更多地局限于社会建构层面，例如，平均地权、庄园政治、经济等。在工业化的时代，人们似乎将农业仅仅视为一种实现生存利益的方式表达。然而，在西方哲学范畴，农业及其观念体系通常占据一定高度的哲学表达层面[3]，“在哲学传统上，农业思想强调了这样一种理念：农业实践具备塑造从事农业实践的个体的道德特征的力量，社会的农业文化的存续通过所有社会体制来反映。”[4]5在广义上理解，农业是一种人类文化形态、一种哲学体系，农业可以作为一种范式得以存在，其根本目标是通过社会的存在来实现人类的物种生存与社会建构的发展，也是农业行为自我演化的内在动因。然而，一种非系统化的观念体系或许就决定了农业的哲学范式表达呈现出在现实理解中的悖论：一方面，人们对农业活动及其影响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人们似乎“无法触摸”它的存在与价值。
二、农业行为范式的哲学之“殇”
上述事实都在不同方面与程度上揭示了：围绕耕作制度而存在的周边影响已经延伸至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门类中；一种以耕作为聚焦实践的人类活动的周边辐射效应，在事实上是存在的。这是聚焦范式在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表达——聚焦物(聚焦实践)不仅处在技术形态范畴中，而且以一种行为范式存在着，并通过聚焦行为的实施来“引导”技术理性的逐渐成熟。
阿尔伯特·伯格曼技术哲学理论中的“聚焦”概念来源于拉丁语focus，意为：“壁炉(hearth)。”[7]196他以壁炉(fire place)为例，来说明聚焦物(实践)及其辐射(radiance)的功能。在古罗马，壁炉边的地方是神圣的，因为那里是“屋神”(housegods)居住的地方。在古希腊，出生的婴儿只有带到或者放在壁炉前，才算是“真正”进入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成为其中一员。罗马人的婚礼仪式也要在壁炉边举行。人们在壁炉附近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取暖、饮食、家庭成员的聚会、会见亲朋等活动的意义[7]196-197。伯格曼用火(fire)和辐射(radiance)来类比技术及其周边存在，涉及聚焦物(focal things)和聚焦实践(focal practice)，其内涵实际也包括了器具范式(the device paradigm)和文化-社会等范式要素的综合。
小贷公司的资金使用率的计算方法为放出贷款的资金效用占小贷公司可用资金总效用的比例，金额乘以占用天数即为效用，计算公式如下：
在工业化的哲学语境下，农业行为的哲学认知让位于技术表达形态，一切农业生产都以技术表达作为表征，似乎农业行为成为了技术的附庸。随着技术的进化，农业行为的哲学表达也逐渐呈现出正、负两方面的形态：一是效率优先下的全球人类生存伦理，特别是对于贫困人口，因为农业工业化的生产“惠及了那些低收入的人”[4]31；二是生存的欲望迫使技术范式位于政策的管控中，例如，由于过度放牧和气候干旱等原因导致的“美国干旱尘暴区(American Dust Bowl)”将农业工业化与环境伦理问题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4]42-51。由此，人们认识到：人类的农业活动应该是“人类对于环境影响的关键”，农业行为的哲学认知会藉由科学技术的引入或者国家政策的支持而更为延展[4]19，[5]。这解析出：农业是人类与宇宙之间互相理解的“中间物”。农业观念反映着人类对于外在的一般认知，农业行为的发出是人类对环境初始认知的反映，行为的延续则不断更新着人类对于环境的认知。
从历史上看，人类农业生产活动从农耕时代开始，直到工业化时代，一直没有脱离某种功能范式的发挥。例如，北美的土地耕种始于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最初200年间，美国和加拿大的“欧洲式”的土地耕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撑当地采掘工业的从业人口的生活[4]43。但是，新进的欧洲移民也越来越意识到源自欧洲传统的社会建构在北美扩张的重要性，“这些欧洲移民开始将农业活动的概念化作为对新大陆的‘驯化’战略，其意味着逐步取代(新大陆)原住民，以及逐步建立起欧洲式的社会体制。”[4]43-44这就意味着，一种人类的生产活动借助于人类共同体的体制化进程，进入了社会政治层面的运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体制与范式特征。在社会政治层面，这种对新大陆的“驯化”战略最终被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任内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被赋予国家意志的形态而获得体现。美国土地上的耕种者(farmers)也被杰弗逊总统称为“最道德的公民”[4]45。在美国历史上，这是政策层面最早的与工业化相对的施政理解；它使得社会的小型土地持有者和家庭农场的农业生产形态得以保存，并获得了由国家认同而产生民族凝聚力[6]。黑格尔(G. W. F. Hegel)对此的评价则是“集体的民族认同与爱国主义道德”[4]46。这说明，人类的农业行为在社会-政治范式意义上的存在一直没有消失过，其道德范式也获得了相应的进化。
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哲学体系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流。但是，农业的观念体系仍然“借”其处于工业化的“对立面”而继续进化。例如，在社会工业化高度发达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相对完备的美国就存在根植于北美社会与文化土壤的3类农业理念：CAT(Central Agrarian Tenet)、PAL(the Principle of Agrarian Localism)和GAG(the Great Agrarian Goal)。CAT直接来源于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公民-农民(耕种者)”(citizen-farmer)的地缘文化和政治理念，即“农民是最好的公民”。美国以分散的土地所有者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结构，较好地中和了政治民主制度里潜在的危险因素。PAL依托于小型农场平民主义传统，体现出农业生产者的自持力，以及对于美国社会工业化的抵制与反抗。GAG是由美国作家温德利·贝利(Wendell Berry)为主积极提倡的，并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对GAG进行了大量的充实、补充和更新。它强调农业是人类的自我认知与进化，这是基于一种文化的批评而形成的理念系统。GAG的哲学传统来自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的思想。GAG认为人类的某种自我实现是一种驱动力，个体通过在其生命过程中“角色功能”的充分运行，而认识到个体的潜力。相关研究表明，这3个类型的农业理念，在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与(科学技术)工业化进程一起塑造着美国社会的观念形态[4]53-58。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农业活动一直以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社会建构的形成与后期社会观念层面的调整。特别是观念层面的调整功能的发挥使得工业化进程的某些冒进表达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以及在社会伦理层面引发了反思与争论。在工业化时代，社会建构却通常忽略了农业行为的哲学范式内涵，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范式。如何建立与深度思考人类生存行为的范式及意义是人类社会建构谋求永续发展目标无法回避的科学技术哲学主题之一。
三、农业行为范式进化的技术形态契机
在现代科学技术哲学语境下，农业行为能否嵌入科技哲学体系并形成其表达将是农业行为范式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进化契机的关键。对此，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保罗·汤普森(Paul B. Thompson)在对人类农业行为的哲学理解上，引入并发挥了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技术哲学的“聚焦”范式表达，从而使人类的农业行为有可能获得科学技术哲学意义上的范式形态及其表达。他认为“当耕作和伯格曼所谓的‘餐桌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table)作为聚焦行为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赋予人们更多的生活目的和意义)来理解的时候，就能够表达出更深层次的农业理念的哲学意义。”[4]111这是保罗·汤普森展开其农业主义思想论述的核心。
为了验证农业品牌真实性与网络口碑之间的关系，以网络口碑为因变量，品牌真实性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方程调整过的R2=0.034，标准β系数为0.205，F(1，119)=5.246，显著性水平为0.024，小于0.05，说明农业品牌真实性与网络口碑之间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H2得到验证。
伯格曼笔下的技术范式说明了技术范式作用的结果是人类逐渐丧失了对自身人性的理解与反省，技术仅仅成为了人类-社会满足生活需要的“纯粹”意义上的手段。这忽视了一种发自人类内心对于生活及其文化影响的认知与思维反馈。人类社会，包括个体，没有注意到人们追求科学技术创造背后的隐性价值，以及作为技术产品的副产品而存在的技术周边的存在。为了建立耕种与其周边的联系，并赋予一定的超越性，保罗·汤普森借用了“指称表述”(deictic discourse)概念。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关于耕种行为的论述都类似于伯格曼所说的“指称表述”，一种“以自身的时间和节奏展开的对话或者描写，是对特定语境的回应，它无法被预先控制。”[4]114伯格曼技术哲学里的指称表述，可以认为，是以人们的某种终极关怀为核心的“技术-社会-人的对话语境”，其表达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其表达目的在于揭示或者解释聚焦物(focal things)的指引功能得以运行的内在原因[7]169-182。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人类对技术与社会进行认知的方法。汤普森借用此概念来比喻(认知)人类农业活动的哲学内在图景——耕种，它是一种聚焦实践。
伯格曼的“餐桌文化”范式意在突出围绕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所产生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和睦等周边要素的表达。汤普森将其进一步引申，他认为，人们面对面地从食物生产者手中购买食物，至少使人们可以了解四季的生态运行表达，而非仅仅止于品尝到新鲜的食物。这是一种对于四季变换的初步接触，是人类心灵与自然沟通的第一步，这将使人们获得对于人们应该在何时、何地来做什么的道德情感的感知，尽管这是农业活动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人们通过这种行为，接触到了自然的恩赐，感受到了劳动的辛勤与美好，这在一个方面塑造了人类共同体对于生产和自然恩赐的敬重[4]120-125。这是一种经由食物链建立起的人类-自然伦理层面的暗示或者指引，为日后社会建构的群体意识对于技术与人类未来的思考奠定了来源于农业行为的主观性要素的逻辑线索，以及它得以存在的基础。
在理论上，人类社会的技术/行为多种多样，各自都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聚焦中心，或者成为一个聚焦物。但是在工业化社会里，聚焦物或者聚焦(实践)更多地显示出了包含器具范式(技术产品功能性)的表达，人们也乐于以此来说明技术—社会进化的动因，并追求一套进化机制。与此同时，人们正在忽略技术周边的存在，包括文化、宗教、信仰、习俗、生活方式、生产传统等因素。汤普森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例，阐述农业如何以聚焦形态与其周边产生关联。例如，在美国农场，每一个人都依靠其他人而存在。土地被耕作、动物被饲养、牛奶被制成奶酪、庄家被收割、牛羊被屠宰等，这些都是标准农业家庭生产活动。人们在从事这些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在交流着情感、心理状态等主观性因素，其中，既包括个体的交流，也包括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交流。这些活动随即牵扯到一系列的社会建构意义的伺服随动机制：市场、资源分配、技术进步、物种变异与进化、生产废弃物的处理、生产效率波动、职业划分、社会分工等。虽然，人们在从事社会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形成统一的议程，但是在客观上，人们的活动与交流维持了社会的体制与文明的进程。汤普森指出，北美的耕作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农业聚焦实践，农业活动依靠的是人类精神、肉体与外在世界的同一、相互渗透与影响。北美农业活动的聚焦层面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代表了欧洲文明史在该地区的延续与进化[4]114-116。这说明，在特定的技术-社会表述语境下，农业聚焦实践及其周边的存在，已经突破狭隘的技术形态及功能；它体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的文化延续与不同思维类型之间的区别。
综上所述，在当前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需求下，我国尚未建立起针对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完整的安全预评价理论，预评价方法不成熟，预评价工作经验亦相对缺乏，造成实际中的预评价工作技术难度增大。
老陆变化太大了。看上去比你还要老（我老吗？），头发都掉光了，秃脑门儿。上学那会，也算是个帅哥，现在整个一老头模样，简直不敢认了。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教育局当处长，你知道他开的什么牌子的车，奥迪Q 5，我操，六七十万吧！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行为似乎一直依赖于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以及由于利益驱动而获得的客观结果。汤普森认为，如果按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点[4]129-130，人处于追求自我利益(the pursuit of self-interest)的驱动状态，那么，如何区别不同种类的自我利益，就成为一个难题。因为，在不同的时、空里，人类生存所要求的利益是不同的。人类不同行为的利益驱动聚合了不同的思维认知境界与标准。而人类的农业聚焦行为整合了技术、时间、空间、宇宙的要素理解与分配，并且，在社会建构中，农业实践反映了社会体制与整体意识的结合，兼具有生态学意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8]。这就催化了人类的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在抽象的个体与行为之间联系的发生。
在当代，农业范式的演进受到了科学技术与生态意识的双重影响，在思维层面的归因主要是农业的哲学语境和技术语义过于狭窄。科学技术带来的是社会工业化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二者似乎共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农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人类行为，就在于它与自然界以及社会建构之间的互动表达[4]174，并带来社会建构的稳定与进化。虽然，农业的社会目标是在食物链平等的条件下获得人类的永续生存与发展[4]176-181，但是，农业行为追求的效率势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生态平衡的要求。
如果将人类农业行为视为聚焦实践，那么，在哲学思维上就有可能“辐射”出了3个层次的聚焦实践的周边存在：一是技术(器具)范式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二是农业行为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以及社会建构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知；三是前两者的合力聚焦在了人类及其社会建构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这进一步增强了人类农业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目标驱动的范式属性。
其次，有利于拓展人类生态伦理的范式选择空间。
四、结 语
“锦鲤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东亚文化中，“刺多肉少，土腥味浓烈，不宜食用”的鲤鱼常以吉祥图案形式示人，传递各种正面、光明的意义：英勇、坚忍、智慧、长寿，可变身为龙，乘之则羽化登仙……锦鲤更因其俊秀的外表、鲜艳的色彩而受到青睐。
曲径通幽、琴书伴行，影壁砖墙，书品瓦窗；一屏山水、一床卧榻、一双宫灯、一杯香茗。典雅的美居房、精致的独尊房，随心选择，悦目养心；天然的乳胶床枕、智能恭桶，清甜的泰山圣泉，别具一格的茶具……在铭座三泰宾馆内，可品茗，可阅卷，可挥毫。
与工业化理念相对而言，农业行为的道德意义超越了我们对工业化的认识，例如，交通、制造等[4]36-38；其与工业化哲学体系通构的桥梁是生态意识的(某种)表达。农业行为是技术理性与生态意识、生存欲望与生态抑制的统一体。工业化语境下的农业行为的范式表达将是消耗-建构-恢复“三位一体”的形态，其指向是社会-生态-永续生存与发展；它或将在以下方面对工业化进程和人类永续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意义。
首先，有利于生态伦理认知在技术行为中的浸润。
技术进化是技术范式的核心，也是技术社会行为的核心表达之一。技术进化对于环境维持来说具有无可回避的促进功能表达，由此才出现了生态维持与恢复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技术行为及其范式相对立。人类社会建构一直试图以某种生态范式影响技术范式与技术行为，因此二者的融合将是生态意识能否有效约束技术行为的关键。生态系统与技术体系在逻辑上是分立的，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的生存意识及其行为相统一——农业行为。
农业行为的基础是依托生态存在而成立的，技术行为的现实表达是利用与破坏生态自然。在当代，技术的负面效应表达必须受到抑制。人类社会始终担心着技术行为有可能导致理性的激进主义与技术冒进。然而，农业行为中的生态意识能够有效地抑制技术的盲动，因为，工业化的最终目的与农业行为的追求是一致的——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与发展。
在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农业聚焦实践及其周边的存在，都需要在科学技术进化的环境下得以运行。这似乎回到了科学技术哲学的主题之一，即如何认知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及寻求更加合适的范式结构。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意识已经获得全球众多国家与地区人们的广泛认可与接受，并且逐渐形成了对于工业化进程的约束与建议。人类社会建构也在积极寻求生态意识的范式转换机会。人类社会以不同的立场、视角、文化背景展开对人与生态关系的理解，例如，生态价值、动物伦理、技术风险、环境保护等。
农业(行为)范式中的生态关系表达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范式表达，它与工业化进程的表达处于互为依存的境界。工业化业已成型，但是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因此，在如何规避技术负面效应的范式争论中，农业行为的范式存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拓展空间。
再次，有利于社会职业结构观念表达的演进。
工业化社会存在的核心表达之一是社会分工，职业化则是社会分工的具体表现。社会分工的高度专业化，不仅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与知识结构的专业划分，更表达了职业结构作为一种观念结构，以及它所居于的某种技术的范式定位。农业行为的主体，不仅分担着技术进化与缓解生态胁迫的双重任务，同时也培育着内嵌于行为主体思维中那些人与生态关系的感知。例如，土地的耕种者是一类典型的农业行为主体；他们对待土地与耕种等范式的情感不仅表达着人类生存的基本欲望，也体现出了人类对于生态关系的解读与伦理实践。而后者恰恰是农业作为工业化社会的生产部门之一赖以存在的现实与技术基础，也是农业职业结构观念表达形态之一。因此，农业行为的主体的社会职业化观念表达定位将是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有益的演进片段。它既体现了科学技术哲学范式对于生态范式的合理吸收，更反映了社会建构生态意识的逐渐成熟。
不脱则嫌热、脱后则嫌冷的是春天；不送则不灵、送后则不廉的是春节；不看则失落、看后则失望的是春晚；不乘则难归、乘后则难受的，是春运；不做则无趣、做后则无力的是春梦；不露则淑女、多露则熟女的是春光。
最后，有利于缓解内嵌于生存需求中的生态与技术的对立和竞争。
技术与生态是一对悖论性表达与客观存在，但是，人类也认识到技术的进化必定要以其与生态存在形成深度融合之后才能维持人类的永续存在与社会的进化。技术进化与生态维持需要人类社会重新认知二者之间的共生与相克的关系，并寻求缓和二者对立与对抗的思维与范式表达(习惯)。农业行为较好地表达了这一要求。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的生存需求整合到了生态范式与技术范式的竞争进程里，并借此形成了社会的整体意识及其关切。农业行为范式表达的引入，或将缓和技术与生态的对立，引导人类社会寻求更加理性的技术发展路径。
单施氮、磷、钾肥与不施肥处理相比，N30P0K0施肥处理下鲜草产量显著高于对照N0P0K0(P<0.05)，其他各单施处理北林202苜蓿的鲜草产量与对照N0P0K0无显著差异(P>0.05)，鲜草产量增幅为0.05%～5.29 %；氮、磷、钾肥单施，N0P0K50、N0P0K100、 N0P60K0的干草产量显著高于N0P0K0，其他肥料单施处理的干草产量与N0P0K0无显著差异，干草产量增幅为5.7%～21.6 %。
综上所述，对农业行为范式的哲学探讨，将是对工业化哲学体系的有益重构或补充。它将有利于人类哲学范式朝着理性且生态的进程“回归”，这也是人类理性思维进化的表现之一。
互联网技术平台符合摩尔定律，微处理器的性能每隔18-24个月提高一倍，而价格下降一半。10年半左右可以提升128倍量级，128倍量级必然带来内容平台的巨大变化，互联网必然在10年的周期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就决定了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强化技术运行机制，当自身条件不具备时，积极引入外部支撑力量，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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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ing to Argue the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YU Chuan 1,2,SHI Yumin 1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xpression paradigm of agricultural behavior has been weakened and concealed,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ecosystem, which is embedded in philosophy of agricult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to guiding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 expression paradigm of agricultural behavior has gradually shifted away from its tradition to reformula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cosystem. The logical rationale behind this reformulation is that it is a result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complicated philosophical 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It is significant in that this reformulation enhances the ecological awareness of technology and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social occupational structures and eliminat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cosystem. It has w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human society in their exploration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 agriculture; focus on practice; paradigm reformulation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7X(2019)01-0098-06
DOI： 10.19525/j.issn1008-407x.2019.01.013
收稿日期 ：2017-04-07;
修回日期： 2017-05-13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技术-生态链视阈’中的生态文明适应研究”(SK2018A0048)
作者简介 ：于川(1971-)，男，辽宁沈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E-mail:ychuan@mail.ustc.edu.cn；史玉民(1957-)，男，山西沁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历史与文化研究。
标签：农业行为论文; 聚焦实践论文; 范式重构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论文;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