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地位变化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华侨论文,社会地位论文,韩中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33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162(2008)03-0011-12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Barak Obama)在党内初选中胜出，这是自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的232年间，第一次出现黑人总统候选人。这个事件表明对移民现象的研究和解释具有特别的意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年初曾经报道，①劳动力的流动是经济活动发达的主因之一。据1984年的研究指出，如果世界劳动力市场完全开放，则世界经济的规模将为现今的两倍。由此可知，人口移动可推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移民风潮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大规模海外移民，且其移民年龄逐渐年轻化。
韩国也不例外。目前，韩国已进入了一个多元族群的新时代，其境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常住人口已占韩国5000万总人口的2％。此现象如与1990年外国常住人口仅有约5万人相较，其增长速度显得十分惊人。近年来，父母分别来自韩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儿童，其人数约达3万人，占全体韩国儿童的0.5％左右。这些数据显示，韩国已逐渐走向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②
从韩国境内外籍人数来看，在韩华侨人口高居首位，但韩国社会对华侨地位的评价并不高，其主因在于韩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政策较具排他性。为了适应多元文化并存的新社会的来临，韩国政府有必要再次调整其对外籍人士的政策，而重新评价华侨社会，则可作为此政策转变的起点。
总的来说，1992年韩中建交以前，在韩国的华侨社会居于弱势，然而在经历韩中建交、金融危机等事件后，再加上韩国政府措施的转变，华侨的社会地位较往昔提升不少，其改善情形与程度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另外必须声明与强调的一点是，本文所讨论的华侨社会是指传统华侨社会，须与建交后进入韩国的新华侨加以区分。
本文运用的数据主要包括第一手文献资料、在韩华侨相关人员的访谈及问卷调查的引用等。为了从较为客观的立场评价韩中建交15年来华侨地位的转变，笔者尝试对韩国华侨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程度进行初步的定量分析。由于定量分析有一定程度的局限，因此用几个代表性数字来分析。
一、在韩华侨的动态变化和相关研究
(一)人数的变化趋势
在1990年以前，韩国的外籍人士中以华侨人口占最多数。华侨在韩国的发展过程则与韩国历史紧密相连。③1882年，由于壬午军乱来韩的一些华侨，通过自身努力晋升为上层阶级，并以所谓大国国民的身份，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至20世纪40年代，华侨人口一度曾高达十万名(实际统计为82，661名)。然而，1945年以后，随着韩国从殖民地状态解放，在韩华侨的人口规模逐渐减少。后因中国境内政局不稳，来韩的华侨数量遂不断增加。1973年，在韩华侨人数为3.5万名，该年是解放后在韩华侨人数最多的年份。此后华侨人数开始减少。至1990年，其人数仅约2万名，此数据持续多年，直至2006年，华侨人口始趋于增长(图1)。
根据韩国法务部的最新统计，至2006年末，在韩中国籍人数为408，101名。④其中，传统台湾籍华侨25，864名，新华侨(学生及研修生身份的就业人员)145，383名，短期来韩的朝鲜族236，854名。在韩中国人中，传统华侨的人数没有明显变化，直至2005年，其人口始有渐增趋势。反之，新华侨及朝鲜族的人数则急剧上升。由此可知，未来韩国政府对华侨政策的重点，将以新华侨和朝鲜族为考虑主体。然而，笔者关注的议题是，除外国人在异国发展常见的困境外，华侨的社会地位是否会因时空背景转换而产生明显变化？因此，笔者尝试将传统华侨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在韩中建交后其社会地位变化之情形。
在韩华侨人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统计年报》，华侨经济年鉴；朴显旭、朴正东：《韩国华侨(仁川华侨)的经济活动及社会地位相关研究》，韩国仁川发展研究院，2003年，第20页。
(二)有关在韩华侨研究的概况
尽管移民现象受到众多批评，但不容否认的是，移民活动对于人口输出国、人口输入国以及移民本身皆有莫大益处。移民普遍被认为是具高度能力的人群。根据《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的报道，5200万名移民中，据推测约有36％受过大学教育。⑤在美国，移民的经济收入在总体上提升了美国的平均消费水平，其原因在于他们多为年轻有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可凭其努力获得较佳的经济生活。
当然，也有人批评移民对输入国造成负面影响，例如移民聚集地容易产生诸多弊端，反而阻碍了移民与当地人的同化。以唐人街、韩民村等为例，其在移民国家自成一体，有时发展规模之大，甚至可让移民全然以母国语言为日常生活沟通的媒介。因此亦有研究指出，大量的移民有时对社会资本积累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⑥此外，另有反对移民的团体认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当注重劳动力的调整。因此，最近有人提出与其让移民永久定居，不如让移民短期逗留的巡回移民概念。⑦
至于对韩国华侨在这一议题上的讨论，一般而言，韩国政府与各界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得益于华侨相当程度的援助，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即透过华侨资本的吸收，促进国内经济成长。华侨的积极投资可视为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主因之一。
过去韩国学界对在韩华侨的研究并不热衷，其根本原因在于具华侨背景的学术界人士甚为少见，难以开展深入研究。学界对于华侨的研究主要以人类学取向为主，诸如华侨的本体性、人权状况、法律地位、社会经济地位问题等⑧皆有若干程度的讨论。可喜的是，由于近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活跃，其地位急速上升，致使韩国国内研究人员对华侨问题产生兴趣，是项研究渐趋于热门，迥异于昔日乏善可陈的情景。
笔者曾指出，在韩华侨的经济地位无法得到提升的原因，包括韩国国内政治问题的纷扰、华侨短期逗留韩国的侨居意识及其自身教育水平偏低等。尤其是在1945年韩国解放后，亲美派的李承晚在激烈斗争中取得政权，更导致华侨势力加速衰退。此外，在对世界华商大会进行研究时，亦提出世界韩商大会应当学习世界华商大会，在经济层面为韩国积累社会资本做出贡献。⑨
如再进一步探讨华侨经济衰落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韩国政府对外国人向来采取不友善的政策。韩国政府在推动经济活动高速成长的过程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历经70年代，因过度拓展，导致华侨商业圈势力逐渐萎缩，例如原本为华侨群体居住的北仓洞地区(在首尔市政府前面的中心地区)，因政府允许新建Plaza大酒店的缘故，其聚居地遂被瓦解打散；韩国政府还将中餐馆雅叙园(其原址在现今的首尔乐天酒店)⑩解散。这些实例可视为是在韩华侨势力开始衰退的迹象。
除上所述，韩国政府对华侨的不利政策，尚包括现仍对其房地产所有权加以限制。(11)韩国政府对在韩外国人土地持有面积加以限制，规定非商务用(住宅)为200坪(一坪等于3.3平方米)以下，商务用(店铺)仅可在50坪以下。是项规定，致使在韩国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韩华侨原本藉由房地产获利的传统致富方式窒碍难行。因此，造成很多华侨以第三者名义购买房地产，或者通过集团方式购买，致使土地与房屋的所有权人的关系益形复杂。
其次是有关华侨参与当地事务的能力问题。上面已提及许多移民实为资质较优秀的族群，但是就这一点而言，韩国华侨社会是个例外。20世纪60年代末起，当美国政府积极地鼓励、吸引外国人口移入该国之际，(12)韩国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外国人的政策反趋于严厉、封闭。结果造成许多韩国华侨移居美国、澳洲等地，(13)或是返回台湾谋生。这个时期，出现了严重的在韩华侨高层次人才流出的现象。而多数仍留在韩国的华侨，其教育水平偏低，无法移往他国，只能别无选择地留居此处，在饱受差别待遇的环境中谋生。这些自身条件不佳的华侨很难进入韩国主流社会，多半在城市周边区域维持生计，诸如开设中医院，担任语言学院讲师，或经营以一般韩国老百姓为主顾客的餐饮店等。基本上，这些人的职业不是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就是被限制在前近代的服务行业中。在韩国的高度成长时期，他们只能走上被淘汰的道路。
第三，在韩华侨的祖籍地问题可能亦系其发展障碍。韩国国内的华侨迄今尚有90％的人口祖籍在山东省，其次有3％的人口祖籍在河北省。因此，在韩华侨与祖籍地的经济交流面临局限。因为以前山东省被认为是中国国内经济落后地区，有许多民众移民他处谋生，这一现象直至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仍然持续多年。
然而，近20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到沿岸地区，山东省在经济层面的增长十分显著。山东省人口有1亿人，约占中国总人口的7％。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除贸易以外，其GRP、外国人投资的维持、人均消费水平等方面，在2000年以后，其比重已超过人口比重(表1)。可见，关于山东省人士在经商方面能力差的观念(假设)未必正确。
表1 山东地区的经济重要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参照《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注：( )内的数字为％，或表明与基本价值的比率。
值得关注的是，祖籍山东的华侨与祖籍其它地方的华侨相比，他们所积累的社会资本有限。由于山东华侨移居海外的历史相对短暂，(14)致使他们迄今在韩国经济实力仍有限。再者，1970年以后，1万多名在韩华侨从韩国移居第三国(海外)后，经常面临势单力薄的困境。因为世界各地的华侨多半来自福建、广东等省，山东华侨人数并不多，(15)故如从华侨的聚居情况来看，来自韩国的山东华侨融入当地生活的时间较为迟缓。一般而言，这些山东籍的韩国华侨多半居住在台湾华侨或韩国人聚居地附近，其开发的客户以韩国人为主。(16)据一位归国华侨(17)透露说，朴正熙执政时期因实行排斥外国人政策，他于1973年移居旧金山。然因当地唐人街的人口以南方籍移民为主，他们欺负陌生人的作法使得这名华侨难以立足，遂不得不转往洛杉矶的韩人聚居地谋生。
在韩华侨经济力量薄弱的情况，也可在其所经营的企业中看出来。在韩华侨有关企业皆尚未进入世界500大华商企业排名。(18)不过，仍有些华侨致力于工商业的经营，如好丽友集团拥有一家韩国国内上市公司，其会长谭铁坤为华侨，该公司2006年的销售额达到5.7亿美元，约为世界第510位华商企业。考虑到韩国的经济力量在世界居于第12或第13的重要地位，在韩华侨的经济实力仍显薄弱。
二、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一般韩国人对华侨的看法也开始逐渐变化。在韩中建交后的15年间，韩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经历了巨大变化，包括1992年韩中建交、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等。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对外国人政策亦有相当程度的改变，例如由中央政府或地方自治团体(指地方政府)出面，改善与华侨相关的各种制度，藉此吸引海外华侨的关注与投资，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韩华侨亦积极增强与世界华侨圈的联系，以建构经济交流网络。整体而言，在韩华侨在此时期渐趋活跃，无论是在经济活动或是兴办华侨学校等方面皆较昔日更为积极。
(一)政府对华侨的关注及政策的改进
1.制度的改善
1992年韩中建交后，韩国政府制定了若干有利提升华侨地位的政策。韩国政府于1998年重新制定原本对华侨社会形成制约的《外国人土地法》，全面允许外国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及交易权。1997年，政府修订《出入境管理法》，将原来外国人(含华侨)每三年需更新签证的时间延长至五年。同时，又修订了《国籍法》，将原本以父系血统为国籍认定的标准，放宽为父系、母系任一方血统皆可认定的标准。
2002年5月1日，韩国政府允许在韩国合法居住5年以上的外国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申请永久居住权，此政策可谓一项划时代措施。是项永久居住权制度大致适用于三类人。第一，在韩国居留五年以上，在经济上有能力抚养本人及家属，且在韩国长期具有好市民形象的外国人。第二，在韩投资50万美元以上，且雇用了5名以上的韩国人达3年之久的外国人。第三，投资500万美元以上，且被法务部认可的外国人。此外，对韩国有特殊贡献者也可享受同等待遇。但事实上，此法案主要适用对象以持台湾“护照”的华侨为主。
此外，韩国政府于2004年8月17日制定了雇佣许可制，其适用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和服务业等六项。(19)此项制度使外国劳动者得以享有与韩国劳动者同等的待遇，还可享有劳动基本法、最低工资法、产业安全保健法等三种劳动权益的保障以及各种保险待遇。事实上，韩国已经开始雇用外国人从事难、脏、险(difficult，dirty，dangerous)工作，以替代本国劳动力。
另外，韩国政府于2005年针对已经取得永久居住权3年以上、满19岁的外国人，赋予其在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领导人中的选举权。翌年，外国人首次于地方选举中行使选举权。不过，目前外国人在总统选举方面尚未取得选举权。
尽管韩国政府已实施不少对华侨有利的政策，但他们在生活方面仍面临许多难题与不便，例如居民身份登陆确认环节即是一代表性例子。当华侨购买手机时，仍需要缴交一定金额的保证金。申请信用卡时，亦仍需要提供财产税缴纳证明，况且即使其已是拥有营业实体的个体经营者，仍无法开设信用账户。此外，政府虽允许外国就业人员申请财产保险，但却无法申请雇佣保险，反倒仍须缴纳个人抚恤金。在保险方面，他们虽然缴纳地区保险费用，但因没有残疾人认证，故无法得到相应的残疾人优惠。升学方面，尽管华侨子弟能享有大学入学考试优待，但如其父母中有一方为韩国人，则丧失此项优待，无法再以外国人身份应试。在就业方面，华侨也不被允许担任法官、检察官、国会议员等“位高权重”的职位。
2.支持中国城(20)的建设
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以后，各地方自治团体都在努力复原昔日为华侨聚居地的中国城。韩国政府支持中国城建设的作法有二：一是原址重建，二是新建中国城。目前由政府主导开发的中国城有7个案例，4项系将原本老旧的中国城重新规划建设，另外3项则为全新打造的中国城。基本上，韩国政府尝试开发的中国城地区与传统华侨在韩的地理分布情况一致。例如，首尔、仁川、大邱、釜山、全州等地皆是政府考虑设置中国城的试点，尤其汉城华侨中学所在的延禧洞、延南洞，算是具有指针性的区域。
(1)重建旧中国城
第一，作为韩国最早的华侨定居地，仁川市政府开始恢复原来的中国城。区政府划出113，850m(，2)的土地计划建设新面貌的中国城。其目标年是到2010年完成。第二个项目是首尔市政府的。在首尔的延禧洞和延南洞约有9千名华侨聚居。政府要把总领事馆规划在区内。但由于那里的韩国传统高级住宅集中，当地韩国人反对把他们所在的地区变为中国城。这两个地区都邻近首都。
第二，离首尔远一点，最瞩目的地区包括釜山和全州。在当地市政府的关注下，釜山东区的草梁洞在2007年7月划出了114，917 m2的土地作为中国城发展特区。釜山市作为上海的姊妹城市，正在建设上海街。全州自1940年起就有山东华侨定居此地。目前，全州市政府正在建设长达250米的中国街道。问题是直到现在尚无华侨入住。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多少老华侨住——他们已经离开了。
(2)新建中国城
新建中国城案例最早的是与首尔西部开发有关的一山地区的中国城建设项目，原本相关人士是规划在汉江边上建立中国城，后因进展不顺，而转向一山地区筹建。不过，此项中国城建设案却波折连连。由于负责此案的首尔中国城有限公司筹集资金困难，未能偿还土地购买贷款，险些面临破产命运。所幸该公司于2006年12月，得到国内开发商的资金援助，成为其最大的股东，顺利地解决资金危机，公司得以恢复建设。由此看来，此项中国城开发案的进展可行性仍有待观察。
另一个项目是有关永宗岛特区的开发。渡过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受到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影响，开始建设大规模的经济特区。IFEZ(Incheon Free Economic Zone Authority)先发布了位于仁川西部的全永宗岛为经济特区。世界出名的华侨集团公司Lippo Group承诺在此建设一所综合娱乐城，包括乡村型娱乐设施和旅游景点等。这个项目已经有所进展。
除上述中国城外，亦规划建设了新的中国城。例如在韩半岛西南部务安郡建立韩中国际产业园区即是一显例。(21)政府希望这个能够容纳5万人口的中国城和民俗村能发展成为航空物流、IT、生物等尖端高科技产业、出口产业园地，藉此强化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交流活动。由于此园区的设置被当作开发韩国西海岸的主要工程之一，因此，韩国政府索性于2005年将全罗南道政府办公厅搬至务安，并于2007年11月起，开通务安国际机场。至于中国方面，则将此区视为开发海外市场的第一个基地，积极参与开发。例如中国民间建设企业的先行者中国广厦集团、(22)中国科技部下属企业中国技术创新有限公司及重庆市下属智山集团等皆投入这项建设。不过，目前整个园区的建设受各种因素所限，以致进展缓慢，因此华侨尚难以分享其建设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建设中国城的成果并不显著。仅有永宗岛和一山两座中国城有部分华侨参与其建设，余则皆由韩国政府或商业人士主导。此种建设现象，说明了韩国政府建设中国城的目的并非全然考虑华侨的立场，而是其地方政府或是地产开发商，将中国城视为展示成果的宣传品。况且，这些参与建设中国城的韩国业主或商家，其最终所关注的焦点仍是其附加的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韩国政府建设中国城的美意须大打折扣，因为中国城原系华侨聚居、展现其旺盛生存力的地区。现今政府虽主动提供资金重建中国城，但主导力量却非由华侨掌握，致其成效有限。
至于华侨本身对于建设中国城的态度，则持有正、反两派意见，尤以反对者居多。因为多数人认为是项建设只是韩国政府的表面工夫，对华侨而言，并无实质的经济利益。再者，他们也批评政府对中国城的经营策略，仅以中国餐饮店为主的发展方向过于简单化，况且城内并无华侨实际居住，亦是一大缺失。
(二)韩中民间经济贸易关系加速
韩中建交以后最突出的现象是经贸关系加速。当然，在冷战之前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韩中之间经济交流也曾经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韩中之间的贸易在过去15年间不断递增，如单就贸易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对象。至于韩国和台湾之间的贸易往来仍持续进行，只是其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但台湾在其间扮演角色仍值得重视。
事实上，韩国政府如能对华侨社会多加理解的话，实有必要加强与台湾之间的互动。表2说明韩国跟台湾的经贸关系也在逐渐增强。
表2 贸易比重趋势
19901995
2000
2007
中国台湾(A)
2.0 2.53.83.4
中国大陆(B)
1.7 6.49.4
18.4
总比重(A+B)
3.7 8.9
13.2
21.8
资料来源：参考韩国贸易协会资料并计算。
(三)韩国华侨扩大对外交流的努力
在韩华侨为求发展，亦积极与外界进行交流，最明显的例子是2005年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在首尔召开。世界华商大会先是透过当地华侨管道，由其向世界各地的华商宣传、介绍，并试着与其它华侨社会或本国其他族群进行经济合作，以提供信息交流及扩大商机。该会运作方式，系采取由当地华侨团体自发性组织并自筹资金，并寻求当地政府援助的形式。
在韩国的华侨团体中，对世界华商大会的角色与作用持两种不同看法。一种主张将世界华商大会作为调配外汇的窗口，尤其是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时，他们认为必须吸引华侨资金的投入，故有必要在韩国召开世界华商大会。另一种则主张将拥有三千多万世界华人网络(交流平台)的世界华商大会，作为世界韩商大会的模型。韩国也拥有七百万海外同胞。不过，当时囿于维持外汇资本的社会环境，而使前者成为主导的势力。
由于当时韩国国内并没有和华侨有关的社团或财团法人的注册团体，因此必须解决是项难题。首先，由部分华侨和学术界人士组织与华侨有关的社团法人，并以此作为发展契机。这些社团法人在学术界人士(主要都是韩国人)主导下，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以阐述华侨资金的重要性。1999年，“韩国华侨经济人协会”在产业资源部(现改为“知识经济部”)注册成功，并在世界华商大会召开前，改名为“韩国中华总商会”。(23)这一过程中，韩国国务总理也从政府立场，以书信形式表达其支持召开大会的态度。
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有部分人士提出反对意见。首先，他们认为世界华商大会的召开，其目的只是为了吸引华侨资本加入，并进行房地产开发(尤以首尔市为主要的投资标的)，但这些举动却无益于韩国其它产业的进展。再者，韩国国内华侨界实力不强，其与世界各地的华侨圈联结力量仍嫌薄弱。也就是说，韩国国内华侨尚无组织召开有3000多名世界各地华商代表参加的大会的经济实力。然而，从政治角度而言，韩国华侨团体仍决定召开此次大会。
不过，当世界华商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韩国中华总商会，其薄弱的筹办能力逐渐显露出来，世界华商大会总会亦察觉不妙，以致韩国政府不得不紧急出面应对。在这一过程中，韩国贸易协会、大韩贸易振兴公司、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等工商业组织成为实际上主导世界华商大会的团体，其活动所需资金(约50亿韩元)则从韩国企业界方面得到援助。然而，此种现象却为日后衍生的问题埋下伏笔，也使得华商大会在韩国的召开变得畸形、走样。
2005年在韩国召开的华商大会，韩国总统卢武铉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华商企业代表共3000多名出席。然而，与会的华侨实际人数不足半数，中国工商联合会发动了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单位来韩与会。总之，上述韩国主办单位的目的并非为了确立韩国华侨的地位，而是急于吸引华侨资金，故而出现了过于盲目重视中国企业领袖的偏差行径。
(四)华侨学校的再兴
据2006年12月末的统计，韩国国内有17所华侨学校，2094名在校学生。此数据如与昔日情形相较，可谓大幅减少。例如位于首尔明洞的汉城华侨小学，其学生人数在极盛时期曾高达2，300名，但现在包括幼儿园学生在内，也仅有415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华侨学校学生数目，可推测在韩华侨的高龄化现象。比如说，假定华侨年轻子弟都上华侨学校，上面数据可计算出在韩华侨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按照这个假说来推断，韩国华侨社会中的年轻人口比例并不高，因为如推算其总人口数约有25，864人，则其中年轻学子(5-19岁)的人数约为2094人，仅占总数的8.1％。如对照韩国此年龄层20％的人口比例，更可以反映传统华侨社会高龄化程度甚为深刻的问题。(24)
然而，上述现象在近15年来有了相当幅度的转变，亦即兴办小学(包括华侨幼儿园在内)的华侨学校增多，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这是因为随着韩国的中国热兴起，许多韩国籍父母也希望其子女在年幼时能进入华侨幼儿园学习汉语，以培养其外语能力。再加上这类华侨学校的学费较为低廉，对招生颇有帮助。虽说韩国人进入华侨小学属非法行为，(25)但通常这些父母会安排其子弟进入华侨小学就读到四、五年级后，再转入韩国学校，或者通过考试进入中学。
总之，韩国华侨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只肇因于“中国热”，仍无法在传统华侨社会中吸收更多的年轻子弟，且此类华侨学校也未有转型的计划，故难以突破现状。虽说目前韩国国内有一股中国热，但在独尊韩文的语文政策下，(26)一般学校并无正式教授汉字课程，中文教学的推广空间仍属有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英国意识到中国将居世界的重要地位，遂积极邀请中国大学校长至该国重点大学主持校务，并聘请大量中文教师参与中文教学。[27]因此，为了因应世界学习中文的风气，韩国政府有必要调整其语文、教育政策，让此间的华侨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三、韩国华侨地位的考察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韩华侨最近20年的主要变化。有关韩国华侨在该国地位的考察，笔者尝试以计量方式，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加以评估。
(一)政治
如探讨韩国华侨界政治人物的影响程度，须先考虑其本身在韩国所具有的投票权限及其政治团体的多寡。首先，韩国华侨在当地的政治实力，与其自治团体的势力范围有直接的关系。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后，有关韩国华侨团体的实际数量与运作情形迄今尚未见较深入的研究。不过，如检视这些团体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韩国华侨界的政治倾向，则从昔日亲台派与亲大陆派对立，转变为现今以亲大陆派团体为主流。目前亲台派的华侨团体以汉城华侨协会为主，亲大陆派的华侨团体则包括汉城中国侨民协会(现任会长为王琇德)、韩国华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会(其正式名称为韩华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现任会长为韩晟昊)等。此外，尚有以年轻成员为主体的中华总商会，该会与世界华商大会保持密切往来。
汉城华侨协会在传统华侨社会内颇具势力，其在韩国境内设有48个分社。该协会的前身原是1947年亲台派的在韩华侨自治联合总会(原名为旅鲜华侨自治联合总会)，至1969年该会改名为华侨协会，负责出具各种华侨证明及行政事务。1989年该会因某些因素未能适时选出会长，直至2002年2月杨德磬才被选为第十四届会长；2005年2月邱元仁(28)被选为第十五届和十六届会长。
汉城中国侨民协会于2002年成立，日后则演变为亲大陆派的韩国华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会，(29)其基本立场则是反对陈水扁的台湾独立运动。有鉴于此，台湾当局遂对加入该协会的华侨拒证其台湾籍身份，且不签授台湾“签证”。其结果造成韩国华侨转向中国大陆，尤其自2003年起，由汉城华侨协会率先发起，所有华侨协会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正式注册，说明了其政治倾向逐渐以中国大陆为依归。
韩国华侨在韩国的政治势力可谓甚为薄弱，此可从其筹备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过程中得到印证。如前所述，当时该会会长袁国栋是一名华侨，在首尔附近的富川地区经营中医院，不过，其运筹帷幄的能力仍属有限。因此，当大会即将召开时，其准备工作却是问题频出，于是韩国政府插手其间，强力主导大会的筹备工作。最后韩国政府藉由邀请中国大陆企业界人士与会，方得以凑足了开会人数，至于活动经费则亦系向企业界以半强迫方式募足，才使华商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从中充分反映出韩国华侨的政治、经济实力明显不足。
再者，韩国华侨选举权的行使范围与实际人数也可以反映其政治实力。如前所述，2005年8月，韩国政府修订选举法，赋予外国人士若干选举权限，因此，自2006年起，在韩华侨如已获得永久居住权3年以上，且年龄达19岁以上者，可于地方选举中行使投票权。据2006年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取得永久居住权的华侨数量为11，860名，估计具投票权的人数约为6500名。从此情形来看，目前在韩华侨对韩国政局的影响力并不显著。为了定量分析华侨地位，我们采用在韩华侨人口的比重为主要标志。
(二)经济
有关在韩华侨经济实力的考察，则有必要了解其所经营的企业数量，分析其在上市企业中所具的份量，并进一步检视其在中韩经济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华侨企业界较著名的人士，包括好利友集团会长谭铁坤、大韩航空的孙启瑞(担任顾问)及现代汽车公司的薛荣兴副会长等。
上述几位著名的企业人士中，尤以谭铁坤经营的好利友集团在韩国企业中甚具实力。至于薛荣兴能够担任现代汽车公司的副会长职务，则显示其经营能力的卓越。除此之外，在华侨界应尚有一些中高阶层的企业主管值得进一步访查。如据闻某个排名在国内企业30名内的集团，其总裁的女婿为台湾籍华侨，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参与了该集团进入中国大陆的计划，(30)说明了在韩国华侨界优秀的企业人才仍有人在。这里也是单纯计量，我们用韩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统计为主要指标。
(三)社会
至于韩国华侨在该国社会地位的议题，尚须检视其是否已跻身于韩国主流社会，抑或系仅置身于中国城内，自成一体。此外，亦有必要探讨华侨学校在韩国的影响程度及追究其毕业学生日后是否能在该国具活跃空间。据相关资料收集，目前在韩华侨就业情形可见表3。
如从实际数据检视，我们大致可以统计出华侨人士在韩国内外居于社会名流的人数，例如推算其担任大学教授的比例等。此外，也有若干名华侨跻身于演艺界，例如歌手周玄美、李基容和姜莱娟，演员夏姬拉等。另有台湾籍的华侨侯仁正活跃于现代排球队，他于1995年申请加入韩国籍。
表3 常住韩国的中国人职业分布(按滞留资格)
学业 代理处就业 常住其它 总数
在韩 199979(0.34)
28(0.12) 8(0.03)
22，043(95.9)827( 3.60) 22，985
华侨 2006
159(0.61)
57(0.22) 36(0.14)
20，823(80.51)4，789(18.52) 25，864
资料来源：依据韩国出入境管理局统计整理而成。
不过，除上述少数知名的华侨人士外，正如表3所示，传统华侨在可以提升其社会地位的学业、职业(含代理处职员)等方面，成长幅度仍属有限。如以担任大学教职情形来看，台湾籍华侨在大学任教的人数在1992年尚不足10人，最近则提高至20人左右，(31)此实例说明华侨的社会地位未见显著提升。2006年年末外籍教授有2078名，相比较而言，在韩华侨教授的数字实在微不足道(据教育人力资源部有关资料)。
大体而言，韩国华侨社会地位之低微与其教育程度密切关连，因为仅有初、高中的学历较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再者，即使华侨子弟凭其外国人身份较易进入大学就读，但往往因知识水平有限，无法理解艰涩的课业内容，因此约有50％(32)的华侨大学生面临辍学的命运。因此，若干经济良好且教育水平高的华侨家庭，干脆把孩子送到美国或者其它先进国家留学，日后则定居于此。
此外，有些曾居于韩国而后移往他国的华侨，其动向亦值得我们深思。例如韩国华侨出身的沙日香女士(33)曾在美国加州富勒顿市任市长，现于中国边境积极参与中国与北韩的交流。当然，从2006年起，传统华侨的数字稍有增长，但基本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也是单纯定量分析，我们用韩国总教授当中华侨教授所占比例为主要指标。
(四)文化
2007年下半年，在韩国上映的中国电影《色·戒》颇为卖座，吸引许多观众前往欣赏，这说明韩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逐渐提高。除了电影之外，在电视频道上，中国节目亦时可见及，中国歌曲亦随处可听。这是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不是韩国华侨的文化力量，但韩国华侨发挥了文化中介的作用。此外，由华侨经营的中国语言学院数量也逐年增加，说明有更多的韩国人具学习中文的意愿，显示中国的语言与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与日俱增。
这里也是单纯计量，我们用有关中国频道所占比例为主要指标。
图2 韩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学生在校数量
(1992-2006)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资源统计服务。
综合上述有关华侨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变化，依据表4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明显的现象是综合比重从2.09％(1990年)上升到5.89％(2007年)。其中的突出改善表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在经济方面，可从与台湾的贸易比重提升来解释。在文化方面，可从中国热现象来解释。一般韩国人喜欢中国武术及与中国有关的表演。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力量减弱以及徘徊不变的社会力量。总体来说，在韩华侨的地位还比不上华侨社群在东南亚或者一些先进国家的地位。
大致来说，韩国华侨对韩国各层面的影响幅度有随着时日渐趋扩展的趋势，不过，老华侨所发挥出来的效力仍远不及新华侨积极迅猛。传统华侨除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稍具影响力外，其它领域的影响力则属些微。此现象说明在韩国的老华侨依然安于中国餐饮店、语言学院讲师、中医院、旅行社导游等传统职业。尤其是从汉城华侨协会的21名干部的职业分布来看，从事贸易及包装业的人数多达9人，其次是饮食业7人，旅行业3人，中医1人，房地产1人，但无人从事诸如制造业、金融业或是IT产业等更专业的高薪职业，反映传统华侨的社会地位未见明显提升。而目前的新华侨超过15万人(包括在韩国留学的2万余名留学生)，他们将是改变目前华侨局面的生力军(见图2)。
表4 在韩华侨地位相关综合指数变化趋势
1990
2007
变化
政治(人口比重) 0.06
0.05 -0.01
经济(对台交易比重) 2.00
3.40 +1.40
社会(华侨教授数量) 0.03
0.04 +0.01
文化(中国电视频道比重) 0.00
2.40 +2.40
综合 2.09
5.89 +3.8
注：综合比重=政治比重+经济比重+社会比重+文化比重。
四、结论
21世纪开始以后最大的话题之一是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也会被关注。韩国也不例外。从2007年11月为发起中国论坛而实施的问卷调查(34)资料来看，认为中国将大有作为的人数占48％，认为中国是强国的人数占33.8％，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2030年大体能够赶上美国。此项统计数据，说明了有更多的韩国人肯定中国日后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更具影响力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主要用定量方式分析在韩华侨的主要变化。综合上述考察，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论点。
第一，在过去15年间，由于韩国政府对外国人政策的变化，使境内华侨的生活环境得到相当大的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在韩国的影响力日趋显著。据表4的数据，韩国华侨的综合实力从2.09％上升到5.89％(净增3.80)，这表明在韩华侨社会的影响力提高了。韩国在面临多民族共存的现实下，华侨的演变促使我们思考将来如何对待新来的民族。
第二，教育和人才是移民的最重要因素。韩中建交后，华侨在韩国的地位并无明显改善，此乃因为其领袖人物尚未在韩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对华侨社会过于打压的政策，导致很多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华侨选择移居第三国或返回台湾，剩下的老华侨随着高龄化因无法适应现状，从而无法形成所谓的IT社会。
第三，在韩华侨社会的发展前景很大。现在韩国“汉流”猛升，再加上新华侨和留学生为在韩华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子，在韩华侨社会正在补充缺乏的人才。如果新华侨再加上朝鲜族的话，整个在韩华侨群体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新华侨的影响幅度远超传统华侨，说明此团体势力已取代后者，在华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
第四，有一现象值得注意、深思，亦即学术界研究在韩华侨的立场仍未持较公允的态度。正如前面指出的，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就如何降低华侨在人权、法律方面的差别待遇等议题进行讨论，或者意图从人道主义立场上处理华侨问题。但也有一些论文煽情地指出，韩国是唯一没有中国城的国家。(35)值得欣慰的是韩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已有相应程度的改善，此种包容多种文化的政治态度应予以肯定。不过，在韩华侨亦须致力于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才能立足于斯，取得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本文基于作者在2007年北京大学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所提交文章修改而成。论文完成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特向祖籍山东的第六代华侨、新东阳餐厅薛荣奉董事长等诸多在韩华侨人士，助教全孝振、权昭恩小姐以及众多评审委员表示感谢。
注释：
①⑤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2008年1月5日发表了题为"Open Up:A Special Report on Migration"的16页的移民特别报告。
②依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关于Kosian统计，请参考韩国国内媒体报道，如韩国放送公司《追迹60分》2006年1月25日。
③朴尚舜提出，华侨在韩国的历史可分为1882-1909年的起航期、1910-1945年的日本强占期、1945-1948年的美军时期、1948-1992年的韩·台交流期及1992至今的韩·中交流期五个时期。详见朴尚舜：《在韩华侨：其现状及问题》，韩国法务部，2006年。
④汉城华侨协会统计的人数与该数据稍有差别。尽管韩国出入境管理局统计注册的数值超过两万多名，然而据推算，实际居住人口仅为1.5万名。这是由于老龄化加深，不少人将韩国国内的住宅卖掉，在中国购房，并用余下的钱养老。
⑥Robert D.Putnam,ed.,Democracies in Flux: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⑦这一理论被称为“蓝卡”系统，德文为Gastarbeiter scheme，认为移民短期居住在该国，一段时间后再离开是对该国的最佳方案。
⑧以前仅有少数研究人员从事华侨问题研究，但在韩国金融危机以后，政府、地方自治区等似乎也开始了华侨研究。其中，在外同胞财团通过与该财团的政策方向来对华侨进行标识。相关论文有朴银京：《华侨的民族性及其迁移的关系》，《现象和认识》，韩国人文社会科学院，1982年；朴京泰、张寿显：《韩国长住华侨状况研究》，《韩国人权委员会研究报告书》，2003年；朴尚舜：《在韩华侨：其现状及问题》，韩国法务部，2006年；朴显旭、朴正东：《韩国华侨(仁川华侨)的经济活动及社会地位相关研究》，仁川发展研究院，IDI研究报告书，2003年11月。此外，各地方的研究有李和承：《从全州华侨看韩国华侨社会的演变》，《史林》26号，首尔首善史学会，2006年。
⑨Cheong Young-rok,"The Huaqiao Community in Korea:Its Rise,Demise and Reemerg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Vol.9,No.1,2002,pp.37-56; Cheong Young-Rok,"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outh Korea," in The Korean Diaspora in the World Economy,II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anuary 2003,Washington DC,pp.31-55.
⑩雅叙园、大丽都、泰和馆曾经是首尔三大赫赫有名的中国餐馆。
(11)(18)香港杂志《亚洲周刊》从2007年开始，进行世界前1000位华商企业顺序排名。该周刊将电子、化学、石油、钢铁、金融、通信、汽车、运输、综合、房地产作为主要的产业来评定。一般而言，房地产行业是华商重视的行业。
(12)1965年美国修订了移民法，废止了以白种人为主的国家的移民配额制度，不分人种和国籍分配移民配额，对亚洲移民实行开放。
(13)目前在洛杉矶的新北京、振兴阁餐厅等即是再移民的韩国华侨开设的。
(14)山东华侨的历史，只有在进入近代后才开始。较为突出的是与太平天国有关的1850年以及国共关系较为紧张的1940年。然而，广东、福建华侨的历史已经达到数百年，1403年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很好的早期例子。
(15)据EAAU(1995，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Asia，Australia)，世界华侨华人的主流来自福建、广东、客家、海南以及云南。当然，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华侨多少是不同的。然而，山东华侨的势力仍然十分微弱，没有太大改观。
(16)本事例为曾在首尔火车站前经营中餐馆、后移民旧金山的山王饭店老板王德新的经历。
(17)东华饭店的老板陈昌元曾经是一度与雅叙园、泰和馆齐名的大丽都中餐馆的厨师长，1973年出国，1976年回国。
(19)这里也仅限于冷冻仓库业、饭店、社会福利、下水道处理、汽车一般装备、护士、阿姨等有限的行业。这些行业不受韩国人欢迎。
(20)算上济州岛、木浦、君山等共有十余个。要了解中国城的情况，请参考Peter Kwong,Chinatown in NY,New York:The New Press,1979。
(21)该项目是2005年7月，作为国土均衡发展的一环，韩国政府选定了六大企业都市开展的一项试验。所谓企业都市，指的是民间企业拥有土地受用权，可以自主开发所谓自给自足型的复合机能都市。所选定的六大都市分别为：1个知识型地区(原州、清州)，4个观光度假区域(泰安、海南、灵岩、抚州)和1个产业贸易型地区(务安)。
(22)据说资产规模为2兆韩元、从业人员达5万名以上。
(23)早期会长为袁国栋，2007年7月后，由薛荣兴任会长。袁国栋生于1958年，1983年毕业于韩国圆光大学中医学专业，1996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大学，曾经营诚谕堂中医院。薛会长于1945年生于首尔，1968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会计学专业，1990年曾任诺贝尔精密金属会长、汉城华侨协会副会长，1994年4月任现代精工顾问，1999年任现代起亚车顾问，2001年3月任汉城华侨中学理事长，2002年任首尔中国侨民协会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2004年任韩国中华总商会名誉顾问，也曾担任现代汽车副会长一职。
(24)汉城华侨小学，“韩国汉城小学学生各项资料统计表”，http://www.hanxiao.or.kr.
(25)据韩国教育法规定，在韩国就读华侨学校的条件是：(1)父母中一人以上为华侨；(2)具有外国国籍或外国公民权的永久居留者；(3)具有5年以上国外居住经历的韩国人。
(26)韩文专用政策是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的，从1970年1月1日起，所有公文和普通文书都统一使用韩文(若使用汉字，不予受理)，同时从11月27日开始，各级学校停止了汉字的教育。
(27)前复旦大学校长杨家福从2001年起被任命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尽管是象征性的)。
(28)会长王守德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韩晟昊是祖籍吉林省长白县的华侨，现任新东华中医院院长；杨德番毕业于汉城华侨小学以及台湾大学电气工学专业，现任通用电气、三美洋行、(株)韩德洋行及Richwood International Co.Ltd.等公司的董事长；邱元仁毕业于汉城华侨学校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专业，现经营伟胜贸易公司。
(29)有趣的是，创立初期任会长的韩晟昊曾一度统帅过华侨青年“反共”救国总会。更有意思的是，现任会长曹明权(四十多岁)是出生于吉林省的朝鲜族，2001年来韩国，2003年入韩国籍，现任《新华报》负责人，担任首尔中国侨民协会的首席副会长。
(30)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该集团中方的亲家，得以确认。
(31)新东阳餐厅的薛社长也证实，在韩国大学里面任教的华侨约有二三十人。
(32)该问题是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也存在的一个现象，即进入了重点大学，却往往得不到毕业证，仅仅能够修满学分。这是因为虽然高等院校允许外籍学生入学，但由于大学内部并没有运行有关课程，因此实际上学生要听懂中文课程很难。
(33)据说毕业于釜山华侨学校，参见《亚洲周刊》2003年9月7日。
(34)此为笔者通过对贸易协会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果。
(35)参见梁必承：《没有中国城的国家：韩国华侨经济的昨天和今天》，三星经济研究所，2004年；袁国栋：《韩国——唯一没有中国城的国家：韩国无华侨(中国籍韩国人)》，《World Village》，No.3，pp.290-295，2003；綛谷智雄：《首尔的中国城：在排挤与同化中的民族性》，《韩国学研究》，1997年第9卷，第329-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