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都论文,朝政论文,民俗论文,古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朝政和民俗都属于社群文化范畴，但其性质又有明显的区别。朝政是制度化的，比较固定，民俗却富于变化。朝政受礼的制约，而民俗则随意性较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京都赋在涉及朝政和民俗事象时，因所处历史阶段和作家价值观、审美观的差异，对朝政和民俗事象的取舍标准也多种多样。朝政与民俗事象在古代京都赋中或分或合，此消彼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一
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是京都赋的奠基之作，这两篇作品从总体上看，既有朝政的展示，又有民俗的再现。可是，如果把作品的西京部分和东京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会发现朝政和民俗事象的分布情况很不均衡。在西京部分，既写朝政，又写民俗；而在东京部分，只有朝政，没有民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试对作品加以具体分析。
班固《两都赋》所展示的朝政事象有巡狩讲武、游览宫馆两项，都是浓墨重彩地渲染，同时，对西京民俗亦有充分的表现：
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驰骛乎其中。（注：《文选》卷一。）
在班固《两都赋》中，这是最精彩的片段之一，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京都的民俗风情。其中既有城内的繁华景象，又有各层人士的生活习尚，可以说是一幅鲜活的风俗画面。然而，到了《东都赋》中，却是只写各项朝政，见不到民俗事象。关于其中的原委，从东都主人的一番话语中可以找到答案：“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注：《文选》卷一。）西都游侠以战国四公子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为榜样，呼朋聚众，任性使气，成为长安的一大人文景观。而在班固看来，游侠以武犯禁，不受礼仪法律的约束，是不可取的。因此，尽管东都洛阳也有许多游侠，但在《东都赋》中避而不谈，没有对他们加以表现。《西都赋》的民俗画面很大部分是市场繁荣的景象及士女享乐的镜头，《东都赋》同样见不到类似场景，出现的是与此针锋相对的朝廷诏命：“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注：《文选》卷一。）这样做的结果是：“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注：《文选》卷一。）读过这段话语，《东都赋》不写民俗事象的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在班固看来，民俗是自发的，没有节制的，而社会需要的却是法度和秩序；民俗受欲望的驱动，追求的是感官快适，是耳目口腹之欲，声色狗马之乐，是奢侈淫逸，而他理想的生存状态却是没有欲望、形神寂寞的境界，是一种节俭的生活。班固《东都赋》剔除民俗事象，是基于儒家礼乐观和道家禁欲主张相结合而形成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他认为西都民俗事象既不善，又不美，所以《东都赋》作为正面颂扬朝廷的作品，没有再出现类似画面，而是以朝政事象充塞全篇。
那么，是否所有的朝政事象都合乎礼义法度，合乎班固的道德标准和审美理想呢？事实上也不尽然。《西都赋》出现的朝仪有巡狩讲武、游览离宫别馆两项，都是突出其娱乐性，画面中出现的是耽于安乐的太平天子形象。而在《东都赋》中，游览离宫别馆的场面不见了，讲武狩猎时，也不是像《西都赋》所描写的“风毛雨血，洒野蔽天”、“草木无余，禽兽殄夷”，而是“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乐不及盘，杀不尽物”。虽然同是讲武狩猎，出现的场景却迥然有别。《东都赋》着力铺陈的元日朝会的盛况，这是《西都赋》所没有的。朝廷会同的目的是“究皇仪而展帝容”，庄严肃穆，雍容典雅，展现的是庙堂之美。班固在描写东都朝政时，突出的不是娱乐、快适，而是一种道德熏陶和心灵净化，是和欲望拉开距离。班固没有拒绝讲武狩猎事象进入作品，但经过了他的过滤筛选，使它体现礼乐规范和法度尊严，从而和《西京赋》的相关描写形成鲜明的对照。
对《两都赋》中朝政和民俗的消长，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班固采取的提纯朝政事象而贬抑民俗事象的作法，民俗事象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虽然民俗事象在《西都赋》也占较多篇幅，那不过是为了突出东都文明所作的反面铺垫。把西都民俗充分展现出来，为的是最终超越它、否定它。而班固在《东都赋》所描绘的理想画面，则拒绝民俗事象进入，出现的都是朝政官仪。班固认为西都的朝政民俗都有违于礼乐法度，而在我们看来，他笔下的东都也是一个有严重欠缺的社会，并不是人的理想的生存状态。
班固的《两都赋》对张衡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张衡的《二京赋》在处理朝政与民俗事象的关系时，也是按照《两都赋》的原则进行取舍，只是在具体事象的描写方面更加铺张，渲染得极其充分。班固《两都赋》提到游侠时不过用了几句话，张衡的《西京赋》则敷衍成一大段文字。《西都赋》没有提及的游丽辩论之士，在《西京赋》则出现了。对于天子游览的场面，《西京赋》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超过班固的《西都赋》。在《东京赋》中，张衡同样只写朝政，不写民俗，朝政突出的是“不穷乐以训俭，不惮物以昭仁”宗旨，和班固《东都赋》的立意相近。在朝政和民俗事象的摆放上，张衡《东京赋》出现的也是重朝政而弃民俗的倾向。
张衡另有《南都赋》，是为歌颂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处、也是张衡的家乡南阳而作，该赋同样是推崇朝政而贬抑民俗。《南都赋》所展示的南阳民俗是丰富多彩的，同时又是合乎礼仪法度的。饮酒作乐时，“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上已游春，“日将逮昏，乐者未荒。”（注：《文选》卷四。）即使按照传统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些游乐活动也是合情合理，无可挑剔的。然而，在张衡看来，饮酒游春不过是满足人的享乐欲望，不值得称颂，“此乃游观之好，耳目之娱，未睹其美者，焉足称举！”（注：《文选》卷四。）他承认这些活动给人带来欢乐，但不承认它有审美价值，认为无美可言。那么，张衡理想中的美是什么呢？篇末的歌诗作了回答：“望翠华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驷马龙兮骙骙，振和鸾兮京师。总万乘兮徘徊，按平路兮来归。”（注：《文选》卷四。）这是假借南阳耆老之口来表达作者的愿望，他所期待的是天子衣锦还乡，他认为最美的是天子的威仪排场，这是那些饮酒游春的民俗事象所无法相比的。在张衡的价值天平上，朝政官仪和民俗事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那些民俗事象尽管不乏令德嘉仪，但终因和耳目口腹之欲相关联而居于低层次，无法和朝政官仪比美。合乎法度的朝政官仪是高贵的，也是最美的。班固、张衡在描写东都文明时只写朝政官仪，不写民俗事象，其原因盖出于上述想法。
左思的《三都赋》在对朝政和民俗事象进行调遣时，基本是步班固、张衡的后尘，同样具有明显的重朝政而轻民俗的倾向。《蜀都赋》用主要篇幅铺陈蜀都商业的发达、居民的富庶，以及当地雄豪之士的剧谈戏论、高堂饮酒，还有王孙公子的泛舟畅游，本土居民与少数民族成员在平原的开怀畅饮。所写入的民俗事象是大量的，并且富有地方特色，可以使读者饱览当时的蜀都风情。宋代王腾在《辨蜀都赋》中称：“吾蜀立极之处，域民之始，井邑山川之秀，人物风俗之美，是则左思备言之矣。”（注：《历代赋汇》卷三十二。）左思把蜀都的民俗确实展现得非常充分，是作品的主干，然而，对于蜀都的朝政，却丝毫没有涉及，仿佛那里不存在值得写入作品的朝政事象。《吴都赋》也用大量文字铺陈吴都的民俗，后面则是叙述吴王的一系列游乐活动，这篇作品可以说是朝政和民俗事象参杂，不过其中的朝政也没有什么严肃的内容，而是和民俗事象相近的各种游乐活动。到了《魏都赋》就不同了，作品的主干由各种朝政事象构成，而且都关涉国家的治乱兴衰。至于民俗事象，仅限于市场景观而已，在全文所占比例很小。从《蜀都赋》到《吴都赋》、再到《魏都赋》，民俗事象呈递衰趋势。《蜀都赋》民俗事象最丰富，是作品的主干；《吴都赋》是朝政和民俗事象参半，平分秋色；而《魏都赋》则只给民俗事象保留极其有限的空间，在作品中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在民俗事象呈递衰趋势的同时，朝政事象却是依次递增，不断得到强化。《蜀都赋》根本不写朝政，《吴都赋》出现一些朝政事象，但还缺少严肃的旨趣。《魏都赋》则以铺陈朝政为主，并且多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左思《三都赋》的基本倾向是褒扬魏而贬抑蜀和吴，通过对朝政和民俗事象的调遣，圆满地达到了目的。不过，左思和班固、张衡相比，尽管都是重朝政而轻民俗，但左思对待民俗事象还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不像班固、张衡那样苛刻。班固的《东都赋》、张衡的《东京赋》拒绝接纳民俗事象，而《魏都赋》尽管给予民俗事象的存在空间极其有限，但毕竟为它保留了一席之地，是历史的进步，预示着京都赋朝政和民俗事象相融合的趋势。
二
从左思的《三都赋》开始，理想的京都美已经出现朝政和民俗事象兼容的苗头。到了唐宋时期，辞赋家在表现理想的京都之美时，朝政和民俗事象兼收并蓄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人们不再使二者疏离、绝缘，而是相互沟连，彼此呼应，共同营造出理想的京都美。唐、宋京都赋中的朝政和民俗事象，主要结成以下两种类型的关系：一是朝政对民俗的统辖关系。唐代李庾的《两都赋》是把长安作为理想的京都美加以表现的，其中既有朝政事象，又有民俗事象，有时二者是连带出现的，下面一段就是如此：
待漏未开，朝骑沓街。鸡鸣朱邸，火度青槐。先导擘云，后车奋雷。递以严声，不生微埃。人寒物慄，统以京尹。临人秉杀，罔敢不谨。豪家戚里，金张许史。走骑如龙，行车若水。拉枯请命，曾不仰视。（注：《全唐文》卷七四0。）
这段文字前半部分描写朝政的威严，后半部分则是突出朝政对民俗的辖制。金张许史是西汉王朝的高官贵戚，这里成为京都豪强的代称。以往京都赋中，缙绅子弟、侠客豪士的活动虽然时而作为民俗事象出现，但终因其难以遏制而成为否定的对象。而在这篇作品中，高门望族成员尽管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但却慑于朝政官仪，表现得服服帖帖，丝毫不敢造次。民俗服从于朝政官仪，朝政官仪统辖民俗，二者的主从关系非常明显。北宋杨侃的《皇畿赋》写道：
考城之人，旧俗刚毅。乡出勇夫，里多壮士。椎埋为奸，任侠尚气。睚眦必报，杯间刃起。今为畿民，礼束化被。暴虎之徒，闻义则畏。（注：《宋文鉴》卷二。）
考城是北宋首都直属的九县之一。考城旧俗任性使气，百姓为报私仇而不守法度，甚至大肆抢掠，挖坟盗墓。经朝政教化，一改旧俗，变得遵纪守法。这里虽然没有列举具体的朝政事象，但从民俗的巨大转变中已经充分显示出朝政的威力。朝政改造了民俗，使二者由对立变为协调。朝政统辖民俗，是民俗的导向。
朝政和民俗事象还存在派生和孕育的关系，对此，唐宋京都赋亦有展示。唐李庾《两都赋》在描写西京长安时有如下段落：
土厚地中，温寒以宜。门多杖老。室有蕃儿。承化发谣，帝力不知。则有程郑之家，白闼朱轩。崇基峻砌，待驷高门。木秀茸葩，红舒绿繁。挺硕果于华林，育丰蔬于中园。珠箔昼晴，金缸夜明。罗锈巾
，鼓瑟吹笙。哗族陈宾，以乐乎太平。货隧分廛，物次骈连。中署肆师，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贿巴賨。裁绮张绣，纹轴蕉筒。声教之所被，车书之所通，交错杂沓，斯焉会同。黄宅缁庐，金篆玉扃，以张帝居，用壮天庭。千形万声，不可多名。（注：《全唐文》卷七四0。）
这段文字依次展示三个阶层的民俗。一是普通农家，老得其养，少得其怙，百姓安居乐业，过得无忧无虑，村民唱着称颂太平盛世的歌谣。《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称，尧时天下大治，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赋中的“帝力不知”之语，用的就是《帝王世纪》的典故，意谓乡民像古时那位老人歌颂唐尧盛世一样，称赞自己所生活的大唐王朝。接着描写工商富豪的奢华和市场繁荣的景象。《史记·货殖列传》云：“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
卓氏，俱居临邛。”程郑是西汉时期的临邛巨富，靠冶炼发家。文中的“程郑之家”指唐代长安的工商富豪，他们高门深院，锦绣衣裳，尽情享受人间的快乐，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太平盛世的拥戴，因为他们的幸福是朝廷清明政治带来的。市场繁荣，各种货物川流不息地在帝都聚散，也是王朝开明政治的体现。三是佛寺道观的兴建和各种方士的活跃，他们也是帝都昌盛的象征。以上三类民俗事象，无一不是清明政治所孕育，是太平盛世的体现。李庾《两都赋》的西京部分还写入了众多的朝政事象，每个事象的后面，都加以总结提示，如：“此王者之文教也”、“此王者之武威也”、“此王者之示孝也”、“此王者之示悌也”。这篇作品是朝政和民俗事象共存，民俗依赖于朝政，同时又起着美化朝政的作用。
宋李长民《广汴赋》也是把朝政与民俗看作相互确证的两个方面，都以赞扬的笔调把它们写入作品。先是写道：“南司之俗，坐革循讼之积弊，原庙之近，无槌楚之喧嚣。遭承平之日久，非弹压之是务。”作者赞扬朝廷政教措施得力，革除以往聚讼不已的积弊，从而使百姓欣然向善，培育出良好的社会风气，民俗为之一变。《广汴赋》还对汴梁的民俗作了生动的描绘：
太平既久，民俗熙熙。徒观夫仙倡效伎，侲童逞材。或寻橦走索，戏豹舞罴，则观者为之目眩。或铿金击石，吹竹弹丝，则听者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黄醅，蒲萄泛觞，竹叶倾罍，羌既醉而饱德，谓帝力何有于我哉！（注：《玉照新志》卷三。）
文中描写汴梁市民观看杂技、欣赏音乐和品尝美酒的欢乐场面。这些娱乐活动固然使人目眩心迷，酒意朦胧，但作者并没有对此表示异意，没有像班固、张衡那样否定它们，而是把这种民俗视为清明政治的写照，假借赋中人物醉酒后吟唱称颂唐尧的歌谣，把北宋比作远古盛世，赞扬天子的政绩。在作者笔下，朝政和民俗是协调的，朝政的成就体现在其乐融融的民俗事象中，百姓安居乐业、尽情享受的民俗画面，源于天子的治理有方、政治的清明。
班固、张衡的大赋在表现理想的京都美时，只写朝政官仪，排斥民俗事象。到了唐宋时期的大赋中，理想的京都美对朝政官仪和民俗事象兼容并包，民俗事象作为肯定性的因素大量写入作品，和朝政官仪比较协调融洽。从元代到明代，唐宋时期京都赋所形成的上述传统得到继承，作为正面题材写进京都赋的民俗事象与朝政之间的不协调也开始显露出来，引起辞赋家的重视。元黄文仲的《大都赋》写道：
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伫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而忘返，吾都人往往面谀而背讪之也。（注：《宋文鉴》卷二。《历代赋汇》卷三十五。）
黄文仲所描写的是大都娱乐场所的景象。歌伎舞女，一笑千金，一饭万钱，远方来的富商和游宦的士人魂荡神迷，而京都士人却不以为然，不去参与，甚至有几分微词。这些活动虽然可以为富商士子销愁解闷，排遣他们离家在外的寂寞孤独，但和朝政官仪毕竟大相径庭，因此为传统的京都士人所不取。黄文仲虽然还没有把青楼卖笑、寻花问柳的民俗和朝政官仪对立起来，仅仅是对它作出道德评判，但已经暗示京城民俗存在和朝政不相协调的因素。
在明代辞赋家那里，京都民俗与朝政官仪的矛盾被揭示得更加充分，黄佐的《北京赋》有如下文字：
贵珰要铉，子姓童隶，僭侈自雄，司察反避。衣狐白而策乘黄，搂姬姜而弃憔悴。昏酣睚眦以执雠，旦暮椎埋而弗忌。京游之士，实繁有徒，通籍禁闼，嘘荣吸枯。赂之则升天阶，忤之则沦渊垆。豺狼昼伏于当道，而惟诇彼稷鼠与城狐。至于翱翔四郊，走田飞戈，斗鸡蹴鞠，罔事货殖。倏掣金以訾价，俄跃马而鸣镝。詄皇路于天衢，是以奸慝发而亡迹。（注：《日下旧闻考》卷六。）
这里所列举的民俗事象带有明显的违法乱纪性质，是游侠以武犯禁的具体表现，作者对此并不赞成，而对朝政的不力和贵戚豪雄的横行都持批判态度。《北京赋》所表现的是理想的京都之美，然而，作者并没有因为上述民俗事象和朝政相冲突而拒绝把它们写入作品。在作者看来，从政治、道德层面审视，这些民俗事象是不可取的；可是，从审美的角度加以观照，这些民俗事象又是京都美的组成部分。文中称：“鼓箧固多彬彬文雅之士，而感慨悲歌亦任侠而成群。”（注：《日下旧闻考》卷六。）赋中所描绘的上述民俗事象，反映的正是京城任侠成群的一面，如果缺少这些事象，京都美就丧失了生气，就难以具有恢宏的气势。作者的政治观、道德观和审美追求在这里呈现为分立和悖反状态，而不是协调一致的。类似情况在明盛时泰的《北京赋》中也同样存在，赋中写道：
至于民俗，尤为繁富。财货充溢，四方罕睹。以獾獭为轻肥，耽韬橐为雄武。出则辎帷高搴，游则金翠如堵。人幕面而障尘，士垂绡而避土。或睚眦以报仇，抑椎埋而作旅。通姓名于禁中，任荣枯于吹诩。惟憯侈之是营，岂礼法之可阻！司察避其昏酣，乘骢难其群伍。晨斗鸡于广陌，莫跃马于深聚。蹴踘则千里为群，鸣镝则飞走成府。讵贵珰于要津，迹近戚与雄族。任侠者履不容旋，鼓箧者车不停轴。欣冠盖于缤纷，总邸舍之填簇。（注：《日下旧闻考》卷七。）
在赋的作者看来，京都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俗的繁富；而民俗的繁富就意味着它不但和朝政官仪有一致的地方，而且还会有二者不相协调之处，甚至出现矛盾和冲突。虽然如此，作者还是尽量把更多的民俗事象写入赋中，通过展示民俗的繁富而充分表现京都之美。上述民俗事象中的多数是作者所不赞成的，但这并不妨碍把它们写入作品，作为京都美的构成要素展现出来，供人们欣赏。这样一来，黄佐、盛时泰这两位辞赋家所扮演的角色，就和班固《西都赋》中的西都宾、张衡《西京赋》中的凭虚公子有些相似，都把有违于礼义法度的民俗事象作为京都美加以渲染，可以说是京都赋的一种返祖现象。区别在于，《西都赋》和《西京赋》所出现的长安民俗事象，最终成为否定的对象，充当反面铺垫；而黄佐和盛时泰《北京赋》所出现的民俗事象，是作为京都美重要的构成因素而存在，作者是怀着满腔热情把它们写入赋中，并不否定其审美价值。
三
从左思的《三都赋》开始，民俗事象作为京都美的组成要素进入作品，使它们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改变了东汉辞赋家为突出京都美而否定、排斥民俗事象的作法。唐宋以后，充当正面题材写入京都赋的民俗事象越来越多，出现异彩纷呈的景象。京都赋民俗事象的增多，主要是通过时空拓展实现的。
先看空间扩展。班固、张衡的京都赋在描写长安的民俗时，没有局限于城内，而是延伸到郊甸。后代的京都赋沿着这个路数进一步开拓，在郊甸方面找到了纵横驰聘的广阔天地，在空间上比班固、张衡的京都赋伸展得更加遥远。宋杨侃的《皇畿赋》避开汴梁城内的景观，专门把郊甸作为表现对象。宋祁的《王畿千里赋》采用的是同样视角。这两篇作品按空间方位依次推移，把汴梁郊甸众多民俗事象写入作品，是京都赋创作的一个突破。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对郊区农村风俗的描写，是前代京都赋所罕见的。他除了叙述春种秋收等农事活动外，还对秋后的腌菜、酿酒情况作了描绘。明帅机《北京赋》的民俗事象在空间上的扩展更为明显：
冀北之士，素产良马，甡甡纭纭，
辚辚。群饮源槁，回食野赭。编户成群，方春游牝。百里之间，轮蹄络绎。驮铃之声，昼夜殷轸。（注：《日下旧闻考》卷七。）
作者抓住幽燕之地畜牧业发达的特点，围绕和牧马相关的事象加以叙述描写，所涉地域已经远达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帅机在铺陈北京民俗事象的时候，采用的不是常见的那种由城内到城外的行文顺序，而是先从远郊写起，然后逐步转入城内。由于辞赋家搜罗京都民俗事象的空间视野日益开阔，对京都外围给予充分的注意，从而使得更多的民俗事象进入作品。京都赋中的民俗事象在实现量的飞跃的同时还出现了质的变化，作品中出现的不再是单一的城市景观，而且还融入了农村、乃至牧区的事象，使城乡得以沟通，为京都赋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再看时间的延伸。唐宋以前的京都赋在从正面展示民俗事象时，在时间上缺少连续性，通常以个别片段为多。元、明两朝的京都赋在这方面有很大改观。元黄文仲的《大都赋》从春到秋叙述农家习俗，按时间推移的脉络非常清晰。明桑悦《北都赋》则是连续展现一系列节庆时俗：
若乃骄民渥夫，举肥漂斥，佳辰令节，岁无虚掷。迎岁拜春，殽核狼籍。三杯五觥，孰主熟客？柔遭茹而街卧，刚被扶而卷格。清明祭扫，士女嫧嫧。淡荡云天，晴明风日。归信未通，婚期已迫。彼跨金鞍，此乘油壁。逝将去而
，语不通而默默。金珠鸟止于园林，罗练花开乎阡陌。至如鞦韆准乎良剂，蹴鞠参乎上剧。登高屏难于重阳，陈爪乞巧于七夕。（注：《思玄集》卷九。）
仿佛是一卷岁时风俗的画面，把一年之中主要节日的活动情况都描绘其中。每个时节的活动内容不同，安排的游乐项目多种多样，实在是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张衡的《东京赋》不表现民俗事象，在叙述朝政官仪时，是按照节序依次推移。先是孟春元日朝廷大会、祭祀天地，然后是春天的藉田礼、辟雍合射，最后是仲冬大狩、岁末大傩。到了明代，京都赋的作者在展示民俗事象时也采取按照节序逐项铺陈的手法。这是民俗事项比例增大而对表现形式提出的要求，这种按时间推移的铺陈方式也确实能容纳众多的民俗事象。
朝政官仪和民俗事象分属于社群文化的不同层面，但二者又不是隔绝的，而是有许多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使二者在同一场景中出现。其中出现的事象既是朝政官仪的延伸，同时又把民俗接纳进来。从古代京都赋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通过三类事象把朝政官仪和民风习俗相沟通。
一是市场事象。市场是进行交易的场所，管理市场是朝廷的重要职能，是朝政的一部分，从市场的兴衰治乱可以看出朝政的清明与腐朽。市场具有很大的涵容性，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出入其间，许多民俗也就在那里汇聚，这样一来，市场就成为融合朝政与民俗的重要场所，二者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左思《魏都赋》在叙述京都的市场景象时，先交待朝廷对市场的管理情况，通过市场交易，“著驯风之醇酿”（注：《文选》卷六。），货物买卖被赋予移风易俗的使命；然后铺陈市场的繁荣兴旺，出现一些民俗事象。市场成为朝政和民俗的联结点。周邦彦的《汴都赋》详细介绍朝廷管理市场的各项措施，后面具体描写市场交易情况，自然引出各种民俗，在写法上和《魏都赋》一脉相承，只是铺陈渲染得更加充分。市场是各种货物的荟萃地，客商云集，于是建起各种为客商服务的生活设施，有饭店旅馆，有青楼歌肆，由此引出男女之间的种种风情。市场除了客商外，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员也纷纷在那里亮相，从而为京都赋提供了众多可供选择的民俗事象。元黄文仲《大都赋》描写市场热闹景象时写道：“复有降龙搏虎之技，援禽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役。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魂。”（注：《历代赋汇》卷三十五。）市场内不但进行物质商品的交易，而且还买卖技巧，买卖知识，是杂技师、魔术师、方士、说客大显身手的地方，民俗事象极其丰富。作者在追溯市场繁荣的原因时，又归功于朝廷开通潞河漕运：“一水既道，万货如粪，是惟圣泽之一端，已涵泳而无尽。”然后用浩大的篇幅对市场景物进行夸张性地描写，朝政和众多民俗事象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明桑悦的《北都赋》在列举市场民俗事象时有如下一段生动的文字：
群国宾兴，礼闱披遴。八表逢掖，名坊茶顿。叙名寸楮，谁与悉问！施笑邹语，羌嗤楚韵。争投伐桂之刺针
，
熏赤杏之焮。百十高希乎及第，万一威彪乎令闻。纷纷青年之英，慨慨白战之阵。吐辞则终日不嗄，绎理则毕生无瑕。占命于周宣，推命于辛脊。果耳不周之殽，洵目郁仪之晕。簪以宫花，醉以内醖。健马奕奕，游街一瞬。惟烟霞填乎凡格，霜雪粘乎髭鬓。多
焉复
，或升焉复
。似造化简于老成，隆于少进；厥意寻丈，而莫测其分寸。（注：《思玄集》卷九。）
这里展现的是市场内演出的一出滑稽剧，令人啼笑皆非。天南海北的求宦学子云集京都市场，纷纷交换各自的名签，至于上面怎样标示自己的身份，没有人去详问细究。他们在那里南腔北调地谈古论今，大肆炫耀自己的才华，挖空心思寻找人仕的门径，希望自己能够一举成名，出人头地。无论青年还是老者，他们渴求金榜题名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有个人算命将逢好运，于是被人塞住耳朵，蒙上眼睛，头发插上宫花，用美酒灌醉，扶上马在街里走一遭，也算过了进士及第的瘾。回来后满身尘土，霜雪沾满胡须，依然是穷困潦倒的寒士。这些士人在名利场中挣扎沉浮，出尽洋相，是绝妙的巨幅风俗画面。可是，在这一系列的民俗事象中又可以见到朝政的影子。众多士子之所以用骑马游街的方式戏弄那位屡考不中的老秀才，是因为朝廷对及第举人有这种特殊待遇，使他们大出风头。如果再进一步深究，为什么众多的学子会变得如此迷狂？难道不正是朝廷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吗？桑悦《北都赋》这段文字展示的是典型的民俗事象，虽然片言只语未曾涉及朝政，但朝政却无法摆脱与这些事象的关联。
古代京都赋把朝政官仪与民俗事象联系起来的另一条纽带是天子的游乐活动，朝政官仪与民俗事象的这个交汇渠道得到许多辞赋家的重视，并在天子与民同乐的背景下加以展示。宋代京都赋在表现朝政官仪与民俗的协调时，几次出现金明池畔天子与民同乐的场面。《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虽禁从士庶许纵赏，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北宋朝廷在金明池教练水军，是仿效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故事。同时，金明池又成了重要的娱乐场所，在那里表演各种节目，天子、朝官和百姓共同观赏。杨侃《皇畿赋》在提及此事时写道：
黄头之郎既众，文身之卒且多。类虬龙而似蛟蜃，骇鲸鲵而走鼋鼍。势震动于山岳，声沸腾于江河。别有浮泛傀儡之戏，雕刻鱼龙之质，应乐鼓舞，随波出没。銮舆临赏以尽日，士庶纵观而逾月。
金明池上表演各种傀儡戏，亦即木偶戏，还有由人扮演的各种角色，热闹非凡。这些节目本身带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又有百姓前来欣赏，构成独特的皇城民俗景观。天子亲临观看，表现出对民俗的趋近、接纳，同时也是以与民同乐的方式推行教化。朝政官仪和民俗通过观赏节目而共存于同一时空，并且相互协调。周邦彦的《汴都赋》、李长民的《广汴赋》都有金明池天子与民同乐的段落，而且写法上各有特点。明桑悦《北都赋》在叙述元宵节盛况时有如下一段：
会四海以为灯，又见观于造化。宜圣心之洞彻，付戏局于一叩。惟思林总之欲愉，诏绵衣而放夜。则有连铁狡童，盘金媚姹，度万宁而越木通，谓疾厄之可谢。庆四难之毕会，宜酌醑而殽炙。惟君乐之同民，合欢殾之蹠蹠。（注：《思玄集》卷九。）
自注：“万宁、木通，二桥名。京师俗谓之走百病。”四难，指四种难以并得的美好事物。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作者先是描写元宵节的热闹景象，然后叙述天子下令金吾不禁，任百姓自由观赏，天子与百姓同乐。这样一来，朝政官仪与民俗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出现了普天同庆的欢乐画面。与民同乐是《孟子·梁惠王》下篇的重要内容，表达的是孟子本人的美政理想。他所说的与民同乐，指的是君主虑念百姓，不因自己的游乐而侵害百姓，百姓也因国君身体健康，能够从事游乐活动而高兴。孟子的与民同乐理想，还不是说君主与百姓一道娱乐，而在后代的京都赋中，则出现了君臣共同娱乐的场面，较之孟子的理想又有新的发展，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场面。尽管历史上天子与民同乐的情况不多见，但毕竟有过，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沟通朝政官仪与民俗的作用。
朝政官仪与民俗又一个重要的结合点是朝廷会同，尤其是孟春元日的朝会，进入宫廷的民俗事象更多。这个时候天子不但要和百官见面，而且还要接见周边少数民族朝贺的使者。这些少数民族使者把各自的风俗带进朝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京都赋的作者选取其中的典型事象写入作品，展示出不同于中土的景观。明桑悦《北都赋》写道：
或来东夷，或朝西域，置以会同之馆，攭以乌蛮之驿。观其翠发卷茸，绿眼转赤，左衽并臂，文面穿鼻。露金齿之断龋，摇环耳之琅咋。帽桦皮而负金锁，载皂
而缠榢帛。（注：《思玄集》卷九。）
少数民族使者不但容貌有异于中土居民，而且服装和修饰方式也各有特色。他们的服装无论质料还是样式都极其原始，还保留着文面、凿齿等古俗。这里虽然描写的是朝会场面，出现的却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风俗画面，带有异域情调。
少数民族使者把本地风俗带进宫廷，与此相应，朝廷也用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节目招待他们。对此，桑悦的《北都赋》亦有交待：
筵之初列，百戏秩秩。售西域之伎，献犁靬之术。致猪韱马，吐火起
。吹气则旌旗自斗，开口则旄眊乱出。悉彻弗庸，以闲冥
。
诸伶，化为群夷。语
音
，状异形殊。都护屡请而不至，举蹙额以攒眉。奉质子乃见纳，忽颜破而心愉。（注：《思玄集》卷九。）
朝廷宴会，先是表演西域魔术，搬猪运马，吐火兴风。然后由伶人扮演少数民族成员，演出反映边疆生活的戏剧。魔术戏剧都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但却成为朝廷礼仪的一部分，民族风俗和朝政官仪完全结合在一起。张衡的《西京赋》在描写游乐场面时，也出现过西域杂技魔术一类场景，但那是作为被否定的对象而存在，是预设的反面陪衬。桑悦的《北都赋》则是满怀激情歌颂各种民俗进入宫廷，把朝政官仪和民俗的融合视为天下大治的象征。从桑悦的《北都赋》可以看出，把朝政官仪民俗化，是明代京都赋的一个新趋向。
四
古代京都赋的作者都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来构制这类作品，按照合乎自己理想的样式去描绘京都。古代辞赋家在表现自己京都美的理想时，班固、张衡排斥民风习俗，把它作为低层次、否定性的因素看待；而后来的辞赋家则往往把民风习俗作为京都美的一部分写入作品，前后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
在中国古代，儒家一方面提出了移风易俗的主张，要通过礼乐教化改造民风习俗；另一方面，儒家又表现出对民风习俗的认可，承认它的合理性。《礼记·王制》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是主张尊重各地的民俗，不要用行政命令或礼乐教化去作强制性的改变。班固、张衡强调的是移风易俗，用朝政官仪去同化、改造民俗。因此，他们在描写东都之美时大肆铺陈朝政官仪及其对民俗的示范作用，而见不到具体的民俗事象。后代辞赋家改变班固、张衡的作法，把朝政官仪和民俗事象都写成京都美的组成部分，体现了移风易俗和“修其教不易其俗”两种主张的结合。在唐宋时期的京都赋中，移风易俗的倾向还比较明显，到了元明两代，朝政官仪和民俗事象都各自保持其独立性，有时又出现合流的趋势，两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班固、张衡和后代辞赋家在创作京都赋时对待民俗的态度之所以不同，还在于他们京都美理想的内涵相去甚远。在班固、张衡看来，理想的京都美是以理性为基础营造出来的，朝政官仪最能体现理性精神，因此成为京都美的象征。民俗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人的天性自然形成的，往往和人的情感、欲望相关联，并不总是合乎理性。班固、张衡是理性作家，因此，他们构建的理想的京都美不但排斥民俗事象，而且对朝政官仪也加以提纯净化，尽量剔除其中的情感、欲望因素，然后才写入作品。即使对情感、欲望的因素有所保留，那也是过滤之后所剩下的合乎伦理的情感和趋善欲望。后代辞赋家在表现京都美时兼写朝政官仪和民俗，实际是协调感性和理性、欲望和法度的关系，使它们在作品中都有自己的地位。
班固、张衡的京都美理想是纯净的，他们笔下出现的东汉都城，没有任何精神污染，不存在任何情感病菌，是与世俗欲望隔绝的无尘区。这种京都美是经过蒸馏升华得来的，只存在于理想中，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这种理想的京都美是很难企及的，但却显得单调枯燥，缺少生机和活力，体现不出京都生活的丰富性。相反，作为否定对象出现而充当铺垫的西京部分，倒是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和很高的认识价值。后代辞赋家在表现理想的京都美时兼写朝政官仪和民风习俗，并且后者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从而为京都赋注入了新鲜空气，使得京都美具有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
班固、张衡在创作京都赋时，他们的审美观明显受到价值观、道德观的统辖。在他们看来属于有害而无用的东西，就不再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自发的民风习俗在他们看来既有违礼义法度，又无益于国计民生，因此，它们只能作为被否定的对象出现，是为进行批判而预设的靶子。后代辞赋家逐渐从班固、张衡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在表现理想的京都美时以欣赏的笔调展示民俗风情。他们并不认为所写的民俗全都合乎礼义法度，看到了二者之间有时还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不影响它们作为京都美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唐宋以后的辞赋家在创作京都赋时，他们的审美判断既和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相联系又相区别，没有把三者简单地等同划一，没有把审美理想完全置于价值观、道德观的统辖之下。两相对比，后代创作京都赋的文人在这个领域要比班固、张衡高明些。
古代京都赋在处理朝政官仪和民俗事象方面所经历的变化，为文学创作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是作品题材的选择问题。作家对创作题材的选择应当尊重生活现实，还是人为地划定禁区？班固、张衡在表现他们理想的京都美时，实际上为自己的题材选择划定了禁区，在东京部分只写朝政官仪，不写民风习俗，从而使作品显得单薄抽象。后代辞赋家在表现理想的京都美时，冲破了班固、张衡划出的禁区，题材选择非常广泛，作家在这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从而使后代京都赋的生活气息越来越浓，可读性、趣味性也明显增强。由此看来，创作题材方面的禁区，无论是外界强加的，还是作家自己划定的，都会对文学创作造成不良的影响。京都赋的演变过程昭示，文学创作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冲破禁区的过程。
二是作品的真实性问题。班固、张衡京都赋表现的作者的观念是真实的，但在东都部分所出现的画面虽然符合他们的理想，却不符合生活实际。东京部分不写民俗，不等于那里没有民俗；不写市场、游侠，而市场、游侠在历史上是东都的客观存在。班固《东都赋》提到朝廷“捐金于山，沉珠于渊”，实际上并未如此。相反，作为铺垫和反衬而出现的西都朝政民俗事象，倒因为其符合历史实际而给人以真实感。班固和张衡作为理想京都美而呈现的场景，真和美相悖，生活实际和审美理想相矛盾，这是东汉京都赋的致命弱点。后代京都赋把朝政官仪和民俗事象同时作为理想的京都美加以表现，使作品的真实性、可信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京都赋美与真疏离的偏向，是文学的一大进步。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真实，不但要有主观真实性，还要有客观真实性，古代京都赋的发展昭示了这一真理。
三是作家创作完全受制于观念，还是依靠生活体验。班固、张衡的京都赋创作，主要是受观念的支配，而缺少切身的生活体验。班固的《两都赋》是为了论证东都超越西都，东汉王朝定都洛阳的合理性；张衡则是有感于天下逾侈，想用《二京赋》宣传去奢尚俭的主张。班固、张衡都有京都生活的体验，有他们自己的感受，但是，他们在创作京都赋时却把这些宝贵的东西抛开，而是从儒家传统和自己头脑的观念出发去选择题材、结构作品。不作说作品中丝毫没有他们的生活体验，但所遗存的已经极其稀少，而且经过稀释和过滤，不再具有那种原始的、鲜活的性质，显得极其淡漠。和班张形成鲜明对照的后代许多文人，他们创作京都赋时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受观念制约，却在作品中融入了较多的生活体验和自身感受，使人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及作者的脉搏。辞赋家不只是靠观念构制作品，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班固、张衡都想使自己的京都赋成为舆论导向，成为后代同类作品的范本。他们的观念是明确的，目的是崇高的，但是，这种创作宗旨严重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丰富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作家应该向人们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创造出生动鲜活的艺术世界，如果抱着“为民立极”的目的去创作，就很难避免枯燥的说教和抽象的图解。后代辞赋家在创作京都赋时，未必都怀着班固、张衡那样庄严的目的，虽然某些人不乏润色鸿业的企图，但很少有人像班固、张衡那样执著地从既定的观念出发。正因为如此，尽管后代有些京都赋看去不够雅驯，甚至把一些粗俗的民俗事象作为京都美的构成因素写入作品，但并没有降低京都赋的品位，而是提高了它的文学价值。实际上，班固、张衡的京都赋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出一些作用，并未成为那个时代的舆论导向，更没有成为后代京都赋永恒的范本。倒是后代那些对他们有所超越、凝聚了作者生活体验和真实感受的京都赋，有力地推动了古代辞赋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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