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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折的研究道路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1956年以来，民国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71年，可以说是民国史研究的提出阶段。1949-1955年，除普遍学习中国革命史外，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没有中华民国史研究这个学科。195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国现代史》，由于学者们对分期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由李新主持编写的这部书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仍然沿用中国革命史的体系，绝大部分内容与中国革命史没有区别。同一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华民国史研究被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可是，次年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又有“教育大跃进”、“史学革命”。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现代史研究突出革命斗争，对史学领域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开展了大批判。在这种形势下，学者们大多不愿意去研究中华民国史。虽然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会议上，提出重写清史、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是无人响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代替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华民国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禁区，几乎没有人敢于问津。这一时期，民国史方面的出版物极少，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编辑了一套《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244册，内容为1919-1949年间中央政府的档案史料，很有学术价值；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它后来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史料。从1959年开始，全国各省市政协组织编写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口述史料。
第二阶段：1972-197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草创阶段。在1972年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编写中华民国史被提到议事日程。会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后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以李新、孙思白教授为首，开始组织力量编写《中华民国史》。
虽然决定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是由于处在“文革”期间，民国史的研究活动还局限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等少数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为民国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民国史方面的著作出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编写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和各种专题资料、译稿等。
第三阶段：1979-1984年，可以说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发展阶段。1979年春，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史学发展规划。这是1949年以后我国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史学工作会议，它对民国史研究起了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会后，民国史研究活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
1984年5月，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这是一次十分有成效的学术会议，有200余名历史学者出席。它的召开，消除了一些人对民国史研究的疑虑，动员了更多的人投入民国史研究，密切了研究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从而形成了民国史“研究热”。
这一时期，民国史资料开始大量出版。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资料汇编》若干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若干专题。各地档案馆，保存有民国时期具有不同地区特色的档案史料，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资料汇编。随着人物研究日益深入，著名民国人物的文集、全集、年谱、日记、书信等，不断问世。民国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期刊、图书，如《申报》、《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等大量影印再版。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外国和港台地区的书刊，如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沈云龙主编的大型史料丛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也传入大陆，扩展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第四阶段：1984-1994年，可以说是民国史研究走上繁荣的阶段。（一）民国史的资料和著作，继续大量出版，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了《民国档案》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民国春秋》杂志。各省档案馆出版的馆刊中，刊布了不少档案史料和研究论文。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即将全部出版。中央一级的政府公报，也不断影印发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中华民国史丛书》已出版38种，涉及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和专题，是一套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二）一批民国史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建立起来，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材，形成了一支较强的研究队伍。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后，在一些高校和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民国史研究室或相关的研究机构。南京地区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会。许多地区建立了有关孙中山、辛亥革命、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民国经济和地方史等方面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学者的支持和参与下，南京大学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并于1994年开始定期出版《民国研究》。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研究民国史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民国史在年轻学者中引起了浓厚兴趣。（三）民国史研究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的地区有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杭州、昆明、重庆、沈阳、长春等城市。在这些城市都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特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大批外国学者和台湾同行来大陆访问研究或搜集资料。1987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成为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兴中会诞生100周年之际，1994年12月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了“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就1894年兴中会建立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演进、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突破。
二、学术上的重要发展
20多年来，学者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深入探索，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在民国史体系和架构方面，逐步与中共党史区分开来
中共党史是专门史，它和中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一样，都属于政治史一类。中共党史应该研究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发展以及它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中共党史学科基本上依照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脉络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而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如果照搬中共党史体系，将使这些学科失去自己的学术特色。
中华民国史是整个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研究的内容，包含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历史，它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进行全面研究。它与习惯上所说的中国现代史（即1912-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在研究的范围上应该是一致的。
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已出版1920年以前的部分）和另一部著作《中华民国史纲》，一方面对民国史上一些重大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其他论著的新看法，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学术意义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另方面，也试图构筑新的民国史理论体系，这是一项前人未做过的、难度很大的学术工作。因而，长期以来民国史采取了一种过渡性体系，即把重点放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方面。在目前史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摆脱中共党史或政治史的架构，以一种新思路、新体系、新观点重新编写民国史是非常必要的。
（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辛亥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活动。1949年以后，曾出现过四次研究热潮。第一次是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第二次是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第三次是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第四次是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几次纪念活动，都相应地开展了学术讨论，文献、史料、回忆录、著作、论文等，大量出版发表。经过学者们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和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建立》，反映了我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水平。
“文革”以前，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清末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发生的内外原因，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清末立宪运动和文化思想等问题。“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研究有所停滞。进入80年代以后，学者们比较全面客观地考察了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评述了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及其局限性，研究视野更加扩展。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资产阶级的形成，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和作用，辛亥革命后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发展，都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受政治斗争的干扰和影响甚大。我们虽然十分重视纪念辛亥革命，但是学术讨论往往从属于纪念活动的主旨。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在学术讨论的内容上反映出来。如60年代初对民初国会的批判，就是受到当时“反修”斗争的影响。其二，未能全面估量辛亥革命的成败与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建立民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变，其意义和影响十分深远。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把皇帝拉下马，并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次沉重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完成了任务，因而是一次胜利的、成功的革命。我们不能设想一次革命可以彻底完成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过分地强调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显然是欠妥当的。
（三）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
1949年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虽然没有大的研究禁区，但是学者们对北洋政府及其统治者多数采取比较简单的贬抑态度。8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北洋军阀形成的原因、派系矛盾、混战纷争、历史作用及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等，发表了一批论文和著作。如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以及《段祺瑞与皖系军阀》、《冯国璋与直系军阀》、《张作霖与奉系军阀》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对北洋军阀政权及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研究是不够的。近年来，学者们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开始了新的思考。比如，应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他在取得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后，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踢开国会搞独裁，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进而搞洪宪帝制，这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倒退行为，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袁世凯在政治制度、军事改革、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是有益的。同样，对北洋政府来说，它是1912年至1928年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之一。从中国近代化全过程考虑，北洋政府统治的17年，是不可忽视的年代。现在北京、南京、天津等地的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北洋政府的工商政策、财政金融政策，肯定了其促使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对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对外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成果显著
西南军阀是相对于北洋军阀的另一军阀系统。他们控制西南半壁江山，长时间与北洋军阀争雄，企图问鼎中原。多年来，史学界对西南军阀的研究是一片空白。1979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建议西南地区的学者利用集体力量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会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后来又加上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一大批学者投入这项研究活动。他们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大约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即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护国运动史》、《四川军阀史》及一些人物传记，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学者们集中讨论了西南军阀的概念、范围，形成的标志及存在的时限，混战的形成及其根源等。对西南军阀的代表人物，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应该说，基本上理清了西南军阀的面貌。
（五）民国人物的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
在民国人物研究中，最为活跃的是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孙中山研究，几十年来历经曲折，在十年浩劫中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但在近十几年再次活跃起来。广州已经成为孙中山研究的中心。到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时，学术研究已经十分深厚、广泛，成果不断问世，出版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及《孙中山传》等。
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宋庆龄、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很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及湖南地区对黄兴的研究等。
民国史研究的最大禁区是关于国民党军政人物的研究。长期以来对这些人物一概斥之为反动，有的形象被扭曲，有的被丑化。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内容，完全失掉了学术上的价值。
70年代末，民国人物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兆头。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给予全面客观的分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在这之后，学者们逐步地、比较谨慎地对国民党军政人物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一过程大约经历了10年时间。学者们对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胡适等人的生平活动、思想演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学者们已经注意把这些人物放在历史过程中作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考察，而不就一时一事定其一生是非。比如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过去是最敏感的课题。经过深入的探讨，我们认为他在早年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有反帝、反封建要求，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曾为推翻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7年后，蒋介石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体系，发展了社会经济。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束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他的反共意识进一步增长，对共产党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虽然对日本不断采取妥协政策，但是他坚持抗战，表现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反共、内战、依靠美国的政策，最后导致其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再如对汪精卫，研究者亦能针对其一生变化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汪精卫在后期毫无疑义是一个背叛民族利益的大汉奸，但在早年亦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一个软弱的国民党左派，不应以其后来的行为判定他是假左派真右派。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他与蒋介石的分合，均是权力之争。对胡汉民、冯玉祥、胡适这些一生相当曲折、复杂的人物，研究者注意给予恰当的评价，恢复了他们是与非的面目。各地对有影响的地方人物开展研究，发表了许多成果，丰富了民国史研究内容。
民国人物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对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思想演变探索甚少，有待加强。
（六）民国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过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主要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出版了几部民国经济史著作。民国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0年代经济和抗战后方经济两个方面。对江浙财团和抗战胜利后的经济状况，研究甚少。民国初年经济和城镇经济的研究，刚刚起步。
学者们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如整顿税制、改革财政制度、实行币制改革、限制白银外流、开展关税自主运动等，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国民党获取了内战经费，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应该指出，由于内战、天灾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30年代的中国经济是在曲折起伏中缓慢发展的，至1936年发展到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为反对日本侵略增强了物质力量。学者们认为，宋子文、孔祥熙家族，是中国的两大财团，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而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并没有自己的经济资本，因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不是经济概念。民国经济史研究，应将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区别开来，这在研究工作中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抗战后方经济的研究，自1986年以来在西南地区成为史学研究的新热点。学者们指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先后沦陷，大批工厂企业迁往西南、西北内地。为了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国民政府调整了经济方针和经济战略，将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政策，控制外汇管理，加强金融和外贸管制，在农村实行田赋征实政策，统制粮食收购，因而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获取了经济利益，也保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大后方局势的稳定。学术界改变了过去单纯强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经济掠夺和发战争财，因而破坏了后方经济的片面看法。
（七）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不平衡
中外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与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中外关系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是最热门的学科。不仅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创办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而且研究成果亦大量涌现。据陶文钊教授统计：“文革”前共出版专著、资料约40余种，论文300多篇。“文革”后10年即发表论文400多篇，其中关于民国期间中美关系的论文即占五分之四以上。“文革”以后，出版了一些学术质量很高的专著，如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丁名楠和张振鹍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以及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等。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水平。中美关系史研究较多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如关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华政策、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大革命期间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5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美国与中共的关系、马歇尔调停、中美商约等。而关于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研究课题多是政府政策、外交活动等，对于民间往来、文化关系的研究，几近空白。
中日关系史，一向是史学界研究得比较充分，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80年代以来又获得长足的进展。东北、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了一些研究日本问题、中日关系的机构和团体。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方面。中日关系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如五三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已有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田中奏折等，曾开展过讨论。
中苏关系史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50年代，主要强调中苏友谊，那时的论著较少学术价值。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双方学述上的交往断绝。两国虽发表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有很大的片面性。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步改善，双方学术上的交往开始增加，中苏关系史的研究逐步展开。学者们亦较能实事求是地评述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如史料缺乏与中俄学术交往仍不活跃等，研究工作恢复缓慢，成果还不多。
中国史学界对英国史的研究，有深厚的基础，但对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研究，尚嫌薄弱，成果不多。学者们常常把英美两国放在一起加以评述，淡化了中英关系的特色。显然，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是需要加强的领域。
中德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居于重要地位。30年代，出于政治的需要，德国与中国政府关系十分密切。但这一领域，长时间无人问津，至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才开始重视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与德国学者合作编辑档案史料，展开合作研究。但是，至目前为止，研究人员不多，成果很少。199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中德外交密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其它方面，如中韩关系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山东和上海都建立了韩国研究中心，学术前景可观。中法、中意关系史研究，基本还是空白，急待开拓。
（八）民主党派史和中国国民党史、民国政党史研究
80年代，不少学者注意研究民主党派史，许多大学的历史系或政治系开设了中国民主党派史这门课程，出版了几部有研究深度的著作。近几年，可能由于史料缺少等原因，研究兴趣大大低落，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则迅速发展起来，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文和著作，但研究的广度、深度，还嫌不够。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出现过许多政党、政团，他们在政治上发挥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这方面的历史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91年出版了邱钱牧主编的大型著作《中国政党史》，对民国时期曾经存在过的主要政党、政团进行了研究，评述了它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史学工作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在学术研究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九）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
过去，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受政治的影响，双方各执一词，相互否定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1985年以后，大陆学者发表了大量文章评述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对20多次大规模战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客观的评价。学者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但又独立作战。敌后战场的出现，是军事上抗敌御侮的需要，也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需要。没有正面战场吸引日本的大量兵力，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扫荡、进攻，都将是困难的。同样，没有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不懈地、广泛地牵制和打击日军，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抗日战争是一次反对外敌入侵的民族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由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爱国人士广泛参加的一次民族战争。任何人在民族大敌面前，只要坚持抗日或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事业，都应给予肯定的评价。所有为保卫国家民族流血牺牲的人，都值得全中国人民的纪念。
多年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广泛。1985年以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国共两党关系等，发表了很多文章，评述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地区的学者，注重伪政权史的研究，四川省的学者着力研究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政治、战时经济和救亡运动，都写出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然而，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某些方面，如军事战略、日本占领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研究将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上评述了民国史研究主要方面的情况。除这些内容外，学者亦较多地注意了国民政府史的研究，特别是对1927-1937年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想、社会变革、国民党基层政权、农村社会结构、海外华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等，都是十分重大的课题，在这些方面，已有学者发表过一些论著，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研究工作有待于继续深入。
三、结束语
回顾史学界民国史研究的历程，可以说是道路曲折，成绩可观。为把民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开阔思路，继续清除极“左”思想对民国史研究的影响，对指导民国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使我们的认识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多元化。在保持好的治学传统，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作风基础上，改变单一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活跃。第三，扩大研究领域，拓宽研究视野。民国史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它毕竟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学科，对不少课题虽有研究，但是学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要进一步加强同台湾及国外学者的学术往来与交流，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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