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测度：1978-200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出现“中国奇迹”的同时也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日益复杂，整个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让改革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如何让各阶层利益更为和谐，如何让中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现在和未来经济增长亟待解决的问题。“包容性增长”发展理念在“十一五”收官之年提出和普及，为“十二五”规划奠定了基调，同时也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对于包容性增长这一发展经济学中的新概念，国内外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关于包容性增长统一的定义(Vittal，2007；Felipe，2007；Ali and Zhuang，2007；林毅夫等，2008；蔡荣鑫，2009)。同时基于不同的定义角度，关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度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Ali and Son(2007)用社会机会函数的方法，Suryanarayana(2008)提出基于剥削的测度方法，而Silber and Son(2010)提出的Bonferroni Index的测度包容性增长的方法。
传统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界定以及测度方法，并没有一个完整确定的认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在理论上如何定义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以及如何选择相对合适的方法来进行测度，明确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只求快但不兼容各个方面的状况都是本文试图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测度方法以及指标体系的建立
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分析框架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包容性增长”是相对非包容性增长而言的，非包容性增长单纯追求GDP，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而忽视人的发展，忽视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忽视生态环境问题，把经济增长的结果、基本条件、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些要素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目标之外，形成了有数量无质量的状态。因此，包容性增长是基于新时代以及过去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的新命题和发展理念。所以我们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实质，在于它是一种增长的模式。传统将包容性增长定位在“益贫式增长”和“共享式增长”，更多的是强调了增长的结果，但整个经济增长系统并不单单是增长的结果。即除了考虑增长的结果外，我们还应考察增长的前提条件以及增长的过程。如果没有对整个经济增长系统的包容，尤其是对增长的前提条件、基本过程等方面要素的包容，就不可能产生包容性的结果，所以从经济增长的全系统出发，我们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能够对增长前提条件、增长过程的要素、增长结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实现尽可能大的包容，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公平有效的增长模式。
我们对包容性增长的界定较宽泛，需要通过细分包容性增长所包含的维度并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才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衡量。包容性增长维度有三：一是对经济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保证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发展的权利和平等机会是经济增长前提条件，在此维度中主要考察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否在生存、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人平等的机会。除此之外，经济增长前提条件还应包含国家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该维度中经济安全也是考虑的因素；二是对经济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目的在于评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包容微观个体以及此类主体的经济活动。基于中国典型的事实，主要从增长对创新活动、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的包容三个方面来考察；三是对增长结果的包容。经济增长的落脚在其结果上，因此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最为直观的是考察它是否对结果实现了广泛意义上的包容，即涉及经济增长是否对民众福祉和经济可持续的包容，为此我们选择增长对民生民富、经济可持续性和幸福的包容三个方面来具体衡量。
2.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测度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
(1)模糊隶属度综合评价法基本原理。模糊综合评价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或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从多个因素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价(杜栋等，2005)。
最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确定权重A。最终得模糊评价结果(包容度)：B=A×R。
(2)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构建的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考察1978-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问题，涉及权利、自由等难以衡量的指标，32年数据的连贯性与完整性也存在问题，这限制了我们选择具体指标来衡量各分项指标。
从对增长前提条件包容的选择来看，由于人的“权利”难以用数据来衡量，我们则选择公平程度以及平等度等指标来反映人的权利。反映生存权利的指标，在此考虑男女生存的平等权和人基本生存环境的改善两方面，选择男女人口数之比、预期寿命、贫困发生率。另外，公平与权利联系较为紧密，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选择了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来反映增长是否给予人相应的权利，而反映教育公平的指标为现有教育资源的存量以及教育公平程度，具体为教育基尼系数、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对于医疗公平，只能采用基本医疗条件——床位数和医生数的公平程度来表示，即医院床位数以及医生数的泰尔指数两个指标。除此之外，对作为增长前提条件之一的经济安全，参考余根粮(2004)、信春华等(2007)相关的研究，本文选择反映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外贸风险等指标来反映增长对经济安全的包容状况。
从对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来看，增长对创新的包容，采取最常用的R&D经费和人员，要说明的是由于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采用国有企业的口径，从改革开放后能够将研发运用于生产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所以这样选择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增长对劳动者的包容，主要考虑增长对就业、收入、收入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的包容，采取较为常用的劳动工资占GDP比重、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等5个指标来反映。增长对企业的包容，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包容，同样因为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在此我们主要看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与大企业同步，即他们两者的平均产值是否趋同，于是采用大型企业平均产值与中小企业平均产值之比来反映。
从对增长结果的包容来看，反映增长对民生民富的包容，主要考虑的是人均收入、教育水平、消费、住房等反映基本民生以及国家与民众在国民分配方面的指标。增长对经济可持续的包容方面，考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素——能源消耗(陈宏，2008)，采用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反映能源消耗的单位产出能耗比、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等4个指标来衡量。增长对幸福的包容方面，参考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庄连平等，2008；周四军等，2008)，由于在增长包容性测度的整个指标体系中已经包含了诸如收入、住房、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与幸福密切相关的指标，在此选择与幸福相关的婚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指标，同时我们考虑到“大城市病”日益严重，引入了“城市人口密度”等来衡量城市民众生活幸福程度的指标。
三、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测度的过程及结果
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模糊综合测度的基本步骤
(1)数据选择以及处理。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民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网站的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比性，本文以1978年为基年。缺失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运用已有的数据进行估计填充。另外，需对有些较为特殊变量的数据进行说明；
在对增长前提条件包容的维度中，“预期寿命”只有1981、1990、2000年的数据，则1978-1981年的数据采用1981年的数据，1982-1989年的按年增长率数据代替，1991-1999年数据以1990年代替，2001-2008年数据以2000年数据代替。“每万人拥有的教育资源”，其中各类学校包括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普通小学、幼儿园学校数；“教育基尼系数”则采用张长征等(2006)的数据。医疗资源的泰尔指数，采用
的公式，其中，n为区域数，在这里n=31，
为第i个地区医院床位数(或医生数)，
分别为各地区医院床位数(或医生数)的平均值。对于自然灾害损失，由于民政部统计的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在1990年前数据缺失较多，选择农业受灾面积作为替代；“通货膨胀率”采用环比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衡量；“贸易依存度”采用“进出口总额/当年GDP”测算；“外资开放度”利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当年GDP”测算，其中实际利用外资是从1985年至今的数据，因为只有1979-1984年6年之和的统计，这期间的年度数据采取6年之和的平均，1978年缺失的数据以1979年数据填充。最后，“金融开放度”则采用“外债余额/当年GDP”测算，其中1978-1984年数据缺失，以1985年数据进行填补。
在对增长过程要素包容的维度中，“R&D经费支出”1995年前数据缺失，由于早期的企业研发投入相当有限，忽略不计不会导致很大误差，因此1995年前的数据用政府财政的科技支出来代替(王小鲁等，2009)；“国有企业科技从业人员占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则选择1992年前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技人员数，以及1992年后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工资占GDP比重”中，货币工资以1978年为定基按照实际工资指数换算为实际工资，GDP以1978年为定基换算为实际GDP；“城乡收入比”用“城镇可支配收入/农村纯收入”测算，城镇可支配收入按可支配收入指数以1978年为定基进行折算，农村纯收入则按照纯收入指数以1978年为定基进行折算；“基尼系数”，1978-2006年数据来源于刘霞辉等(2008)研究结果。“大型企业平均产值与中小企业平均产值之比”，由于没有从1978年至今中小企业的数据，则采用“国有企业产值/国有企业个数”和“集体企业产值/集体企业个数”两个指标代替，另外，之后出现私营企业的统计数据，将私营企业与集体企业数据合并。
在对增长结果包容的维度中，“人均受教育年限”采用王小鲁等(2009)测算的关于1978-2007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恩格尔系数”采用“(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2”测算；“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测算；“人均住房面积”采用“(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2”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马强文等(2010)的研究数据。“人均绿地面积”采用“城市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城镇人口”测算。
另外，由于各指标之间无法直接进行计算，则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变换。根据指标属性的不同，采取如下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并根据确定各个指标的隶属函数，将各年份对应的各个指标分别代入对应的隶属函数中，最后根据评语集可得在评语集的隶属度，具体结果见表2。
(3)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因子分析。在模糊综合测度方法中，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有频率统计法、层次分析法，在此对于各级指标权重的确定，我们采用客观赋权的因子分析的方法。①对“对增长前提条件包容”的12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显示适合做因子分析，运用SPSS可得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其中的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代表了每个三级指标与公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及每个三级指标对二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对因子载荷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12个指标在二级指标“对增长前提条件包容”的权重，同理可得“对增长过程要素包容”的8个指标在二级指标的权重以及“对增长结果包容”的15个指标在二级指标的权重。②算出“对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对增长过程要素包容”、“对增长结果包容”各因子得分，再进行因子提取，得到各因子在主因子上的载荷矩阵，同样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3个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上的权重(见表2)。
2.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度的结果
首先根据因子分析得出表2中的权重，然后根据计算公式
为第t年第i指标的无量纲化指标值，可得中国1978-2009年对增长前提条件、过程要素、结果三个分项的包容程度的指数，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包容程度指数(见表3)。
根据上文阐述的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可以得出各分项以及整体的包容度。首先，一级模糊综合评价是对三级指标进行综合，则先测度对“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度”，将三级指标X1—X12的权重矩阵记为
，根据评语集上的隶属度可将模糊综合评价矩阵记为
(见表2)。
四、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基本判断及结论
经过上文处理，我们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各分项包容度折算在[1，5]的区间，其中最大值5和最小值1都是极限状态。由于经济增长的包容度并无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此我们将最大值5定义为完全包容，最小值1定义为完全不包容，并在[1，5]区间内分为五等分，公差是0.8，则我们给予经济增长包容度参照的标准值(见表4)。
1978-2009年，对增长前提条件、过程要素以及结果的包容度分别为2.7584、2.5398、3.2827，即中国过去30多年对增长前提条件和结果只是达到基本包容的状态，而对增长过程要素却处于不甚包容的状态。另外，整体中国经济的包容度为2.8446，即整体来看，经济增长对各方面的包容状态也仅达到了“基本包容”。根据各维度包容的程度指数(见图1)，我们具体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对各方面包容的状况。
图1 中国经济增长包容程度指数
1.中国经济增长对前提条件包容性的判断
从对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来看，包容度只有2.7584，呈现“基本包容”状态。32年间该维度指数整体是增长趋势，到1996年达到高峰，进入21世纪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民众的创业权、民众自由流动权、自由交易权以及民众合法财产权都得到尊重和肯定。但当进入纵深发展的21世纪，人民群众的权利诉求越来越多，同时不同人群之间权利配置不均等加剧，垄断特权或多元分割的现象严重，弱势群体脆弱无话语权，从底层向上晋升的机会越来越少，可能性越来越低，使得经济增长对人基本权利以及平等的包容程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同时整个经济系统由于内部剧烈演进，特别是近些年全球化深入和国际危机的不断冲击，中国经济的风险程度略有上升，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经济增长对前提条件的包容程度指数。
2.中国经济增长对过程要素包容性的判断
从对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来看，呈现出“不甚包容”的状态，该维度指数在1994年之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该维度包含了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创新活动很少，同时中小企业在夹缝中生存，从而造成该指数在1994年有缓慢的下降趋势，之后有所改善，呈现平稳的态势。现阶段还应认识到，一方面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之路举步维艰，企业鲜有核心技术的创新，创新激励机制并未完全建立，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创新活动“强国”的色彩明显要强于“富民”(杜茨，2009)，对普通民众或是穷人的创新活动供给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小企业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在基本地位、权利以及政策等方面都无法享受与大型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自生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差、外部助力弱，使得中国中小企业一直都是只有“量”的优势而无“质”的实质。另外，相比创新活动和中心企业，过去30年经济增长最为忽视的还是广大普通劳动者。2007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2006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尽管整体经济高速增长，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被压到很低，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劳动者在付出艰辛劳动后获得报酬有限，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劳动者的“体面劳动”难以实现，就业权利、健康权利、话语权利等的缺失，让劳动者没有充分行使权利的广阔空间，增长对劳动者不包容的状况十分明显。
3.中国经济增长对结果包容性的判断
从对增长结果的包容性来看，也仅达到了“基本包容”的状态，该维度的指数在过去的30多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首先说明中国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相比于“一穷二白”的贫困时期，民众的幸福感随着物质文化的改善明显提高。但从测算结果和现实状态来看，中国30多年的增长着重在于“富国”，综合国力在显著提高以及国库充盈的同时，却没有藏富于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跟不上GDP的增速，跟不上财政税收增长速度，权富阶层与民争利现象非常普遍，“国富民穷”现象日益严重。整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利益的共融，只有GDP等数字方面的“表面繁荣”。另外，与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突出，教育资源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难以实现“居者有其屋”、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了中国民众生活压力大，人们通过身边的点滴琐碎明显感觉幸福感并不是很高。除此之外，中国过去多年的发展方式，长期依靠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投入而非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增长”，这与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相背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依然是绕不开的话题。
4.中国经济增长整体的包容性的判断和结论
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长为世界上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但从测算结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对各方面的包容状态也仅仅达到了“基本包容”。同时中国经济30多年整体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指数变化不大，多数落在了0.4～0.6之间，我们甚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对各个方面的包容程度并没有相应出现显著的提高。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在促进平等，使所有群体获得平等发展机会方面仍不尽如人意，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依然存在，并未真正意义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模式转型任重而道远。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共识是实现包容性增长，即需要实现从“先富”到“共富”改革共识的转型，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增长理念的转型，从“数量至上型”到“质量提高型”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以及从“模糊分享”到“清晰激励”的增长制度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