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投资理论与我国收入分配调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8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为主调的积极财政政策。其目的，主要通过政府投资，提高边际收益率，从而带动民间投资，扩大有效需求，启动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启动内需的效果却很不明显：一方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2001年1-10月，国有单位固定投资为17.5%，然而集体和个体单位投资仅为9.3%；投资乘数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6.67下降到1998年的1.54，而且近几年都基本停滞在1.4左右。另一方面，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1995年开始逐渐降低，从1995年的0.85下降到1998年的0.35，而且1998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了负数；平均消费率明显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一直在60%上下波动。
为什么我们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启动经济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通过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乘数的大小，而投资乘数的大小又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直接相关。然而影响全社会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素除了产品的供给结构之外更重要的是居民的收入分配。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国民收入也有很大提高，但近几年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58，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由此可见，若能合理调节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扩大投资乘数效应，扩大有效需求。反过来，通过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深入分析我们也可以获得对我国收入分配调节的启示。
二、凯恩斯投资理论及其演绎
凯恩斯投资理论最核心的是投资乘数理论，其乘数机理：当一笔投资被购物投资品时，它实际上是被用来购买制造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以工资、地租、利息等形式流入社会居民手中，从而居民收入增加了与投资量相等的数额。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中一部分再用来购买消费品，实际上购买了制造消费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这些居民增加了一笔收入。这些收入增量还会以相同的比例再去购买消费品，从此再次增加收入，以此往复，直至无穷。在私人投资低迷，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增加政府投资，另一方面通过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刺激企业投资。投资的上升通过乘数作用提高国民收入，消除有效需求带来的不足。然而投资增加所引起的明天产出增加，使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比今天更大，而且投资的乘数作用受到抑制。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凯恩斯便转向消费方面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把消费不足赋予独特的重要地位，确认投资不足最终不过是消费不足的派生现象。凯恩斯投资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指全社会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需求越大，则投资乘数效应越突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越大。然而实际上，不同的收入群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边际消费倾向也不相同。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单调，收入较高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作为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高需求却缺乏消费能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高收入者有满足他们需要的新的消费热点，而低收入者的绝对收入增加，加之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有较为乐观的预期，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产品有较强的购买力，从而无论是较高收入者还是较低收入者都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显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呈现如下态势：(1)高收入阶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阶层数据，这个阶层约占人口总数的20%，但这部分家庭收入却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55%，此阶层的消费具有以下特点：收入水平高，对生活必需品消费在其总消费所占比例较低，恩格尔系数基本在0.37以下，高档消费品严重饱和。(2)低收入阶层 他们大多为城市中的下岗工人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其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仅为4.07%，消费特点是：由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较为低下，对耐用消费品有较高需求但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消费受到高度压抑。2001年，这部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0.47以上，2001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13.59台、29.94台。(3)中等收入阶层 这部分群体大多来自工薪阶层，其消费特点是：他们除了生活必需品消费之外，余钱比低收入者要高得多，但他们的消费压抑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对高档消费如轿车、手机及旅游有较高需求但没有相应足够的购买力：二是曾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多种社会福利现在转为主要由个人承担导致了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储蓄行为，边际消费趋向大大降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能够释放出低收入者被压抑的消费欲望；中等收入阶层尽管有较强的储蓄意愿，但只要增加公共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比重，消除这个阶层的后顾之忧，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仍然会提高。这就是说，通过收入分配，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会起到扩大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乘数倍数的作用。
三、凯恩斯投资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调节的启示
通过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深入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我们也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一）切实加大对低收入阶层和中等偏下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并使之享受税收优惠，是合理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投资乘数倍数，扩大有效需求的关键。其具体作法是：
1、尽快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仅限于城市国有企业、部分集体企业、国家机关与事业机关，覆盖面狭窄。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覆盖面尽可能遍及全部城镇的、较为规范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以及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立起医疗保险体系和农村独生子女教育资助体系。
2、按照公共财政要求，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力度，要鼓励城乡企业、上市公司、外商和各种基金公司投资于农业，而对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水利基础设施、农业生态建设、农业科技服务、农业扶贫事业、粮食安全储备等应由国家投资；推动乡镇企业的优化组合、规模经营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良好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以购买工业品，促进农村人口“非农化”就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并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要注意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教育扶贫力度。
3、科学制定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使低收入阶层和中等偏下收入阶层获得税收优惠。我国执行的免征额为800元，这是在二十年前制定的，如今明显偏低，应将其提高到1200元左右，部分富裕地区还可适当上浮。而且豁免和扣除额的大小应该将纳税人工龄长短、年龄大小、赡养负担、婚姻与否、工作性质等予以充分考虑。
（二）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实行实名财产制度，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及社会保障税，使高收入阶层收入占社会总收入中的比例适当降低，并为加大转移支付和农业财政投资等投资支出提供资金来源，这是合理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投资乘数倍数、扩大有效需求的保证。其具体作法是：
1、实行实名财产制度，规范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强化对个人所得税重点人群的税收征管，加大偷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激励公民依法纳税。首先，把个人身份证号码不仅作为个人登记各种财产包括存款、股票、债券、房地产等的凭证，而且也作为个人领取各种收入、计税的凭证。这一方面可以规范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防止少报或瞒报各种收入而偷税、漏税；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征收遗产税创造条件。其次，要强化对个人所得税重点人群的税收征管，如对沿海地区、重要特大城市、重点高收入行业、重点高收入者（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业主、各类明星、律师、注册会计师、证券师、资产评估师、外企中的中方雇员等）实行在线服务和监管。再次，要加大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激励公民依法纳税。一是提高被稽查概率，增加偷逃税风险；二是通过增加逃税罚款比例和对那些社会公众人物（如富豪、歌星、影星、名人等）逃税行为给予爆光来增加其逃税的心理成本和精神负担：三是建立公民个人信用记录体系，凡逃税者应列入黑名单。
2、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调节高收入者的财富水平，弱化高收入阶层的累积效应。借签国际经验，我国目前宜选择总遗产税制模式，即对死者遗留的财产净额课税制度。遗产处理的顺序是“先税后分”，遗产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设置起征点，一般采取累进税率形式。为防止生前避税，要配套开征赠与税。
3、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机制，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权。社会保障税如今在发达国家是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一大税种，主要目的是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其效果大多是显著的。我国也可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上，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进而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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