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二战以后，40多个发展中国家作出“社会主义选择”，宣称实行社会主义，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这种社会主义运动一般由各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领导，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性质和宗教色彩，带有排斥马克思主义和敌视共产主义的倾向，总体上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民族解放运动 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之一，就是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先后有90多个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宣告独立。在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中，大多数以欧美国家为样板，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还有大约40多个国家在独立后作出了所谓“社会主义选择”。这些国家中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打起社会主义旗帜，宣称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他们提出各种社会主义主张，并把这些主张付诸实践。尽管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与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迥异，但它们毕竟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社会主义试验”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和可资借鉴之处。深入研究并正确对待这些社会主义流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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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战后两大阵营尖锐对峙、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国际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从15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非洲大陆并在摩洛哥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起，亚非拉人民遭受殖民主义奴役的历史就开始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殖民主义势力不断扩张，先后侵占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到20世纪初，亚非拉几乎所有国家都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少数国家取得独立或保持名义上的独立外，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仍处于殖民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之下。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这些地区长期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掠夺和剥削，给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阻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进步。这无疑是造成当代亚非拉国家普遍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形成了席卷整个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的浪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大潮中，有相当一批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新兴独立国家，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曾有56个国家宣称实行社会主义，后来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又停止了。目前，仍有大约44个民族独立国家继续“社会主义试验”。在亚洲，有印度、缅甸、新加坡、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也门7个国家；在非洲，有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利比亚、刚果、贝宁、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25个国家；在拉丁美洲，有圭亚那、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苏里南、尼加拉瓜等12个国家。战后如比之多的民族独立国家选择“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历史现象。它表明社会主义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种由民族主义政党而不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总进程中，它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三分天下、并存竞争的格局。
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偶然的，由某些外部因素决定的，还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西方政界人士和学者长期以来大都把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看作是外部共产党大国利用当地的冲突和内部政治动乱扶植他们的代理人上台的结果，即看作是外部力量强加的。如美国前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吕尔斯普撰文认为，苏联在拉美的立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性”，把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试验场”。原苏联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片面强调外部力量的决定作用，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亚非国家之所以可能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也是因为世界上有社会主义体系”。①不可否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和独立后的经济建设中，不仅受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有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援助，这对于它们最终选择“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也不否认，确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与原苏联在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角逐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扶植亲苏势力上台有关。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根本的原因，应该从内部即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自身去寻找。
第一，亚非拉国家的人民几个世纪以来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饱尝了殖民奴役的痛苦，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他们遭受殖民奴役深重灾难的根源。在殖民统治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推行殖民化政策，破坏了亚非拉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千百万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民族权益丧失殆尽，民族尊严和人权遭到粗暴践踏。不仅如此，亚非拉国家至今存在的贫穷、疾病、饥饿和战争，都是在殖民化年代强加给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遗产。而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只能通过实行以真正的平等和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对以殖民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憎恨，促使亚非拉人民把反对殖民主义同反对资本主义和向往社会主义的朴素愿望联系起来，他们在民族感情上往往很难接受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式，因而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
第二，战后亚非拉国家虽然从过去的殖民地附属国变成了主权国家，但是，由于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格局尚未改变，许多国家独立后仍受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一方面，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向新兴独立国家渗透，力图操纵这些国家的财政金融命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采取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并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手段，剥削新兴独立国家，使他们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对这种现实，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大有“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之忧，担心国际资本一旦大量渗入，就会危及国家独立。著名的《阿鲁沙宣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依赖别国的援助，“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强调：“依赖资本主义发展则意味着我们将权力交给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几内亚前总统塞古·杜尔说：“我们宁可在自由条件下忍受贫穷，也不愿意在被征服状态下享受繁荣”。塞古·杜尔的这句名言，颇能代表当时民族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心态。因此，为了割断与国际资本的联系，维护本国独立，这些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
第三，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普遍非常低下，不少国家独立时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这些国家实现独立后，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尽快克服贫困落后的状态，以解决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一些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从现实中看到，走资本主义的常规发展道路太慢，需要一二百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现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迅猛发展的成就使他们相信，“跨越”通常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条“捷径”。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既能避免使几百万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又可以更迅速、更有效地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如马里苏丹联盟曾指出：“社会主义是加速经济发展……解决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各项问题的唯一手段”。
第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选择“社会主义”，也是国内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独立国家长期存在的阶级、民族、部族、宗教矛盾异常错综复杂。从国内阶级矛盾看，一般比较尖锐，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有些民族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人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或作为开明的封建贵族代表，并非都是真心愿意实行社会主义，不少是出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他们巧妙地接过社会主义的某些口号，有时也实行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借以安抚人心、稳定政局，巩固自己的统治。此外，民族独立国家存在着大量的民族、部族和宗教矛盾，这些矛盾引起的公开冲突甚至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为了缓和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一些民族主义政党把社会主义作为团结各民族、部族、教派力量的一面旗帜，宣扬社会主义与宗教教义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和平等原则，体现了不同人群的共同利益，是人们的共同追求。总之，社会主义也是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解决国内复杂矛盾的一种政治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战后民族独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某种外部力量所强加的，而是由这些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所决定的，因而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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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运动。由于各国的历史发展、经济状况、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而执政的各国民族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纲领和政策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然而，几乎所有的亚非拉独立国家都有过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共同的历史遭遇，今天又都面临着基本相同的社会发展任务，这就决定了它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又具有某些共同特征。
第一，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而一般是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
战后宣称实行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它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或是资产阶级化的王公贵族代表。其社会阶级基础比较宽泛，几乎包括所有阶级、阶层，党员成分复杂，不仅有工人、农民，而且有大批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资本家、政府雇员、中下级军官等，有的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和地主。从它们实行的政策看，基本上代表了本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除少数几个党外，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党都公开表示不赞同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民族主义政党又有别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一般都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那么，这些民族主义政党为什么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呢？首先，特殊的国情和民族解放的使命，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变革的历史前台。亚非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普遍落后，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现代阶级关系不够成熟。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分散，组织程度不高，甚至在少数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党。相反，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使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他们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创建了民族主义政党。这些政党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为实现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独立后，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执政党并领导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其次，这些民族主义政党一般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国内所有政党中最有力量的党。它们不仅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团结了各阶级、各阶层群众，而且独立后，在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同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它们的纲领和政策，既力图反映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又尽量照顾各阶级、各阶层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它们关于发展民族经济、限制剥削、保护私有财产、实现社会公正等政策，得到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性质。
民族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两大支柱之一。无论它们的理论和实践有多大差异，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始终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它们认为，社会主义植根于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就十分强调非洲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传统，认为非洲原始部落“大家庭”中形成的“黑人传统精神”，是非洲社会主义的根基。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和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也主张把非洲传统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为“非洲传统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公社性质的，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那是一个大家生活在一起，人人为集体的社会”。②此外，亚非拉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也大多把强调民族利益和民族传统，即把民族性，看作是自身与苏联、西欧社会主义相区别的标志。它们否认“国家主义”的理论，主张用民族精神去动员、武装群众，激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它们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都打着鲜明的民族主义烙印。
不仅如此，亚非拉社会主义流派还强调民族主义是历史进程的目的，而社会主义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它必须为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神圣目标服务。阿拉伯社会主义创始人阿弗拉克就把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确定为复兴社会党的奋半目标。他指出：阿拉伯的统一高于社会主义。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躯体与灵魂的关系”，“社会主义是躯体，而统一则是它的灵魂”。“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民族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工具，是阿拉伯民族重新进入历史的大门”。③总之，民族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和思想基础，是各国民族主义政党团结人民，反对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有力武器。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宗教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又一支柱。宗教在亚非拉国家的传播源远流长，拥有相当广泛的基础，是这些国家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因此，宗教教义与社会主义的“联姻”，成为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
首先，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党都把社会主义与宗教教义统一起来，并把自己的理论归结为宗教教义。如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以佛教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把佛教中“发扬人类善性”、“培养慈善之心”的人道主义和主张“宽容仁爱”的中庸主义确定为党的思想理论的基本原则。英国历史学家斯坦伯格研究了该党的文献后指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理论与佛教教义是“完全一致的”。④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被占缅甸人口80%的佛教徒所接受。又如伊斯兰教是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称，“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脱胎于外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从本国的现实，从我们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的精萃中产生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认为，伊斯兰教的施舍原则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可以说伊斯兰教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矛盾”，“真正的社会主义种子产生于它的教义之中”。⑤
其次，有不少民族主义政党从宗教教义中给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寻找依据。如在阿拉伯国家里，许多重大的社会改革都被说成是遵循《古兰经》的精神进行的。因为，“伊斯兰原则是立法的依据”。《古兰经》教导人们，“不要剥削，要仁慈”，于是，阿拉伯社会主义提出了“公平分配的经济原则”。有的民族主义政党还从伊斯兰教史中寻找国有化政策的依据。它们指出，伊斯兰教史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曾把一些挚友的私人盐矿变成全体穆斯林的公产，因此国有化是阿拉伯民族的唯一选择。但是，卡扎菲却从伊斯兰教义中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他认为，伊斯兰教尊重私有但不反对公有，所以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国有化并不损害个人私有制”。⑥此外，一些拉美民族主义政党还提出了“让基督教精神参政”的口号，主张建立一个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共有社会”。
第四，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流派具有贬低、排斥马克思主义和敌视共产主义的倾向。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采取了一种贬低、排斥甚至公开敌视的立场。埃及前总统纳赛尔认为，“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为思想体系根本不同”。⑦共产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体系”并由外国势力所指挥，其目的是要摧毁伊斯兰教和中产阶级，因此要“抵抗共产主义”。他明确宣布，他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五点区别，主要是“我们信仰宗教”；信守非剥削的私有制；反对土地国有化；坚持非暴力原则；主张“全民民主”，拒绝任何“阶级的专政”。⑧卡扎菲则称自己的社会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对历史、宇宙、生存和民族、宗教、经济等问题的看法”。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表示，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绝不让共产党的力量有所发展。50年代中期，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宣称：印度“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国家的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他攻击共产主义“把自己和暴力联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想通过破坏和毁灭来实行改革”。⑩桑戈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完全不适应于非洲”，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还有价值。也有少数几个党的领导人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无非是实用主义地搬弄马克思的一些术语，实际上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
第五，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两重性，但总体上是一种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
如前所述，当代民族独立国家执政党，基本上是代表本国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政党。因而，它们的社会主义运动，说到底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这就决定了这一历史运动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
从积极性和进步性看，它们既代表了本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下层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们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以平等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懈奋斗；它们打击或限制外国资本，清除国内封建残余，努力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缩小两极分化，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平等、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它们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反帝反霸的旗帜，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方面。它表明，这一运动总体上是一种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
从消极性和局限性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由于少数国家独立后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对外国垄断资本还有一定程度的依附性，因此，当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施加强大压力时，这些国家的当政集团会屈服于强权政治，妥协、让步，甚至倒退到放弃维护民族独立的立场，作出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事情。其二，少数国家的统治集团，出于平息国内阶级冲突的需要，或者为了摆脱社会动荡或经济混乱的状况，有时会违背民主原则，动用国家强制性力量，确保资本主义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当国内工农运动高涨，共产主义政党的活动触犯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往往采取严厉手段进行迫害和镇压。
收稿日期：1994-06-24
注释：
①〔苏〕K·H·勃鲁坚茨等：《已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5～176页。
③转引自《亚非译丛》，1963年第9期。
④参见《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族主义政党论丛》，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⑤⑥转引自《卡扎菲和利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5、53页，第145页。
⑦转引自《亚非拉各种社会主义》，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⑧⑨参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8～129页，第182，162页。
⑩转引自《亚非拉各种社会主义》，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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