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在近代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1)05-0105-05
官箴是对从政者为官从政、涵养道德给予劝诫的官私著述及警句箴言。考镜源流，古代官箴大体经历了唐虞三代的起源、汉唐的形成发展、宋元明清的成熟这三个重要发展阶段。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官箴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多样化。时至今日，有针对各级各类干部为官执政和德行修养的论著，如“干部道德建设读本”、“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手册”、“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手册”等；也有富有深刻寓意和哲理的警句名言，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等，这些为官箴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从政者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有着重要影响，是传统官箴在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的丰富和发展。而近代，恰恰是承接古代官箴转型与嬗变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试就近代官箴转型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如下探究。
一、“近代”的界定与“转型”的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古代，是指过去距离现代较远的时代，以区别于“近代和现代”。具体到我们国家的历史分期而言，古代一般是指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阶段，而1840年通常被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我国官箴的演进和更替是与国家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的，因此，“古代官箴”一般泛指19世纪中叶或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官箴。在历史分期上，近代多指19世纪中叶或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这段时间；现代则是指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段时期。要界定中国官箴思想的近代转型，首先需要厘清此种转型所依托的历史背景。
自19世纪中叶或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来自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强大冲击，同时也第一次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即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为此作出反应，从而推动了中国历史向近代的演进。这一阶段，历经清王朝晚期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的一段历史。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产生的思想文化，应都属于近代思想文化的范畴，以与鸦片战争前相区别。在近代，官箴的转型也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近代的官箴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官箴的总称。
中国在近代的社会变革，就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对于像中国这样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个转化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中国官箴思想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离不开近代社会变革这一大背景，这种转型表现在内容性质上，就在于近代官箴传达了不同于古代官箴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不同生产关系和利益集团的道德要求，确立了不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标准，显示了不同的道德思维方式和层次。具体来说，近代的官箴转型，其内涵包括：由与基本封闭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官箴，转变为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官箴；由以崇尚儒学、主张圣贤修为的官箴，转变为倡导自由与兼容、追求服务公众、“官为民仆”的官箴；由单纯对从政者(特别是官员及其幕僚)给予有益劝诫的官箴，转变到对执政党、革命党人和公务人员提出政党之德、革命之德、行政道德的官箴。
二、近代官箴转型的原因
近代的官箴转型，有着复杂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1.政治制度的更替
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下，皇帝是国家的最高政治代表，忠君是“三纲五常”的最高道德信念，皇帝威权的高低是封建专制强弱的直接表现。古代官箴，无论是官箴王阙，还是君王对群臣的告诫之言，都与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从晚明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没有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笼罩。明末清初，黄宗羲、唐甄等人曾尖锐提出君权至上是君主祸国之源，在政治思想上对传统忠君说教提出了质疑与抨击。这种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力虽然在当时还非常有限，传播面不广，也尚未走向大众，但却起到了政治伦理的启蒙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从政治思潮看，传统的皇权至上、君主专制和特权人治不断受到怀疑。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一些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要求改变传统的君臣关系，阐发了打破陈规、要求平等的思想主张。以人民的福祉为至上的政治原则和非君思潮的流传，反映出皇帝威权的衰落。甲午战败后，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之后，政治制度更为重要。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应运而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从西方文化中引进进化论、民权论、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企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封建专制，摒弃了君主立宪制，使中国在一夜之间从专制君主政体走向共和政体。民主革命使封建皇权统治倒塌，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上的革命性飞跃。此时的官箴与近代民主制度的演进紧密联系，这是近代官箴有别于古代官箴的重要政治因素。
2.经济结构的变化
一般而言，思想文化的发展程度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没有一定发展程度的近代经济为依托，不可能发展出包括官箴思想在内的近代思想文化，换言之就是说，在经济的近代转型没有实现之前，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也势必难以实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成了以农耕经济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持续性。伴随着农耕经济的延续，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和中国社会因之也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即便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由于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变革作基础，事实上它只是局限于精神文化范围，而未引发影响社会全局的带有本质性的社会转向。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并动摇了建立其上的封建专制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和中国内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相结合，使僵死的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活力。旧的生产方式的消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以及新生产方式的逐渐生长，为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瓦解、淡化和新伦理道德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搭建了平台。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为这一新的经济因素进行辩护和论证，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封建经济与政治的产物并为之服务的儒家伦理思想已无法回答和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同这种现状相适应，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内部发生了历史转换，官箴思想也因社会经济关系的这种发展而变化。原有封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冲击并动摇了古代官箴思想的传统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成为促成中国官箴思想近代转型的基本经济动因。
3.以儒学为主干的正统文化受到批判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汉唐以降，儒家伦常教义成为古代官箴的思想基础。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儒家伦理学说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它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其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也没有发生过危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压。在国家民族的命运问题面前，人们很难从儒学传统和孔孟学说中找到直接有用的答案，而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真理”。近代伊始，思想家们对中国正统文化重新予以评估。他们指斥禁欲主义道德观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束缚，提出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来取代封建时代的圣贤。如龚自珍就曾提出，不论是皮匠、木工，还是冶金工人，只要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劳动者，就都是“天下豪杰”。这些新思想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和呼应，以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批判旧学，弘扬新学，认为如果不改弦易辙、除旧布新，而依然故步自封、死守旧学，其结果必将会是令“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至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1](P224)。前文所提黄宗羲、唐甄等人的早期启蒙思想在清初遭到扼制，所幸的是，300年过后，它又在近代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风潮中大放异彩。梁启超、孙中山重印《明夷待访录》、《潜书》等书籍，宣传“非君”、“非经”思想，成为激励许多仁人志士追求国家近代化的思想武器。继辛亥革命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等旧思维旧主张展开了全面批判，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开始成为近代思想文化中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两千多年来以儒学为主干的正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和批判。传统官箴的形成发展是以儒学为思想基础，对从政者的规劝与告诫是以“三纲”这一封建政治伦理的根本为理论根据。官箴在近代的转型就是在近代反对旧道德、旧伦理，提倡新道德、新伦理的运动中，或者说是在封建正统文化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
4.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传统的“天朝大国”、“中夏外夷”观念受到冲击，挽救民族危机、抵御西方列强的意识逐渐复苏和强化。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国家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过去的“边患”，而是一个个十分强大且难以对付的对手。于是，他们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练海军、办工厂，发奋图强，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是苦心经营了20多年的洋务事业，却在19世纪末的甲午之战中毁于一旦。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此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在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民族责任感驱使之下，迫于国耻，愤于朝局，异论始起。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一批近代思想家，对民族命运的自我体认比以往更为全面和深刻。这种危机意识是以对世界大势较为深切的把握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势力迫在眉睫的威胁，造成了思想界空前而普遍的屈辱感。中外政治、经济格局的强烈反差，在有识之士心中催生了深深的落伍感。这种心理情结同中华民族悠久、光荣的历史传统相撞击，又激发了国人不甘于沉沦的自尊心。这种屈辱感、落伍感逐渐扩大为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争取民族自存或者说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古代官箴是为专制君主制度服务的，不论是为帝之术、为官之道还是为吏之法，都是以有利于君主和官员的统治为出发点的。面临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君道、臣道、吏道已抵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在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近代官箴无疑要与救亡图存相契合，无论是阐述为官道德还是总结从政经验，就其最终目的来看，都要为挽救民族危亡效力。
三、近代官箴的主要内容
判别近代官箴文献，可以从官箴的含义出发，本着以下要点：从对象看，官箴是针对为官从政者的；从内容看，官箴是提出一系列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从行文特点看，官箴充满劝诫诱导的鲜明特点；从形式看，官箴既有官私典籍，也有篇幅短小的警句箴言。据此标准，从现有的资料分析，近代似乎并没有官箴专书，倒是不乏对从政者给予有益劝诫的警句箴言。这些警句箴言散见于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教育家们的著述中。如魏源的《默觚》，曾国藩的奏稿、杂著，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讲话、文章，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归纳起来，近代官箴的基本内容有：
1.倡导“官为民仆”、服务公众的官德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和思想家。他认为，治国者要有德于民，必先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做到品德高尚。具体而言，就是要热爱人民、为民服务。首先，孙中山强调“官为民仆”，即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办事机构，所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2](P319)。他倡导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要有“为众人服务”的精神，通过建设好官德，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其次，孙中山指出，要做到“官为民仆”，官员就不该享有特权，而应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国民平等。孙中山废止了封建时代对政府官员的“老爷”、“大人”等称谓，代之以“先生”的称呼。他告诫官员不要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不要摆架子，而要把自己“当作是赶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那一种的工人，都是可以的”，“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3](P333)。复次，孙中山认为，“官为民仆”的题中要义，包括可上可下、能官能民，而不应该把“当官”作为终身的职业。孙中山自己身体力行，给国民作出榜样。他在辞去临时政府大总统之职后一再表示，民国官员不过是一个国民公仆，因此“朝作总统，夕可解职，朝为军长，夕可归田”[4](P98)。
2.提出“毋黩货”、“勿徇私”的官德要求
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衰落和近代民主制度的兴起，封建社会末世的社会道德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官吏贪污腐败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和一大政治弊端。对此，魏源强调要从整顿在上位者的道德入手，以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他在《默觚上·学篇二》中指出：“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主无道德，虽袭法古制，不足以动民。”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国民政府的成立，官箴劝诫对象已不再是封建王朝的官吏，而代之以在政府机关中从事公共行政管理的人员。蔡元培更是把官员界定为“官吏者，执行法律者也”[5](P232)。他认为司法官是官吏中的重中之重，法官是否清正廉洁关系到公众生命财产之安危。国富有赖民强，而民强之本首赖包括官员在内的“公民道德教育”，为此，蔡元培明确提出，“毋黩货”和“勿徇私”是官员必须具有的最基本的两种操守[5](P236)。所谓“毋黩货”，就是官吏不能有收受贿赂、侵吞公款等贪财行为；而所谓“勿徇私”，就是官吏不能利用公职为自己谋取私利。蔡元培认为，官吏道德最重要的首先就是要廉洁奉公，如果不制止腐败行径，社会风气就会败坏，最终会损害到整个机体的正常运行。同样，官吏如果能自觉地以职务赋予他的身份、出以公心地处理公共事务，而不是拿职务作为私人身份来炫耀和行事，那么用人行政就不会走偏、出格。
3.强调加强革命新道德的建设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们十分重视道德和德育的作用，认为道德是立国之本，决定着国家的兴亡，是革命能否成功、政党能否发展的关键。他们把道德学说、道德理想同革命纲领、革命实践、革命活动结合起来，突出强调了道德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章太炎较早认识到“道德革命”之于民主革命和民族兴亡的根本意义，竭力提倡增进革命党人的道德修养。在他看来，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后徒都是功名利禄之徒，是沽名钓誉的“乡愿”①，因而他号召革命党人必须坚决抛弃功名利禄观念。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指出：“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6](P120)他进而强调：“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6](P123)章太炎还认为，道德革命不能以“三纲五常”为本，而应撷取佛学惟识宗义和西学进化论之精华。这些思想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和进一步发挥。孙中山提出必须加强革命新道德的建设，他要求革命党人必须具备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要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义无反顾地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他说：“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生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7](P294)他告诫革命党人：“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作救国救民的事业。”[7](P293)
4.格外重视党德建设
辛亥革命时期对“革命党道德”给予关注的，首推章太炎。他在《革命之道德》一文中，将“知耻”、“重厚”、“耿介”、“必信”作为革命政党应尊崇的德目[8](P322-323]。孙中山作为中国同盟会和国民党的领袖，也格外重视革命党的道德建设。在他看来，加强党员的党德建设，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首先，孙中山对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作了精辟论述，指出党员道德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政党自身发展的关键，他多次号召国民党人要讲求党德，认为只有这样，“则中华民国之政治可以立见发达，中华民国之基础可以日益巩固，中华民国之国势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欧驾美而上之”[2](P38)。其次，孙中山将党德与能否建立群众的共同信仰联系起来，因而强调“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即征诸各文明国之党史，亦莫不如是”[2](P1)。这是将“党德”提高到与“党纲”同样重要的地位。复次，孙中山认识到了丧失党德的危险，他告诫性地指出，如果丧失党德，国家的前途就势必无限危险。所以他强调必须使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党员的真精神”[9](P281)。
四、近代官箴的历史贡献
尽管进入近代社会后，官箴作品较之古代在数量上大为减少，但近代官箴却为其后官箴的历史性进步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概而言之，近代官箴的历史贡献就在于：第一，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晚清政治家、思想家们，从对民族和人民强烈的责任感出发，直面封建社会末世深刻的社会道德危机，直指官吏贪婪腐败弊端，强调要致力于整顿在上位者的道德，从而形成了近代官箴中爱国、爱民、清正廉洁、无所不用其诚的官德思想；第二，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继之崛起，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怀疑，深刻批判了中国自古以来“不知有公德”的道德偏差和缺失，呼吁人们树立公德意识，揭示了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为近代官箴注入了资产阶级伦理学说中自由、平等、博爱等积极进步的思想元素；第三，以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衰落和近代民主制度的兴起，拓展并丰富了近代官箴的内容，更加强调官员服务公众的职责，进一步深化了对官员在行使公共权利和管理公共事务中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并把官箴的劝诫对象推演到革命党人和执政党，使之有别于封建王朝时期对官吏的劝诫；第四，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们面对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深刻的道德危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把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内容。陈独秀以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等为目标，向封建道德发起了空前猛烈的全面进攻。李大钊则提出“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10](P151)，表明他已逐渐从进化论伦理观走向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使近代官箴思想在形势的催发下，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
当然，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也由于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导致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历史任务缺乏正确的理解，对现状、对历史、对西方文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批判精神。资本主义道德在中国封建道德解体、转型的过程中，还无力承担批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实现道德转型的历史任务，这直接决定了近代官箴的转型存在着不彻底性和种种不可克服的缺陷，因此，官箴在近代的转型还只是初步和很不彻底的。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后，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逐步壮大并初步觉悟，成为了近代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道德转型的实践主体。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共产党人引领着中国道德观念变革的潮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丰富的共产党人为官箴言，中国的伦理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古代官箴在近代开启的转型终至完成。
注释：
①《论语·阳货》记有孔子这样一句话：“乡愿，德之贼也。”所谓“乡愿”，是指花言巧语、伪装和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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