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日报》与晚清革命文学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发生论文,日报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革命文学，学界完全忽视晚清革命文学，而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文学。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1927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倡导的一种文学主张，并由此产生的一种文学思潮。他们要求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努力为民主革命服务；要求作家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当时的革命文学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左联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前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些革命党人及其同路人和进步作家在晚清革命思潮高涨下提倡的一种文学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文学思潮。他们自觉地以文学为利器，宣传反帝反清革命思想，追求民主共和制度，为辛亥革命制造了有利的革命舆论。《江汉日报》以文学为利器，倡言革命，促进了晚清国内报刊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 晚清革命文学的缘起
在这里，必须厘清两大问题，一是革命文学产生的时间及定义，二是为什么把《江汉日报》作为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
晚清革命文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03年。这时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革命高潮，他们开始纷纷创办革命报刊。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与邹容犹如双子星座，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急先锋。1903年，陈天华在日本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他以感人肺腑之言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影响甚大。同年，留学日本的邹容被迫回国，在上海与革命志士章炳麟、章士钊等人结为挚友，积极参加拒俄运动与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并出版《革命军》。《革命军》倡言排满反清，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倡导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想对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也产生很大影响。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曾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一度倾向革命。他于1905年撰写了《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涉及“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等内容，文字简短急促，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①这里的俄罗斯革命是指俄罗斯虚无党反抗俄国沙皇残酷的专制统治的革命，与晚清革命党人反抗满清政府的革命很相近，并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思想资源。
1908年5月30日，《江汉日报》开始转载当时《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的全面介绍晚清革命党的文章《清国之革命党》。全文共分革命党的有关团体、主义、领袖、起义斗争、与立宪派的严重分歧以及清政府的镇压六个部分，但只连载五个部分就被禁止刊发。该文称，革命党人积极发行图书报刊，“鼓吹排满主义，一时东京市上，出售此种之杂志，实数几达十余种之多。就中之为最盛行者，如四川人邹容、湖南人陈天华二人(二人已死)，盖当时称为革命文学最盛时代也”②。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革命文学”概念，早于学界其他学者所见所倡。胡石庵等人冒着生命危险转载《清国之革命党》，盛赞革命党人的英雄业绩，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致力于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江汉日报》连续三天刊发长篇论文《论文学之势力及关系》，昭示了该报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文学主张，可视为他们关于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宣言。
陈天华、邹容、梁启超等人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文学”概念，但其文章完全拥有革命文学的真正内涵，胡石庵等则正式应用了这一概念，并身体力行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09年，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人在苏州成立了清末民初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南社。南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南社既是文学社团，又是同盟会重要的外部组织，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曹聚仁先生评价南社诗文时认为：“南社首先揭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和同盟会的革命相呼应。我们可以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之气，在暗示中华民国的更生。那时，年轻人爱读南社诗文，就因为她是前进的、革命的、富有民族意识的。”③曹先生肯定了南社诗文的革命文学性质，认为是晚清革命文学的首创。但如果他看了《江汉日报》，相信他会改变这样的认识。
关于当时“革命文学”的定义，晚清的革命党人汪兆铭民初作过这样的阐述：
近世各国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学为之前驱，其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盖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式，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二，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义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④
汪氏精辟地阐释了革命文学的作用、内容与形式。他认为，革命文学的作用为革命的先导，革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可以说相倚相抉。在汪氏看来，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内核，以国学为枝干，以西学为条理，这种革命文学，与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同生共长，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要确立《江汉日报》作为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必须弄清该报创刊之前国内的革命报刊与革命宣传。晚清的革命宣传活动首先是从海外开始的，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革命派击败改良派，革命宣传开始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办报，形成了上海、穗港、武汉三大报刊及革命宣传中心。《苏报》于1896年创刊于上海租界，先是刊载黄色新闻而声名狼藉，后又赞同康梁的维新主张，直到1903年章士钊担任主笔后，革命色彩渐渐浓厚。邹容的《革命军》出版后，该报接连刊发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及章太炎的《〈革命军〉序》，大肆介绍和宣传《革命军》。与此同时，该报在显著位置刊载章太炎长达万言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这些重磅式爆炸性宣传，持续两月便遭到查封，并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发生后的几年时间里，革命舆论陷入沉寂，直到1907年，上海才诞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第一份大型日报《神州日报》，该报由革命党人于右任创办，其宗旨为“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威”⑤。该报所发新闻，多有对清朝贪污腐化现象的揭露，具有革命色彩，所载小说，则主要是言情小说、理想小说(或曰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滑稽小说、讽世小说、家政小说等类型，且有很多翻译作品。这些作品与当时上海社会相吻合，适合市民读者的阅读口味，缺乏革命思想。于右任所创办的“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虽然影响很大，革命色彩很浓，但都在《江汉日报》之后。穗港作为国内三大革命宣传中心之一，在1908年及以前创办的革命报刊有《群报》、《珠江镜报》、《国民报》、《广州白话报》等，这些报纸虽然具有革命倾向，但其力度十分有限，既没有革命文学理论，也没有经典的革命文学作品，影响远不及《神州日报》。
创刊于1908年的《江汉日报》则独树一帜，以“革命文学”为利器，倡言革命，无论其社论、小说、杂文、诗词还是漫画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特色。据笔者统计，该报所载小说，短篇小说占80％，中篇小说占20％，没有长篇小说；原创小说占90％，翻译改编小说只占10％；以“革命”为主题的小说占70％以上。其所载的社论、杂文、诗词和漫画等作品也紧紧围绕“革命”主题，尤其是该报在社论专栏连续三天刊登阐述革命文学理论的长篇论文，这是当时上海和穗港的革命报刊所无法比拟的。武汉后来相继创办的《商务报》、《大江报》及《大汉报》等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报刊，无不受到《江汉日报》的启迪与影响。诞生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江汉日报》适逢其时，无论是政治宗旨，还是其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都闪耀着革命光芒，被视为晚清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诚不为过。
二 《江汉日报》的主旨：作革命之“喉舌”
《江汉日报》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报纸，学界却很少有人提及，就连研究近代报刊的权威方汉奇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也只字未提。这份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革命报刊不仅在相应的权威著作中没有提到，而且在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也没有一篇关于该报的论文。原因是该报极为罕见。笔者因为课题研究的需要，在湖北省档案馆领导的帮助下，才得以利用该馆花巨资从收藏家手中购买的尘封百年的《江汉日报》。
该报可谓晚清国内革命报刊的先驱，革命文学的先导。其主旨为“张吾自由之帜”，作革命之“喉舌”。该报创刊于1908年3月17日，由留日归国学生饶翼儒、方聪甫、陈伯龙、欧阳珉澄、姜旭溟五人发起，金针三、胡石庵、公无等编撰。其创刊的时候，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已烟消云散，革命派彻底击败了改良派，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武汉被一些留日学生视为中国的中心，要发动革命必须从中心开始。要想有革命的行动，必先有革命的舆论，更需要革命文学，《江汉日报》便应运而生。
报馆同人为了让读者了解其主旨，在创刊号发表社论《对于本报发刊阐明宗旨》，标揭“张吾自由之帜”，作革命之“喉舌”，并以“秦政阴鸷猛毒，而当世之民尚敢假喉舌以鸣其不平”抒发其志。他们“大声疾呼，以越天下之喉舌，而张吾自由之帜，见智见罪，悉听当时”，表现了为自由呼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牺牲精神。为避免报馆被封、报人遭迫害，报馆同人决定以平和的笔法、隐讳的策略表达其革命主旨，但又担心读者不明其用心，特在创刊号发表《出版余谈》一文，广告读者，申明本报初出，貌似平淡，其后将建“掀天揭地之事业”，作“惊世骇俗之举动”，“天下事必其始之平淡无奇者，而后以继长增高之锐力，为着着进行之手续，以达于完全无缺，满志踌躇之地位而后已”⑥。编者在出版的第一天，就将其立足长远而又气势宏博的宗旨昭示读者，其魄力在当时报界首屈一指。
为进一步表明革命宗旨，《江汉日报》创刊号发表署名“杲”的寓言小说《新闻之魁星》。小说的两位主人翁一姓葛，名丞，字慕化；一姓怀，名达仁。“葛”即割，“丞”即振，“慕”即没，“化”即华的谐音，意即割除满清没落王朝，振救中华。“怀达仁”乃“怀大任”的谐音，即胸怀大任。这种借谐音的命名手法是晚清小说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在专制政府统治下不得已而使用的隐讳表达小说主旨的艺术。这两位主人翁以善饮闻名村里，所饮之酒为“千日酒，中山氏之所酿也，弟子饮之当有佳境”⑦。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提倡三民主义，主张革命，至《江汉日报》创刊正好历时千日。在中山氏佳酿的作用下，葛先生酒酣目眩，眼前浮现一座美丽壮观的长桥，“卧作新月形，由北岸横贯南岸，势如螺旋”⑧，顿惊诧，谓怀曰：“异哉，昨者予自鄂城返，犹忆乘小艇，胡一夕幻成桥梁，彼舟楫又乌在，何昨是而今非？”⑨怀曰：“子过矣，明明今是而昨非。”借中山氏之酒而喻三民主义，借“今是而昨非”批判专制制度，颂扬“三民主义”。正当他们沿江游观间，“忽大声发于水上，若雷震肱肱，骤起于地，响未终天、风澎滂继起于东南岸，瞬息间，波涌云乱，江流逆入，潮湃漂疾之势，震撼山谷”⑩。小说又借怀先生之口，道出三民主义：“此文明之潮流也，壮观哉，壮观哉”。“俄而风怡浪静，波影熠塌，日色激射于江间，成万道金光，散烁空际，晚晴绮丽中见鹤楼高处涌出丈六金身，危立云表，右手握笔大如椽，若似俗迷信家所绘纪之魁星状，两旁有彩旗二道，亦高丈余，随风招展，飞动有势，上有古篆文金书八字，皆大如楮栳。左曰：《江汉日报》，右曰：功成名立，怀与葛凝视既久，意流连低徊而不能去”(11)。该小说短小精悍，构思巧妙，借两位主人翁的姓名、所饮中山氏酒、舟楫幻作横贯大江之桥梁、东南澎滂之风、潮湃漂疾文明之潮流、散烁空弥之万道金光等隐讳的笔法，向读者暗示《江汉日报》的主旨即高扬三民主义旗帜，推翻满清，振兴中华，作新闻之魁星。结合该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以及武昌首义的爆发，“新闻之魁星”诚不虚也。
三 《江汉日报》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
从晚清文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江汉日报》对革命文学理论的倡导以及对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且对革命思潮具有推波助澜的巨大历史作用，是此前傅兰雅与梁启超关于新小说理论的深入和发展。
作为深谙中国社会的传教士，傅兰雅于甲午战后深刻认识到中国处于危急关头，必须全面改革。他主张文学救世，以小说为利器改造中国社会。1895年，他在《万国公报》、《申报》等重要报刊上反复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征求批判鸦片、八股、缠足“三害”的小说，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改造社会。傅兰雅的征文活动对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梁启超的旨意与傅兰雅不同，傅兰雅突出社会，而梁启超突出民族国家。梁氏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先后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意在以小说为利器来“新国新民”。在诸多小说类型中，梁启超首倡“政治小说”，以发表自己的区区政见，为改良服务。他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均旨在为他所建构的新的民族国家服务。
作为晚清革命派，《江汉日报》同人更进一步，他们突出政权更替，主张反帝反清，他们所提倡的革命文学是其政治主张中的重要一环。该报刊载社论《论文学之势力及关系》，开启了晚清文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通观全文，可以发现它既受到梁氏“新小说”观的影响，又有根本性的突破。其影响与突破主要体现在：
一是突出文学的社会功能。该文认为“无文学不足以新民”，这是对梁启超观点的继承与突破，其新民之利器不限于小说，而扩展到一切文学样式。梁启超认为，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与人类的普通性吻合，而且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使其能够支配人道，所以民众喜欢小说胜过其他各类书籍。中国传统的状元宰相思想、才子佳人思想、江湖盗贼思想、妖巫狐鬼思想均来自小说。在梁启超看来，小说能够很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其巨大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因此，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梁氏倡导用小说来新国新民。《江汉日报》同人也是如此，但他们不限于小说，拓宽了晚清文学理论探讨的视域。《江汉日报》同人强调文学对“新民”的作用，其用之于善则可以“涵养性质，培植人格，增益智识，孕育舆论”(12)；用之于不善则“实足以灭国绝种，伏亿万里之祸根”，并导致“荡佚意志，锢蔽见闻，淆混是非，消沉道德”。其“新民”的内涵突破了梁氏的范围，尤其强调人权。文章认为只有文学能“撼醒沉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13)。他们所谓的“人权”是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权主义，所谓的“团体”，不是当时遍布国内外的社团，而是整个汉民族。他们希望用文学的势力使这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上的历史性跨越。
二是突出文学的政治功能。该文认为“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文学“立国”是这篇革命文学理论的最核心内容。作者用大量笔墨，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古今，突出文学“立国”之功效。文章云：“普鲁士之败于法也，订约求和，偿金割地，乃其遗民眷怀旧壤，作种种诗歌曲谚，不忘宗国之音，而独逸联邦卒至成立。”其文学之功，“挽狂澜于既倒，为现世收完全之效果……由是观之，则注重文学，足以兴国”(14)。文章还指出：“印度沦为英国之墟，斯拉夫人之裂波兰，必先灭其文学，乃占领其国土。”此二国既非“墟于商业，又非裂于兵威，然国界虽存，国魂早逝”，“一旦噩梦初回，神经顿悟，欲保全而莫得，思光复亦良难”(15)。至此，作者感慨万千，悲凉叹息：“嗟乎，景物依然，河山已异”。故“捐弃文学足以亡国”。接着文章作出结论：“俯视千秋，横眺六极，无文学不足以立国”，这是典型的文学兴国论。
三是突出革命文学的力量。《江汉日报》是一份极具影响的革命报刊，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革命，所倡导的文学理论是为革命服务的。《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对文学势力的论述，尤为气势磅礴，高远恢宏，令人震憾，展示了革命派报刊的气概，足以使持改良思想的梁氏相形见绌。文章指出：“恃利喙锋牙吸嚥膏髓之禽兽势力未足与之角；挟黑铁赤血操纵生命之战斗势力莫敢与之京；施祈祷舞蹈灌输迷信之宗教势力，具言圣令歌独裁政体之君主势力，不克以驾驭之而反屈服于其下；文学、文学，尔之势力可不谓伟矣哉。”(16)禽兽之势力、战斗之势力、宗教之势力、君主之势力均不及文学之势力。文学如此伟大的势力，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呢？那就是以文学为利器，唤醒民众，倡言革命。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能驾驶一切，但在革命思潮高涨之际，对于被压迫人民之革命，则无力驾驭。
四是积极倡导文学领域的革命英雄主义。在动乱年代，在武人走红之际，《江汉日报》同人鼓励文人自信自强，呼吁社会不要重武轻文，以便使文人更好地发挥作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他们殷切呼唤：“文豪、文豪，吾愿尔之毋自轻，毋自卑，毋自弃，毋自贱，毋自欺”(17)；也迫切期盼社会民众“毋轻尔文豪，毋卑尔文豪，毋弃尔文豪，毋贱尔文豪，毋欺尔文豪”，愿文豪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的擎柱，“从尔驰骋，凭尔驱使，资尔诱掖，荷尔陶镕，挟尔作无量化身”，最终实现“吾藻丽神州，著作如云，翻译如雾，报章电掣，典籍风行，家家业印刷之科，处处设图书之馆，机关满地，权势熏天，团合吾二三殖民地，十八行省之干净土，莫不标呈此特色，成文豪之天演场，平地一声，昭苏万象”(18)。在这里，文章希望文人肯定自己的价值，担当起“文学立国”的重任，也期盼同胞尊重文人，接受文人给予的精神洗礼，听其驱使，任其诱掖，受其陶镕，在莽莽中原，纵横驰骋，“作无量化身”。
综上所述，《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文学功能上，提出了“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的主张，倡导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在文学视域上，由此前的小说扩展到一切文学样式；在文学受众上，主张文学普及到神州千家万户，繁荣文学创作与传播；在作家作用方面，主张文人肯定自己的价值，作民族脊梁，同胞擎柱，担负“文学立国”的责任，呼吁全社会尊重文人，让“藻丽神州”，成为“文豪之天演场”。
四 《江汉日报》所载的革命小说
《江汉日报》同人主张文学的社会功利观、政治功利观，因而该报主要刊登革命文学作品，其革命文学主要样式是小说。该报在出版发行接近半年的时间里，刊载了《新闻之魁星》、《孤雁》、《纱布厂》、《东阿华村》、《梅花秘密》、《黄金白眼记》、《白芙蓉》、《海外虬髯客》、《爱国潮传奇》、《败家畜》、《猫癖》、《中兴片影》、《新制中国二辰丸》、《伥虎记》、《美人福》、《得胜驹》、《双孽镜》、《芙蓉谢传奇》、《鴇蛊》等数十篇小说，以“革命”为主题的小说占绝大多数。现仅以《孤雁》、《梅花秘密》和《纱布厂》三篇小说为例，阐释其革命文学思想。
《孤雁》(署名天石)是一篇典型的寓言式革命文学作品，作者为当时著名的革命志士、文人、报人胡石庵。胡氏与以《广陵潮》闻名的李涵秋齐名。他多次参加反清革命行动，四次被捕入狱，撰著小说四十余部，创办《扬子江小说报》，《大汉报》及《天声报》，鼓吹革命，被赞誉“赤手回阑”。他此时担当《江汉日报》编撰，撰写小说《孤雁》等作品。小说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革命先行者、庸众与镇压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了革命者(孤雁)矢志不移的革命意志，为了民众(群雁)，尽管遭受多次误解，受到多次凌辱，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可悲的是，革命者不是为镇压者所害，而是死于同胞之手。“未几，而猎者至矣。网四张，枪上火矣。孤雁见之，复狂鸣猛扑之不已。群雁忽大怒，遂啄孤雁以死。”(19)这种悲哀震撼人心。作者担心阅者不知其良苦用心，不明其意，特在文末画龙点睛：“悲哉，孤雁也，生不幸落此醉生梦死之同胞，又居此外患纷乘，朝不待暮之危地，既不肯高腾远引，作鸿飞之冥冥，又不忍知而不言，立视其同胞之死亡而不救，以致狂鸣猛扑，欲惊起群雁之噩梦，一而再，再而三，终至啄死而不悔。大哉孤雁！殆古所谓舍身救世者乎。惜乎醉生梦死之群雁，不知其苦心，预作远祸之举，仅谓扰伊清梦，怒而啄之至死。殆祸机徒发，聚族而歼，已悔无及已。呜呼！吾作《孤雁》一篇，不禁悲从中来，泪滂沱其如雨也。”(20)该小说可谓惜墨如金，字字见血，句句感人，以隐喻的手法，歌颂“孤雁”即革命党人为振救同胞、抵抗外患不惜捐躯的英勇斗争精神，期以警醒“醉生梦死”、大祸临头而不知觉的国民。小说剑指现实、寓意深刻，极具反帝反封的革命意图。孤雁是革命志士的真实写照，与鲁迅的小说《药》中的革命者“夏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梅花秘密》是胡石庵改编的一部中篇小说，原为法国小说名家抱丕氏所著。作品记述1825年，巴黎市中心发生的一起离奇案件。其始系某剧团中忽斃男女二人，伤痕全无，经医剖视，但知脑系绷断，亦不辨为何种毒物。全国大哗，警察方竭力搜缉，而巴黎附近旷野中，忽又斃男女二人，死状亦如同前者。案情之奇怪，达于极点。久之始由侦探格林顿破获，乃知凶手系一妙龄女郎，为法国民党之首领。书中所叙女子之行踪闪烁，机智超轶，以及新发明之种种药物、秘具，皆足令人倾倒折拜。抱丕氏原书初曰疑团，后案破续成乃名曰梅花绦。胡石庵曾解释将原著改名《梅花秘密》的原因时说：“盖梅花为千古香洁雅静之品，今乃用为秘密之具，自我作古，联而成之，事本新奇，名亦雅趣，胡待求音于弦外也。梅花秘密殆即所谓美人变相欤！嗟呼，众生生死，隙影茫茫，梅花依然，美人安在，徒剩此一段悲惨之历史，够吾笔墨之消磨，穷怪碧翁之多事也。”(21)胡氏改编此小说，意在振兴女界，呼唤女豪杰。他说：“搔首神州，雌风久已不竞，他山借礎，我二万万女同胞其有阅书奋起者乎？心焉祷之矣。”(22)为勉励女同胞作梅花女奋起抗争，胡石庵特在小说前题诗四绝：“大江东去奏铜琶，振振西风压浪花。思颖沉茫灯欲诉，人间重见女朱家。文人心思美人肠，一纸传来字亦香，从此梅花添韵事，落英满地尽文章。断头台上走英雌，猎猎悲风弄素旗，一笑仇讐歼灭尽，果然巾帼亦须眉。书成蓦忆中原事，女界沉沉日影昏，愿祝自由花不死，春风吹返玉梅魂。”(23)作品呼唤中国女界产生梅花女那样的革命豪杰。
《沙布厂》可谓近代中国最早的一篇工人小说。小说描绘了纱布厂女工饱受欺凌、倍受屈辱的悲惨命运。她们在工厂如犬马一般任劳任怨辛勤劳动，仍然被莫名其妙地克扣工钱，更有甚者，她们还经常遭到侮辱，乃至性侵。该小说情节简单、语言精练，以最少之笔墨，揭露社会道德沦丧之大问题。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倾注于短文之中，仅以“指动目注虽汗流终日不顾也”之句，就将同胞困苦艰辛的生存状态跃然纸上。短文还通过厂方克扣工钱，对少妇起淫荡之虞的勾勒，痛斥“社会道德之污”。阅者观后，无不激发万千愤怒，生革除邪恶社会之情。然而，为了家庭生计，她们敢怒不敢言，但是她们没有反抗，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反抗精神。这是革命的前夜，革命力量正蓄积待发，从小说的整体氛围，我们可以看出，要不了多久，革命高潮就会到来。
三篇小说紧紧围绕革命展开。这些革命文学作品也表现出《江汉日报》报馆同仁激越的革命豪情。
五 《江汉日报》所载其他样式的革命文学
《江汉日报》自始至终贯穿作为革命“喉舌”的办报宗旨，它不仅刊登革命小说，还刊登革命社论、革命杂文、革命诗词，极力宣传革命思想。
革命社论是《江汉日报》的政治风向标。一般来说，社论又称政论或时务文体，它一改传统制义文章的风格，有的平易畅达、生气勃勃，有的恣肆汪洋、激情澎湃。《江汉日报》社论专栏充分利用这种最能体现和表达报刊主旨的散行文体，发表了大量倡导革命或与革命相关的文章。这些革命社论就其要者可以分为二类，一是反清排满，革新政治，倡言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代表性社论有《立宪党与革命党》、《支那排斥日货及其革命问题》、《论立宪国民宜以政党为己任》等。《论立宪国民宜以政党为己任》指出：“国民者，国家之原动力；国会者，国民之存在魂也。”(24)政党者，“今日自觉之国民，换言之，实异日负责任之政党也。有政党，则国民多奥援；有政党，则国会可创设。谛观中国今世之政局，其所以淆乱颠仆，至于如此极者，皆由顽劣昏髦之政府不负责任；故政府之不负责任，皆国民无监督政府之能力；故国民无监督政府之能力，皆政党之不乘时发生”(25)。极力倡导国民成立各种形式的政党组织，讲开国会，监督政府，文章揭批清政府“漠视人民，仇视政党”，“仅籍空谈立宪以自欺耳”，“欺吾民耳”(26)。二是反帝雪耻，弘扬爱国精神、种族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五月十日》、《说山东》、《论日商在华枪伤华民之非理》、《灭国之握手》等。该报以基隆画约、交割台湾、断送台民的国耻日为题，刊发社论《五月十日》，呼号举五月十日为苦痛日作“大纪念”，以此“振作国民精神”，为“雪耻复仇”做准备。并以“洗刷星球”、“恢复疆土”、作“立世之伟丈夫”(27)等三事自励，呼号全国同胞，“不卧于鼓而警于钟，不为凡民而为英雄，不为奴隶而为翁主，不为钝矛而为强弩，不为刀下之羼羊而为山间之猛虎”(28)。文词激越，饱含深情，阅后心潮起伏，爱国仇敌之慨顿生。针对山东自胶州湾、威海卫相继沦为英德租界，山东路权亦被其掌控，该报刊发《说山东》一文，抨击列强对中国主权的肆意践踏及其导致的危害，号召山东人民及全体同胞：“万众一心，毁家纾难，舍命拼死，洗尽自了汉守财奴之恶习，为祖宗之坟墓争选择之贻留，为大清国民壮河山之色，为后世子孙救耕读衣食之根据地。”(29)其爱国热忱、反帝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
革命杂文是《江汉日报》同人投向满清反动势力的匕首与刀枪。一般认为，杂文产生于晚清，是大众传媒的产物。当时报刊主笔往往发表时评，或撰写讽刺时政的杂文，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江汉日报》自觉运用这种文学新武器，并吸取了《苏报》自杀式、口号式裸露宣传的教训，以隐晦的独特风格，刊发了《下流与饿莩》、《父母官》、《王八老爷》、《学生之烟盘奖》、《一刀二十四命之复仇》、《贼典史》、《说死》、《最近二十年来元首之血》等革命杂文，不露锋芒，不留把柄，旁敲侧击，以隐晦的方式倡言革命。这里以主笔公无的《贼典史》、署名霎蒸的杂文《说死》以及《最近二十年来元首之血》为代表，展开论述。《贼典史》暴露满清官场这个龌龊的世界，当官者为贼为盗，不仁不义，号召民众奋起反抗。文章云：“吾闻郑宽以大盗作官，众官嘲之，郑曰：众官且莫笑郑宽，郑宽有言上众官，众官作官还作贼，郑宽作贼还作官，官而贼，诚不如贼而官者欤。”(30)文章指出以前的乾坤龌龊不堪，盗贼横行，借他人之口，彰明官吏无不为盗，其本质甚至比盗贼更为恶劣。过去如此，今日何曾不是。况且盗亦有道，“取不义之财，杀不义之人”，尽管为盗，为人所重。而官吏却无官德，“取义财，杀义民，享不义之富贵”(31)，尽管为官，却为人所耻。一般官吏为盗贼，国家最高元首亦为盗贼，“昔者亚历山大拘盗，盗以亚历山大为巨盗，而自己为小盗，其然其不然耶”(32)？外国如此，中国何曾不是。文章以贼典史为题，以障清廷耳目，免得惹来麻烦，但对满清王朝自下而上官吏的本真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让人茅塞顿开，幡然醒悟，顿起反抗之念。盗贼乃国人之公敌，国人本应联合共除之，但又因人人贪生怕死，故充满盗贼的世界无法革新。《说死》批判国民不思或不敢反抗，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奴隶根性，寄予作者的反抗精神与革命思想。“我国人所警惧却是者死而已，畏死之念深入脑海，贪生之恋亦深入脑海，贪生之心愈重，则畏死之念愈甚。于是苟可以免死者奴也、隶也、臧获也、牛马也、笞楚也，靡不低首下心、摇尾贴耳而为之，吾不敢以例全国四百兆之同胞，吾敢以例大半多数之人民”(33)。对身处盗贼世界的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接着文章进一步开导国人：“死者，人之所必不能免者也。……况乎诸君所以畏死者，为贪生耳，使生果可贪，则吾不敢为诸君訾。今试问我同胞，四百兆中，抱损人益己主义者死乎？否乎？抱卖国赠路主义者死乎？否乎？抱顽固守旧主义者，死乎？否乎？抱醇酒妇人主义者，死乎？否乎？抱谠直公忠主义者，死乎？否乎？抱革新激进主义者，死乎？否乎？”(34)无论谁都难逃一死，但死法不同，死的意义与价值不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不言自明。《最近二十年来元首之血》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该文讲述欧美各国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专取“元首”的血案，颂扬刺杀暴君的英勇行为与献身精神，悲叹华夏自荆卿之后，“莫复有图溅皇王之血”的英雄。作者鼓舞国人精神，激发革命勇气，不再作奴隶、牛马，追求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上述三篇杂文尽管作者不同，刊发时间不同，标题亦不同，却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即革命思想一以贯之。三篇杂文的主旨，乃唤醒国人认清官吏“盗”的本质，戒除贪生之念，号召国人向西方学习，敢作敢为，对满眼龌龊的盗贼实行革命。
诗词是《江汉日报》宣传革命思想的轻骑兵。该报所载的诗词以隐讳的笔法，抒发革命情怀，使人精神振奋。根据其内涵主旨，可分四类：一是反封建反专制，追求民主、平等、自由；二是反帝反清，呼唤中华振兴；三是充溢着献身祖国，为创建新社会、新制度而奋斗的牺牲精神；四是表现了新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例如，“民气卑微久不伸，也须从此问迷津。欲将热血炉天地，先把诚心向国民。愿学金僊驱魍魉，任他虎豹咤麒麟。何时解道能多佛，度己还须更度人”(35)。该诗表现作者面对民气卑微、国家危亡之际，不甘沉沦、誓死报国救民的革命英雄气概。又如，“侠气横飞走百蛮，厌听胡马啸榆关。卫公死去无边将，仆固逃亡有汉奸。壮志未能锄點虏，雄魂犹自缚生蕃。烽烟满地容谁卧，梦到铜驼骨亦寒”(36)。该诗借述历史，喻指现实，表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总之，《江汉日报》词林所刊的诗词是比较优秀的革命诗词，后来兴起的南社革命诗文，无论风格与内涵，都未出其右。
长期以来，以《江汉日报》为代表的晚清革命文学遭到严重忽视，原因是多样的。除了《江汉日报》等报刊损毁严重，难以查阅外，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下所形成的比较僵化的学术思维。晚清革命文学与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一样，尽管文学实绩相对薄弱，但这些有限的革命文学作品却最大限度地参与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促进了革命高涨的到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后者受到高度重视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前者，更不能忽视二者的关联性，即从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演进过程中，激进思想一脉贯通。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高度来研究晚清革命文学，探究其激进思想的利弊得失(37)。
注释：
①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六卷，第169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清国之革命党》，《江汉日报》1908年5月30日(五月初一日)。
③曹聚仁：《南社·新南社》，柳无忌编：《南社纪略》，第2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④胡朴安选录：《南社丛选》，第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0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⑥《江汉日报》1908年3月17日(二月二十五日)。
⑦⑧⑨⑩(11)杲：《新闻之魁星》，《江汉日报》1908年3月17日(二月二十五日)。
(12)《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江汉日报》1908年5月10日(四月十一日)。
(13)(14)(15)《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江汉日报》1908年5月11日(四月十二日)。
(16)(17)(18)《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江汉日报》1908年5月12日(四月十三日)。
(19)(20)天石：《孤雁》，《江汉日报》1908年6月17日(五月十九日)
(21)(22)(23)《江汉日报》1908年3月22日(二月二十日)。
(24)(25)(26)《江汉日报》1908年7月2日(六月初四日)。
(27)(28)《江汉日报》1908年6月8日(五月初十日)。
(29)晓霆：《说山东》，《江汉日报》1908年4月6日(三月初六日)。
(30)(31)(32)公无：《贼典史》，《江汉日报》1908年6月7日(五月初九日)。
(33)(34)雲蒸：《说死》，《江汉日报》1908年4月18日(三月二十日)。
(35)呆汉：《春雨无聊拉杂成此》，《江汉日报》1908年6月18日(五月二十日)。
(36)梵宇：《感梦》，《江汉日报》1908年4月18日(三月18日)。
(37)本文为2012年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武汉近代报刊研究》(项目号为120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