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资源论文,国际合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研究背景
旅游业已是世界第一大产业，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为旅游业的跨国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旅游产品客源导向型特点则为旅游业海外扩张提供了市场动力，国际旅游跨国经营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和GATS的签署，中国旅游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正迅速扩大，旅游资源的开发备受国际投资者关注。从国际投资角度看，旅游资源开发是指广义上的旅游资源开发，它不局限于特定旅游资源本身的开发，还包括在选定资源的基础上，为利用这些资源而对有关的接待条件等进行投资建设，以使旅游资源所在地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环境和接待空间，主要包括旅游对象资源开发和旅游设施开发。旅游对象资源开发是将狭义的旅游资源开发为旅游吸引物，并使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技术经济过程。旅游对象资源的独特性和垄断性是旅游产品差异化开发的基础。旅游设施是附加于旅游对象资源并作为旅游对象发挥一定的功能，它包括旅游对象设施和旅游利用设施，前者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设施，如滑雪场、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博物馆等。后者是指游客在旅途中所利用的住宿与餐饮设施、旅游商品购物设施、旅游交通设施、旅游指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旅游设施的设计、建设、管理和维护，以及旅游设施的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对旅游对象资源开发具有直接的影响。近年来，旅游设施所承担的娱乐和知识功能日趋明显，旅游设施开发对旅游地形象树立和旅游产品质量提高有着重要作用。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是旅游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举措，加强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动因、障碍、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对中国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动因分析
2.1 独特的资源景观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族众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资源景观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稀缺性和垄断性，为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创造了丰富的资源环境和合作空间。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民族聚居区以及历史文化遗迹已成为旅游资源开发最具潜力的区域。截至2002年底，中国共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1757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森林公园近900多处。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在为人类提供不同类型生物群落以及生态系统天然“本底”的同时，由于其原始性、自然性以及地质地貌气象等景观的奇特性而备受旅游者喜爱。中国拥有56个民族，数量位居世界第四，但中国民族风情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则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媲美的。此外，中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99个，文物古迹保存之完整既整体价值也居世界首位。
世界遗产是旅游业发展特别珍贵的资源，世界遗产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及遗产地本身的国际知名度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已有29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位居世界第三。中国世界遗产多分布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金缺乏和管理技术落后已成为遗产资源保护和开发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随着对世界遗产地的租赁经营、股份制企业经营、上市公司经营等开发模式的创新，中国各地已逐渐认识到遗产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有利于提高遗产资源保护的能力，并促进遗产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世界遗产地特殊的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也成为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重要动机。
2.2 巨大的市场拓展空间
入境旅游市场日趋成熟。1978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先发展国际旅游，后发展国内旅游”的策略，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量进口豪华旅游汽车为代表的旅游交通业发展高峰、80年代中期以众多饭店建设为代表的旅游饭店业发展高峰、以及80年代末期大量旅行社成立为代表的旅行社业发展高峰后，中国入境旅游需求的供给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1978～1998年期间中国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17%和23%，2002年中国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仍居世界第五位。在入境旅游持续增长的同时，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却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据1979～2002年中国旅游统计数据分析，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入境旅游前3位主要客源国的市场集中度(CR3)基本保持在40%以上，而旅游产品的特殊性使得旅游投资主体与客源国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特征也有利于中国同主要客源国之间的旅游资源合作开发。
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发展迅速。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达400美元时，国民将普遍产生旅游动机。1985以来，中国人均收入已渐超过这一临界值，1998年人均GDP已达700美元，城市居民已达1000多美元，大众旅游已在中国渐成气候，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2年中国国内旅游已达8.78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878亿元人民币。据国家旅游局预测，到2010年，中国国内旅游将达20～25亿人次，国内旅游总收入将达10000亿元。为进一步推动国内旅游的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了国民旅游计划，调整了休假时间，改善了旅游条件，改革了休假制度，积极试行奖励旅游制度和福利旅游制度，不断提高旅游产品的适应性，中国国内旅游已呈现出“大产业、大旅游、大市场”的产业格局。在出境旅游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正方兴未艾。2002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已达1660.2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6.84%，其中因私出境已占61.1%。
目前，中国入境、出境和国内三大旅游市场格局已经形成，国内和出境旅游的迅速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和第四大客源地，这为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拓展空间。
2.3 较低的投资成本
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交通、通信、生态环境整治等旅游发展前期工程的建设，减少了旅游投资风险，降低了旅游资源合作开发的成本，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1992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旅游业首次被列入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并给予了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十二条促进政策和措施。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升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把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引起了中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退耕还林（草）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则为中国旅游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和相关工程的顺利开展，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了长期国债，有力地支持了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的投入。仅2001年国务院就从新增中央财政预算内西部专项资金中安排3.2亿元，用于支持西部地区旅游景区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又从新增的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中安排3亿元，用于支持中部与东部地区旅游景区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加10亿元旅游国债资金，继续加大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此外，2001年旅游资源开发与自然生态保护专项资金也增加到1亿元。目前，中国旅游基础设施、旅行能力及其旅游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已得到明显改善，较大程度地降低了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投资成本。
2.4 日益完善的制度保障
中国加入WTO和GATS的签署为旅游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提供了宏观制度保障。旅游业是世界服务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GATS对签署国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加大了对旅游者进入和旅游业投资的开放，扩大了GATS签署国的客源量，并刺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二是保证了GATS签署国公民的国民待遇，为旅游业发展增加了动力。三是在国际转移和支付方面不能实行限制，特别是金融业务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开放或市场准入可为国际旅游投资和旅游者提供更为方便的金融服务。四是电信服务的市场准入为签署国旅游基础设施之一的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五是空中运输服务的开放有利于航空旅行费用的降低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中国加入WTO和GATS的签署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市场竞争体系，为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提供制度性保障。
中国独特的自然景观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丰富的文物资源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和科研价值，因此，旅游资源的合作研究也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间资源保护的合作与交流，努力寻求外部经济和技术援助来促进国内资源的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工作，为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1978年中国参加了“人与生物圈”(MAB)计划，建立了中国“MAB”计划国家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相继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等国际性公约。1980年中国政府及其相关协会组织与IUCN、WWF、UNEP在北京发表了联合制定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等。1987年中国政府就成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SECO)申请登录了长城等6处世界遗产。中国缔结和加入多种国际或地区间保护公约，在不断争取国际合作研究与技术援助的同时，也为旅游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奠定基础。
3.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障碍分析
受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差异的影响，旅游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必然会遇到更多的障碍，主要包括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干预、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以及规模经济、必要资本、产品差别化、绝对费用和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进入壁垒。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明显，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障碍明显减少。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政治民主、经济体制、市场规范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比较突出，这对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中国目前看，障碍更多来自国家宏观层面，其中政策障碍、产权制度和行政垄断障碍尤为突出。
3.1 政策障碍
良好的政策环境意味着公平、公开和公正的竞争环境，而在政策具体实施中过度人为化的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的高风险性。在旅游开发初期，受投资风险和政府财政预算等约束，中国各地先后出台了各种旨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利率补贴、以低价出让土地等政策来减轻投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向投资者提供优惠税率、免税期等政策来减少运营成本。这些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境外资本投资旅游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地旅游业的发展。但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这些过去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在新形势下面临很多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合作开发的障碍。其一，不同区域优惠政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二，税收工具是各地广泛运用 的优惠政策之一，但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产业导向明晰程度不高，不同区域间不平衡的税负也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明显反差。此外，税收优惠幅度对投资规模很少限制，易导致投资规模轻型化和投资行为短期化。其三，法规制度存在着透明度不高和连续性不强的问题。政策法规的多变和随意，不仅制约了旅游合作项目的深度开发，而且也损害了国家或地区的整体信誉。投资者若从长远经营的角度出发，他们更关注政府是否致力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对于国外投资者来说，由于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他们对各种“优惠政策”产生警惕，并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跳出单纯的政策优惠“怪圈”，致力营造一个规范的国际投资空间。
3.2 产权制度与行政垄断障碍
在中国现行的景区旅游资源管理中，由于国有旅游资源的利益主体及其产权、行政权、管理权的代理等被不断转移和分割，使国家作为旅游资源所有者代表的地位模糊，资源产权虚置或弱化，各种产权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易引起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不同行政部门之间、以及资源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权益冲突。同时，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一种机制来法定谁作为旅游资源资产的代理人来行使管理权，易造成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利益转移。特别是旅游资源多实行部门垂直行政管理，受部门经济利益的影响，行政部门直接投资纯私人旅游产品领域，导致“挤出效应”，特别是利用行政职能无偿或低价使用景区土地等资源，建造行业别墅、部门饭店和疗养院等，直接参与微观投资经营。这样，由于存在内部利益关系，政府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可能偏向自己投资和经营的项目，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中国近年来虽然加大了旅游及其相关行业的市场准入，但象航空和铁路等一些对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行业的垄断行为仍然严重。中国海外旅游者抽样调查显示，国际游客在中国大陆旅游费用中交通所占比重平均为总费用的25%，大大高于旅游发达国家15%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民航的航班价格过高，造成来华国际游客费用增加。此外，中国旅游旺季交通运输部门的提价对国际游客的影响也很大。相反，中国近邻韩国却提出在旅游旺季实行优惠价格的策略，这已在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游客中产生明显的影响。中国旅游及其相关行业的行政或行业垄断已成为中国旅游国际竞争力提高和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严重障碍。
4.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目标选择
根据旅游资源的类型、受保护等级、市场准入程度、以及开发的可行性等不同，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基本目标可分为市场开发型和合作研究型两种。市场开发型的国际合作比较适合已经具备开发条件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它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并通过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引进和吸收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现代化的经营理念，逐步提高旅游业的竞争力，为中国旅游企业的外向型国际化经营奠定基础。相对市场开发型而言，合作研究型更适合于暂不具备规模开发条件的、但具有较大开发潜力的遗产型或保护性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资源的国际合作研究往往是资源规模开发的先导，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旅游资源富集区也是开展科学研究和野外考察的理想基地，通过旅游资源的国际合作研究，可为包括旅游资源在内的重要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获得更多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与援助，有利于资源保护、管理、经营和尖端技术等问题的解决。目前，可以进行资源合作研究的国际组织机构主要有①联合国组织：UNESCO（教科文组织），、UNEP（环境规划署）等。②其他多边型的国际组织：EEC（欧洲联盟）、CP（科伦坡计划）等。③非政府组织：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WWF（世界自然基金会）、TNC（美国自然保护联盟）等。④双边国际援助：CIDA（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等。⑤政府组织的国际援助项目：NPS（美国国家公园局）、U.S.FWS（美国渔业野生动物局）、ODA（英国海外发展署）等。⑥志愿组织：African WF（非洲野生生物基金会）、U.S.PEACE CORPS（美国绿色和平组织）等。⑦WB（世界银行）。⑧其他各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国际公司、私人基金、非政府组织和俱乐部等。由于许多国际合作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国际投资集团的顾问或决策人员，通过研究人员的口碑效应和有关研究成果的发布可极大提高旅游资源地的知名度，为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合作开发奠定基础。
5.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空间格局
研究表明，以旅游基地建设为重点的旅游资源开发，特别是以世界遗产资源而建立起来的旅游基地有利于树立旅游地的品牌和形象，增强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财团法人日本交通公社关于《旅行者动向2000国内.海外旅行者的意识及行动》的抽样调查显示，表示一定要参加和想参加遗产旅游的占55.7%，已有遗产旅游经历和无经历但想知道的占56.1%，表现出对世界遗产旅游具有较高的认知度。中国目前有许多珍贵的人文和自然资源由于其周围环境质量恶化和配套设施缺乏而影响或延误了世界遗产的申报，也制约了资源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旅游业的发展。从中国旅游资源的赋存价值和旅游开发的现状看，旅游基地建设可分为世界级、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四个层次来进行。不同级别的旅游基地在资源赋存价值、客源市场特征、旅游产品供需特征、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有明显差异。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基地的客源市场、服务标准、产品供给和需求、以及旅游相关配套设施更具国际化。区域级旅游基地主要是由于距离障碍、时间制约、以及区域竞争等因素引起国内游客市场的区域性分割所致，而地方级旅游基地一般具有城郊型周末游或一日游性质。旅游基地的层次开发有利于旅游市场的细分和旅游产品的定位。由于国际旅游投资主体与客源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现阶段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应以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基地建设为重点。如以山西省为例，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五台山一衡山旅游区（云冈石窟世界遗产、佛教圣地五台山）、以晋商文化为主体的太原旅游区（平窑古城世界遗产）、以围棋文化为主体的王莽岭风景区（太行大峡谷），均融人文和自然景观为一体，旅游资源的品位和组合条件达到世界级旅游基地的标准，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佛教文化、晋商文化、围棋文化）也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客源市场已拓展到东亚、东南亚和欧洲等国际旅游市场，这三个景区已经初步具备世界级旅游基地建设的基本条件。以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基地建设为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重点有利于树立中国旅游产品品牌，提高中国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为区域级和地方级旅游基地建设提供示范。
6.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进入模式
由于相关信息和资料获得的困难，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进入模式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现有研究表明，影响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任务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任务环境因素主要有竞争者、顾客、区位、自身优势、合作伙伴选择和人为因素等。但在现有影响模式选择因素的分析中，由于研究案例选择了既定的资源对象，因而对旅游资源本身的因素没有给予重视。事实上，旅游资源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具体模式的选择。同时，由于旅游资源本身的特征，特别是旅游对象资源其内在价值和保护程度的差异，对合作的程度和合作的模式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因此，在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进入模式的决策时，除外部环境因素和任务环境因素外，还必须考虑旅游资源本身的因素，任何具体进入模式的选择至少是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同时，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实践还表明，国际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偏好随着国际合作经历的积累而发生变化，如图2，具有U形曲线的特征。而对于不同的合作项目，由于其国际合作经历的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进入模式。在中国旅游发展初期，受市场准入和配额等限制，旅馆业和旅行社业更多直接表现出股权参与形式。随着中国GATS的签署，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将逐步开放，受开放程度、开放时间和开发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项目必将呈现出不同的进入模式。
图2 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进入模式选择偏好的变化
此外，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进入模式的选择还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从现阶段看，国际合作的重点是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基地的开发，由于其客源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而旅游投资主体与客源国又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因此，不同国家游客的需求偏好和投资主体的旅游产品供给特征必然对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具有注重自助、讲究效率、较低的私人关注、以及服务人员变动频繁等特征，比较注重服务的系统化、标准化和产品的品牌。另外，美国、加拿大等本土频繁的旅游和迁移也有助于服务标准化和建立品牌，使得游客更希望能在任何地方都得到一致性的服务。因此，系统化和作业流程的标准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旅游业国际经营扩张的基础，也是他们实施规模经济和其他优势的钥匙。服务产业专业化和旅游服务业作业系统化的两大要素使他们服务系统可以被成功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因此，在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时，这些国家投资者更多偏好非股权模式，如特许经营、管理服务合同、以及战略联盟等。
二是德国、法国、瑞士、西班牙、韩国、日本等国，同上述国家具有明显的“服务观念”的差异。他们认为服务需要高度的个人关注、从容不迫的服务作业、专业服务技能、以及强调员工在职稳定性等。此外，日本等国的语言问题也对此产生重要影响，使得在其他国家复制对游客的高度关注是很困难的。如果只是在其他国家复制自己的经营理念，而不得不降低具有本国特色的服务水平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难以接受，他们更注重提供高个人水平服务的旅游产品。在这种服务观念下，国际合作模式的决策表现出种族主义行为，他们更多偏好直接投资，特别是独资模式，来减少委托代理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确保旅游产品的质量，并以此来满足他们本国和特定游客的特殊需求偏好。
三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具有较多的中国文化背景，同时还有许多华裔关系，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比较了解，观念差异不明显。他们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更多考虑投资目的地国家的需求特征，而较少考虑他们自己国家或地区游客的需求偏好。同时，其提供的旅游产品服务对象更多来自目的地国的需求。因此，他们偏好独资、合资、兼并等直接投资或股权参与模式，并借助合作方的优势来扩大市场份额。
中国旅游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是中国旅游业实现内向型国际化经营向外向型国际化经营发展的重要步骤，是中国旅游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和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较高的可行性，但各地政策性优惠措施的恶性竞争和旅游相关行业的垄断行为加大了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现阶段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应以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基地建设为重点，根据旅游资源的类型、受保护等级、市场准入程度、以及开发的可行性等不同来确定合作的目标，并在评价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来选择合适的合作模式。
根据WTO和GATS协议，中国旅游业即将全面对外开放。作为跨国经营组织载体和国际竞争力主体的旅游跨国公司和国际旅游组织将凭借其巨大的产业规模、先进的科学技术、全球性的经营战略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理念等优势投资中国旅游资源的开发，通过拓展旅游产业增值链活动来增强其市场竞争优势。但目前关于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需要。受资料等因素的限制，本文仅从宏观的角度试图构建中国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问题的分析框架，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当前，关于旅游资源国际合作的风险评价问题、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市场准入问题、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的项目选择问题、旅游资源具体投资经营与管理模式选择等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