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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必然要求转变投资方式，让民间投资成为投资主体
1.投资在“三驾马车”中，仍将发挥主要作用。2010年，GDP增长10.3％，其中投资贡献5.6个百分点。
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3.8％，总投资27.8万亿元，其中民间投资占51.1％。“十二五”期间，投资平均增速为20％，仍将超过消费增长速度。2011年，投资增速为18％，约需投入32.8万亿元。今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90 255亿元，同比增长25.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31 497亿元，占34.9％；港澳台资企业投资3053亿元，占3.38％；外商投资3141亿元，占3.49％；国内社会资本投资52 564亿元，占58.24％。这表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今年1～5月出现了两个可喜变化：一是民间投资比重增加，由去年的51.1％提升到58.24％；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6％，达到71 268亿元。这说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大。但是，这并不表明民间投资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从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所有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5670亿元，同比只增长0.3％，而地方项目投资达84 584亿元，同比增长28％。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看，1～5月，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22 760亿元，同比增长16.5％；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79 005亿元，同比增长6.3％。从到位资金看，今年前5个月，到位资金116 931亿元，同比增长21.3％，其中，预算内资金增长10.9％、国内贷款增长10.9％、自筹资金增长27.8％、利用外资增长12.5％。在所有投资中，地方占大头，地方政府仍然是投资主体。
2.事实上，政府不可能再充当投资主体。
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只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使用。4万亿元投资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十二五”期间，政府直接投资应该大幅下降。今年中央财政预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只有3826亿元，是投资总额32.8万亿元的1.2％。这表明，中央政府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了。
中央政府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而地方政府实际上已成为各地投资主体。然而，地方政府需要办的事很多。在现行财税体制下，事权与财权不对应，许多地方政府已负债累累，土地财政收入难以为继。据央行网站6月1日公布的《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披露，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比2008年增长25％以上。这些融资平台贷款额占人民币各项贷款额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2010年末，贷款余额是47.92万亿元，30％就是14.4万亿元左右。原来说是9万亿元左右，现在变成14万亿元左右，负债很多了。为防止地方债务拖累银行，高层已在各地检查、约束地方融资。地方政府别说投资了，即使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约1.3万亿元)也很难，至少缺8000亿元。目前，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非常困难，大家都在四处找钱。
找钱，得靠企业。但中国企业分为国企和民企。国企里面又分央企和部门地方国企。地方国企有钱的不多，央企、尤其是垄断性央企不差钱。因此，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地方政府傍央企的现象(参见表1)。
地方政府傍央企，是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央企也乐意与地方政府合作，可以得到许多优惠，特别是拿地、拿资源的优惠。央企不缺钱，也容易得到银行贷款。但这种倾向也令人担忧：会不会又掀起新一轮投资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央企能否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去投资？傍央企会不会挤占民间投资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况下，能否给央企发放大量贷款？从去年至今，央行已经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中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近5万亿元已被“冻结”起来了。14家上市银行存贷比已接近75％的极限。为了补充资本金，2010年大型银行已通过IPO和再融资吸纳4200亿元，A股市场因此受压。2011年，中型银行将步大银行的后尘，通过增发、配股、次级债等途径再融资，加上城商行IPO，总额将突破4000亿元(今年以来，已有农业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南京银行等多家银行公布了增发、配股与发行次级债的融资方案，包含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可转债的融资总额已达2362亿元，其中次级债1291亿元。此外，农业银行、北京银行、招行、民生、兴业与华夏还将发行1482亿元的金融债，147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有23家正准备上市。其中，上海银行、广发银行、重庆银行、江苏银行已列第一队列。总之，银行再融资与城商行IPO总额将超4000亿)。银行业股市总市值将突破7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权重将上升到21％。5月底以来，沪深股市已跌到几年前的水平了。
为应对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几乎所有大中型商业银行向存款居民发放理财产品，近几个月来，银行居民存款不升反降。国内商业银行以信贷为绝对份额的盈利模式，必然导致信贷投放的冲动。即使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放贷的资金减少了，但银行利润却不会减少。银行可通过各种合法的手段变相提高利率；在大中银行变相提高贷款利率的同时，地下金融、高利贷盛行，最终受损的是中小企业。可以说，每提高一次存准率，就必然死掉一批中小企业。
3.还是主要应当靠民间投资，要鼓励引导民间投资。
经济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再造的过程，是经济要素资源重组的过程。要真正认识到，没有民间社会资本的支撑，中国经济难以有真正的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投资应当成为投资的主体。2010年，民间投资已占总投资的51.1％。今年1～5月，民间投资已上升到58％以上。许多地方这个比例更高。以北京为例，2010年民间投资比例已从2009年的43％上升到58％，今年要达到60％。北京市今年2月出台文件，引导民间投资重点进入四类工程：城市开发建设工程、现代产业发展工程、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市场化建设工程、社会事业市场化建设工程。其他各省区市也出台了类似文件。但这仅仅是文件，要付诸实施，困难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2003年以来，我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国企在上，民企在下”的格局，加上行政垄断，民企进入垄断行业，进入上游产业，是很困难的。当前，能否启动民间投资，组织动员社会资本进入经济实体，已成为经济能否顺利转型的一个关键。
我们不能只盯着国家财政，也不能只看到国有资本，而应当把眼光转向民间资本。民间资本相对充裕，要千方百计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至2011年一季度，金融机构存款余额75.28万亿元，其中，企业存款25万亿元，居民存款33万多亿。民营企业845万多户，民企投资者1800万人，注册资金19万多亿元，资产总额至少在30万亿以上。虽然流通中的现金M[,0]只有4.5万亿元，但M[,1]有26.6万亿元，M[,2]有75.8万亿元。
中国民间资金究竟有多少？《2011年胡润财富报告》说，中国大陆地区有96万个千万富豪、6万个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中，企业主有53万人、炒房者约20万人、职业股民约15万人、金领阶层10万人左右。)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尚可存疑。但招商银行的数据应当是可靠的。据该行副行长丁伟透露(见4月21日新京报)，该行私人银行部门去年实现盈利6亿元，在该行开户的千万元以上的私人银行客户超过1.3万人。招商银行是一家小银行，尚且有1.3万个千万元以上的私人客户。照此推算，民间千万至亿元的富豪资产(资金+资产)至少在16万亿元以上。加上百万元以上企业的资产，至少应当在30万亿以上。应当让这些资金有个正当去处，否则，就可能到处乱串，炒房、炒黄金、炒农产品，形成经济泡沫；国内无法投资，这些资金很可能转移到境外。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报告称，2010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62万亿元，其中千万元以上的50多万名富人可投资资产达到15万亿。该报告还称：在受访者的亿万富豪中，有27％的人已完成了投资移民，正在考虑移民海外的比例高达47％。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我们党和政府要有用好民间资本的气度和本领，把民间资本引上科学发展的轨道，让民间资本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为全社会造福，而不应当沿用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把发展民营经济、鼓励民间投资当作“私有化”。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民间资本，其实质是人民资本；共产党执政条件的私营企业，其本质是人民经济，它与执政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本质的区别。建设社会主义，要动员各种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不应该排斥民间资本。所谓发展，就是把资本等要素组织起来创造财富。科学发展，就是把民间资本、民间积极性调动起来，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共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私有化”则是把国有资产公有财产化为个人或小团体的财产、为少数人享用的腐败行为和犯罪行为。发展民营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私有化是消耗社会财富。发展民营经济与“私有化”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决不能混淆或等同起来。
当前还有一种论调，认为经过一段改革，中国经济的所有制格局应该稳定一段时期。他们主张，在下游产业和中小企业层面完全依靠民营经济，在上游产业和特定功能的经济领域，依靠国有企业。他们反对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国有企业继续垄断上游资源，同时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无边界的扩张。这种先由国企挑挑拣拣，剩下来的交给民企的主张，是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我认为，国企改革二十多年，虽有成绩，但仍未破题。怎么破题？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国企？国企应当干什么？我们之所以要国企是为了国家经济安全，是为了给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提供基础性支撑，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是为了给全国人民造福。我们的国企难道仅仅是为了赚钱么？赚谁的钱？赚来的钱应当交给谁？与其谈国企，不如谈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国有资产的一种存在形式。国企的目的不单是盈利，对国企的考核应从其竞争力、创新能力、为民生服务、为全民造福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为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国务院去年5月出台了“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入电力、电信、石油、通信、铁路等垄断领域，进入金融、国防科技、市政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落实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发展民营经济就是搞私有化；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特别是垄断集团的阻挠。
民间投资不仅要突破市场准入瓶颈，还要突破融资瓶颈。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解决融资问题，扩大民间投资也无法落实。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党的“十七大”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新36条”也承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但是在“十二五”规划中，在央行和银监会的相关文件中，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部分，只字不谈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不谈如何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缺憾。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八章是这样讲的：“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功能，更好地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这里，以“组织多元”取代了“多种所有制”。排斥了民间金融，怎么叫“全面”呢？事实上，这一章第一节谈的是现有金融机构的改革，第二节讲的是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主要讲直接融资，讲股市、债市、期货和金融衍生品。这就意味着，“十二五”期间，金融体系仍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多元，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将难以解决。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即靠银行借贷和民间融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专题调查，过去三年中，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所占比重不到40％，有62.3％的民营企业是通过民间借贷解决资金难题的。即使得到银行贷款，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借贷成本要高于国有企业，民企发债券、上市融资的门槛也普遍高于国企。
我认为，在市场主体多元化的今天，一元化的金融体系是难以适应的。指望国有大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也是不切实际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在于打破现有金融体系的束缚，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允许组建民间资本入股的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即人们所称的“草根银行”。
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推出了一个“社会融资规模”的新概念。据人总行解释，“社会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等七大项(2010年社会融资14.27万亿元，今年一季度4.19万亿元)，而没有包括民间融资。事实上，民间融资除了人们所说的“地下金融”之外，还有近几年被允许登记的小额贷款公司。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融资金额2408亿元。不把大量民间融资计入“社会融资规模”之内，这个“社会融资”是不完整的。
我们还注意到，今年6月初，银监会发布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是提高银行对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缓解银行存贷比压力，允许将单户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而且不纳入存贷比的考核内容；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实行差异化考核；缩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流程，等等。通知中讲了十条，但多数都有前置条件，比如“对符合条件”的小企业这种提法，怎么叫“符合条件”？符合哪些条件，则语焉不详。因此，能否落实，还有待观察。
金融体系改革难，难就难在多种所有制这个症结难解开。应当承认，我国的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一元化的。有两个现象值得人们思考：
一是现有银行业的暴利，这种暴利主要是靠垄断所得的存贷差。银监会2010年年报披露：2010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总计达8991亿元，同比增长34.5％，资产利润率达到17.5％。(此外，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也有百分之十几)其中，13家全国性上市银行共赚了6559亿元，占已公布的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的45％。这13家上市银行日均赚18.24亿元(见表2)。
应当指出，上述13家银行除个别银行在金融产品上有所创新、能为中小企业做些服务之外，绝大多数银行主要是靠存贷差，存贷差盈利占了75％左右。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季度以来，随着息差的进一步扩大，尽管不断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各银行净利润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进一步大增。工行一季度净赚538亿元，建行净赚472亿元，农行340亿元，中行334亿元，招行88.1亿元，兴业52.21亿元。在实业界日子难过的同时，银行如此大赚其钱，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二是产融联姻，“几家欢乐万家愁”。《人民日报》4月14日报道，据银监会消息，1/3以上央企进军金融业。产融结合，央企一马当先。如国家电网的“英大系”(英大国际集团、财险、寿险、信托、期货)七家金融公司，中石油的“昆仑系”(昆仑银行、信托、租赁、人寿、财险等)，其他如中石化、五矿、中粮、宝钢、中移动等，也通过集团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金融控股公司，进入金融领域。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对于进入的企业来说，当然是好处多多，可以利用利益相关者的财务、金融信息优势，降低融资成本，至少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但这里也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是内部交易，金融子公司成为风险集中地；二是容易导致产业虚拟化、空心化，经济泡沫化。有媒体披露，一些上市国企事实上已经从事变相的放贷业务，或投巨资理财，或通过委托贷款，赚取比主营业务高得多的利润。几家欢乐万家愁。大企业好过，小企业难熬。大量资金流入证券市场，使实体经济难以得到可支配资金，经济可能进入滞胀状态。
三、金融体制改革应在“多种所有制”和“多层次”上下功夫
1.多种所有制，即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允许民间资本组建股份制的区域性银行(草根银行)，专门在当地为小型、微型企业服务。
——村镇银行不一定全由国有商业银行控股，让民间资本按照章程自由组合。
——小额贷款公司可在进行甄别的基础上转为村镇银行。
不要以维护金融安全为借口排斥民间金融，不要低估民间理财高手，也不要低估民间资本的变通能力。尽管国家没有放开民间金融，但民间资本已经或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进入金融领域。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0年年底，投资于金融服务业的人数已达到85 086人，民办金融企业达到29 981家，注册资金达到5966亿元。尽管这些民办金融机构多为当铺、保险辅助业务机构、金融信托与管理企业以及担保公司，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融资服务。有的地下金融，即民间借贷客观上也支持了小型或微型企业，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地干，不如让他们公开，更便于监管。要承认，许多非法集资，实际上是被金融垄断逼出来的。
2.多层次，即间接融资以外的直接融资。
——要真正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公平分配上市资源，建立公平高效的股票发行体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股市已经有了二十年历史，但上市漏洞依然很多。不能不使人怀疑中国的股市制度建设效率。今年5月23日凌晨，山东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坠楼身亡，而5月20日刚在中小板上市。个中原委，值得深究。证监部门的不少人行走于官商两界，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
——放开三板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行场外交易。
——放宽债券市场，让更多的民营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或集合债)直接融资。否则，只能逼着企业非法融资。今年4月13日，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自焚身亡。
——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推动民企并购重组。今年1～4月，上海产权交易所民企转让项目挂牌数同比增长70％，金额同比增43％。在企业兼并重组中，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收购占收购总数的70％。
——规范发展PE、VC。阳光私募基金和创投，更适合科技型中小民企。大中华区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国内各类创投公司及投资机构已快速发展到2500家左右，呈“三高”态势：募集资金量高(276亿美元)、投资数量高(103亿美元)、企业市盈率高(平均20多倍)。2010年，中国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的高达491家。然而，PE进入容易退出难，这里难免产生泡沫和风险，需要发展股权基金的二级市场。从2010年起，保险资金已经开闸，社保基金也可有条件用于投资，各地政府引导基金也正待发挥作用。VC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最大的风险是估值过高和半地下状态的管理失控。
在多层次、多种形式的融资方面，北京中关村的科技金融体系值得借鉴推广。据几家媒体介绍，中关村企业融资有十条渠道：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境内外上市、代办股份转让、担保融资、企业债券和信托、并购重组、信用贷款、信用保险与外贸融资、小额贷款等。这种多层次的融资渠道，形成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的对接、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结合、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有机结合。
四、投融资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加强法治
1.党和政府要有用好民间资本的勇气、信心和能力，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投资更要靠民间，转变发展方式也要靠民营经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只能靠我们自己，要靠国内的民间资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格局不合时宜；“宁与友邦，不给家奴”不应重演。要真正相信群众，看到民间确有理财高手。
2.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
全社会的诚信建设，制度建设要从基础工作做起。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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