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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1008-4002(2005)02-0029-05
很荣幸能到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来做讲演。讲经典诠释，我是班门弄斧。不过，跟大家讲一讲真话，谈一谈几十年来我在经典诠释方面的探索和感到的困惑，说不上有什么体会或心得。
本来按照我的研究思路，做完玄学研究以后，就是要研究易学史。在易学史方面，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宋代，我都写了。因吕大吉要我参加一个课题，无法推托，结果花了三、四年时间，一下从中间打断了。我的课题是中国宗教和中国哲学的关系、中国宗教和中国伦理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大家现在热烈讨论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定要从源头上来看中国哲学，现在有人说中国哲学史不应该叫中国哲学史，而应叫中国思想史，或者说中国没有哲学。几十年来我一直反对用西方的模式来看待中国古代文献，所以就追本溯源，写了一篇《夏商周三代宗教》，在《中国哲学》上一次发表出来。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搞三代宗教，而是探索中国哲学的源头。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来和西方哲学的源头比、和印度哲学的源头比。中国哲学本身有一个源头，我用《尚书》、《诗经》这些原典来做解释，实际上就是姜广辉所谓的“经学今诠”，重新解释这些经典。后来写了《春秋思想史论》，分两期在《新哲学》上发表出来，在《文史哲》上也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我的目的是搞一个用中国本土的语言，用中国的话语系统，写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突破”，和希腊、印度相比，具有一种三足鼎立的“合法性”的地位。
后来我写了一个序言，发了点感慨。我现在七十多了，回顾走过的道路，这一辈子不断地画逗号，始终不能画一个句号。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哲学和哲学史、思想和思想史的问题。我问我自己，我搞的是哲学还是哲学史呢？搞了一辈子，无非搞的是哲学史，没有搞哲学。搞思想也是，我们搞的是思想史，不是搞思想。就我来说，我没有哲学，我没有思想。人生的悲哀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悲哀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五十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绝对不要狂妄地想做个哲学家，你只能做一个哲学史工作者、宣传家。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谁想在班上做哲学上的发展，一个个都被批了。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做一个定位。我反复考虑了，我一辈子一直画逗号，不断地画逗号，无非是做一个哲学史家，还不一定做得成哲学史家。
我们现在从学理上说，一个哲学家，他如果离开了哲学史，绝对不能成为哲学家的，因为哲学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你已经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你得把前面的东西读一遍，想一遍，你标新立异，完全反对前人也可以，但是你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诠释得来的。一旦你自己搞出一个哲学体系，成了一个哲学家，马上你就变成了哲学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比如黑格尔，他写了《哲学史讲演录》，那是个哲学史家了，可是他背后有个精神现象学的理论在里头，他就成了哲学家了。这二者是交叉的，哲学史和哲学二者之间绝对不能画出个界限。不然有很多人写了哲学史，就是成不了一个哲学家。那只能怪他——他是“照着讲”，而不是“接着讲”。离开了哲学史来讲是不行的。比如你讲朱熹，讲的就不一定是那么回事。照着讲也还很难，这是个诠释学的问题——离开了诠释学，照着讲也会讲歪了。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不管中外古今，只要你搞哲学，必然是诠释学。搞哲学史是诠释学，搞哲学也是诠释学。
现在有种看法，认为诠释学好像西方才有，中国没有。汤一介说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还要你来建立？中国的经典诠释学从先秦就有了，还要再建立吗？所以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对。中国有中国的诠释学，西方有西方的诠释学，印度有印度的诠释学。每个宗教，如伊斯兰教也有伊斯兰教的诠释学。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诠释学是唯一的进路，逃避不了的。可是，诠释学为什么现在好像突然从西方引进来就时兴了，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利柯、哈贝玛斯等等，很新鲜，好像中国根本就没有。我认为这是搞错了。搞中国哲学的人崇洋媚外的思想比搞西方哲学的人还更多一点。
西方的诠释学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产生，它有它的文化理路，这个理路在我看来，就是在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两极对抗的时候激发出来的。从17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占了上风，实证主义占了上风，就有一批人来反弹，要维护人文的神圣地位和独特性，就有了诠释学。其实，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不是诠释而来的？找找根源，可以一直找到古希腊，它也是通过诠释而来的。如果离开了古代的诠释、经典的诠释，没有这个依据，它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没法成立的。所以，这两派，不管是哪个主义，都是通过诠释而来的。由于西方文化语境逼出诠释学来，诠释学就向哲学的路径发展，这样一来，西方的诠释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就跟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不是一回事了。
而我们古代的诠释，都是一个人先有了自己的诠释思想，然后转化为对某个经典作品的诠释，朱熹的诠释、陆象山的诠释、王夫之的诠释，所有的诠释，每一个诠释家、经学家都有诠释思想，只是有时候没有写出来。汤一介要建立中国的诠释学，无非是想中国有这个学问，和西方平起平坐。中国的诠释学这个提法本身就不行，因为离开了中国的语境。诠释学在西方语境之下是作为一个哲学，维护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关于人文和历史的东西，必须有自己主客合一的理解，不能仅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
在中国，有些人把诠释学的方向给搞歪了。比如说洪汉鼎，我们是难友，熟得很，他搞诠释学，抓住伽达默尔做文章，很好，可是走着走着，就想把它引进中国，在中国建立一个伽达默尔的分店，有没有必要？伽达默尔诠释了什么？看看《真理与方法》，什么也没有诠释。他们争论的不是咱们这个诠释的争论，那是哲学之争。中国的诠释学不是哲学之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没有牵涉到哲学问题，但是诠释经典的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之中，这是可以看出来的。
在中国的语境之下，诠释学实际上是21世纪的世纪之交才提出来的。以前傅伟勋、成中英提了，我没有什么感想，现在我连本体诠释学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用本体诠释学诠释出了什么？傅伟勋讲“创造的诠释”，分了四、五个层次，搞不清，也没有诠释任何东西。诠释学得诠释出内容来才行。台湾的黄俊杰也有同样的问题，中国古代确有诠释学，他把这些作为一个客观的东西来进行学术研究，有什么类型，与西方做比较，他分了三个类型，有的从心路历程里面找体验，如孔子说了一句话对我有体验；有的从政治方面找，经世致用的；有的从里面找护教的、原教旨主义的。这样一来也可以写很多书，不仅把中国对《孟子》的诠释，还把朝鲜、日本、越南、东亚对《孟子》的诠释都做了。也不是说没有成绩，但是我不做这个，没用！写得再好，有黄俊杰的自我吗？为什么要做？
我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利用诠释学，但那个时候还不太懂，伽达默尔的东西我还不太知道。但是中国的东西我熟。我几十年的学术经历着重这两方面的诠释：一个是玄学，一个是《周易》。我诠释玄学就碰到一个问题：《老子》、《庄子》、《周易》、《论语》，所有的玄学家都围绕着这四部书，可是在魏晋的时候居然就诠释出不同的内容来，何晏和王弼不一样，嵇康、阮籍更是不一样，郭象又不一样。都是那几本经典，为什么不一样，最后是个什么问题？是诠释学的问题，还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既然不一样，那么哪个好、哪个坏？哪个高、哪个低？我们作为后人，如何来判断？以《庄子》为例，嵇康、阮籍诠释《庄子》，说“越名教而任自然”，率性而为，以为这才是真庄子。你说他有没有道理？肯定有道理。可是到了郭象那里就不一样，名教和自然要合而为一，自然就是名教，名教就是自然。郭象诠释得有根有据，也很对。那我就问个问题，诠释的目的究竟何在？嵇康、阮籍和郭象诠释《庄子》难道就是为了庄子吗？诠释是不是能够得到本义、真义？诠释是一个开放性的东西，得到的各种结果又根据什么来判断它的高下优劣？
这些问题我一直在困惑中。拿《周易》来说，我首先研究的是王弼的义理派。对王弼义理派的东西我非常佩服，义理那么好，可是难道我就是义理派吗？我何必跟着王弼义理派走到底呢？象数派又如何？我又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象数，发现象数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为什么一部《周易》有的是象数、有的是义理？而且象数、义理中间，根据《四库全书》说的是两派六宗，派别很多，究竟我们现在以何为准？怎么判断高下优劣？我为什么研究它？这些问题我都想不清。于是我就想我还是做学问吧。做学问做到现在，七十多岁了，始终是跟着别人在跑，悲哀。当我做一种历史的诠释的时候，我相信我说别人的东西可以依稀仿佛，没有太走样。但我要不要有自己的价值关怀和文化理念呢？
我做学问的时候最反感顾颉刚那一套，把古代经典的文化理念、价值关怀，都给否定掉了，完全用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来搞人文。如果像顾颉刚那样搞下去，经书都要扔到垃圾堆里去。从那时候开始，整个20世纪都对经典不重视。从五四以来到如今这一百年的时间，是中国经学史上最暗淡的时期。不要以为这是学术现代化的问题。五四以前，你们找一找，有乾嘉学派的，好多经学家，这都不用说了。那些都是经学家，而且他们都在经学史上占有不朽的地位。不管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家，太多了！那么，五四以来有没有呢？顾颉刚？周予同？《论语》没有解释，《孟子》没有解释，《大学》、《中庸》没有解释，《周易》也没有解释，用白话一解，一注，那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们现代在经学方面是一片空白。
可是你们说的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了。从五四以来的一百年历史来看，这既是颠覆性的，也是建构性的，重新树立了经学的权威。儒学是什么？是“意义的信仰”——这是姜广辉说的。这就不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说三道四，不是用某一个标准来衡量是唯物还是唯心，而是一种对话。诠释就是对话，就是理解。我觉得你们的基本预设是好的。什么预设呢？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那个文化的形成。这个东西带有原创性，带有开放性，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绝对不是固定的。经学思想史按照我的理解，应该确立这么一个远大的目标，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是精神的支柱。至于写法，不必太学问化。你们写的是经学思想史，为什么是经学思想史呢？经典固然是古代所形成的，一个字的考证可以写上万字，那是学究，书呆子，没用的。经学思想史就是要写出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我们和经典的关系，是我们要经典，不是经典要我们。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经典要我们来干什么？而我们却需要经典，我们为什么需要经典呢？就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现在要寻找中国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失去的自我，而这个任务就由你们历史所思想史室来承担。一个民族到现在都不敢有自我，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你们研究的古代这些大人物，他们绝对不是经学史家，而是经学家。古代的经学家和经学史家，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经学家有自我，经学史家恰恰经常把自我给忘了。我们现在没有自我，我的悲哀在这个地方。我都七十多岁了，还没有自我，你们年轻，绝对可以找出自我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通过我的诠释，体现我的关怀，体现我的理解，使我整个人走进去。虽然是《老子》，或者是《庄子》，但其中老子、庄子和我心有灵犀，合而为一，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我不是孤立的我，我把老子的生命融入到我的生命中去了。
我从来不敢批判古人，我的文章里面哪一个我都没有批判，都是崇拜、佩服或尊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写的。可是我总是问我自己，我理解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要理解你？王弼和我有什么关系？郭象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那我是为了什么？我感觉，中国的学者和西方的不一样，不敢找自我，不敢提出问题。悲哀！你能够通过经典的解释做一个经学家，那你在经学史上就有你的名字。都要写自己的经典诠释。你们研究的那些古人都是经学家，绝对不是经学史家，都是有自我的。我搞了一辈子就没有自我，写了很多文章，别人说不错，有点道理，可是是别人的。要有个“我”，不容易！古人说要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不用说——我们都是“缺德”之人，立功也谈不上，知识分子要立言，立言是立自己的一家之言，而不是别人之言。
经学家往往“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有人说，康有为不该写《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因为好些都说歪了，不合原义。我现在读一读，确实的，康有为不合原义，可是康有为为什么写这个，什么时候写的？他在戊戌变法以后逃到国外去了，不能作别的事，就写《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他的良苦用心你不知道，这才是用心所在，还是值得读的。你写的东西不合原义也没关系。什么叫原义？为什么要把原义搞出来？原义有什么用？为什么总在原义上争来争去？假问题！所以何必拘泥于个别字句去争论所谓原义呢？什么叫歪曲，什么叫不歪曲？一部《四书》，朱熹搞了以后，王夫之还搞，戴震又搞了个《孟子字义疏证》，你说哪个对？你们这些在座的哪个敢拍胸脯，我也写个《大学新解》、《论语新解》、《孟子新解》？
别的我不敢说，至少通过易学研究，我敢说这句话，古文经学是学院派的，今文经学是政治哲学。今文经学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哪怕杀头，他也要做。他考虑的是现实的问题，经典如何如何，他不管，可以编造，甚至可以搞成谶纬。谶纬是迷信，但其中也有它的时代精神。古文经学的兴起，最重要的背景是党锢之祸，郑玄、何休、荀爽等，有一大批人，汉代不让谈政治，没有办法，只好钻到学院派里搞哲学。郑玄搞三礼，和今文经学比，没有什么大用。京房的易学是今文经学，从易学本身来说，和原义根本不合，可是京房利用他的易学在汉元帝时进行政治改革，结果被杀头了，他是政治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是以经典的本义为标准，还是以经学家本人的价值取向与时代课题为标准？真正的经学家应该是时代的代言人，这是最重要的。我总是佩服别人，因为我没有自我，我不是时代的代言人。过去的经学家都有自我，虎虎有生气。
就宋代的易学讲，我一直研究到朱熹，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做法。比如欧阳修、司马光、邵雍、苏东坡，各有各的价值取向。我的取向是什么呢？有些人我佩服，但是我做不来，有些人我既不佩服也不想做，有些人和我的性情相投。我佩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邵雍，他有一个安乐窝，在安乐窝里头研究他的《周易》。我佩服他不是他学问做得好，就佩服他有个安乐窝，我到现在一辈子都没有安乐窝。还有苏东坡，我喜欢他。通过研究《东坡易传》，我才真正认识了苏东坡这个人。以前只知道他多么潇洒、旷达，其实他也有内在的苦闷，内在的矛盾不能解决。他把这些都集中写在《东坡易传》里了，通过它我才知道《易传》居然有这么丰富的内涵。
《中庸》中也有丰富的内涵，比如我们读《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三句话。我想问大家，你们对这三句话有没有自己的解释？“天命之谓性”这句话在先秦是没有问题的，两汉不太关注，也不把它当问题。可是我确实发现唐代的人读不懂这三句话，特别是“天命之谓性”，刘禹锡读不懂，柳宗元读不懂，李翱读不懂，韩愈是不是读懂了？难说。为什么？因为当时受到佛教的冲击，儒学打了败仗，儒学没有形上学，没有心性之学，就读不懂“天命之谓性”。刘禹锡公开说了，要把《中庸》读懂，必须读佛教般若学、读《金刚经》。到了宋代的时候，张载本来想要去经世致用，但范仲淹说劝他读《中庸》，张载读了一、二十年没有读懂，出入佛老数十年，后来反求于《六经》而得之。找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就这么艰难。我佩服古时候的人，他们有这个意图，有这个愿望。惟独我们现在喜欢找一个依附的对象，我依附于你，我就得到一种安全感，就是没有自己的寻求。有些人找到康德，有些人找到黑格尔，好像找到以后可以不要自我。我看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写的《逃避自由》，给你自由，你还逃避它。弗洛姆用逃避自由来解释为什么希特勒能够在德国得势。当时德国已经推翻了帝制，实行了民主，魏玛共和。魏玛共和给予德国人一些自由，德国人不要，而要逃避，非得找一个希特勒。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一百多年来，逃避自由，但是有些人要找。我经常要引用王国维的两句话，“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学者碰到的矛盾。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难道不爱吗？绝对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爱心。但是中国的传统拿到世界的格局中间，拿理性的标准来衡量，不可信。它有合理性吗？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孔子的“学而时习之”，这些和现代化格格不入，不可信。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两个矛盾中不断地摇摆。
少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保持一种敬爱之心，但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采取的却是那么一种态度，什么虚伪、荒诞、烦琐、反动等等，用这些词来批判传统文化，而且还是精英分子说的话。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对我们的前辈是尊重的。但是我们要与时俱进，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为什么要搞经典诠释学？为什么要读经？因为经就是我。从经典里面找到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和经典构成一个“视界的融合”。如果我能够体现某种时代精神，那我在经学史上就留下了我的名字。现在经学史上不会有我的名字了，你们大概会有。我的意思是不要做经学史家，应该立志去做经学家。一个民族的经典不会太多，中国是五经，西方是圣经。应该抱一种神圣的态度去对待经典，但问题是要切合现代，进行一种转化。所有的经典都必须要转化，现代转化。古人的东西现代人读不懂，需要我们转化，让现代人也能够把它当作经典。
我现在对我自己真是很不满意。我最集中精力研究的一个是玄学，一个是《周易》。最近北大把我过去写的关于玄学的文字收集起来，出了一本《魏晋玄学史》。还有一本《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是易学的诠释，也是个有关诠释的问题。我尽量用诠释学让自己和古人对话，和你们走的是一条路。虽然是一条路，但见仁见智可以不同。研究到后来，我内心发牢骚：为什么总是诠释别人？你自己怎么办？你有你自己吗？我现在来日无多了，究竟做什么事？本来想要顺着我的《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还有关于战国时期诠释传统来搞一个先秦哲学，建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可是我现在不做了，也做不好。要解释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必须从历史上解释，要找很多材料。后来我想了一个事，还有点意思——《周易六十四卦今解》，就是六十四卦“余”解。古人的一概不管，《周易》注我，我注《周易》，不做任何的考证，你也不要说我这么说有没有来历，完全用现在中学生都能看懂的语言把它解释出来。解释出来以后有没有市场，有没有销路，我试验了一下，结果市场行情还不错。我的《乾卦解读》在台湾发表了，一个乾卦讲了一万三千字，我征求别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有现代性、现代色彩，让人有飞龙在天的感觉。现在只是一个乾卦，等六十四卦都解释出来以后，我在经学史至少在易学史上可以书上一笔。
我们现在应该做这样的事，我深有体会。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和过去大不一样了。社会上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对于怎样做一个中国人，有一种内在的需要。我们要把传统解释得人人听得懂，鼓舞他们。不要做学究，特别不要做经学史家，去说别人的话，要把“我”带进去。这种解释绝对是多元的，一部经典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不同的解释，只要你的解释能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效益，那么人生在世也就没有枉来一次。那就不是画逗号，是画句号了。
收稿日期：200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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